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49年1月10日,国民党杜聿明集团30万大军被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全部歼灭,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被活捉,第二兵团中将司令官邱清泉被击毙。但是,查遍所有的俘虏,却不见第十三兵团中将司令官李弥的身影,真所谓“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那么,李弥究竟到哪里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才知道李弥已经逃回了国民党统治区,并且受到了蒋介石的召见,奉命组建新的第十三兵团,又东山再起了。
李弥究竟有什么能耐,竟然能够从解放军几十万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逃出淮海战场呢?
李弥与杜聿明、邱清泉面和心不和,各打各的算盘
1948年11月30日,杜聿明率邱清泉的第二兵团、李弥的第十三兵团、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匆匆忙忙逃离徐州城,向西南方向的河南永城“转进”。
从各个方向追击而来的华东野战军,对杜聿明集团实施猛攻猛打。12月7日,杜聿明得到报告,第十六兵团所属的第四十一军和四十七军已被解放军歼灭,第十六兵团中将司令官孙元良不知去向。
李弥所率的第十三兵团三个军同样受到解放军的猛烈攻击。李弥气急败坏,下令枪毙了一个弃守阵地的团长,仍未能稳住阵脚。他埋怨杜聿明不公道,有私心,老把掩护任务交给他的兵团,以致一再被动挨打,而把抢占村庄的任务交给了自己的嫡系第二兵团(杜聿明曾兼任第二兵团司令官)。李弥认为第二兵团可以抢到老百姓的粮食充饥,而自己的兵团却只有挨饿的份儿。
其实,在撤离徐州时,李弥就暗暗下定决心不与杜聿明、邱清泉联系,率十三兵团撤向涡阳、蒙城。他私下对第九军副军长李荩宣说:“不要同他们(指杜聿明、邱清泉)主力兵团粘连一起。兵团越大越不易行动。粘着主力兵团,一有情况,大家就会牵连着走不了了。如果他们冲不出去,我们冲出去了,那我们就成功了。”所以在撤退途中,李弥一直有意不跟杜聿明联系。
那期间,杜聿明也一直对李弥有看法。一次,杜聿明在电话中斥责李弥为什么不与总部联系。李弥则谎称:“途中曾与总部用无线电联系,可是总联系不上。”杜聿明又斥责李弥没有按照他的命令行动。李弥则推托说没有收到杜的命令。杜聿明内心不悦,却也拿李弥没有办法。
李弥对杜聿明不满的起因是,不久前增援黄百韬兵团时杜聿明指挥不当,导致他的第十三兵团损兵折将。逃离徐州后,在李石林地区的战斗中,李弥听从杜聿明的指挥,一下子就损失了三个半团的兵力。李弥更对杜聿明增加了离心力,更深感有保存实力的必要。
逃到一个名叫青龙集的村子后,李弥盘点了一下手中的兵力:4个团被解放军全歼,4个团大部分被歼,大炮、战车及其他武器装备和给养损失很多。他概括了自己兵团的处境为“四个不”,即:冲不出、守不住、攻不动、援不到,情势危殆。
当时,李弥的十三兵团、邱清泉的第二兵团和徐州“剿总”总部及直属部队,被包围于河南永城的陈官庄地区。在方圆不过一二十华里、只有大大小小几十个村庄的弹丸之地,一下子涌进了国民党30万大军,吃饭问题成了第一等大事。
李弥兵团和邱清泉兵团为了争夺粮食,常常闹得不可开交,甚至发生了多起火并。杜聿明在他的回忆录《淮海战役始末》中说:“……飞机怕被解放军打落,飞得很高,投的粮食到处飘落,各部官兵如同饿狼一样到处奔跑,冲击抢粮。有的互相冲突,械斗残杀。有的丢开阵地去抢粮,指挥部也无法维持。空投场收集起来的粮食为数甚少,分到各部队,每日都不得一饱。特别是(李弥)十三兵团方面,无散粮可抢,怨声鼎沸,骂我对邱兵团有私心。同时,我和邱清泉的对空电台坏了,由第七十四军电台指挥。大家认为电台指挥不公,尽将粮食投到该军驻地内,纷纷指责。当晚(12月29日)我令两兵团整顿纪律,电请以后分别投送,并令七十四军电台移到空投场指挥。但(军长)邱维达坚决不肯,矛盾无法解决。30日投粮,邱兵团方面较好转,李弥兵团方面全被官兵抢光。到晚上李弥无粮给第一线部队分配,由邱兵团方面拨了数百包接济。李弥坚决要求仍由指挥部统一接收分配,并派一个副司令官在空投场监督分配。由于投散过多,收起的粮食仍不能使官兵充饥……”
李弥则大发牢骚,说:“邱兵团在前面不打,我们兵团在后头担任掩护光挨打;邱兵团粮食吃不完,我兵团光挨饿……”
为了平息李弥的愤怒,杜聿明不得不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适当调整部队驻地等,但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李弥与杜、邱之间的矛盾。
李弥虽属“黄埔系”,但蒋介石却在背后打听:“李弥这个人怎么样?可靠吗?”
