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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ee des Beaux Arts by W. H. Auden
About suffering they were never wrong,
The Old Masters; how well, they understood
Its human position; how it takes place
While someone else is eating or opening a window or just walking dully along;
How, when the aged are reverently, passionately waiting
For the miraculous birth, there always must be
Children who did not specially want it to happen, skating
On a pond at the edge of the wood:
They never forgot
That even the dreadful martyrdom must run its course
Anyhow in a corner, some untidy spot
Where the dogs go on with their doggy life and the torturer’s horse
Scratches its innocent behind on a tree.
In Breughel’s Icarus, for instance: how everything turns away
Quite leisurely from the disaster; the ploughman may
Have heard the splash, the forsaken cry,
But for him it was not an important failure; the sun shone
As it had to on the white legs disappearing into the green
Water; and the expensive delicate ship that must have seen
Something amazing, a boy falling out of the sky,
had somewhere to get to and sailed calmly on.
美术馆
查良铮 译
关于苦难他们总是很清楚的，
这些古典画家：他们多么深知它在
人心中的地位，深知痛苦会产生，
当别人在吃，在开窗，或正作着无聊的散步的时候；
深知当老年人热烈地、虔敬地等候
神异的降生时，总会有些孩子
并不特别想要他出现，而却在
树林边沿的池塘上溜着冰。
他们从不忘记：
即使悲惨的殉道也终归会完结
在一个角落，乱糟糟的地方，
在那里狗继续过着狗的生涯，而迫害者的马
把无知的臀部在树上摩擦。
在勃鲁盖尔的《伊卡鲁斯》里，比如说；
一切是多么安闲地从那桩灾难转过脸：
农夫或许听到了堕水的声音和那绝望的呼喊，
但对于他，那不是了不得的失败；
太阳依旧照着白腿落进绿波里；
那华贵而精巧的船必曾看见
一件怪事，从天上掉下一个男孩，
但它有某地要去，仍静静地航行。
上海美术馆将告别南京西路 变身中华艺术宫
经过地铁7号线耀华路站的市民发现，导向标志上原来的“世博中国馆”字样，已经悄然变成“中华艺术宫”。8号线“周家渡站”也已经变成了“中华艺术宫站”。上海美术馆即将与座落在南京西路黄陂路路口的那座英式老建筑告别，入驻中国馆变身中华艺术宫。
上海美术馆执行馆长、中华艺术宫筹建办常务副主任李磊说：“上海美术馆的确发挥了她应有的作用，但和拥有的馆藏作品相比，和上海的美术文化底蕴相比，这座展馆远远算不上完美。上海美术馆不用和国外的知名美术馆相比，其面积就是和中国美术馆的近三万平方米、江苏省美术馆的两万平方米相比，也相距甚远，这使得绝大多数艺术精品常年深藏库房，也使上海与不少国内外重大艺术展无缘。”
