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自日本军国主义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为反抗侵略,以“一寸山河一寸血”的牺牲精神,与侵略者进行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最终以伤亡3500多万人的沉重代价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按照国际惯例,交战国一旦长期开战,都会宣布断交进入战争状态,而在抗日战争长达10多年的血战中,中国和日本两国政府竟然都长期没有正式宣布断交,也未宣布进入战争状态,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才正式向日本宣战。这种国际罕见的战争现象,究竟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一
1931年9月18日,早已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以武力向3倍于自己本土的中国东北三省张开了鲸吞的魔口。张学良在其盟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不予抵抗”的指示下,将有着多年军阀战争经验的东北军迅速撤到关内,拱手让出了东三省。事后,蒋介石在石家庄约见张学良,再三对这位背着“不抵抗”黑锅的盟弟说:“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如果我们回击,事情就不好办了,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们,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哪都分辩不清了。”
日本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尽管部分大国对日本采取了姑息态度,但仍有不少主持正义的国家纷纷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9月22日,国际联盟召开特别理事会,授权西班牙代表、理事会主席勒乐对中日两国发出紧急通知,要求阻止事态扩大,日本立即撤兵。不久,痛失东北的张学良在部将马占山打响江桥抗战第一枪后,也和国民政府许多爱国人士一起强烈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战,支援东北义勇军,有的高层爱国人士还要求政府与日本绝交宣战。而此时正集中精力忙于“剿共”的蒋介石却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对张学良的抗日请求嗤之以鼻、大加训斥:“共产党是要亡中国的,这种敌人不打,还要什么抗日?”“赤祸是最大的祸患。”他反复申明“中国一切听命于国联。”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蒋介石根本不愿意在这个时候与日本发生战争,更不会考虑与日本断交宣战。
而日本在侵占东北后,当务之急是扑灭东北各地迅速燃起的义勇军抗日烽火,暂时无力发动新的侵华战争。同时顾及国际上的谴责,特别是10月10日日军轰炸锦州后,美国向日本提出了警告,并照会日本政府宣布不承认被改变的东北地区状态的合法性。有着岛国经济缺陷的日本为防止可能遭到物资禁运等经济制裁,决定采取“暂不扩大政策”。25日,日本政府急忙通告国联,表示愿意接受紧急通知要求。日本代表芳泽还发表声明,请求国联不必过分重视“九•一八”这种“地方事件”,并欺骗说,日军目前“正在撤退中”。
但是日本的侵略战车并没有停止前进。为转移国际社会对其侵占东北的视线,日军又先后于1932年至1933年在上海和热河挑起战端,向中国守军发起军事进攻。淞沪、长城抗战的爆发,进一步激起全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社会各界纷纷要求蒋介石增调中央军支援十九路军和二十九军抗战。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程潜、熊克武等国民党爱国人士要求国民政府顺应民意与日本断交宣战。而蒋介石面对日寇的不断进攻,却采取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不扩大”方针。尽管蒋也曾派张治中率部分中央军联手十九路军在上海与日军展开血战,并调东北军和中央军十七军、商震三十二军、傅作义三十五军所部协同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在长城沿线浴血抗击了日军的疯狂进攻,但却无意与日本进入全面战争状态。为此,蒋在一面抵抗的同时,又派外交部长罗文干和财政部长宋子文多方活动,请求英美驻华大使出面调停中日战事。
随着中日战事的不断升级,在日寇步步进逼和国内抗日浪潮的双重压力下,蒋介石也曾考虑对日宣战问题。长城抗战爆发后,他指示外交部针对日本的侵略酝酿发表一个近似于宣战的声明。但不久,何应钦派北平军分会中将参议熊斌代表北平冀察当局与日本关东军参谋副长冈村宁次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为此国民党外交部在讨论蒋介石的指示时认为,既然地方政府已与日军签订了和平协定,这时中央非但不应宣布对日作战,相反还应表明政府的和平愿望。外交部将这一意见转报给在庐山的蒋介石,发表声明的事遂即作罢。
二
由于在淞沪、长城战役中受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本发现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还欠火候,便决定在对华形成军事高压态势下暂停军事行动,以迫使国民党当局签订城下之盟。在《塘沽停战协定》的掩护下,日本到1937年初逐步做好了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准备,其华北驻屯军已分驻于平津至山海关沿线,并以一个加强大队(营)占领了北平西南咽喉要地——丰台。7月7日,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蓄意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向中国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从而使中国自“九•一八”开始的中华民族局部抗战演变成全国范围的抗战,正如宋庆龄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指出的那样:“中国已被日本的侵略逼到忍无可忍的境地。”
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初,蒋介石虽感事态严重,但仍心存和平之念。事变第三天,他让外交部长向日本驻华大使发出照会,要求与日本进行谈判,和平解决战事。但谈判建议很快遭到日方拒绝,此时日本的强硬派军人已占上风,他们的口号是“军刀既拔出,焉能不见血而入鞘!”