李弥1926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杜聿明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邱清泉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二期。他们三人同属于“黄埔系”,按说都是“天子门生”,都是蒋介石的嫡系。但是李弥取得蒋介石的完全信任,走的路要比杜、邱更长一些,也更为曲折一些。
李弥是云南盈江县人,祖籍腾冲县,22岁那年进入滇军第七师当勤务兵。因有一定文化,又好学上进,勤奋肯干,得到师长李根云的赏识,被提拔当了副官。不久后,又被他的云南老乡、韶关督办顾问袁恩赐收为义子,还被保送进了黄埔军校深造。
李弥从黄埔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南昌的朱培德部,在朱德任团长的军官教导团当排长。朱德曾多次与李弥谈话,讲形势,讲革命前途,讲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启发引导李弥走有利于人民的革命之路。也许,李弥的这段经历,招致了蒋介石很长时间对他的怀疑和不信任。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时,李弥没有参加,从南昌跑到上海、南京,后来又到了四川,在川军中当过特派员、营长、副团长。再后来李弥又随部队到江西参加对红军的“围剿”,当过团长、瑞昌县县长、宁都保安副司令兼保安十六团团长等职。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弥当上了第三十六军第九十六师二六八旅副旅长、旅长,第五师副师长,驻防重庆。
一天,蒋介石召见第三十六军军长姚纯,问姚:“李弥这个人怎么样?可靠吗?据报他有些活动。”
姚纯和李弥私交不错,当即誓死力保,断言李弥忠于党国和校长,是可靠的。蒋介石听了,没有再说什么。
事后,李弥多次对人说:“危险啊!要不是军座,我的头掉了,还不知道为什么。”
抗战胜利后,李弥率第八军到山东,活动于胶济路沿线。1947年7月,时任整编第八师中将师长的李弥,在南麻、临朐战役中,以伤亡5000余人的代价,博得了蒋介石的嘉奖,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一枚,还受到了蒋介石的亲自召见。事后李弥得意洋洋,对人说:“这回总算是通了天了!”
