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是一个复杂的人。一方面，他全力支持慈禧的垂帘听政，因而备受西太后赏识。同时，他又被视为当之无愧的帝党领袖，推动光绪皇帝变法，却在戊戌变法刚刚开始的时候被判罢官归乡。他参与了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的决策活动，坚决主战，反对马关议和与割让台湾，指斥时政，一时震动朝野。然而，在此后数十年，每每有文人学者将甲午战争的发生、失败及其严重后果的责任全归之于翁同龢。他与一众清流旧友一样，倾向“平和稳妥”的政治改革，宋明理学为本，泰西新学为用，却参与了激进变革传统的戊戌变法，招致了戊戌政变后以康党罪名惨遭革职，晚年不得不仔细修改日记，希望将一切与康有为有关的痕迹抹去，为后世的历史学家留下了一个个考据的疑点。翁同龢的政治生涯集内外矛盾于一身，虽然努力缓解，却最终为矛盾所撕裂。士大夫的传统价值观，使得翁同龢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超越了忠君报国的局限，成为理性良知的维护者和变法维新的推动者。他虽然未必处处与时俱进，却是处处染上了时代的烙印。戊戌变法时，翁同龢作为公开支持维新的朝臣，横遭贬斥，最终孤老珂里，不啻是以行动完成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一次绝唱。
　　光绪帝甫一继位，两宫太后便决定由翁同龢做光绪帝的师傅。这当然和翁同龢状元及第的才学有直接关系，同时，翁师傅在为同治帝治丧和拥立光绪帝等事件上追随慈禧太后，忠贞可悯，慈禧太后对他十分放心。从此，翁同龢开始了22年之久的光绪帝师生涯。这22年间，翁师傅除了养病和几次请假归乡外，几乎都在毓庆宫书房当值。光绪帝从5岁时就受翁同龢教导，可以说光绪帝的世界观就是在翁师傅的教育下形成的。足不出宫的光绪帝得以了解世界大势，志于振作恢复，当是受到翁同龢的启迪。
　　率帝党猛击李鸿章
　　晚清政坛上，拥戴光绪改革的一派大臣被人们称之为“帝党”。翁同龢是帝党当之无愧的领袖。
　　1887年，光绪皇帝亲政。此时，许多官员不满慈禧后党跋扈，以拥护光绪帝相互标榜，翁同龢则予以竭力接纳之。许多当年的清流大将得以进入翁师傅的政治集团，形成了帝党。同时，翁同龢也十分注意以清议见长的读书人，待人“一味蔼然”，常与投奔门下的书生深谈，弘揽在野名士。其中的代表是文廷式和日后大名鼎鼎的张謇。张謇能高中状元，与翁同龢的尽力拔擢不无关系。据同为翁同龢门生的王伯恭记载，张謇殿试时，收卷官安安静静等着张謇答卷，刚一交卷便把试卷送交翁同龢审定，因为“盖知张为翁所拔赏之门生也”。在日记中，翁同龢写下了这样的阅卷心得：“文气甚古，字亦雅，非常手也”。翁师傅亲自带张謇觐见光绪皇帝，当着皇帝的面夸奖张謇乃“江苏名士，且孝子也”。张謇终于得以“大魁天下”，翁同龢的帝党也如愿以偿新添一员中坚。
　　1894年7月底，日本偷袭我运兵船的消息传到北京，一时朝野哗然。翁同龢极力主战，引帝党集中火力抨击统率淮军的李鸿章。对此，有人认为翁同龢处处掣肘，对战争的失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说法最早在清朝灭亡后不久，胡思敬的《戊戌履霜录》和王伯恭的《蜷庐随笔》中已经出现，如《蜷庐随笔》称“甲午之事，始于项城（袁世凯），成于通州（南通张謇），而主之者常熟（翁同龢）也”。一些人认为，翁同龢之所以要攻击李鸿章，源于翁同龢与李鸿章的私人恩怨。原来早在1862年，曾国藩上《参翁同书片》，称翁同龢之兄翁同书“弃城远遁”，并保荐叛服无常的苗沛霖，导致寿州城惨遭劫掠，“养痈贻患，绅民愤恨”、实属“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所谓门第鼎盛之语，可算把翁家得罪殆尽。翁同书险些被判“大辟”，即斩首之极刑，最终被发配新疆。不少人认为这封参折出自时任曾国藩幕僚的李鸿章之手，并以此作为翁李矛盾的根源。
　　这一说法，有学者表示了异议。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这封参折出自他人之手，曾国藩把上参折之事有意瞒过了李鸿章。原来，李鸿章的恩师孙锵鸣是翁同龢之父翁心存一手拔擢的得意门生，算起来翁李二人颇有师门渊源。而学缘是当时读书人最重要的关系之一。戚其章先生在《晚清史治要》中认为翁李确实政见不同。“甲午战争爆发之前，翁主张预筹战备，以备不测；李则认为有万国公法在，日本不敢悍然挑起衅端；战争初起时，翁倾向主战，李则寄希望于列国调停，以息战讲和；黄海之战后，李仍相信俄国能保朝鲜，翁则对此表示怀疑，认为恐不足恃。”平心而论，帝党主战，并非等于“开兵端”“启边衅”。若把甲午战争的责任归于翁同龢一身，诚如近代史泰斗龚书铎先生所言，实际上就是把战争的责任单方面归于中国，恐有“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为日本侵略中国开脱罪责”之嫌。
