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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政治制度里，民主党派是参政党，除正常的参政途径外，还有一条更快捷、更有效的反映意见建议的通道，就是各民主党派中央领导人，可以通过中共中央统战部，和中共中央领导或中央政府各部门领导直接进行沟通。曾担任民盟中央主席的费孝通（1910-2005）把这个做法戏称作“上书紫光阁”，说这是民主党派的一个“优势”。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盟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为四化建设服务的轨道上。这样一个“转移”，可以说是“正中”费孝通“下怀”，因为他从来就反对做学问是“为学术而学术”，认为“学术就是有用的知识，有用就是对改善人民的生活和推动社会进步有益”，所以他一向是把自己的学术活动与强国、富民的目的紧紧联系在一起。
1982年春节前夕，刚刚从江苏吴江县老家回到北京的费孝通，风尘仆仆地来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春节团拜会，在向大家拜年的时候，他讲述了在家乡调查时看到的情况。他说：
“我这次去村子里再调查时，刚逢年终结账，粮食虽然减产，但农民收入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大有增加……为什么农业收成不算好，而农民收入依然不断上升呢？原因是这个地区的农村经济结构在这三年里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这个地区，社队工业在农村经济中已确立了优势。
“当前社队企业很快地发展，表明它是适应这个地区的特点的。在人多地少的地区，单靠种粮食，农民收入增加不了多少……但是一旦发展了社队工业，那就好像开了闸门，水平猛涨。
“我们应当针对现在社队工业所感到的困难，在原料和能源的供应上，在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上，在制造市场所需要的产品上，给予指导，打进国家计划，纳入社会主义经济的轨道。”
在这样一个隆重、万人瞩目的团拜会上，费孝通又一次提出了他一贯的主张——发展“乡村工业”。要知道，当他在人民大会堂做这番发言，为稚弱的社队工业大声疾呼的时候，社队工业正遭到“社队企业是挖社会主义墙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等种种非议。
那时，这个从农村生长出来的“社队工业”，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大多数人还不清楚，就连中央决策者对这个新出现的事物看法也有分歧，于是派人下去调查。值得庆幸的是，经过调查，中共中央做出了具有历史性的决策，肯定了社队企业的积极作用。此后，经历了20多年，当年稚弱的“草根”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成为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
后来，费孝通谈起那年团拜会的感受时说：我刚从乡下回来就去参加团拜，不知道上面什么态度，也来不及和别人商量就放出去了，实际上挺“危险”的，后来我看到一些文件里边，有批判我那次发言的文章。
从那时起，费孝通几乎每年到江村去一次，有时一年去两三次。通过对家乡的跟踪调查，他相继提出了“苏南模式”“小城镇，大问题”等著名论断。随着研究的深入，调查范围跳出了家乡和江苏省，向沿海和西北边区扩展。
1988年，在一次全国人大会上，甘肃省委书记贾志杰热情地邀请费孝通到他们那里考察，为该省发展出些主意。费孝通高兴地答应了，并动员民盟内外多位专家、学者参加，组成课题组，由他和钱伟长、冯之浚分别带队赴甘肃考察。
后来青海、宁夏、内蒙古的同志也提出了邀请，使这次考察的范围扩大到西北四省（区），成了对我国西部发展战略问题的一次研究。
通过深入调研以及和专家学者们的探讨，费孝通心里渐渐形成了一套加快黄河上游地区经济发展的设想：从青海的龙羊峡到内蒙古的托克托，近2000公里的黄河河段，及其两岸纵深100公里的范围内，建立一个跨行政区域的经济开发区，中央政府给予开发区一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充分发挥这一地区的水利和矿藏资源优势，加快其经济发展，从而带动整个黄河上游地区的崛起。考察结束后，他在兰州召开了“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建设研讨会”。
1988年7月13日，一份由费孝通和钱伟长签署的《关于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议》送进了中南海“紫光阁”。这一建议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并很快有了批复。
9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消息称：“民盟中央的建议总的设想是好的。何时实施，建议国家计委和国务院研究……民盟中央的建议，对中央、国务院科学决策做出了宝贵贡献，值得认真研究。”
消息还说：“甘肃、宁夏、青海三省区的负责人贾志杰、李子奇、沈达人、白立忱、尹克升、宋瑞祥专程到民盟中央机关向民盟中央负责人钱伟长、高天、罗涵先、冯之浚等表示感谢，同时和他们研究了建设‘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具体途径。”
费孝通担任国家领导人以后，公务繁忙，但是每年还要用1/3以上的时间“到农村里，城镇里去观察，去思索”，“凡有所得……写成文章，随时发表”；遇到某些重大问题，就及时向中共中央领导人或直接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建议和意见。
从1988年至2003年，费孝通向“紫光阁”递交的建议还有：《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初步设想》《关于三峡工程的意见和建议》《关于建立攀西开发区重建南方丝绸之路开发大西南的漫想》《关于加快环渤海地区的发展及建立我国北方经济中心的建议》等30多项。这些建议和意见都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政府各部门的重视，并且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落实或纳入了国家的各项计划和规划之中。