早在2009年市文广局提议建设上海大艺术宫，是改建还是新建？争论不小。世博会后，这个问题迎刃而解。市文联主席、中华艺术宫筹建办主任施大畏说：“未来的中华艺术宫和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将成为中国在世界艺术之林的新地标。两个馆的建立完成了中国在国际美术的上格局。也就是说今后中华艺术宫是展示收藏近现代美术作品、当代艺术博物馆是现当代的美术作品，那古代的就在上海博物馆。”
这是上海美术馆的第四次搬迁，场馆空间利用和学术梳理的疑问只能让时间给出答案。然而，民众和艺术家在一场美术馆的身份、地域转换中并不占据任何位置，此次搬迁像是一场没有展品和观众的艺术行为。扣上殿堂级的帽子无法掩盖缺陷，一旦改变发生，质疑在所难免，接下来的运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艺术宫在人们心目中真正的地位，但愿她能在期待中前进。
艺术家缺席
去年7月，当上海美术馆即将迁址的消息发出后，有一位自称“美术爱好者”、名叫张唯的“上海公民”去信上海市长韩正，建议政府慎重再思美术馆搬迁至世博会中国馆、更名为“中华艺术宫”的决策，提醒市长勿因为“个人政绩”等冲动，犯“历史倒退的错误”，留“后世之笑柄”。张唯以自己的市民身份道出了“已经拥有近百年历史”、“著名美术文化圣地”、“早已深入民心的上海美术馆”，“才是我们上海百姓的心声”，并“望市府领导们在后世博工作中能够更多的采纳多方意见，采纳广大市民的意见和市民们内心的呼声”。
尽管他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至少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然而与美术馆息息相关的艺术家群体却呈现出集体沉默的状态，对此事不置可否。上半年陈丹青、韩辛、林旭东在上海美术馆办了回顾展，彼时他们已经知晓这一消息，愤怒的同时却又表现得无可奈何。
在上海，艺术家的地位已然式微，甚至有艺术家直指被剥夺话语权而转为专注对材料本身的探索，不知何时，“体制内”变成一种有负担的称谓，“没有单位”、“墙内开花墙外香”反而来得更有优越感。
广州艺术家苏坚直接发表了文章《上海，你为什么不生气？》一文，他直言，其实公众、市民关心的问题，是政府是否认为美术馆搬迁是个“公共问题”？政府如何认定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遵循怎样的公正程序？其中，很关键的是，这样的决策是否、如何进行有效的民意征集和沟通，进行公开的咨询、评估、听证？
如此尖锐的质问并没有激起上海艺术家们太大的反应，其中有一点很明显，至少是可喜可贺的——政府开始重视艺术、文艺，无论是采用了何种方式。巨大的展馆和世博会之后的连带效应，现在都加持在艺术这件事上了，你说不清好坏，道不明就里。
一家艺术网站对上海几位抽象艺术家做了采访。曲丰国的意见可能代表大绝大多数艺术家的看法，上海美术馆的搬迁让他们在情感上无法接受。“听说上海美术馆要搬迁，感情上一下子有点接受不了。上海美术馆的位置和环境都很好，而且大家都很熟悉，特别是过去，可能艺术家只有美术馆这么一个平台，我在上海美术馆也参加过不少展览，上海美术馆还收藏过我的几张作品。可能慢慢会习惯这种变化，新的当代艺术博物馆有着更大的空间，展示、收藏等功能都分开，更适合当代艺术，也未尝不是好事。”陈墙则认为，上海美术馆的实验性基本从此隐退。“一个美术馆的好坏不在于空间有多大，要看它的建筑是否合适、是否有个性，还要看其藏品的学术水准和拥有量。上海艺术家对上海美术馆是有感情的，听说它将要搬迁到中国馆，这让我很疑惑，一方面上海美术馆的定位和方向变得有些模糊，另一方面让人感觉上海美术馆的实验性基本从此隐退。但愿上海美术馆不要变身成为一个超大型的社区文化馆。”
没有冒险，只有经典
