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年前的“两会”敏感期间，中央企业一天制造了3个“地王”，成为那一轮房地产调控的发端。3天后的2010年3月18日，国家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国资委）迅即发布“78家主业非房地产央企退出房地产行业”的通知，要求78家央企对地产业务进行调整重组，在完成企业自有土地开发和已实施项目等阶段性任务后有序退出，并限令在15天之内提交退出方案。业界称之为“退房令”。
　　一晃3年过去了，“退房令”执行得如何？向后看新闻，一看吓一跳。有媒体做了统计，时至今日，名单中不以房地产为主业的78家央企退出者不足1/4，“退房令”似乎烂尾。遥想3年前，“退房令”一颁布，“中石油”与“中石化”都率先宣布转让旗下房地产公司，一时间成了央企退房的表率。但就在2012年下半年，“中石油”旗下子公司击败“万科”、“保利”等房企，抢得北京昌平的一幅住宅用地。“中石化”也在北京朝阳区获得一幅商务金融用地。
　　这并非个案。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下半年，上海、广州、长沙、深圳、天津等全国主要城市的“地王”几乎都被央企收入囊中。2013年1月份北京成交的8宗经营性用地，也全被国企包揽。此时此刻，再想起3年前的“退房令”，耳光响亮。
　　央企曾被国资委领导称为“共和国长子”，按理说，更应带头执行国家的政策法规，但现实却是，央企似乎格外难管。比如央视就曾报道，环保部“环境安全百日大检查”督察组检查时发现，广东省“中石化”下属的3家企业成了环境违法行为或安全隐患的重灾区。一些央企似乎是法权治外之地，当地政府主动被动地“靠边站”了。
　　莫非刑不上大夫，令不达央企？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局面？首先，在咱们这个讲级别更甚于讲规则的地方，央企难管是必然会出现的事。央企动辄是正部级副部级，地方的最高领导都得和他平起平坐，说到管，实在是勉为其难。再说国资委。为何央企对直接上级的命令也不是都听呢？其实早在当年“退房令”出台时，就有明眼人看出了其中玄机。“退房令”中缺了时间表，也没说那78家央企姓甚名谁，社会监督很难介入，更像个自己人玩的游戏，有点慈母责备孩子的温情。谁愿断了自家人的财路呢？
　　如今，我们似乎只能看到民意在对央企说不。按说央企归全民所有，民意应该是它最终的评判标准。关键在于，如何能让民意进入真正的制度表达渠道，使得央企真正为民办事？
　　在国外国有企业的监管中，经常能看到一股强大的力量，这就是来自民意机构的监督。民意机构直接代表公民，既然是为全民服务的企业，根本的决策权就来自于此。通常是由民意机构立法，决定有关国企的薪酬和高管任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民意机构首先要考虑的，是国企的定位问题。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都奉行一条原则：国企能退出的领域尽量退出，只有在私人无法做或做不好的领域，不得已才由国家或政府去做。主要分布在邮政、军工、环境保护、博物馆和公园等不得不依靠政府出面的行业。这些企业的基本任务就是公共服务，很难盈利。它们不但不是政府的财路，反而多数是政府财政的负担。
　　另外，国企的运作是专业化的。比如，德国政府明确规定，国企高管及其下属不能来自政府机构，这被称为“企业直接经营者的非官员化”原则。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国企的运作必须透明。美国、英国、瑞典、芬兰等国家政府要求，国企都要建立公开透明的财务报告制度，经营情况都要按期向社会公开，接受政府和全社会的监督。
　　国企赚多少钱，最终都要作为国企红利由全民分享。这样一来，钱赚得多还是少，就不会成为国企高管工作是否合格的主要评价标准，更不可能将收益装入内部人的腰包，因此，这些国企就不存在与民争利的动力。相反，他们最忌惮的，就是公众的不满。
　　在2013年2月21日的中纪委常委会上，王岐山指出，要严禁干部违规干预插手市场经济活动。要做到这一点，请从管好央企开始。要管好央企，必须从建立民众及民意机构监督央企的制度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