4个月后,蒋介石下令将整编第八师扩编为整编第八军(兵团级),李弥任军长。又过了半年,李弥升任第十三兵团司令官,下辖3个军。
不过,李弥和杜聿明、邱清泉尽管同为黄埔生,在陈官庄包围圈里又成了“难兄难弟”,但由于各人利益的不同,常常是面和心不和,各人盘算着各自的出路……
解放军向杜聿明集团发动总攻后,李弥哀叹说:“炒豆子的时候到了!我早就知道会有今天。”
1949年元旦的钟声响过,毛泽东发表新年献词,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1月6日,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发出向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的命令。立时,几十万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扑向以陈官庄为中心的包围圈。
不到一天,李弥在青龙集的十三兵团兵团部阵地就被突破。李弥逃到了陈官庄杜聿明的指挥部。很快,陈官庄也待不住了,李弥跟着杜聿明、邱清泉逃到了陈庄的第二兵团第五军司令部。
9日晚,枪炮轰鸣,杜聿明集团到了最后覆灭的前夜。躲在掩蔽部里的杜聿明、邱清泉、李弥三人面面相觑,束手无策,走投无路。
杜聿明对李弥说:“丙仁兄(李弥字丙仁),你也通知一下各军,让他们自找出路。”在此以前,杜聿明已向邱清泉和第五军军长熊笑三下达了“分头突围”的指令。
李弥听了杜聿明的指示后,哀叹说:“炒豆子的时候到了!我早就知道会有今天。”他急匆匆地跑出掩蔽部,却不料遭到第五军士兵的拦阻,不让他出去。李弥无奈之中又回到掩蔽部,对杜聿明说:“第五军的兵放了警戒,谁也不让走。”
杜聿明很生气,说:“哪里会有这样的事!你去对他们说,是我杜副总司令让你出去的。”
李弥在漆黑的夜色中,经过一番折腾,好不容易逃到了张庙堂村第十三兵团第九军第三师指挥部,见到了少将师长周藩。此时,李弥总算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看看手表,已是1月10日凌晨1时许。
李弥对周藩说:“打到傍晚,东边都垮了。杜老总叫我到他那里去商量,问我们怎么办。我们都没有办法,他也拿不出办法,可又拉着不放我们走。敌人打到跟前来了,他才放我们走出来。我迷失了方向,看着有自己的队伍就跟着走,走着走着又被打回来了。又走,走一回又被打回来。老跟着混乱的队伍挨冷枪,我想打死了不合算,就想到第九军来找你们。我用指北针确定张庙堂方向朝北走,恰好走到你们这里来了。”
周藩说:“我们老等司令官的消息,等到第二○○师接到通知要走了,我们判断司令官们都走掉了,军长才决定叫我们走。司令官来得正好。”
李弥也放心地说:“跟着自己的部队才有把握。”
李弥又问周藩:“周楼的阵地守得住吗?”
周藩报告说:“现在情况不明,司令官是不是直接问问浦团长?”
李弥当即打电话给据守周楼的第九团代团长浦青云。浦回答说:“可以守得住。”李弥颇为满意,说:“这样就好了。我们马上到你们周楼去,免得被乱枪打死。”
李弥打完电话,时间快到凌晨2点了,他立即命令大家直奔周楼。
天漆黑,寒风刺骨,四面八方响着枪炮声,到处都是国民党溃散的败兵。李弥一伙人摸黑走路,再加上人挤人,不一会儿就失掉了联络。也是李弥命大,他恰巧撞上了第三师的警戒哨,就命令团长浦青云派人把他接到了周楼。
俄顷,师长周藩也逃到了周楼。李弥一见,就厉声责备周藩不该丢下他这个兵团司令不管。经过周藩一再解释和检讨赔罪,李弥才消了点气。
解放军命令周楼国民党守军投降。李弥放声大哭,边哭边说:“我不能死呀!我死不得呀!……”
听说兵团司令官李弥和师长周藩等到来,防守周楼村的第七团代团长高树楷、第九团代团长浦青云、师直属搜索营营长潘长雄等,纷纷来到掩蔽部晋见。跟随李弥前来的十三兵团炮兵指挥官黄志圣从皮包里拿出几叠金圆券,说:“这些钱是我从空投场捡到的,分给士兵们去用吧!”周藩叮嘱大家一定要守住阵地,保卫李弥的安全。
临近黎明,正是“五更寒”的时分,天气更冷了,李弥和兵团副司令官赵季平、陈冰,参谋长吴家钰,加上师长周藩、代团长浦青云等8人,挤坐在一个小小的掩蔽部里。李弥说:“好,到了你们这里,就保险了。南京老头子(指蒋介石)他们正在讲和平停战,快有结果了。只要你们能守几天,就有希望放你们出去。”
周藩愁眉苦脸,叹气说:“没有吃的、喝的,饿着肚子,怎么能守得住呀!坐等南京谈判,那不就饿死了!”
