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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世昌的命运起落
我是山西运城市临猗县人,那年,我从村里考进县城上中学,在校吃住。有活动了,老师通知“通学生带工具”,我才知道了“通学生”,就是家在县城的走读生。
冯世昌是“通学生”,他家在县城崇相西的西边。他皮肤黄,干巴瘦,可筋骨强壮,从小干农活练就的。班里要是有农活,冯世昌割麦子、收秋都是一把好手,不弱成年人。
学习上课,很平静,但冯世昌闹出了一件不平常的事。
中学的周围有几个烧瓦窑。县城盖房子,已经开始用那种铺在房顶一展平的长方红瓦。砖瓦都要和泥脱坯,脱好坯晒干装窑烧成。下了学我们就去看烧瓦窑。冯世昌跑在前面,一脚就踩到了红瓦坯子。泥坯,一踩就破。我们过去只见过硬硬的瓦,哪里见过能踩破的泥瓦?冯世昌觉得很新鲜,索性踩着泥坯往前走,边走边舞,扭秧歌一般,接连踩破了十来块红瓦。
冯世昌闯了大祸。烧瓦窑找到学校,说是学生捣乱破坏。烧窑的是工人阶级,学校不敢怠慢。后来让冯世昌写检查,最后以“破坏公共财物”为由,记了一大过。冯世昌一下子成了全校有名的坏学生,走到哪儿都有人悄悄议论——事后才看出,也就是从这时起,冯世昌制定了自己的人生翻盘计划,他要努力改造思想,重新做人。
冯世昌开始表现。每天放学回家,他飞快吃了饭就跑回学校,把教室打扫一遍。除了来去,他抠死的吃饭时间不超过15分钟。有时来得稍晚,他也打扫,上课了尘土还在飞舞,同学们都抡起书本拍打课桌,冯世昌惊恐地看着前后,知道自己今天又不得人心了。上物理化学课,冯世昌抢着帮老师拿教具。有位同学的脚伤了,我们几个要好的轮流背他去操场,冯世昌也抢过来背。我看那位同学不太愿意,伏在冯世昌背上,那目光却是冷冷的。我们上大灶,吃菜少,冯世昌从家里拿来炒熟的辣椒面,把南瓜籽焙干捣碎了搀和匀,看着你吃,一边问:好吃吧?同学若表示欣赏,就是他最开心的时候。
学校要开运动会,这当然是考验冯世昌的时候。1500米跑,冯世昌连年都是冠军,这次当然也志在必得。偏偏这年调来了一位同样能跑的大个子。学校操场一圈400米,前两年,跑过两圈冯世昌就遥遥领先,提前锁定了冠军。这一回,大个子却是死死咬住冯世昌。眼看剩下了100米,50米,冯世昌开始加速冲刺。他加速,大个子也拼了,终点撞线,冯世昌也就领先一个身位。过了终点,我接着扶住他。冯世昌脸色寡白,面无人色。过些年,我每每想那一刻常常后怕,要再跑,冯世昌心脏可能会爆了。
冯世昌的辛苦表现终于获得回报。一个半学期后,学校宣布,由于冯世昌努力学习,追求进步,决定撤销冯世昌的处分,团支部批准冯世昌入团。“踩瓦—记过—去过—入团”,从谷底到顶峰,冯世昌终于实现了精彩的转变。学校大力宣传“冯世昌模式”,作为改造思想成功的样板。全校大会上,冯世昌开口没有几句,就哭得说不下去。我想,此时此刻,他肯定想到了这一年的辛苦遭逢。
考进高中后,我和冯世昌还在一个班。那已经是“文革”前夕,风雨欲来。政治思想工作强调得可怕,学校开始四处出击,寻找斗争对象。没有想到,冯世昌又成了明星。
我们学校有两个保留节目,舞蹈《快乐的青年》和《快乐的啰嗦》,都是表现青年男女的友好交谊和爱情生活的,每逢联欢,学校都拿出来上演。这会儿四处搜查反动文艺,扫荡靡靡之音,报纸上每天都揪出大毒草,人们注视爱情舞蹈的目光渐渐地就有了警惕。终于有一天,学校的大黑板手抄了冯世昌的大批判稿:《快乐的青年、快乐的啰嗦宣扬了什么?》,文章批判这两个舞蹈“面前展现了一片爱情的海洋”,指责以剥削阶级人生观腐化青少年的革命斗志,表示这是两个阶级争夺青少年的斗争。
冯世昌的文章无疑是重磅炸弹。虽然到处批判毒草,毕竟都远在天边。这下子,我们身边也发现了不健康的节目,阶级敌人无孔不入啊!教习舞蹈的老师吓得连忙去黑板报前照抄学习。以后再开会联欢,校方拿下了两个舞,省得多事。冯世昌却是在这一轮批判中成为全校学习的榜样。
冯世昌以革命大批判走红,却不知道这个玩意太危险。他很快就栽倒在革命大批判的利刃之下,自己尝到了个中滋味。
“文革”开始,每天批判黑帮教员,台上声嘶力竭,台下也有思想开小差的。冯世昌边听边在纸上乱记。批判说,林副主席号召我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校党委却怎么怎么,这难道不是地地道道的反党黑事吗?冯世昌的笔记当然赶不上讲话速度,竟把后面有关校党委的一句漏下了。他也没在意,把字纸揉成一团,往地上一扔了事。抄者无意,观者有心。他身后的同学偏偏是阶级斗争弦儿绷得紧而又紧的激进分子,这同学拾起纸团一看,非同小可,立刻向团支部汇报。