提及美术馆，词儿是个舶来品，源于希腊文，原为祭祀文艺科学女神缪斯的神庙。指收集、保存、展览和研究美术作品的机构，是博物馆的一种。19世纪以前，已有专门或主要收藏美术品的博物馆。彼时的收藏主要是王宫贵爵们的小喜好，宴请宾客、讨好贵妇时小范围显摆的行为，1893年法国成立的卢浮宫博物馆是美术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第一次艺术把自己袒露在了大多数人眼前。由于一般博物馆只收存古代美术作品，20世纪初产生了主要收藏当代作品的新型博物馆——现代美术馆。1929年诞生的纽约现代美术馆展出印象主义之后的作品，为美术馆史上的又一次变革。以后 ，巴黎、东京也先后建立了现代美术馆。全世界约有7000个美术馆。中国近代意义的美术馆诞生于辛亥革命后。1925年在北京故宫古物陈列所的基础上建立以美术为主的博物馆故宫博物院。1959年建成的中国美术馆，是20世纪以后中国美术作品的收藏、展览中心。
今天美术馆的建筑形式，最早是在1817年由约翰·索恩设计的达伟奇画廊（Dulwich Picture Gallery）所建立的。在达伟奇画廊中的展示空间是由许多彼此互相连结的房间组成，每一个房间的墙上都没有任何的装饰，并搭配由窗户引入或吊灯产生的间接光源。
19世纪晚期的美国和欧洲开始出现大量的公开美术馆建筑，成为大城市的文化象征。更多美术馆开始与博物馆和图书馆一样在政府主导的教育政策中扮演重要地位。
在20世纪晚期，传统风格的美术馆建筑开始渐渐被风格大胆的现代建筑取代，成为国际观光客的旅游景点之一。第一个美术馆建筑本身成为地标的例子是纽约市的古根海姆美术馆，由法兰克·洛伊·莱特设计。近期的例子则是毕尔包古根海姆美术馆和旧金山当代美术馆。但有批评认为这样的美术馆建筑是一种自我矛盾，因为夸张的外观和室内装潢会分散观众对艺术品的注意力，而艺术品才应该是美术馆最重要的部份。
中华艺术宫的建筑本身已经深入人心，各方态度不一，但作为世博会场馆，就弘扬民族精神和宣扬城市建设上来说，比较符合时宜，改建成为中华艺术宫后，展示面积达6.4万平米，拥有27个展厅。说道最重要的展品，开馆展览由《海上生明月——中国近现代美术的起源》、《来自世界的祝贺——国际美术珍品展》、《锦绣中华——行进中的新世纪中国美术》、《上海历史文脉美术创作工程作品展》以及“名家馆”5个部分组成。名家馆首批推出贺天健、林风眠、滑田友、关良、谢稚柳、程十发、吴冠中等七位艺术大师的300余件作品，并在2楼展厅联合陈列其他著名艺术家的160余件艺术作品。
运营上可以说首创了国内三位一体的运营模式，由理事会、学术委员会、基金会共同监督管理。
理事会是发展战略、运营决策的制定者和监管者，实际上是理事会领导下的馆长执行，决策机构由上级主管单位负责人、资助人、艺术家代表组成。 基金会吸纳社会资金，作为政府专项资金外的重要经费来源，积极筹集国内外组织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捐赠，主要资助重要展览、重要收藏和重点人才培养等。
作为开放性的直接体现，将首次吸收接纳各界代表参与理事会与基金会，愿意为上海艺术发展做贡献的企业及个人均可申请加入理事会与基金会。
学术委员会是评审学术工作的机构，追求学术高度，包括典藏、研究、展览，不为常规方法左右。委员会由国内外著名艺术评论家、美术史专家、美术专业媒体代表和部分重要藏家组成，不超过30人。
中国的美术馆历史发展较为局促，没有迂回曲折的演进、变革，一切都只在尝试中。然而，美术馆属于谁决定了她将拥有怎样的性格和气质，至此，中华艺术宫的性格显而易见。她属于政府，国家也明确已经认识到了美术馆作为国家形象与开放程度的指标性意义，艺术宫将作为社会社会文化与传承的载体。她将与冒险无缘，只传承经典。
蓬勃而焦灼的私营美术馆
海派多元且清晰的文化形象一直是上海的代名词，这里有融欣欣向荣的金融发展，更有庞大的艺术品收藏群体。物欲满足，精神上的充实显得尤为迫切和珍贵，作为企业家的一种文化回归，无疑是在上海打一张漂亮的特色牌。无论是一种社会责任，还是一种投资手段，企业家将自己的财力和智慧的一部分贡献给了文化事业，是积极的一面。私营美术馆现阶段缺少政府、基金的扶植，但是在经营上比公立美术馆有着更大的商业操作空间。
