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挪威的司法系统中，惩罚的目的不是报复，而是要让犯人学会靠自己的理智抑制犯罪意图，最终得以稳健地和社会接轨
2011年7月22日15时，32岁的挪威人布雷维克在引爆挪威奥斯陆市中心的政府办公大楼之后，登陆奥斯陆西边的于特岛向正在参加青年团活动的人群开枪射击，共计77人死亡，96人受伤。今年8月24日，挪威法庭判处其入狱二十一年。只有在二十一年刑满后被认为仍旧对社会构成威胁，刑期才有可能延长。
布雷维克制造的两起爆炸和枪击事件，被媒体称为是挪威自二战以来发生的最为恶劣的屠杀事件。但自二战起，挪威也再没有对任何人执行过死刑。
挪威：废除死刑已百年
早在1902年，挪威颁布的《一般公民刑法典》中，死亡即不包括之内。
受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的影响,1814年开始起草的挪威宪法在第96条就规定：“除非刑事成文法之规定,对任何人不得宣告有罪和处以刑罚。”1815年推出的临时法令废除了早已过时的国王克雷斯蒂安五世法典（Code of ChristianV）中野蛮的刑罚方式，只有斩首和枪毙两种经过授权得以在新刑法典中保留。而受刑的对象，仅仅规定在“有预谋”或“手段极其残忍”的杀人犯。
挪威现行的刑法典是1902年5月22日第10号令《一般公民刑法典》以及随后的一些补充。作为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重要权利的刑法典，法典第二章中即规定，普通刑罚的种类仅包括“监禁、拘留、社区服务和罚金”，第17条还规定“特别规定的情形下，不得超过二十一年”。1940年6月10日，纳粹占领挪威，并于1942年9月由吉斯林政权（Vidkun Quisling’s regime）重新推出死刑，共400名挪威人被处决。直到1948年8月28日，大学教授拉格·斯堪斯克因与纳粹的关系，成为被执行死刑的最后一个二战罪犯。
二战结束之后，在1948年起草的《世界人权宣言》和1950年起草的《欧洲人权公约》等主张切实保护人权的一系列国际公约影响下，废除死刑逐渐成为世界潮流。尽管此前，世界上仅有7个国家废除了死刑，但到1977年，废除死刑的国家已有16个。除联合国及其有关机构在废除死刑问题上的日益鲜明的态度以外，欧洲理事会（The European Council，又称为欧盟首脑会议）最为突出。
1982年，欧洲理事会通过《欧洲人权公约第六议定书》，其中第一条即明确规定“废除死刑；任何人不得被判处这种刑罚或执行死刑”。1988年，挪威签署该协议，并禁止在和平时期使用死刑，这与挪威国内最后一次执行死刑已过了整整40年。
刑罚是为了塑造“好人”
改造已定罪的重罪犯，是挪威刑事司法系统的核心所在，也是被英国广播公司（BBC）称之为整个欧洲社会最进步的理念之一。理论上来说，在挪威的司法系统中，惩罚的目的不是报复，而是改造和创造更多有生产力的社会成员。其最终目的是要让犯人学会靠自己的理智抑制犯罪意图，最终得以稳健地和社会接轨。这是以预防与矫正为终极目的的刑事政策，而不只是进行消极惩罚，而这在当今世界已成主流。
在这样的政策之下，刑罚的目的是要让犯人学会靠自己的理智抑制犯罪意图，法院则是让犯人逐步取得较大程度的自由，引导其稳健地和社会接轨。通常而言，挪威的犯人都需要在高防卫级别的监狱开始服刑，服完部分刑期，便由法院和监狱共同衡量他们是否可以转入较低防卫级别的监狱。这种类型的监狱更注重通过各种形式提供与外界接触的机会，比如请假外出、探视安排以及灵活性的控制措施等。最后，通过考核的犯人将到达“过渡训练所”，在生活、工作和社会技能等方面进行培训，是犯人通向自由之路的最后一站。只有通过一道道缓冲过程的训练，挪威法院也才有信心让其回归正常的社会。
在挪威，只有少数杀人凶手会服刑超过十四年。即使是那些受到最高处罚的囚犯，最后也会在服完三分之二的刑期之后被释放，很多人还会在三分之一的刑期后得到周末假释的机会。因而，挪威囚犯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在欧洲国家中是最小的，每10万个挪威人中仅有66人是囚犯。相比而言，截至2005年，每10万个中国人中，即有523人在各级监狱坐牢，仅次于美国同期10万人中724人坐牢的比例。