李弥打气说:“和谈快成功了,再等两三天就行了。”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又说了几句。周藩请李弥躺下休息一会儿,睡一觉。
等到天色大亮时,解放军对周楼实施猛烈炮击。国民党军两个营长负伤,士兵伤亡累累,活着的几百人四散逃命。周藩见情况危急,请示李弥怎么办。
李弥早已被炮声惊醒,对周藩说:“你们都当过参谋长,还想不出办法吗?”说完,又闭上了双眼假装入睡。
兵团副司令官赵季平提醒周藩:“司令官(李弥)的意思是想办法脱身走掉,不是别的意思。”
周藩和李弥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同在荣誉第一师任职,受到李弥的信任和提携。他心想:原来李弥是要自己出去投降,跟解放军讲条件,讨价还价,再设法让李弥等兵团头头混出去。部下救长官,义不容辞。再说了,当前形势,如果不投降,坚持打下去,部下既要牺牲,长官也不能得救,自己也活不成,值吗?
周藩是湖南酃县(今炎陵县)人,那一年才36岁。他想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妻子殷切期盼他回家,自己年纪还轻,不能白白死掉,一定要活下去。他暗暗下了决心:向解放军投降。
周藩叫醒李弥,请示说:“如果再打下去,大家一齐都完,我们几个人也完了。我想派个人,送条子给他们请求投降,可不可以?”
如果在以前,李弥一听此言,定会大骂周藩动摇军心、妄图叛变,立即拔出手枪把周藩“军法从事”——就地枪决。但这时的李弥竟不加考虑就答应说:“可以写个条子送去。”
兵团炮兵指挥官黄志圣自告奋勇,说:“条子我可以写。但怎么个写法?请司令官明示。”
李弥又不假思索地说:“要写上投降的条件:第一条,投降后保证官兵生命安全,不杀我们。第二条,投降后,不论官兵,凡是不愿意干的,不强留,放我们回家。第三条,投降后,所有负伤官兵必须送医院治疗,重伤者应先派车急送后方治疗。答应我们这三条,就投降。若他们不答应,我们就拖到晚上再说。天黑了看不见,我们就好溜掉。”
看来,李弥早已思谋再三、成竹在胸了。
掩蔽部里的其他高级军官,包括兵团副司令官赵季平、陈冰,参谋长吴家钰等,听李弥说完后,都点头表示同意。大家还补充说:不能写明守备部队的番号、长官的姓名,更不能暴露兵团正、副司令官也在这里。
黄志圣写好条子,请李弥看过后,李指示周藩派人送给解放军。
周藩走出掩蔽部,找到师部谍报队长郭东山,当面交代说:“你送条子的时候,不要告诉他们李司令官也在这里,切切!”
信送出去以后,等到中午时分,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第二十七师政治部派人给周藩送来一封信,劝他放下武器投降。写信人是刚刚被解放军俘虏的第九军少将副军长兼一六六师师长肖超武,送信人是肖的副官,与周藩很熟。周叫他先回去,并叫他不要说见到了周藩。
周藩回身来到掩蔽部,把肖超武的劝降信交给了李弥,说:“老肖这封信说明,解放军已经知道我在这里了。”
李弥想了想,说:“不管他们。你不能现在就出去。我们不是已经写条子送去了吗,提出了明确条件,要等他们回信答复后再说。你现在出去还太早。”
过了一会儿,肖超武的副官返回,送来了解放军的一封信。周藩一看,大意是:立即投降,主官出来报到,部队放下武器集合,听候点收。否则就立即攻击。不得再延误。口气十分强硬。
周藩立刻将信呈交给李弥。
李弥看了后,问:“他们要主官出去报到,你们哪一个愿意去呀?”
说至此,李弥竟放声大哭起来,边哭边说:“我不能死呀!我死不得呀!……我若能回去,对你们的家属一定会照顾的。你们都可以放心。”
也许是国民党军队里长期形成的“江湖义气”,使李弥逃过了被俘的命运
周藩明白李弥的意思是让自己出去投降。他为了试探李弥说的是不是真心话,就故意说:“我的意见,是不是请浦团长出去报到?”因为周藩知道浦青云和李弥是云南同乡,关系密切。
不料浦青云一听,也放声大哭,说:“我不能去呀……我不能去呀……”
周藩见此情景,主动提出:“好吧,都不用哭了,我去就是了。你们放心吧!”