冯世昌扔了纸团,立刻感到有些不妙。看到身后同学捡起纸团急忙离开,他顿感天塌地陷,只能嗫嚅:“我不是有意的。”团支书的目光比刀子还冷:“白纸黑字,这可都是你寫的。”冯世昌把目光转向全班同学,大家都沉默——这个家伙屡出风头,同学已经很厌恶,巴不得看笑话。
所幸,冯世昌的贫农成分救了他,没有当“反标”处理。不过从此有了政治污点。成立群众组织都不要他,外出串联没人约他,他没有同伴,和所有集体活动绝了缘。两派群众组织,谁都不愿意沾上冯世昌。冯世昌一个人孤零零来去。他多么需要再次加入组织呀,无奈这组织对他没兴趣。
山西以后的“文革”斗争就是“翻烙饼”,两派轮流上台。我们高中毕业后,面临着参加工作的问题。谁上台,都抢先安排自己人,提干,招工。几轮下来,我们两派同学都分别安排了工作。县城虽没什么好单位,但好歹走出了农村,人生有了新起点。
没有人想到冯世昌。他就这样当了一辈子农民。一干40年,40年来农民的所有艰辛、被歧视、低贱、无助,这些滋味,他都要和这个群体一道嚼碎了咽下去。
“文革”前的老高二,转眼都60多岁了。我们都老了,冯世昌当然也老了。去年回县城,几个同学聚会,席间,看到是崇相西的地面,我就说到了冯世昌。一位老同学立马说,你想见?我带你去,天天在广场跳舞。 嗨,见不见吧,他有心思跳舞就好。
姚培建:“良言一句三冬暖”
姚培建是我们班的明星同学,他的姐姐是县剧团名演。填登记表,姚培建的家庭成分一栏却填了“地改”。“地改”是我们这里地主家庭出身的同学淡化地主污名的一种办法。入社了,地主让当社员了,说明改造好了,就成了“地改”——和右派改正成了“摘帽右派”一样。可在人们看来,“摘帽右派”还是右派,地改还是地主。
我们班主任又左又糊涂,果然就盯上了姚培建,和他过不去。学校党支部徐书记走路踩了一棵青菜,姚培建写日记批评说:身为支部书记,竟然不爱护学校菜苗。班主任那时正在努力入党,得罪书记还了得。全班大会,班主任加码批判:徐书记不小心踏了菜苗,要友好地、善意地指出嘛!“身为”——什么语气?什么感情!姚培建就有点紧张,地主最怕人提起“阶级感情”。
遇上这样的老师,入团是没有指望了。高二上学期有一天,姚培建上课下课,突然戴上了红领巾。大家奇怪地问,培建回答得倒轻松,我又没有退队,为啥不能戴红领巾?高二有个戴领巾的!外班同学都跑过来看稀罕。远远地站定,瞄着胸前那一朵红。姚培建也知道有人看他,他自顾自的,根本不管别人说啥。
“文革”开始,破四旧立四新,我们几个激进分子先是敲锣打鼓,把学校的大礼堂改名为“战斗厅”,破除封建礼义,高标无产阶级战斗风格。在班里,我们发动了废除姓氏行动,和我关系好的几位一律改名向东辉,向阳辉什么的,林林总总。姚培建积极投入了我们的革命行动,一天他找到我,表示从此以后只写培建,不写姚培建,要和封建家族划清界限。平宜姚家,在我们那里可是望族。姚培建不姓姚了,是否和家庭成分也有点关系?我们那时一股傻气加一股杀气,哪里掂得出轻重。
姚培建成分不好,“文革”中不太积极。两派打得你死我活,培建不怎么掺乎。终于一场大型武斗定了输赢,我们兵团被击垮,三三掌了权。各群众组织纷纷投诚,一霎时天下都改了衣冠,培建也就随了大流,成为新王朝集团的一员。对方当然不放过我们这几个兵团的核心成员。其实一个班里,一派也就头二十个人,叫个司令又怎样。不过对方既然得了天下,那是要行使统治的。讨论我们几个的处理意见,有主张作政治结论的,有主张大会批判的,最严厉的是我们的团支部书记,他说,其他问题都好说,反对解放军是反革命行为——指的是我贴过一张批判县武装部的大字报。
全班面面相觑,没人敢辩驳。看来这是要送我们进监狱了?如何处理,有人家掌刀把的,轮不上我们说话。只有姚培建扑哧一声笑起来:“都是同学么,哪里有什么反革命?”这一笑,顿时让全班睁大了惊讶的眼睛。阶级斗争,剑拔弩张,两军对垒,你死我活,人民正在审判,怎能嬉皮笑脸。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忍。若是放过这条冻僵的毒蛇,就要上演农夫和蛇的悲剧。这时候心慈手软,不是内奸,就是糊涂虫。我都知道該怎么批评姚培建。
这个扑哧一笑,笑出了姚培建的天真。这是潜藏在心底的人性善。我感谢,两派杀得红了眼,只有姚培建心里还保留着大慈大悲。
权力争夺告一段落后,我们自然沦落底层。姚培建也没有得好,这种和革命离心离德的人,无产阶级革命派当然不会收容。分配工作了,姚培建只有回家当农民。我也回了乡。零零星星听到培建的一些消息,他在村里竟然遭到批斗,游街转巷。终归还是地主成分害了他。听到这些,我只有叹息。