挪威监狱大多人数较少、环境优雅，是希望能够减小犯人出狱后因不适应社会而导致的再次犯罪的几率。不仅人数少，拥有良好环境的监狱甚至已成为闻名世界的景点。著名的哈尔登监狱仅为250名囚犯（多为杀人犯和强奸犯）盖牢房，就耗资2.8亿美金，监狱的生活区明亮通透，并设置了近一半的女性守卫，以便“营造一个侵略性较小的氛围”。出于同样的原因，防守们并不佩戴武器。“宽松”的环境和与真实社会相似的环境能够减少犯人出狱后的不适应或难以融入，避免增加再次犯罪的几率。对此，该监狱教员曾解释道：“在狱中，完全不需要苛刻的监狱环境，只用剥夺某人一段时间的人身自由，就已是足够的惩罚了。”
不过，当犯人有重复犯罪危险时，挪威法院会根据完善的“预防性措施”，延长其拘押时间。1902年挪威废除了死刑制度，随后又废弃了终身监禁，并称这种刑罚制度“过于极端”。在《一般公民刑法典》中，为了弥补单一刑事制裁方法的不足，以及避免使之陷入消极惩罚和事后补救，还额外对“预防性措施”有所规定。第二章第39节即称：“罪人自身状况表明其有重复实施犯罪行为的危险时，为了预防的需要，法庭可以决定要求检察官……羁押犯罪人。”
根据2002年挪威新修改的法律，对于刑满后的重刑犯，可依“预防性拘留”制度，申请延长拘押5年，次数不限——这可能导致终身监禁。对于制造了挪威二战后遭受的最大规模袭击案的布雷维克来说，多数学者都倾向于认为他将很难得到减刑的机会，并很有可能“在监狱中度过余生”，但从“预防性拘留”制度设立到目前为止，挪威从未给任何一位犯人延长过拘押时间。对此，欧洲理事曾公开称：“将一个人在无望获释的情况下终身监禁是不人道的……这与使罪犯重新融入社会的理念相矛盾。”
杀人偿命是报复不是正义 枪击案结束后，挪威首相延斯·斯托尔滕贝格称：“我们的回答是更加民主，更加开放，更加富有人性，但再也不会那么天真。”在挪威，死刑的废除更多来自于公共的共识和对受害者家属的保护。
在挪威，任何遭受犯罪侵害，或者因暴力犯罪遭受损失的被害人以及死亡时的近亲属，都有权提出并获得国家补偿。根据挪威2004年至2005年度的《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从2001年7月1日开始，补偿金额最高不超过国家保险基准费率的20倍，即100万克朗（约合119万人民币）。
除国家补偿之外，心理重建也是保护受害者家属的重要部分：除非受害者亲友愿意，否则没有哪个人或者媒体都能去采访他们，并询问“现在有什么感觉·”“会不会原谅·”等问题，这不仅是媒体的自律，更是整个社会共同维护和遵循的准则：受害者亲人能够尽快恢复平静、正常的生活，要比一再请他们复述当年的心痛更能形成一种社会性的保护。
在枪击案发生不到一年，挪威出版社“Cappel Damme”便出版了《心脏碰石头》一书，该书由22岁的于特岛枪击案幸存者艾德里安与一名收集该事件目击者口述的记者合作撰写。书中记录了一位15岁的小男孩，他在与父母通电话后不久便遭枪杀。然而，由于小男孩的父母在该书出版后声称并没有授权艾德里安使用电话交谈的片段，随后该出版社便公开表示：“根据小男孩亲属的意愿，撤回市面上约1500本的书。”作者也将把男孩的名字和相关情节从文中删除之后，再发行新版本的书。
并且，75%的挪威民众“反对死刑”，认为“杀人偿命”，“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是原始社会的复仇观而非正义。枪击案发生后，《挪威日报》（Dagbladet）在其网站相关报道所链接的一项关于“你如何看待死刑”的调查中却显示，40390人参与投票，反对死刑的高达29935人（74％），截至2011年10月8日，支持死刑与反对死刑的比例分别是16%和68%。“给予罪犯改变的机会”在今天的挪威具有很高的共识，有挪威民众解释称：“我们对这个‘疯子’的态度，是给予更多的民主、宽容和爱，这些价值观正是布雷维克想要破坏的。”
相对而言，类似“杀人偿命”，“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报复性理念在法理中消失了近百年。在古巴比伦《汉莫拉比法典》和古罗马《十二铜表法》中体现出的“同态复仇”，即受害者给对方以同等的报复的做法，被认为是缺乏正义的体现。司法正义和实体的正义并不一样。如果执行死刑，司法程序就结束了，但正义是否实现却未必。这也同样成为挪威“以预防与矫正为终极目的”的刑事政策的基础。