日方的强硬态度使蒋介石受到极大刺激,7月16日,蒋介石指示国民政府行政院召开会议,研究讨论对日宣战问题。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表明中国抗战决心的谈话,并于20日返回南京召集军政首脑研讨对日作战。31日,他又发表了《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为以前的政策作了辩解:“这几年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实在为完成统一,充实国力,现在和平既然无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于7月16日晚召开军政部专题会议,认真讨论对日宣战等有关问题,但因分歧较大未取得一致意见。17日上午,外交部又据蒋介石的指示,召集政府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再次讨论对日宣战问题。经过对抗战敌我态势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分析,与会人员认真权衡对日宣战可能产生的利弊后大都认为:不宣战、不绝交是中国目前对日关系的上策。其理由有以下几点:
一是由于中国目前极度落后,军用品不能自给自足,绝大部分须依靠外国进口,如果公开对日绝交宣战,日本就会以交战国的身份通知各国禁止一切军需品和军需原料输入中国并切断中国的海上运输线,而中国没有能力保护大量的外国援华物资由海上输入中国。二是中国在近几年的整军备战中通过德国军事顾问团刚刚整训装备起的几个德械师,目前在德国还有大量预定的重要军事装备没有到货,如果宣战,日本就会名正言顺地迫使德国取消对华军售,这对中国的持续抗战十分不利。三是如果宣战则中国在日本的侨民将被驱逐或拘捕,而中国目前又无撤侨和护侨的能力,相反日本在华侨民则可迁入英法等国租界,继续发挥侵华第五纵队的作用,而中国政府却无法对其驱逐和干预。
总之,宣战绝交后对中国弊多利少。因此会议最后作出了“不宣战,不绝交”的决定。这一决策很快得到蒋介石的赞同。同时他还认为这样做中国仍可保持一定的对日关系,为以后中日周旋留有余地。在此后相当长时间的抗战中,这位委员长也是一直采取着一面守城一面媾和的策略。
三
日本在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与中国一样对宣战问题十分重视。其内阁曾多次就与中国宣战和断交问题进行讨论,但均未取得一致意见。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日军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少壮将领立即提出对中国宣战,但遭到许多人的反对。8月14日日本内阁召开会议,又有人提出了对华宣战问题,为此日本政府于25日正式召开首、陆、海、外四相会议,就宣战问题交换意见。由于难以权衡宣战对日本造成的利弊得失,便决定把此问题先搁置起来,待召开第72届(临时)议会时由天皇下达诏书向国内外阐明日本的立场。
9月中旬,日本首相近卫在内阁会议上提出:“从一个国家应有的行动和求得早日结束战争来看,宣战也许是可行的。”他指定内阁官房长官会同陆、海军方面认真协商此事。但军方最终的一致意见是“以不宣战为宜”。其理由是:宣战虽然可以阻止中国与第三国的经济往来,最大程度地切断中国军事装备的输入,但日本也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大部分军用物资原料要靠国外进口。如果宣战,同情中国的国家就会限制对日战略原料的出口,日本甚至还会遭到国际上的经济制裁,这对日本来说无疑是弊大于利。看来既使狂热侵华的日本军方也不全是脑子进水,他们也知道宣战对其而言也是一把有利有弊的双刃剑。
同年10月,由于日本侵华战争进展顺利,在中国作战的军方又向政府提出了宣战要求。理由是不宣战会对日军造成诸多不便,不仅占领区的海关、邮政、金融等要害部门不能接收,作战行动也会受到一定的制约;此外,中国一些“亲日派”也会怀疑日本的战争决心,不会热心日本在占领区组成新政府,这对组织傀儡政权十分不利。对此,日本政府又于11月在内阁里专门成立了一个由企划院总裁、次长及各省次官组成的研究宣战问题的委员会,同时在陆、海、外三省也进行了相关研究。11月上旬,各方研究的一致结论仍然是宣战对日本方面不利。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后,狂妄的日本近卫内阁于次年1月16日发表了《近卫声明》,宣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即不承认国民政府代表中国。18日,日本政府又发表了一个补充声明,对宣战问题作了说明:目前“虽有发布宣战布告的流传,但帝国对无辜的中国民众并不敌视。又因为采取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所以更不需要发布宣战布告。”就是说,日本对一个不被承认的政府宣战是没有必要的。当日,日本政府命令其驻华大使回国,作为回应,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也于20日回国。此后随着汪精卫傀儡政权的出笼,与之“建交”的日本再也没有提及对中国宣战了。
1941年6月,法西斯德国对苏联发动了不宣而战的突然袭击,欧洲反法西斯战线正式形成。同年12月8日,日本经过精心准备也如法偷袭了美国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同时轰炸威克岛、关岛、马尼拉、新加坡、香港等地的美英军队,由此爆发了太平洋战争。美、英、法、加、荷、澳、新西兰等国随即对日宣战,从而使中国的抗日战争改变了长期孤军奋战的局面,演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际形势的变化,使蒋介石彻底放弃了对日媾和的念头。为与反法西斯各国协调行动,蒋介石一改长期战而不宣的做法,于12月8日上午召开国民党中执委特别会议中提出:“太平洋受侵略各国应即正式成立同盟,中国应与美、英、苏一致对德、意、日宣战。”尽管日本东条内阁曾两次发表声明表示愿意与“中国单独媾和”,但蒋介石这回却根本不给日本人面子。9日,中国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签署发布《中国政府对日宣战布告》,正式对日本及德国、意大利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