多年了,依然惦念着姚培建当年在关键时刻出面说情。耿耿在心,每每想起,感念不已。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终于按不住感恩之情,给姚培建去了一封信。主要是诉说这些年的牢记,感慨“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感谢他当年仗义执言,哪怕是无望的努力。不久姚培建回了信,仿佛没有看到我的信一般,来信开宗明义要我帮忙联系楼房封顶工程:
今年我家盖了两面新房,欠了两万多元账。儿子快到结婚年龄了,也要花一笔钱。我心里有了压力。中年人,一月300块哪能养了家。我和学校订了一年停教合同,想出去打闹打闹。你和房管部门有没有关系?直接的间接的都行。质量一定能保证,我在镇上封过许多楼顶,效果都不错。给你挂电话你不在家,一定帮忙。
我这才叫离谱,迂腐得可以。培建人到中年,被生活问题逼得焦头烂额,四处乱撞,哪里还有闲心怀旧抒情。我帮不了人家的忙就算了,偏偏还要在人家拼力支撑时,邀请人家一起怀古抒情,我这个同学太离谱了。
我实在帮不了培建,不好回信,从此与他又断了联系。
董永立:赌错了人生的局
初中到高中,我和董永立都在一个班。
最早注意到这位同学是因为一篇作文。初三时老师出了个作文题《中秋夜话》,我们照例是一通瞎编:中秋节之夜,月光皎洁,月下老贫农给我们忆苦思甜;当年中秋节吃不上喝不上,今年中秋节西瓜月饼还是社会主义好。
我的作文一直好,老师评讲表扬是常事。这一次,老师却是高调推荐董永立的《中秋夜话》。永立没有按我们的套子写今昔对比,他写的是人定胜天。作文说,今年大旱,多亏了公社集体大干,战胜旱灾,迎来丰收。月光浮动,树影轻摇,一群娃娃守候在小饭桌前,等待月亮爷爷高升起来吃月饼。这时队长从月光里下地回来,问明了孩子们是在等候月亮爷爷,队长于是很不满,什么太阳月亮,今年夏秋庄稼正需要浇水,可是它们干的好事!老天就是不下雨!眼下庄稼丰收了,却要感谢它们?永立的作文,虽然不脱“政治正确”的高调,但显然比我们的套数要新颖。
永立的写作能力很强,以后我当兵,永立的来信,都是好文章。我从此和永立走近了。这才发现,永立也有他的毛病。他好走极端,左右摇摆,这号性格,人生关键处不知摇到哪一边,往往难以作出正确选择。
永立家庭出身好,入团比我早。我那一阵也是努力表现,无奈中学教育大势已变,“突出政治”的四周总看我不顺眼,高中初中都没能入团。永立大概觉察到了什么,过不了几天,他偷偷递给我一个纸条:
星星同学:以前我们之间,我总觉得有层隔膜,把我们隔离开了,其主要原因是初中印象。现在我认识到,那不怨你,也不怨我,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做坏。它对我各方面都影响很大,不过我们也得了教训,非提高思想不行。现在,我虽入了团,但仍然缺点很多,首先是完成不了党交给自己的任务。你说,你对未来是信心十足的,很好!希你不断提高思想,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热心帮助同学,时刻警惕骄傲萌芽,不断进步! 老同学 永立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是一个什么样的岁月呀,青春朝气在我们全身鼓胀,可惜社会没有珍惜我们的青春向往,万里国土整个服下了政治迷药,一代孩子的迷失就是必然的。永立和我,那时都多么虔诚地“追求进步”,按照“兴无灭资”的方向刻苦修行。
当一代人陷入革命狂想,“文革”的发动就是顺理成章。“文革”开始,停课闹革命,我们中学生当然是运动主体。我和永立等人联名写信给国务院,要求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方针。其实我们的依据,也不外乎传抄的毛主席和毛远新的谈话,什么改学制,废文科,农业大学搬到农村去等话。不久,国务院文教办竟然回了信。虽然只是一个打印的制式文本,也足以让我们激动十天半月。
天下大乱。全国各地的造反风潮愈演愈烈。不断有各地的大学中学代表来校串联,鼓动革命。和外边相比,我们明显觉得领导学校的“文革”工作组太右倾了,学生太温良了。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我和永立约了另外两个同学,决定组织一个精悍的红卫兵组织。取法报纸强调的“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四敢精神,把自己的组织叫做“四敢小组”。四周寂寥无人,我们在一个放置农具的仓库里悄悄拟定章程,商量造反大计,大有南湖航船革命党人的豪迈。