“死刑废除”无法回头
世界各国民意对待死刑的态度都在不断变化，但并不完全与国家是否“废除死刑”相关。
美国犯罪学家和刑事司法专家齐姆林在《美国死刑悖论》中描述，关于死刑的民意（public opinion）向来都是复杂且矛盾的，公众对死刑的态度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2006年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的论文《遏止犯罪、生命价值与死刑：台湾民众对废除死刑的态度》同样显示：对死刑是否具有扼止重大犯罪作用以及是否认为生命是尊贵的，以及监狱是否具有感化、教育的功能，都是影响民众对死刑态度的重大因素。
例如，在1972年的美国费尔曼案（Furman）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提出关于死刑的合法性存在疑问的观点，使得公民对死刑的支持态度随之增加到三分之二。根据盖洛普民意测验，20世纪80年代对死刑支持多呈上升趋势，在世纪之交又下降到65%。与之相反，早在1965年即废除死刑的英国在1975年民意测验时，依旧有82%的公众赞成死刑；而当法国议会于1981年10月9日通过法案宣布在法国废除死刑，并签署了所有关于废除死刑的国际承诺并将其列入宪法时，高达62%的民众持反对意见，最终依旧没能扭转。
实际上，死刑在欧洲国家，已成为上升至宪法及对外政策问题，并不会因犯罪率的上升而改变。与挪威将免除死刑从刑法典上升至宪法相同，欧洲的死刑大体都是从刑事司法问题转变成为政府权力的宪法性限制问题的。因而，不论发生任何事情，各国在政府会议中都能够免于探讨重新采用死刑的问题。
根据2011年，意大利贝加莫大学及那不勒斯大学的数位学者合作撰写的《论欧洲和美国的犯罪率：解读“不幸的逆转”》，在1970年至2010年间，欧洲的犯罪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而美国却处于下降的状态。尽管如此，仍旧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犯罪率的上升、监狱数量缺乏造成的困扰会波及各国的死刑问题。
【√】哈尔登监狱
哈尔登监狱正式启用于2010年4月8日。挪威政府为修建这座国家级监狱耗资了13亿挪威克朗（约14.4亿人民币），建造了整整10年时间。监狱坐落在挪威东部，离瑞典边界不远的一个名叫哈尔登的社区（Halden Kommune）, 监狱占地面积是30万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是27500平方米。仅用于室内设计装饰的艺术品就花费了600多万挪威克朗（约700万人民币）。现在，这座国家监狱成了哈尔登社区的象征。
许多参观过该监狱的人们感慨地说，除去围墙，人们会认为这是一所大学或养老院，绝不会想到这是一座监狱。有人认为如此豪华的监狱有点太过分。也许是挪威更强调人道、人文和建设性的刑罚制度，对囚犯不是以惩罚为目的而是着重于其良知的恢复和对社会的感恩。
哈尔登的建筑师保留了450多亩的树林，以遮盖环绕在四周的6米多高的围墙，减少身在牢狱的感觉，用一个建筑师的话说就是，“让每一个囚犯都能看到季节的变化。”长椅和石棋盘点缀在这条慢跑步道边。
在挪威，即使罪名是谋杀，最高刑罚也不过是二十一年。由于大多数犯人最终将重返社会，监狱尽量让他们的生活环境和外界一样，好让他们为自由做好准备。一间两室的客房，可供犯人招待来访的家属过夜，包括一间夫妻房。
哈尔登监狱里还有一个拥有专业混音板的录音棚。内部的音乐老师称犯人为“学生”，而不是“犯人”，犯人使用钢琴、吉他和手鼓等乐器都是免费的。哈尔登狱警合唱团的三名成员最近参与了挪威版的“美国偶像”比赛。他们希望在今年晚些时候推出监狱的第一部音乐剧——主演全部是犯人。
为了减轻被监禁时的心理压力，监狱的规划者在绘画、摄影、灯光设施上花费了大约100万美元。官员们希望这些艺术作品与其他创造性活动——如绘画课程和木艺工作坊一起，能让犯人感到“被重视的感觉”。
