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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1945年9月我同胡愈之,沈兹九和张企程从印尼的苏门答腊回到新加坡。当时,太平洋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已结束,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已宣告胜利,我们手中仅有的日本占领军发行的钞票成了废纸.所以初到新加坡时,既没钱,又没住处,也没工作。靠湿平的岳父陈岳书先生的帮助,我们才在他开办的一家印刷厂暂时安身。那时候,在国内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正在进行,但会谈纪要发表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就开始向解放区发动进攻。面对国内"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在胡愈老的领导和倡议下,从印尼流亡到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