李弥止住哭声,对周藩说:“现在还太早,才3点钟。再等一会儿你再出去。”
李弥又吩咐浦青云,给他找一件士兵棉大衣和一双胶鞋,并交代说,最好是负过伤的士兵穿过的棉大衣,上面有血迹的更好。意思很明白,李弥是要化装成负过伤的士兵,等到天黑时逃跑。
那么,李弥究竟到哪里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才知道李弥已经逃回了国民党统治区,并且受到了蒋介石的召见,奉命组建新的第十三兵团,又东山再起了。
李弥究竟有什么能耐,竟然能够从解放军几十万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逃出淮海战场呢?
李弥与杜聿明、邱清泉面和心不和,各打各的算盘
1948年11月30日,杜聿明率邱清泉的第二兵团、李弥的第十三兵团、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匆匆忙忙逃离徐州城,向西南方向的河南永城“转进”。
从各个方向追击而来的华东野战军,对杜聿明集团实施猛攻猛打。12月7日,杜聿明得到报告,第十六兵团所属的第四十一军和四十七军已被解放军歼灭,第十六兵团中将司令官孙元良不知去向。
李弥所率的第十三兵团三个军同样受到解放军的猛烈攻击。李弥气急败坏,下令枪毙了一个弃守阵地的团长,仍未能稳住阵脚。他埋怨杜聿明不公道,有私心,老把掩护任务交给他的兵团,以致一再被动挨打,而把抢占村庄的任务交给了自己的嫡系第二兵团(杜聿明曾兼任第二兵团司令官)。李弥认为第二兵团可以抢到老百姓的粮食充饥,而自己的兵团却只有挨饿的份儿。
其实,在撤离徐州时,李弥就暗暗下定决心不与杜聿明、邱清泉联系,率十三兵团撤向涡阳、蒙城。他私下对第九军副军长李荩宣说:“不要同他们(指杜聿明、邱清泉)主力兵团粘连一起。兵团越大越不易行动。粘着主力兵团,一有情况,大家就会牵连着走不了了。如果他们冲不出去,我们冲出去了,那我们就成功了。”所以在撤退途中,李弥一直有意不跟杜聿明联系。
那期间,杜聿明也一直对李弥有看法。一次,杜聿明在电话中斥责李弥为什么不与总部联系。李弥则谎称:“途中曾与总部用无线电联系,可是总联系不上。”杜聿明又斥责李弥没有按照他的命令行动。李弥则推托说没有收到杜的命令。杜聿明内心不悦,却也拿李弥没有办法。
李弥对杜聿明不满的起因是,不久前增援黄百韬兵团时杜聿明指挥不当,导致他的第十三兵团损兵折将。逃离徐州后,在李石林地区的战斗中,李弥听从杜聿明的指挥,一下子就损失了三个半团的兵力。李弥更对杜聿明增加了离心力,更深感有保存实力的必要。
逃到一个名叫青龙集的村子后,李弥盘点了一下手中的兵力:4个团被解放军全歼,4个团大部分被歼,大炮、战车及其他武器装备和给养损失很多。他概括了自己兵团的处境为“四个不”,即:冲不出、守不住、攻不动、援不到,情势危殆。
当时,李弥的十三兵团、邱清泉的第二兵团和徐州“剿总”总部及直属部队,被包围于河南永城的陈官庄地区。在方圆不过一二十华里、只有大大小小几十个村庄的弹丸之地,一下子涌进了国民党30万大军,吃饭问题成了第一等大事。
李弥兵团和邱清泉兵团为了争夺粮食,常常闹得不可开交,甚至发生了多起火并。杜聿明在他的回忆录《淮海战役始末》中说:“……飞机怕被解放军打落,飞得很高,投的粮食到处飘落,各部官兵如同饿狼一样到处奔跑,冲击抢粮。有的互相冲突,械斗残杀。有的丢开阵地去抢粮,指挥部也无法维持。空投场收集起来的粮食为数甚少,分到各部队,每日都不得一饱。特别是(李弥)十三兵团方面,无散粮可抢,怨声鼎沸,骂我对邱兵团有私心。同时,我和邱清泉的对空电台坏了,由第七十四军电台指挥。大家认为电台指挥不公,尽将粮食投到该军驻地内,纷纷指责。当晚(12月29日)我令两兵团整顿纪律,电请以后分别投送,并令七十四军电台移到空投场指挥。但(军长)邱维达坚决不肯,矛盾无法解决。30日投粮,邱兵团方面较好转,李弥兵团方面全被官兵抢光。到晚上李弥无粮给第一线部队分配,由邱兵团方面拨了数百包接济。李弥坚决要求仍由指挥部统一接收分配,并派一个副司令官在空投场监督分配。由于投散过多,收起的粮食仍不能使官兵充饥……”
李弥则大发牢骚,说:“邱兵团在前面不打,我们兵团在后头担任掩护光挨打;邱兵团粮食吃不完,我兵团光挨饿……”
为了平息李弥的愤怒,杜聿明不得不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适当调整部队驻地等,但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李弥与杜、邱之间的矛盾。
李弥虽属“黄埔系”,但蒋介石却在背后打听:“李弥这个人怎么样?可靠吗?”