2011年7月22日15时，32岁的挪威人布雷维克在引爆挪威奥斯陆市中心的政府办公大楼之后，登陆奥斯陆西边的于特岛向正在参加青年团活动的人群开枪射击，共计77人死亡，96人受伤。今年8月24日，挪威法庭判处其入狱二十一年。只有在二十一年刑满后被认为仍旧对社会构成威胁，刑期才有可能延长。
布雷维克制造的两起爆炸和枪击事件，被媒体称为是挪威自二战以来发生的最为恶劣的屠杀事件。但自二战起，挪威也再没有对任何人执行过死刑。
挪威：废除死刑已百年
早在1902年，挪威颁布的《一般公民刑法典》中，死亡即不包括之内。
受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的影响,1814年开始起草的挪威宪法在第96条就规定：“除非刑事成文法之规定,对任何人不得宣告有罪和处以刑罚。”1815年推出的临时法令废除了早已过时的国王克雷斯蒂安五世法典（Code of ChristianV）中野蛮的刑罚方式，只有斩首和枪毙两种经过授权得以在新刑法典中保留。而受刑的对象，仅仅规定在“有预谋”或“手段极其残忍”的杀人犯。
挪威现行的刑法典是1902年5月22日第10号令《一般公民刑法典》以及随后的一些补充。作为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重要权利的刑法典，法典第二章中即规定，普通刑罚的种类仅包括“监禁、拘留、社区服务和罚金”，第17条还规定“特别规定的情形下，不得超过二十一年”。1940年6月10日，纳粹占领挪威，并于1942年9月由吉斯林政权（Vidkun Quisling’s regime）重新推出死刑，共400名挪威人被处决。直到1948年8月28日，大学教授拉格·斯堪斯克因与纳粹的关系，成为被执行死刑的最后一个二战罪犯。
二战结束之后，在1948年起草的《世界人权宣言》和1950年起草的《欧洲人权公约》等主张切实保护人权的一系列国际公约影响下，废除死刑逐渐成为世界潮流。尽管此前，世界上仅有7个国家废除了死刑，但到1977年，废除死刑的国家已有16个。除联合国及其有关机构在废除死刑问题上的日益鲜明的态度以外，欧洲理事会（The European Council，又称为欧盟首脑会议）最为突出。
1982年，欧洲理事会通过《欧洲人权公约第六议定书》，其中第一条即明确规定“废除死刑；任何人不得被判处这种刑罚或执行死刑”。1988年，挪威签署该协议，并禁止在和平时期使用死刑，这与挪威国内最后一次执行死刑已过了整整40年。
刑罚是为了塑造“好人”
改造已定罪的重罪犯，是挪威刑事司法系统的核心所在，也是被英国广播公司（BBC）称之为整个欧洲社会最进步的理念之一。理论上来说，在挪威的司法系统中，惩罚的目的不是报复，而是改造和创造更多有生产力的社会成员。其最终目的是要让犯人学会靠自己的理智抑制犯罪意图，最终得以稳健地和社会接轨。这是以预防与矫正为终极目的的刑事政策，而不只是进行消极惩罚，而这在当今世界已成主流。
在这样的政策之下，刑罚的目的是要让犯人学会靠自己的理智抑制犯罪意图，法院则是让犯人逐步取得较大程度的自由，引导其稳健地和社会接轨。通常而言，挪威的犯人都需要在高防卫级别的监狱开始服刑，服完部分刑期，便由法院和监狱共同衡量他们是否可以转入较低防卫级别的监狱。这种类型的监狱更注重通过各种形式提供与外界接触的机会，比如请假外出、探视安排以及灵活性的控制措施等。最后，通过考核的犯人将到达“过渡训练所”，在生活、工作和社会技能等方面进行培训，是犯人通向自由之路的最后一站。只有通过一道道缓冲过程的训练，挪威法院也才有信心让其回归正常的社会。
在挪威，只有少数杀人凶手会服刑超过十四年。即使是那些受到最高处罚的囚犯，最后也会在服完三分之二的刑期之后被释放，很多人还会在三分之一的刑期后得到周末假释的机会。因而，挪威囚犯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在欧洲国家中是最小的，每10万个挪威人中仅有66人是囚犯。相比而言，截至2005年，每10万个中国人中，即有523人在各级监狱坐牢，仅次于美国同期10万人中724人坐牢的比例。