现阶段，私营美术馆常可分为民营美术馆与私人美术馆。民营美术馆的历史大概在十多年左右，私人美术馆是近两年才有的现象。从功能和性质来看，大部分民营美术馆一开始都以文化抱负为出发点，其中也有着很强的顺应时代的需要，即中国产业改革中文化产业的兴起，这有点类似上世纪90年代下半期媒体经营开放而导致的报纸杂志投资热。然而，随着投资风潮过去，文化理想逐步靠近现实，民营美术馆的经营成本问题开始凸显，无底洞般的投入让民营机构难以负荷，艺术市场的起伏也对民营艺术机构的身份定位造成影响，如何确立未来的长期规划更成为民营美术馆的难题。
尽管质疑不断，就目前而言，私营美术馆最大的风险在于如何避免被市场化侵蚀而失去其价值判断的独立性。在西方，美术馆本身的潜台词即价值的保值所，这也暗示了建立美术馆的高门槛。作品一旦进入美术馆，其价值就有了一定保障。然而，西方的美术馆因其历史基础而具备这一“赋予价值”的能力，在中国则相反：私营美术馆的身份组成复杂不一、良莠不齐，大部分情况下是先有空间后找作品，其结果变成用作品来抬升“美术馆”的声誉或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私营美术馆还处于起始阶段，更倾向于一种尝试性的公益性公共空间，但真正达到目标还有漫长的道路。
民众的姿态
美术馆里的人，多少都褪去了自身的棱角，变得平和有趣。被目不暇接的展品占据视线，很少观察身边的人事物，自身与展品之间建立了微妙的联系。不同年纪、职业、喜好的人，由美术馆空间联系起来。我们如何欣赏艺术？民众是摆出何种姿态去接受艺术熏陶的？
上个世纪伊始，王国维先生在中国首倡美育，“美术者，上流社会之宗教”，之后，蔡元培先生开始正面回应，提出“以文学美术之涵养，代旧教之祈祷”，更大声疾呼“以美育代宗教”，是其自始至终最为强调且最具独到性的美学主张。这在当时引起过多方争议甚至反对，时至今日也未能在学术界形成共识。
蔡元培将宗教与美育进行对比，指出美育是自由的，是进步的，是普及的，“鉴激刺感情之弊，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若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在蔡元培看来，以美育代宗教，使国人的感情勿受污染和刺激，使其受艺术熏陶而纯正。新旧世纪之交，实践美学的领军人物李泽厚先生仍旧在其新著《己卯五说》中提出以“审美代宗教”，可见其深入人心。如果用通俗的话来说，即是受过美学教育的人、懂得真善美的人，本质将远离拙劣和龌龊。
如今，美育并未代替宗教，除却宗教不谈，美育本身也是美术馆职责的一部分，也是最难使劲的部分。作为美术馆自有其专业形态，重视藏品收集和脉络梳理，严肃的专业术语、居高临下的说明使得民众望而却步。如今大部分美术馆有解说耳机、艺术品商店这些较为软性的布置，与民众的距离似乎仍是说不清道不明。
学术研究方面，依托藏品，承担国家级、省部级的研究课题，定期推出常设陈列展，出版学术专著，举办学术活动。常设陈列展应占所有展示面积30%以上。公共教育这块，中华艺术宫建立学生专场活动机制，免费举办专业美术讲座、艺术教育师资培训、美术爱好者临摹等活动，每年各类教育活动不少于400场。招募培训专业志愿者，开馆时将有首批800位志愿者协助工作。策展方面，建立国内外、老中青相结合的开放式、项目制、柔性化的策展人机制。以项目为任务编组，聘请海内外一流专业人士担任策展人。加强自主策划，提高展览质量，每年自主策划的展览应占展览总数65%以上。另有数字博物馆，为观众提供二维码接入、在线互动参与、艺术信息数据查询等服务。还将利用展厅播放艺术电影。
中华艺术宫对此做出的努力显而易见，世博会的人气嫁接在了美术馆头上，大量的志愿者队伍不同于其他民营美术馆的萧条，多媒体技术也成为了观展方式之一。然而，奇特的预约制度却表现出了不合时宜的姿态。民众必须用身份证去官网上预约，并在指定几处地点取票，方可入馆参观，不知这仅是试运营的测试行为，还是对世博效应过于乐观，整个过程的确稍嫌繁琐。不可否认，中华艺术宫如果以完全敞开的姿态迎接人群，的确是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艺术与观众的壁垒。