李弥1926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杜聿明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邱清泉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二期。他们三人同属于“黄埔系”,按说都是“天子门生”,都是蒋介石的嫡系。但是李弥取得蒋介石的完全信任,走的路要比杜、邱更长一些,也更为曲折一些。
李弥是云南盈江县人,祖籍腾冲县,22岁那年进入滇军第七师当勤务兵。因有一定文化,又好学上进,勤奋肯干,得到师长李根云的赏识,被提拔当了副官。不久后,又被他的云南老乡、韶关督办顾问袁恩赐收为义子,还被保送进了黄埔军校深造。
李弥从黄埔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南昌的朱培德部,在朱德任团长的军官教导团当排长。朱德曾多次与李弥谈话,讲形势,讲革命前途,讲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启发引导李弥走有利于人民的革命之路。也许,李弥的这段经历,招致了蒋介石很长时间对他的怀疑和不信任。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时,李弥没有参加,从南昌跑到上海、南京,后来又到了四川,在川军中当过特派员、营长、副团长。再后来李弥又随部队到江西参加对红军的“围剿”,当过团长、瑞昌县县长、宁都保安副司令兼保安十六团团长等职。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弥当上了第三十六军第九十六师二六八旅副旅长、旅长,第五师副师长,驻防重庆。
一天,蒋介石召见第三十六军军长姚纯,问姚:“李弥这个人怎么样?可靠吗?据报他有些活动。”
姚纯和李弥私交不错,当即誓死力保,断言李弥忠于党国和校长,是可靠的。蒋介石听了,没有再说什么。
事后,李弥多次对人说:“危险啊!要不是军座,我的头掉了,还不知道为什么。”
抗战胜利后,李弥率第八军到山东,活动于胶济路沿线。1947年7月,时任整编第八师中将师长的李弥,在南麻、临朐战役中,以伤亡5000余人的代价,博得了蒋介石的嘉奖,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一枚,还受到了蒋介石的亲自召见。事后李弥得意洋洋,对人说:“这回总算是通了天了!”
4个月后,蒋介石下令将整编第八师扩编为整编第八军(兵团级),李弥任军长。又过了半年,李弥升任第十三兵团司令官,下辖3个军。
不过,李弥和杜聿明、邱清泉尽管同为黄埔生,在陈官庄包围圈里又成了“难兄难弟”,但由于各人利益的不同,常常是面和心不和,各人盘算着各自的出路……
解放军向杜聿明集团发动总攻后,李弥哀叹说:“炒豆子的时候到了!我早就知道会有今天。”
1949年元旦的钟声响过,毛泽东发表新年献词,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1月6日,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发出向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的命令。立时,几十万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扑向以陈官庄为中心的包围圈。
不到一天,李弥在青龙集的十三兵团兵团部阵地就被突破。李弥逃到了陈官庄杜聿明的指挥部。很快,陈官庄也待不住了,李弥跟着杜聿明、邱清泉逃到了陈庄的第二兵团第五军司令部。
9日晚,枪炮轰鸣,杜聿明集团到了最后覆灭的前夜。躲在掩蔽部里的杜聿明、邱清泉、李弥三人面面相觑,束手无策,走投无路。