挪威监狱大多人数较少、环境优雅，是希望能够减小犯人出狱后因不适应社会而导致的再次犯罪的几率。不仅人数少，拥有良好环境的监狱甚至已成为闻名世界的景点。著名的哈尔登监狱仅为250名囚犯（多为杀人犯和强奸犯）盖牢房，就耗资2.8亿美金，监狱的生活区明亮通透，并设置了近一半的女性守卫，以便“营造一个侵略性较小的氛围”。出于同样的原因，防守们并不佩戴武器。“宽松”的环境和与真实社会相似的环境能够减少犯人出狱后的不适应或难以融入，避免增加再次犯罪的几率。对此，该监狱教员曾解释道：“在狱中，完全不需要苛刻的监狱环境，只用剥夺某人一段时间的人身自由，就已是足够的惩罚了。”
不过，当犯人有重复犯罪危险时，挪威法院会根据完善的“预防性措施”，延长其拘押时间。1902年挪威废除了死刑制度，随后又废弃了终身监禁，并称这种刑罚制度“过于极端”。在《一般公民刑法典》中，为了弥补单一刑事制裁方法的不足，以及避免使之陷入消极惩罚和事后补救，还额外对“预防性措施”有所规定。第二章第39节即称：“罪人自身状况表明其有重复实施犯罪行为的危险时，为了预防的需要，法庭可以决定要求检察官……羁押犯罪人。”
根据2002年挪威新修改的法律，对于刑满后的重刑犯，可依“预防性拘留”制度，申请延长拘押5年，次数不限——这可能导致终身监禁。对于制造了挪威二战后遭受的最大规模袭击案的布雷维克来说，多数学者都倾向于认为他将很难得到减刑的机会，并很有可能“在监狱中度过余生”，但从“预防性拘留”制度设立到目前为止，挪威从未给任何一位犯人延长过拘押时间。对此，欧洲理事曾公开称：“将一个人在无望获释的情况下终身监禁是不人道的……这与使罪犯重新融入社会的理念相矛盾。”
杀人偿命是报复不是正义 枪击案结束后，挪威首相延斯·斯托尔滕贝格称：“我们的回答是更加民主，更加开放，更加富有人性，但再也不会那么天真。”在挪威，死刑的废除更多来自于公共的共识和对受害者家属的保护。
在挪威，任何遭受犯罪侵害，或者因暴力犯罪遭受损失的被害人以及死亡时的近亲属，都有权提出并获得国家补偿。根据挪威2004年至2005年度的《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从2001年7月1日开始，补偿金额最高不超过国家保险基准费率的20倍，即100万克朗（约合119万人民币）。
除国家补偿之外，心理重建也是保护受害者家属的重要部分：除非受害者亲友愿意，否则没有哪个人或者媒体都能去采访他们，并询问“现在有什么感觉·”“会不会原谅·”等问题，这不仅是媒体的自律，更是整个社会共同维护和遵循的准则：受害者亲人能够尽快恢复平静、正常的生活，要比一再请他们复述当年的心痛更能形成一种社会性的保护。
在枪击案发生不到一年，挪威出版社“Cappel Damme”便出版了《心脏碰石头》一书，该书由22岁的于特岛枪击案幸存者艾德里安与一名收集该事件目击者口述的记者合作撰写。书中记录了一位15岁的小男孩，他在与父母通电话后不久便遭枪杀。然而，由于小男孩的父母在该书出版后声称并没有授权艾德里安使用电话交谈的片段，随后该出版社便公开表示：“根据小男孩亲属的意愿，撤回市面上约1500本的书。”作者也将把男孩的名字和相关情节从文中删除之后，再发行新版本的书。
并且，75%的挪威民众“反对死刑”，认为“杀人偿命”，“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是原始社会的复仇观而非正义。枪击案发生后，《挪威日报》（Dagbladet）在其网站相关报道所链接的一项关于“你如何看待死刑”的调查中却显示，40390人参与投票，反对死刑的高达29935人（74％），截至2011年10月8日，支持死刑与反对死刑的比例分别是16%和68%。“给予罪犯改变的机会”在今天的挪威具有很高的共识，有挪威民众解释称：“我们对这个‘疯子’的态度，是给予更多的民主、宽容和爱，这些价值观正是布雷维克想要破坏的。”
相对而言，类似“杀人偿命”，“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报复性理念在法理中消失了近百年。在古巴比伦《汉莫拉比法典》和古罗马《十二铜表法》中体现出的“同态复仇”，即受害者给对方以同等的报复的做法，被认为是缺乏正义的体现。司法正义和实体的正义并不一样。如果执行死刑，司法程序就结束了，但正义是否实现却未必。这也同样成为挪威“以预防与矫正为终极目的”的刑事政策的基础。