1983年，世界博物馆协会就在对美术博物馆的展望中说：“美术馆乃是文化的贮存所，也是了解、保护和更新文化的主要机构，而在每一个国家能确保其文化的条件之下，美术馆不仅能对其和平发展有所贡献，亦对社会变化发展亦有所贡献。”从小就让孩子们养成走进美术博物馆的习惯，让美术馆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宛如空气、水和食物一样。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美术馆将潜移默化进入我们的生活。
About suffering they were never wrong,
The Old Masters; how well, they understood
Its human position; how it takes place
While someone else is eating or opening a window or just walking dully along;
How, when the aged are reverently, passionately waiting
For the miraculous birth, there always must be
Children who did not specially want it to happen, skating
On a pond at the edge of the wood:
They never forgot
That even the dreadful martyrdom must run its course
Anyhow in a corner, some untidy spot
Where the dogs go on with their doggy life and the torturer’s horse
Scratches its innocent behind on a tree.
In Breughel’s Icarus, for instance: how everything turns away
Quite leisurely from the disaster; the ploughman may
Have heard the splash, the forsaken cry,
But for him it was not an important failure; the sun shone
As it had to on the white legs disappearing into the green
Water; and the expensive delicate ship that must have seen
Something amazing, a boy falling out of the sky,
had somewhere to get to and sailed calmly on.
美术馆
查良铮 译
关于苦难他们总是很清楚的，
这些古典画家：他们多么深知它在
人心中的地位，深知痛苦会产生，
当别人在吃，在开窗，或正作着无聊的散步的时候；
深知当老年人热烈地、虔敬地等候
神异的降生时，总会有些孩子
并不特别想要他出现，而却在
树林边沿的池塘上溜着冰。
他们从不忘记：
即使悲惨的殉道也终归会完结
在一个角落，乱糟糟的地方，
在那里狗继续过着狗的生涯，而迫害者的马
把无知的臀部在树上摩擦。
在勃鲁盖尔的《伊卡鲁斯》里，比如说；
一切是多么安闲地从那桩灾难转过脸：
农夫或许听到了堕水的声音和那绝望的呼喊，
但对于他，那不是了不得的失败；
太阳依旧照着白腿落进绿波里；
那华贵而精巧的船必曾看见
一件怪事，从天上掉下一个男孩，
但它有某地要去，仍静静地航行。
上海美术馆将告别南京西路 变身中华艺术宫
经过地铁7号线耀华路站的市民发现，导向标志上原来的“世博中国馆”字样，已经悄然变成“中华艺术宫”。8号线“周家渡站”也已经变成了“中华艺术宫站”。上海美术馆即将与座落在南京西路黄陂路路口的那座英式老建筑告别，入驻中国馆变身中华艺术宫。