我们闹过串联,闹过校“文革”工作组。但其实,我们的立场还是近于保守派。后来学校的革命造反兵团成立,主张打倒校党委,打倒校“文革”,我们立刻成了保字号。关键时刻起作用的,还是心灵深处的良知。我们不觉得领导都是坏人。
学校由此分裂成为两大派。一年后发展到夺权,斗争更加激烈。再后来,山西全省自上而下形成了“造反”、“保守”两大派别,从省城到县里遥相呼应。两派都有革命干部和武装部队支持,武斗越来越激烈。街头辩论时不时就打起来。在县城大街,我曾经看到一个小圈子的辩论,那是围住了一个对立面的同学。永立挤在圈外,进不去。人群朝里挤一下,永立就伸手探进去挥打一下。那个可怜的家伙逃不出天罗地网,脸上全是惊恐。大家都在动手,我感到,血腥杀戮临近了。
临猗县两派的大决斗定在1967年11月。双方都在临晋镇聚集兵力。大刀长矛,枪支火药炸弹都用上了。我胆小,借口去了成都。就在11月29日,一场大规模的争斗,终于通过武力彻底解决了。一夜枪声爆炸,我们兵团被打垮,头头全部被俘,除少数逃走,其余都做了俘虏。事后看到一个受伤的同学,他实在命大,一颗子弹穿过脖子,竟然没有伤着食道气管。见到他,谈话间,人们眼神闪烁,不住往他脖子两边瞟一眼,那两边一边一个红疤,位置严格对称。
“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这是“文革”中常常高诵的语录。对方既然掌了权,我们就成了向隅而泣的可怜虫。我和永立都回了村,躲在了乡下。一直到当了兵,我还背着“站错队”的沉重思想包袱。当兵不久,我就给永立写了信,除了同学情分,也想打听打听晋南的“文革”局势。很快永立给我回了信:
最亲密的战友星星:
你从部队的来信收到。没有及时回信请原谅。不是忙,是思想太混乱,太烦躁的缘故,不知该说些啥。
……
星星同学,我现在的处境是非常不好的。家里人多劳力少,历年欠款,加上嫂嫂住院,经济情况就更紧张。而我在目前情况下又不可能出去工作。所以思想是痛苦的,烦躁的,觉得实在没意思,只是一天一天混日子。
队里曾让我担任会计,保管,我没干。因为队干得罪人,又解决不了家里的什么问题。目下,我在大队学电工,我想学点实际本领总是有用的。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鄰。我们几个永远是最好最好的。什么时候我们几人能坐在一起畅谈数日?
祝你进步! 紧紧握手
战友 永立
永立的来信可以看出时代的风尚,动辄战斗,互称战友,穷困不堪却还在响应号召关心国家大事,坚信自己捍卫的真理必然胜利,等等。不过在永立,还多了一点“技术至上”的意味。正是迷信技术,当数月以后形势大变,出掌局面的老师同学动员永立去县城工作,他竟然拒绝了。就是这一次放弃,让他终身成了农民——永立赌错了人生最大的局。
永立苦熬到80年代,终于等来了中国农村的希望。分田分地,多种经营。永立的村子北坡一带,是我们县里最大的经济林区。家家栽种优种苹果。永立学会了苹果栽培技术,引进优种,嫁接换代等,成了这一带知名的土专家,年收入数万,令人羡慕。
可惜依仗苹果支撑的乡村优越感并不长久。十几年后,当我们这一代人渐入老境,医保和养老问题摆在眼前,永立终于发现,当年自己一头扎进的这个人群,是中国最大最著名的弱势群体。永立这样的农民没有过几天好日子,城乡差别、干部农民身份差别,终于和他算了总账。
后来,永立得了一种怪病。浑身无力,只想躺着。除了坐一坐,多半卧床。附近的县市医院诊断不清,怀疑不是肌无力就是美尼氏综合症。同学们都劝他到大医院去,到北京去看病,先诊断清楚再说治疗。永立终于听了我们的,一家人集体去了西安,又去北京,决心查个清楚。这家人出去才发现,20多年的隔绝,他们根本走不进城市,更加走不进大城市,愈加走不进大城市的大医院。他们两眼一抹黑,毫无人脉,在陌生的生活圈子里误打误撞,钉子加钉子,那苹果树结下的钱根本不敷使用。终于,在听到一笔检查费需要两万元时,永立和家人决定放弃治疗。一家人轰轰烈烈出动,很快灰心失望地退回了乡村。
永立老婆说:我们就在近处医院看。反正这两样病,药吃来吃去,总会撞对一样。
这号大病,得不到及时诊治,那他只有等死。果然,数月之后,我就得到了永立去世的消息。我悲哀地想,永立的死,应该就是所谓的“命中注定”了。