　　无论是否存在传说中的私人恩怨，在整个战争期间，帝党主战派对李鸿章的攻击几乎无所不至。或曰贻误大局，或曰别有用心，或曰性情乖异、年老昏聩。丁汝昌、卫汝贵等李门爱将也中枪无数，堪称众矢之的。
　　1894年9月，翁同龢与帝党几员大将合议“启用恭邸”之事，并亲自向光绪帝告明。据同为帝党的侍读学士陆宝忠记载，他与几位大臣联名上奏，第二天就被光绪帝单独问话，临走时，光绪帝还对他说“今日掬心告汝，汝好自为之”！帝党与光绪内外配合之势已成。第三天，翰林院便于宣武门外土地庙斜街的京师全浙会馆集会，联名起草奏議，列名者共计57人。几天之后，恭亲王复出。奕起用后不久，帝党35人联衔上奏，要求惩处李鸿章。张謇更是单独上奏，称主和的李鸿章“必且幸中国之败，以实其言之中；必且冀中国之败，而仍须由其主和，以谋其所挟之尊”。真可谓是帝党倾尽全力发动的致命一击。
　　然而当年那个长于洋务、八面玲珑的“鬼子六”已经老迈，失去了斗志。恭亲王奕起用后并无作为，令帝党深为失望。战局不断恶化，眼见已不可挽救。翁同龢面对夜访而来的张謇，谈及“危言耸论”，终至“声泪交下”。
　　修改日记抹去康有为痕迹
　　甲午战败后，翁同龢十分痛苦。他多次自责，说自己“上无以对天造之恩，下无以慰薄海之望”，“才略太短，无以仰赞”，“恨不能碎首以报”。他递呈《自请为甲午战败罢职疏》。然而此时需要筹措对日赔款，恭亲王奕和庆亲王奕劻注意到了久任户部尚书的翁师傅。经两位亲王的提名，翁同龢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翁同龢在总理衙门任上，经历了筹措甲午赔款、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强占旅顺口等事件，愤懑难当。终于，翁同龢“深以旧法实不足恃”。可叹，翁师傅这样的老派士大夫，对忠信甲胄、礼义干橹那套也已经毫不留恋了。此时，南海康有为进入了翁师傅的视野。
　　以主流观点看来，康有为能够进入中枢，发动改革，得益于翁同龢向光绪皇帝的极力推荐。其中主要的证据出自康有为自编年谱以及相关诗文。康有为将翁同龢推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称正是翁同龢将自己“力荐于上”，二人知遇之交堪比萧何韩信。
　　1925年，在翁师傅又一得意门生张元济的赞助下，《翁文恭公日记》由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影印刊行。不久，有学者发现日记“内多改削”。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九日（1895年7月1日），翁同龢记载“饭后，李莼客先生来长谈，此君举世目为狂生，自余视之，盖策士也”。然而，这位号莼客的李慈铭已于一年前去世，且花甲而终，何能目为“狂生”？
　　孔祥吉教授在翁同龢后人翁万戈先生家中，看到了日记原稿本，发现“李慈铭三字是剪贴上去的，做工非常精细，非用强光照射，几乎看不见贴补之痕迹”。孔教授认为，翁同龢当天所见之人实为康有为，康氏在翁同龢眼中乃真正的“策士”。翁同龢在戊戌四月被罢官之后，惧怕受牵连，动手对日记进行删改。这进一步佐证了翁同龢“荐康”的可信度。
　　近年来有学者认为翁同龢对康有为相当疏远，举荐康有为的是张荫桓。然而无法否认的是，在张氏引荐康有为的过程中，翁同龢“不仅是知情者，也是谨慎的支持者”。
　　不久，翁师傅再次见到了自己一画一划教出的红色字迹，这一次不再是小皇帝的描红作业，而是勒令他开缺回籍的朱批。戊戌变法后，内阁明发光绪帝的朱批上谕，一时中外哗然，时人惊叹“天威诚不可测也”。翁同龢贵为帝党领袖，何以遭到皇帝本人排斥？有人认为是慈禧勒令光绪为之，有人认为光绪帝怕翁同龢妨碍变法，也有人认为是刚毅、荣禄等人日进谗言的结果。这一次，翁同龢被彻底孤立了。随着戊戌政变的发生，已经开缺在家的翁同龢被冠以“康党”罪名，遭到了革职编管，永不叙用的严厉处分。翁同龢再也没有机会回到皇帝身边了。
　　翁同龢一生为官四十载，在军机处、户部等掌管钱粮要害的衙门长期任职，却能保持操守廉洁，以致家计清寒。回乡闲居时，常常靠门生故旧接济米面才能生活。闲居中，他写下这样的诗句自况：“谁知瓶隐庐中客，别有江湖浩荡天。”这既是翁同龢晚年心境的写照，也是他跌宕一生的缩影。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