“死刑废除”无法回头
世界各国民意对待死刑的态度都在不断变化，但并不完全与国家是否“废除死刑”相关。
美国犯罪学家和刑事司法专家齐姆林在《美国死刑悖论》中描述，关于死刑的民意（public opinion）向来都是复杂且矛盾的，公众对死刑的态度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2006年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的论文《遏止犯罪、生命价值与死刑：台湾民众对废除死刑的态度》同样显示：对死刑是否具有扼止重大犯罪作用以及是否认为生命是尊贵的，以及监狱是否具有感化、教育的功能，都是影响民众对死刑态度的重大因素。
例如，在1972年的美国费尔曼案（Furman）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提出关于死刑的合法性存在疑问的观点，使得公民对死刑的支持态度随之增加到三分之二。根据盖洛普民意测验，20世纪80年代对死刑支持多呈上升趋势，在世纪之交又下降到65%。与之相反，早在1965年即废除死刑的英国在1975年民意测验时，依旧有82%的公众赞成死刑；而当法国议会于1981年10月9日通过法案宣布在法国废除死刑，并签署了所有关于废除死刑的国际承诺并将其列入宪法时，高达62%的民众持反对意见，最终依旧没能扭转。
实际上，死刑在欧洲国家，已成为上升至宪法及对外政策问题，并不会因犯罪率的上升而改变。与挪威将免除死刑从刑法典上升至宪法相同，欧洲的死刑大体都是从刑事司法问题转变成为政府权力的宪法性限制问题的。因而，不论发生任何事情，各国在政府会议中都能够免于探讨重新采用死刑的问题。
根据2011年，意大利贝加莫大学及那不勒斯大学的数位学者合作撰写的《论欧洲和美国的犯罪率：解读“不幸的逆转”》，在1970年至2010年间，欧洲的犯罪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而美国却处于下降的状态。尽管如此，仍旧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犯罪率的上升、监狱数量缺乏造成的困扰会波及各国的死刑问题。
【√】哈尔登监狱
哈尔登监狱正式启用于2010年4月8日。挪威政府为修建这座国家级监狱耗资了13亿挪威克朗（约14.4亿人民币），建造了整整10年时间。监狱坐落在挪威东部，离瑞典边界不远的一个名叫哈尔登的社区（Halden Kommune）, 监狱占地面积是30万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是27500平方米。仅用于室内设计装饰的艺术品就花费了600多万挪威克朗（约700万人民币）。现在，这座国家监狱成了哈尔登社区的象征。
许多参观过该监狱的人们感慨地说，除去围墙，人们会认为这是一所大学或养老院，绝不会想到这是一座监狱。有人认为如此豪华的监狱有点太过分。也许是挪威更强调人道、人文和建设性的刑罚制度，对囚犯不是以惩罚为目的而是着重于其良知的恢复和对社会的感恩。
哈尔登的建筑师保留了450多亩的树林，以遮盖环绕在四周的6米多高的围墙，减少身在牢狱的感觉，用一个建筑师的话说就是，“让每一个囚犯都能看到季节的变化。”长椅和石棋盘点缀在这条慢跑步道边。
在挪威，即使罪名是谋杀，最高刑罚也不过是二十一年。由于大多数犯人最终将重返社会，监狱尽量让他们的生活环境和外界一样，好让他们为自由做好准备。一间两室的客房，可供犯人招待来访的家属过夜，包括一间夫妻房。
哈尔登监狱里还有一个拥有专业混音板的录音棚。内部的音乐老师称犯人为“学生”，而不是“犯人”，犯人使用钢琴、吉他和手鼓等乐器都是免费的。哈尔登狱警合唱团的三名成员最近参与了挪威版的“美国偶像”比赛。他们希望在今年晚些时候推出监狱的第一部音乐剧——主演全部是犯人。
为了减轻被监禁时的心理压力，监狱的规划者在绘画、摄影、灯光设施上花费了大约100万美元。官员们希望这些艺术作品与其他创造性活动——如绘画课程和木艺工作坊一起，能让犯人感到“被重视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