(作者系《山西文学》副主编)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9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我是山西运城市临猗县人,那年,我从村里考进县城上中学,在校吃住。有活动了,老师通知“通学生带工具”,我才知道了“通学生”,就是家在县城的走读生。
冯世昌是“通学生”,他家在县城崇相西的西边。他皮肤黄,干巴瘦,可筋骨强壮,从小干农活练就的。班里要是有农活,冯世昌割麦子、收秋都是一把好手,不弱成年人。
学习上课,很平静,但冯世昌闹出了一件不平常的事。
中学的周围有几个烧瓦窑。县城盖房子,已经开始用那种铺在房顶一展平的长方红瓦。砖瓦都要和泥脱坯,脱好坯晒干装窑烧成。下了学我们就去看烧瓦窑。冯世昌跑在前面,一脚就踩到了红瓦坯子。泥坯,一踩就破。我们过去只见过硬硬的瓦,哪里见过能踩破的泥瓦?冯世昌觉得很新鲜,索性踩着泥坯往前走,边走边舞,扭秧歌一般,接连踩破了十来块红瓦。
冯世昌闯了大祸。烧瓦窑找到学校,说是学生捣乱破坏。烧窑的是工人阶级,学校不敢怠慢。后来让冯世昌写检查,最后以“破坏公共财物”为由,记了一大过。冯世昌一下子成了全校有名的坏学生,走到哪儿都有人悄悄议论——事后才看出,也就是从这时起,冯世昌制定了自己的人生翻盘计划,他要努力改造思想,重新做人。
冯世昌开始表现。每天放学回家,他飞快吃了饭就跑回学校,把教室打扫一遍。除了来去,他抠死的吃饭时间不超过15分钟。有时来得稍晚,他也打扫,上课了尘土还在飞舞,同学们都抡起书本拍打课桌,冯世昌惊恐地看着前后,知道自己今天又不得人心了。上物理化学课,冯世昌抢着帮老师拿教具。有位同学的脚伤了,我们几个要好的轮流背他去操场,冯世昌也抢过来背。我看那位同学不太愿意,伏在冯世昌背上,那目光却是冷冷的。我们上大灶,吃菜少,冯世昌从家里拿来炒熟的辣椒面,把南瓜籽焙干捣碎了搀和匀,看着你吃,一边问:好吃吧?同学若表示欣赏,就是他最开心的时候。
学校要开运动会,这当然是考验冯世昌的时候。1500米跑,冯世昌连年都是冠军,这次当然也志在必得。偏偏这年调来了一位同样能跑的大个子。学校操场一圈400米,前两年,跑过两圈冯世昌就遥遥领先,提前锁定了冠军。这一回,大个子却是死死咬住冯世昌。眼看剩下了100米,50米,冯世昌开始加速冲刺。他加速,大个子也拼了,终点撞线,冯世昌也就领先一个身位。过了终点,我接着扶住他。冯世昌脸色寡白,面无人色。过些年,我每每想那一刻常常后怕,要再跑,冯世昌心脏可能会爆了。
冯世昌的辛苦表现终于获得回报。一个半学期后,学校宣布,由于冯世昌努力学习,追求进步,决定撤销冯世昌的处分,团支部批准冯世昌入团。“踩瓦—记过—去过—入团”,从谷底到顶峰,冯世昌终于实现了精彩的转变。学校大力宣传“冯世昌模式”,作为改造思想成功的样板。全校大会上,冯世昌开口没有几句,就哭得说不下去。我想,此时此刻,他肯定想到了这一年的辛苦遭逢。
考进高中后,我和冯世昌还在一个班。那已经是“文革”前夕,风雨欲来。政治思想工作强调得可怕,学校开始四处出击,寻找斗争对象。没有想到,冯世昌又成了明星。
我们学校有两个保留节目,舞蹈《快乐的青年》和《快乐的啰嗦》,都是表现青年男女的友好交谊和爱情生活的,每逢联欢,学校都拿出来上演。这会儿四处搜查反动文艺,扫荡靡靡之音,报纸上每天都揪出大毒草,人们注视爱情舞蹈的目光渐渐地就有了警惕。终于有一天,学校的大黑板手抄了冯世昌的大批判稿:《快乐的青年、快乐的啰嗦宣扬了什么?》,文章批判这两个舞蹈“面前展现了一片爱情的海洋”,指责以剥削阶级人生观腐化青少年的革命斗志,表示这是两个阶级争夺青少年的斗争。
冯世昌的文章无疑是重磅炸弹。虽然到处批判毒草,毕竟都远在天边。这下子,我们身边也发现了不健康的节目,阶级敌人无孔不入啊!教习舞蹈的老师吓得连忙去黑板报前照抄学习。以后再开会联欢,校方拿下了两个舞,省得多事。冯世昌却是在这一轮批判中成为全校学习的榜样。
冯世昌以革命大批判走红,却不知道这个玩意太危险。他很快就栽倒在革命大批判的利刃之下,自己尝到了个中滋味。
“文革”开始,每天批判黑帮教员,台上声嘶力竭,台下也有思想开小差的。冯世昌边听边在纸上乱记。批判说,林副主席号召我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校党委却怎么怎么,这难道不是地地道道的反党黑事吗?冯世昌的笔记当然赶不上讲话速度,竟把后面有关校党委的一句漏下了。他也没在意,把字纸揉成一团,往地上一扔了事。抄者无意,观者有心。他身后的同学偏偏是阶级斗争弦儿绷得紧而又紧的激进分子,这同学拾起纸团一看,非同小可,立刻向团支部汇报。