杜聿明对李弥说:“丙仁兄(李弥字丙仁),你也通知一下各军,让他们自找出路。”在此以前,杜聿明已向邱清泉和第五军军长熊笑三下达了“分头突围”的指令。
李弥听了杜聿明的指示后,哀叹说:“炒豆子的时候到了!我早就知道会有今天。”他急匆匆地跑出掩蔽部,却不料遭到第五军士兵的拦阻,不让他出去。李弥无奈之中又回到掩蔽部,对杜聿明说:“第五军的兵放了警戒,谁也不让走。”
杜聿明很生气,说:“哪里会有这样的事!你去对他们说,是我杜副总司令让你出去的。”
李弥在漆黑的夜色中,经过一番折腾,好不容易逃到了张庙堂村第十三兵团第九军第三师指挥部,见到了少将师长周藩。此时,李弥总算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看看手表,已是1月10日凌晨1时许。
李弥对周藩说:“打到傍晚,东边都垮了。杜老总叫我到他那里去商量,问我们怎么办。我们都没有办法,他也拿不出办法,可又拉着不放我们走。敌人打到跟前来了,他才放我们走出来。我迷失了方向,看着有自己的队伍就跟着走,走着走着又被打回来了。又走,走一回又被打回来。老跟着混乱的队伍挨冷枪,我想打死了不合算,就想到第九军来找你们。我用指北针确定张庙堂方向朝北走,恰好走到你们这里来了。”
周藩说:“我们老等司令官的消息,等到第二○○师接到通知要走了,我们判断司令官们都走掉了,军长才决定叫我们走。司令官来得正好。”
李弥也放心地说:“跟着自己的部队才有把握。”
李弥又问周藩:“周楼的阵地守得住吗?”
周藩报告说:“现在情况不明,司令官是不是直接问问浦团长?”
李弥当即打电话给据守周楼的第九团代团长浦青云。浦回答说:“可以守得住。”李弥颇为满意,说:“这样就好了。我们马上到你们周楼去,免得被乱枪打死。”
李弥打完电话,时间快到凌晨2点了,他立即命令大家直奔周楼。
天漆黑,寒风刺骨,四面八方响着枪炮声,到处都是国民党溃散的败兵。李弥一伙人摸黑走路,再加上人挤人,不一会儿就失掉了联络。也是李弥命大,他恰巧撞上了第三师的警戒哨,就命令团长浦青云派人把他接到了周楼。
俄顷,师长周藩也逃到了周楼。李弥一见,就厉声责备周藩不该丢下他这个兵团司令不管。经过周藩一再解释和检讨赔罪,李弥才消了点气。
解放军命令周楼国民党守军投降。李弥放声大哭,边哭边说:“我不能死呀!我死不得呀!……”
听说兵团司令官李弥和师长周藩等到来,防守周楼村的第七团代团长高树楷、第九团代团长浦青云、师直属搜索营营长潘长雄等,纷纷来到掩蔽部晋见。跟随李弥前来的十三兵团炮兵指挥官黄志圣从皮包里拿出几叠金圆券,说:“这些钱是我从空投场捡到的,分给士兵们去用吧!”周藩叮嘱大家一定要守住阵地,保卫李弥的安全。
临近黎明,正是“五更寒”的时分,天气更冷了,李弥和兵团副司令官赵季平、陈冰,参谋长吴家钰,加上师长周藩、代团长浦青云等8人,挤坐在一个小小的掩蔽部里。李弥说:“好,到了你们这里,就保险了。南京老头子(指蒋介石)他们正在讲和平停战,快有结果了。只要你们能守几天,就有希望放你们出去。”
周藩愁眉苦脸,叹气说:“没有吃的、喝的,饿着肚子,怎么能守得住呀!坐等南京谈判,那不就饿死了!”
李弥打气说:“和谈快成功了,再等两三天就行了。”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又说了几句。周藩请李弥躺下休息一会儿,睡一觉。
等到天色大亮时,解放军对周楼实施猛烈炮击。国民党军两个营长负伤,士兵伤亡累累,活着的几百人四散逃命。周藩见情况危急,请示李弥怎么办。
李弥早已被炮声惊醒,对周藩说:“你们都当过参谋长,还想不出办法吗?”说完,又闭上了双眼假装入睡。
兵团副司令官赵季平提醒周藩:“司令官(李弥)的意思是想办法脱身走掉,不是别的意思。”
周藩和李弥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同在荣誉第一师任职,受到李弥的信任和提携。他心想:原来李弥是要自己出去投降,跟解放军讲条件,讨价还价,再设法让李弥等兵团头头混出去。部下救长官,义不容辞。再说了,当前形势,如果不投降,坚持打下去,部下既要牺牲,长官也不能得救,自己也活不成,值吗?
