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一个名字新鲜出炉——“盘州市”。经国务院批准，贵州省盘县撤县设市，成为县级盘州市。据媒体梳理发现，五天之内，六地密集撤县设市。另今年以来，已有四十余县提出加快撤县设市步伐，主要集中在安徽、青海、贵州等省。有观点认为，这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在去年个别县“谨慎解冻”之后，暂停了20年的撤县设市开始正式重启。
　　那么，很多地方政府为什么如此努力地想要推进撤县改市？对于老百姓来说，县和市到底有什么区别？撤县设市能给新市民带来什么切实的好处？
　　起落20年
　　“撤县改市”的序幕，最早于1983年拉开。
　　背景是在1981年，当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的论述中提出：“以大中城市为依托，形成各类经济中心，组织合理的经济网络”。很快，仅在1983年，就有31个县域改为县级市，并新设了7个县级市。从1983年到1986年，是第一波高潮。
　　时间推至1993年5月，国务院同意民政部《关于调整设市标准的报告》，即在1986年国务院批准试行的撤县设市标准基础上另作修改，明确了适用范围、人口总数、经济指标等。
　　至此，“县改市”正式进入井喷期。截至1998年底，我国县级市数量达437个，其中近350個为县改市。现在人们熟识的浙江义乌市和桐乡市、安徽桐城市和宁国市，都是赶乘这趟车而改市的。
　　但这项当时跨步前行的地方行政体制改革在1997年的时候，被国务院叫停——“暂停审批县改市”。
　　关于叫停原因，华东理工大学研究员杨君曾深入研究：“县改市初期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设计初衷，克服了切块设市模式的弊端，与80年代的中国经济社会达成了契合。但伴随着改革的深入，各地的盲目跟风引发了一系列负面效应。一方面出现假性城市化 ，有些市区的农村人口仍然占据主要比重，基础设施和规划仍然围绕农业进行，市郊的发展与城区的发展失衡等一系列泡沫现象；另一方面，市级权限给有心之人带来更多寻租空间，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进入21世纪后，“县改市”再次成为关注焦点是在2013年前后。
　　2010年初，就有国家发改委领导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表示，将积极研究完善设立县级市的标准，把达到一定规模和标准的县（镇）适度改设为市。
　　而真正的再启端倪来自一则通知，即2013年由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土部、住建部等11个部委联合下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通知。在探讨中国新型城镇化的破题工作时，“改市”的字眼再现。同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完善设市标准，严格审批程序，对具备行政区划调整条件的县可有序改市。”这是党中央权威文件中对“撤县设市”的一次明确表述。
　　2014年，国家发改委向国务院上报城镇化改革方案，明确提出“推进行政区划创新，完善城市行政区划设置和布局”。此表述将“撤县改市”正式拉入大众视野。
　　一字之差，大不相同
　　工信部2016年对全国近3000个县（市）进行综合评估，发布的县域经济100强中，共有69个县级市，其中排名前13位的均为县级市。第14名为湖南省长沙县。据长沙县统计局数据，2016年，长沙县完成地区生产总值1280.3亿元。相比这个数字，中西部很多个地级市的全年生产总值低于1200亿元。
　　这个信息中不难看出，一方面县级市以其特享的资源配置，经济发展远胜于普通县域；另一方面，现有的经济强县，拥有着赶超市域经济的实力与潜力。
　　盘县入选，显示出在全国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作战图上，贵州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根据十八大报告精神，城镇化未来将成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载体，更是撬动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
　　從“县”到“市”，一字之差，大不相同。
　　表面上看，从“县”到“市”，一字之差，管辖区域没变，人口也没变，实际上，由“县”到“市”，意味着经济发展的深刻转型。《说文》有曰：市，买卖之所也。城市和乡县，前者是现代经济的载体，后者是农耕传统的继承，改革之意，便在这一字之变中，显露无遗。
　　县政府的职能重在农业发展和社会稳定，而市政府则侧重推进城镇化，以发展非农产业为主，有相对较高的产值。
　　同时，县级市归省政府直管，而原隶属的地级市只是代管，县级市将获得更大的行政管理权限，更多的优惠政策，上级政府转移支付或者专项扶持资金也有差别，政府也更容易招商引资，就业机会增加。
　　县级市的设立，对统筹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我国沿海地区很多县靠撤县设市，放开步子，促进了经济发展。在最新的2016年的百强县名单中，绝大多数是县级市。所以一般来说，撤县设市是一个“官民同乐”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