冯世昌扔了纸团,立刻感到有些不妙。看到身后同学捡起纸团急忙离开,他顿感天塌地陷,只能嗫嚅:“我不是有意的。”团支书的目光比刀子还冷:“白纸黑字,这可都是你寫的。”冯世昌把目光转向全班同学,大家都沉默——这个家伙屡出风头,同学已经很厌恶,巴不得看笑话。
所幸,冯世昌的贫农成分救了他,没有当“反标”处理。不过从此有了政治污点。成立群众组织都不要他,外出串联没人约他,他没有同伴,和所有集体活动绝了缘。两派群众组织,谁都不愿意沾上冯世昌。冯世昌一个人孤零零来去。他多么需要再次加入组织呀,无奈这组织对他没兴趣。
山西以后的“文革”斗争就是“翻烙饼”,两派轮流上台。我们高中毕业后,面临着参加工作的问题。谁上台,都抢先安排自己人,提干,招工。几轮下来,我们两派同学都分别安排了工作。县城虽没什么好单位,但好歹走出了农村,人生有了新起点。
没有人想到冯世昌。他就这样当了一辈子农民。一干40年,40年来农民的所有艰辛、被歧视、低贱、无助,这些滋味,他都要和这个群体一道嚼碎了咽下去。
“文革”前的老高二,转眼都60多岁了。我们都老了,冯世昌当然也老了。去年回县城,几个同学聚会,席间,看到是崇相西的地面,我就说到了冯世昌。一位老同学立马说,你想见?我带你去,天天在广场跳舞。 嗨,见不见吧,他有心思跳舞就好。
姚培建:“良言一句三冬暖”
姚培建是我们班的明星同学,他的姐姐是县剧团名演。填登记表,姚培建的家庭成分一栏却填了“地改”。“地改”是我们这里地主家庭出身的同学淡化地主污名的一种办法。入社了,地主让当社员了,说明改造好了,就成了“地改”——和右派改正成了“摘帽右派”一样。可在人们看来,“摘帽右派”还是右派,地改还是地主。
我们班主任又左又糊涂,果然就盯上了姚培建,和他过不去。学校党支部徐书记走路踩了一棵青菜,姚培建写日记批评说:身为支部书记,竟然不爱护学校菜苗。班主任那时正在努力入党,得罪书记还了得。全班大会,班主任加码批判:徐书记不小心踏了菜苗,要友好地、善意地指出嘛!“身为”——什么语气?什么感情!姚培建就有点紧张,地主最怕人提起“阶级感情”。
遇上这样的老师,入团是没有指望了。高二上学期有一天,姚培建上课下课,突然戴上了红领巾。大家奇怪地问,培建回答得倒轻松,我又没有退队,为啥不能戴红领巾?高二有个戴领巾的!外班同学都跑过来看稀罕。远远地站定,瞄着胸前那一朵红。姚培建也知道有人看他,他自顾自的,根本不管别人说啥。
“文革”开始,破四旧立四新,我们几个激进分子先是敲锣打鼓,把学校的大礼堂改名为“战斗厅”,破除封建礼义,高标无产阶级战斗风格。在班里,我们发动了废除姓氏行动,和我关系好的几位一律改名向东辉,向阳辉什么的,林林总总。姚培建积极投入了我们的革命行动,一天他找到我,表示从此以后只写培建,不写姚培建,要和封建家族划清界限。平宜姚家,在我们那里可是望族。姚培建不姓姚了,是否和家庭成分也有点关系?我们那时一股傻气加一股杀气,哪里掂得出轻重。
姚培建成分不好,“文革”中不太积极。两派打得你死我活,培建不怎么掺乎。终于一场大型武斗定了输赢,我们兵团被击垮,三三掌了权。各群众组织纷纷投诚,一霎时天下都改了衣冠,培建也就随了大流,成为新王朝集团的一员。对方当然不放过我们这几个兵团的核心成员。其实一个班里,一派也就头二十个人,叫个司令又怎样。不过对方既然得了天下,那是要行使统治的。讨论我们几个的处理意见,有主张作政治结论的,有主张大会批判的,最严厉的是我们的团支部书记,他说,其他问题都好说,反对解放军是反革命行为——指的是我贴过一张批判县武装部的大字报。
全班面面相觑,没人敢辩驳。看来这是要送我们进监狱了?如何处理,有人家掌刀把的,轮不上我们说话。只有姚培建扑哧一声笑起来:“都是同学么,哪里有什么反革命?”这一笑,顿时让全班睁大了惊讶的眼睛。阶级斗争,剑拔弩张,两军对垒,你死我活,人民正在审判,怎能嬉皮笑脸。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忍。若是放过这条冻僵的毒蛇,就要上演农夫和蛇的悲剧。这时候心慈手软,不是内奸,就是糊涂虫。我都知道該怎么批评姚培建。
这个扑哧一笑,笑出了姚培建的天真。这是潜藏在心底的人性善。我感谢,两派杀得红了眼,只有姚培建心里还保留着大慈大悲。
权力争夺告一段落后,我们自然沦落底层。姚培建也没有得好,这种和革命离心离德的人,无产阶级革命派当然不会收容。分配工作了,姚培建只有回家当农民。我也回了乡。零零星星听到培建的一些消息,他在村里竟然遭到批斗,游街转巷。终归还是地主成分害了他。听到这些,我只有叹息。