周藩是湖南酃县(今炎陵县)人,那一年才36岁。他想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妻子殷切期盼他回家,自己年纪还轻,不能白白死掉,一定要活下去。他暗暗下了决心:向解放军投降。
周藩叫醒李弥,请示说:“如果再打下去,大家一齐都完,我们几个人也完了。我想派个人,送条子给他们请求投降,可不可以?”
如果在以前,李弥一听此言,定会大骂周藩动摇军心、妄图叛变,立即拔出手枪把周藩“军法从事”——就地枪决。但这时的李弥竟不加考虑就答应说:“可以写个条子送去。”
兵团炮兵指挥官黄志圣自告奋勇,说:“条子我可以写。但怎么个写法?请司令官明示。”
李弥又不假思索地说:“要写上投降的条件:第一条,投降后保证官兵生命安全,不杀我们。第二条,投降后,不论官兵,凡是不愿意干的,不强留,放我们回家。第三条,投降后,所有负伤官兵必须送医院治疗,重伤者应先派车急送后方治疗。答应我们这三条,就投降。若他们不答应,我们就拖到晚上再说。天黑了看不见,我们就好溜掉。”
看来,李弥早已思谋再三、成竹在胸了。
掩蔽部里的其他高级军官,包括兵团副司令官赵季平、陈冰,参谋长吴家钰等,听李弥说完后,都点头表示同意。大家还补充说:不能写明守备部队的番号、长官的姓名,更不能暴露兵团正、副司令官也在这里。
黄志圣写好条子,请李弥看过后,李指示周藩派人送给解放军。
周藩走出掩蔽部,找到师部谍报队长郭东山,当面交代说:“你送条子的时候,不要告诉他们李司令官也在这里,切切!”
信送出去以后,等到中午时分,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第二十七师政治部派人给周藩送来一封信,劝他放下武器投降。写信人是刚刚被解放军俘虏的第九军少将副军长兼一六六师师长肖超武,送信人是肖的副官,与周藩很熟。周叫他先回去,并叫他不要说见到了周藩。
周藩回身来到掩蔽部,把肖超武的劝降信交给了李弥,说:“老肖这封信说明,解放军已经知道我在这里了。”
李弥想了想,说:“不管他们。你不能现在就出去。我们不是已经写条子送去了吗,提出了明确条件,要等他们回信答复后再说。你现在出去还太早。”
过了一会儿,肖超武的副官返回,送来了解放军的一封信。周藩一看,大意是:立即投降,主官出来报到,部队放下武器集合,听候点收。否则就立即攻击。不得再延误。口气十分强硬。
周藩立刻将信呈交给李弥。
李弥看了后,问:“他们要主官出去报到,你们哪一个愿意去呀?”
说至此,李弥竟放声大哭起来,边哭边说:“我不能死呀!我死不得呀!……我若能回去,对你们的家属一定会照顾的。你们都可以放心。”
也许是国民党军队里长期形成的“江湖义气”,使李弥逃过了被俘的命运
周藩明白李弥的意思是让自己出去投降。他为了试探李弥说的是不是真心话,就故意说:“我的意见,是不是请浦团长出去报到?”因为周藩知道浦青云和李弥是云南同乡,关系密切。
不料浦青云一听,也放声大哭,说:“我不能去呀……我不能去呀……”
周藩见此情景,主动提出:“好吧,都不用哭了,我去就是了。你们放心吧!”
李弥止住哭声,对周藩说:“现在还太早,才3点钟。再等一会儿你再出去。”
李弥又吩咐浦青云,给他找一件士兵棉大衣和一双胶鞋,并交代说,最好是负过伤的士兵穿过的棉大衣,上面有血迹的更好。意思很明白,李弥是要化装成负过伤的士兵,等到天黑时逃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