费孝通认为，我国实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像是一座宏伟的建筑，它的框架已经构建起来了，现在需要大家，特别是民主党派创造一些具体的做法来充实它，给这个框架添砖加瓦。民盟搞的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就是充实了这个框架内容。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盟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为四化建设服务的轨道上。这样一个“转移”，可以说是“正中”费孝通“下怀”，因为他从来就反对做学问是“为学术而学术”，认为“学术就是有用的知识，有用就是对改善人民的生活和推动社会进步有益”，所以他一向是把自己的学术活动与强国、富民的目的紧紧联系在一起。
1982年春节前夕，刚刚从江苏吴江县老家回到北京的费孝通，风尘仆仆地来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春节团拜会，在向大家拜年的时候，他讲述了在家乡调查时看到的情况。他说：
“我这次去村子里再调查时，刚逢年终结账，粮食虽然减产，但农民收入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大有增加……为什么农业收成不算好，而农民收入依然不断上升呢？原因是这个地区的农村经济结构在这三年里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这个地区，社队工业在农村经济中已确立了优势。
“当前社队企业很快地发展，表明它是适应这个地区的特点的。在人多地少的地区，单靠种粮食，农民收入增加不了多少……但是一旦发展了社队工业，那就好像开了闸门，水平猛涨。
“我们应当针对现在社队工业所感到的困难，在原料和能源的供应上，在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上，在制造市场所需要的产品上，给予指导，打进国家计划，纳入社会主义经济的轨道。”
在这样一个隆重、万人瞩目的团拜会上，费孝通又一次提出了他一贯的主张——发展“乡村工业”。要知道，当他在人民大会堂做这番发言，为稚弱的社队工业大声疾呼的时候，社队工业正遭到“社队企业是挖社会主义墙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等种种非议。
那时，这个从农村生长出来的“社队工业”，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大多数人还不清楚，就连中央决策者对这个新出现的事物看法也有分歧，于是派人下去调查。值得庆幸的是，经过调查，中共中央做出了具有历史性的决策，肯定了社队企业的积极作用。此后，经历了20多年，当年稚弱的“草根”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成为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
后来，费孝通谈起那年团拜会的感受时说：我刚从乡下回来就去参加团拜，不知道上面什么态度，也来不及和别人商量就放出去了，实际上挺“危险”的，后来我看到一些文件里边，有批判我那次发言的文章。
从那时起，费孝通几乎每年到江村去一次，有时一年去两三次。通过对家乡的跟踪调查，他相继提出了“苏南模式”“小城镇，大问题”等著名论断。随着研究的深入，调查范围跳出了家乡和江苏省，向沿海和西北边区扩展。
1988年，在一次全国人大会上，甘肃省委书记贾志杰热情地邀请费孝通到他们那里考察，为该省发展出些主意。费孝通高兴地答应了，并动员民盟内外多位专家、学者参加，组成课题组，由他和钱伟长、冯之浚分别带队赴甘肃考察。
后来青海、宁夏、内蒙古的同志也提出了邀请，使这次考察的范围扩大到西北四省（区），成了对我国西部发展战略问题的一次研究。
通过深入调研以及和专家学者们的探讨，费孝通心里渐渐形成了一套加快黄河上游地区经济发展的设想：从青海的龙羊峡到内蒙古的托克托，近2000公里的黄河河段，及其两岸纵深100公里的范围内，建立一个跨行政区域的经济开发区，中央政府给予开发区一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充分发挥这一地区的水利和矿藏资源优势，加快其经济发展，从而带动整个黄河上游地区的崛起。考察结束后，他在兰州召开了“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建设研讨会”。
1988年7月13日，一份由费孝通和钱伟长签署的《关于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议》送进了中南海“紫光阁”。这一建议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并很快有了批复。
9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消息称：“民盟中央的建议总的设想是好的。何时实施，建议国家计委和国务院研究……民盟中央的建议，对中央、国务院科学决策做出了宝贵贡献，值得认真研究。”
消息还说：“甘肃、宁夏、青海三省区的负责人贾志杰、李子奇、沈达人、白立忱、尹克升、宋瑞祥专程到民盟中央机关向民盟中央负责人钱伟长、高天、罗涵先、冯之浚等表示感谢，同时和他们研究了建设‘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具体途径。”
费孝通担任国家领导人以后，公务繁忙，但是每年还要用1/3以上的时间“到农村里，城镇里去观察，去思索”，“凡有所得……写成文章，随时发表”；遇到某些重大问题，就及时向中共中央领导人或直接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建议和意见。
从1988年至2003年，费孝通向“紫光阁”递交的建议还有：《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初步设想》《关于三峡工程的意见和建议》《关于建立攀西开发区重建南方丝绸之路开发大西南的漫想》《关于加快环渤海地区的发展及建立我国北方经济中心的建议》等30多项。这些建议和意见都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政府各部门的重视，并且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落实或纳入了国家的各项计划和规划之中。
费孝通认为，我国实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像是一座宏伟的建筑，它的框架已经构建起来了，现在需要大家，特别是民主党派创造一些具体的做法来充实它，给这个框架添砖加瓦。民盟搞的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就是充实了这个框架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