多年了,依然惦念着姚培建当年在关键时刻出面说情。耿耿在心,每每想起,感念不已。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终于按不住感恩之情,给姚培建去了一封信。主要是诉说这些年的牢记,感慨“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感谢他当年仗义执言,哪怕是无望的努力。不久姚培建回了信,仿佛没有看到我的信一般,来信开宗明义要我帮忙联系楼房封顶工程:
今年我家盖了两面新房,欠了两万多元账。儿子快到结婚年龄了,也要花一笔钱。我心里有了压力。中年人,一月300块哪能养了家。我和学校订了一年停教合同,想出去打闹打闹。你和房管部门有没有关系?直接的间接的都行。质量一定能保证,我在镇上封过许多楼顶,效果都不错。给你挂电话你不在家,一定帮忙。
我这才叫离谱,迂腐得可以。培建人到中年,被生活问题逼得焦头烂额,四处乱撞,哪里还有闲心怀旧抒情。我帮不了人家的忙就算了,偏偏还要在人家拼力支撑时,邀请人家一起怀古抒情,我这个同学太离谱了。
我实在帮不了培建,不好回信,从此与他又断了联系。
董永立:赌错了人生的局
初中到高中,我和董永立都在一个班。
最早注意到这位同学是因为一篇作文。初三时老师出了个作文题《中秋夜话》,我们照例是一通瞎编:中秋节之夜,月光皎洁,月下老贫农给我们忆苦思甜;当年中秋节吃不上喝不上,今年中秋节西瓜月饼还是社会主义好。
我的作文一直好,老师评讲表扬是常事。这一次,老师却是高调推荐董永立的《中秋夜话》。永立没有按我们的套子写今昔对比,他写的是人定胜天。作文说,今年大旱,多亏了公社集体大干,战胜旱灾,迎来丰收。月光浮动,树影轻摇,一群娃娃守候在小饭桌前,等待月亮爷爷高升起来吃月饼。这时队长从月光里下地回来,问明了孩子们是在等候月亮爷爷,队长于是很不满,什么太阳月亮,今年夏秋庄稼正需要浇水,可是它们干的好事!老天就是不下雨!眼下庄稼丰收了,却要感谢它们?永立的作文,虽然不脱“政治正确”的高调,但显然比我们的套数要新颖。
永立的写作能力很强,以后我当兵,永立的来信,都是好文章。我从此和永立走近了。这才发现,永立也有他的毛病。他好走极端,左右摇摆,这号性格,人生关键处不知摇到哪一边,往往难以作出正确选择。
永立家庭出身好,入团比我早。我那一阵也是努力表现,无奈中学教育大势已变,“突出政治”的四周总看我不顺眼,高中初中都没能入团。永立大概觉察到了什么,过不了几天,他偷偷递给我一个纸条:
星星同学:以前我们之间,我总觉得有层隔膜,把我们隔离开了,其主要原因是初中印象。现在我认识到,那不怨你,也不怨我,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做坏。它对我各方面都影响很大,不过我们也得了教训,非提高思想不行。现在,我虽入了团,但仍然缺点很多,首先是完成不了党交给自己的任务。你说,你对未来是信心十足的,很好!希你不断提高思想,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热心帮助同学,时刻警惕骄傲萌芽,不断进步! 老同学 永立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是一个什么样的岁月呀,青春朝气在我们全身鼓胀,可惜社会没有珍惜我们的青春向往,万里国土整个服下了政治迷药,一代孩子的迷失就是必然的。永立和我,那时都多么虔诚地“追求进步”,按照“兴无灭资”的方向刻苦修行。
当一代人陷入革命狂想,“文革”的发动就是顺理成章。“文革”开始,停课闹革命,我们中学生当然是运动主体。我和永立等人联名写信给国务院,要求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方针。其实我们的依据,也不外乎传抄的毛主席和毛远新的谈话,什么改学制,废文科,农业大学搬到农村去等话。不久,国务院文教办竟然回了信。虽然只是一个打印的制式文本,也足以让我们激动十天半月。
天下大乱。全国各地的造反风潮愈演愈烈。不断有各地的大学中学代表来校串联,鼓动革命。和外边相比,我们明显觉得领导学校的“文革”工作组太右倾了,学生太温良了。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我和永立约了另外两个同学,决定组织一个精悍的红卫兵组织。取法报纸强调的“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四敢精神,把自己的组织叫做“四敢小组”。四周寂寥无人,我们在一个放置农具的仓库里悄悄拟定章程,商量造反大计,大有南湖航船革命党人的豪迈。
我们闹过串联,闹过校“文革”工作组。但其实,我们的立场还是近于保守派。后来学校的革命造反兵团成立,主张打倒校党委,打倒校“文革”,我们立刻成了保字号。关键时刻起作用的,还是心灵深处的良知。我们不觉得领导都是坏人。
学校由此分裂成为两大派。一年后发展到夺权,斗争更加激烈。再后来,山西全省自上而下形成了“造反”、“保守”两大派别,从省城到县里遥相呼应。两派都有革命干部和武装部队支持,武斗越来越激烈。街头辩论时不时就打起来。在县城大街,我曾经看到一个小圈子的辩论,那是围住了一个对立面的同学。永立挤在圈外,进不去。人群朝里挤一下,永立就伸手探进去挥打一下。那个可怜的家伙逃不出天罗地网,脸上全是惊恐。大家都在动手,我感到,血腥杀戮临近了。
临猗县两派的大决斗定在1967年11月。双方都在临晋镇聚集兵力。大刀长矛,枪支火药炸弹都用上了。我胆小,借口去了成都。就在11月29日,一场大规模的争斗,终于通过武力彻底解决了。一夜枪声爆炸,我们兵团被打垮,头头全部被俘,除少数逃走,其余都做了俘虏。事后看到一个受伤的同学,他实在命大,一颗子弹穿过脖子,竟然没有伤着食道气管。见到他,谈话间,人们眼神闪烁,不住往他脖子两边瞟一眼,那两边一边一个红疤,位置严格对称。
“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这是“文革”中常常高诵的语录。对方既然掌了权,我们就成了向隅而泣的可怜虫。我和永立都回了村,躲在了乡下。一直到当了兵,我还背着“站错队”的沉重思想包袱。当兵不久,我就给永立写了信,除了同学情分,也想打听打听晋南的“文革”局势。很快永立给我回了信:
最亲密的战友星星:
你从部队的来信收到。没有及时回信请原谅。不是忙,是思想太混乱,太烦躁的缘故,不知该说些啥。
……
星星同学,我现在的处境是非常不好的。家里人多劳力少,历年欠款,加上嫂嫂住院,经济情况就更紧张。而我在目前情况下又不可能出去工作。所以思想是痛苦的,烦躁的,觉得实在没意思,只是一天一天混日子。
队里曾让我担任会计,保管,我没干。因为队干得罪人,又解决不了家里的什么问题。目下,我在大队学电工,我想学点实际本领总是有用的。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鄰。我们几个永远是最好最好的。什么时候我们几人能坐在一起畅谈数日?
祝你进步! 紧紧握手
战友 永立
永立的来信可以看出时代的风尚,动辄战斗,互称战友,穷困不堪却还在响应号召关心国家大事,坚信自己捍卫的真理必然胜利,等等。不过在永立,还多了一点“技术至上”的意味。正是迷信技术,当数月以后形势大变,出掌局面的老师同学动员永立去县城工作,他竟然拒绝了。就是这一次放弃,让他终身成了农民——永立赌错了人生最大的局。
永立苦熬到80年代,终于等来了中国农村的希望。分田分地,多种经营。永立的村子北坡一带,是我们县里最大的经济林区。家家栽种优种苹果。永立学会了苹果栽培技术,引进优种,嫁接换代等,成了这一带知名的土专家,年收入数万,令人羡慕。
可惜依仗苹果支撑的乡村优越感并不长久。十几年后,当我们这一代人渐入老境,医保和养老问题摆在眼前,永立终于发现,当年自己一头扎进的这个人群,是中国最大最著名的弱势群体。永立这样的农民没有过几天好日子,城乡差别、干部农民身份差别,终于和他算了总账。
后来,永立得了一种怪病。浑身无力,只想躺着。除了坐一坐,多半卧床。附近的县市医院诊断不清,怀疑不是肌无力就是美尼氏综合症。同学们都劝他到大医院去,到北京去看病,先诊断清楚再说治疗。永立终于听了我们的,一家人集体去了西安,又去北京,决心查个清楚。这家人出去才发现,20多年的隔绝,他们根本走不进城市,更加走不进大城市,愈加走不进大城市的大医院。他们两眼一抹黑,毫无人脉,在陌生的生活圈子里误打误撞,钉子加钉子,那苹果树结下的钱根本不敷使用。终于,在听到一笔检查费需要两万元时,永立和家人决定放弃治疗。一家人轰轰烈烈出动,很快灰心失望地退回了乡村。
永立老婆说:我们就在近处医院看。反正这两样病,药吃来吃去,总会撞对一样。
这号大病,得不到及时诊治,那他只有等死。果然,数月之后,我就得到了永立去世的消息。我悲哀地想,永立的死,应该就是所谓的“命中注定”了。
(作者系《山西文学》副主编)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9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