上海美术馆执行馆长、中华艺术宫筹建办常务副主任李磊说：“上海美术馆的确发挥了她应有的作用，但和拥有的馆藏作品相比，和上海的美术文化底蕴相比，这座展馆远远算不上完美。上海美术馆不用和国外的知名美术馆相比，其面积就是和中国美术馆的近三万平方米、江苏省美术馆的两万平方米相比，也相距甚远，这使得绝大多数艺术精品常年深藏库房，也使上海与不少国内外重大艺术展无缘。”
早在2009年市文广局提议建设上海大艺术宫，是改建还是新建？争论不小。世博会后，这个问题迎刃而解。市文联主席、中华艺术宫筹建办主任施大畏说：“未来的中华艺术宫和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将成为中国在世界艺术之林的新地标。两个馆的建立完成了中国在国际美术的上格局。也就是说今后中华艺术宫是展示收藏近现代美术作品、当代艺术博物馆是现当代的美术作品，那古代的就在上海博物馆。”
这是上海美术馆的第四次搬迁，场馆空间利用和学术梳理的疑问只能让时间给出答案。然而，民众和艺术家在一场美术馆的身份、地域转换中并不占据任何位置，此次搬迁像是一场没有展品和观众的艺术行为。扣上殿堂级的帽子无法掩盖缺陷，一旦改变发生，质疑在所难免，接下来的运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艺术宫在人们心目中真正的地位，但愿她能在期待中前进。
艺术家缺席
去年7月，当上海美术馆即将迁址的消息发出后，有一位自称“美术爱好者”、名叫张唯的“上海公民”去信上海市长韩正，建议政府慎重再思美术馆搬迁至世博会中国馆、更名为“中华艺术宫”的决策，提醒市长勿因为“个人政绩”等冲动，犯“历史倒退的错误”，留“后世之笑柄”。张唯以自己的市民身份道出了“已经拥有近百年历史”、“著名美术文化圣地”、“早已深入民心的上海美术馆”，“才是我们上海百姓的心声”，并“望市府领导们在后世博工作中能够更多的采纳多方意见，采纳广大市民的意见和市民们内心的呼声”。
尽管他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至少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然而与美术馆息息相关的艺术家群体却呈现出集体沉默的状态，对此事不置可否。上半年陈丹青、韩辛、林旭东在上海美术馆办了回顾展，彼时他们已经知晓这一消息，愤怒的同时却又表现得无可奈何。
在上海，艺术家的地位已然式微，甚至有艺术家直指被剥夺话语权而转为专注对材料本身的探索，不知何时，“体制内”变成一种有负担的称谓，“没有单位”、“墙内开花墙外香”反而来得更有优越感。
广州艺术家苏坚直接发表了文章《上海，你为什么不生气？》一文，他直言，其实公众、市民关心的问题，是政府是否认为美术馆搬迁是个“公共问题”？政府如何认定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遵循怎样的公正程序？其中，很关键的是，这样的决策是否、如何进行有效的民意征集和沟通，进行公开的咨询、评估、听证？
如此尖锐的质问并没有激起上海艺术家们太大的反应，其中有一点很明显，至少是可喜可贺的——政府开始重视艺术、文艺，无论是采用了何种方式。巨大的展馆和世博会之后的连带效应，现在都加持在艺术这件事上了，你说不清好坏，道不明就里。
一家艺术网站对上海几位抽象艺术家做了采访。曲丰国的意见可能代表大绝大多数艺术家的看法，上海美术馆的搬迁让他们在情感上无法接受。“听说上海美术馆要搬迁，感情上一下子有点接受不了。上海美术馆的位置和环境都很好，而且大家都很熟悉，特别是过去，可能艺术家只有美术馆这么一个平台，我在上海美术馆也参加过不少展览，上海美术馆还收藏过我的几张作品。可能慢慢会习惯这种变化，新的当代艺术博物馆有着更大的空间，展示、收藏等功能都分开，更适合当代艺术，也未尝不是好事。”陈墙则认为，上海美术馆的实验性基本从此隐退。“一个美术馆的好坏不在于空间有多大，要看它的建筑是否合适、是否有个性，还要看其藏品的学术水准和拥有量。上海艺术家对上海美术馆是有感情的，听说它将要搬迁到中国馆，这让我很疑惑，一方面上海美术馆的定位和方向变得有些模糊，另一方面让人感觉上海美术馆的实验性基本从此隐退。但愿上海美术馆不要变身成为一个超大型的社区文化馆。”
没有冒险，只有经典
提及美术馆，词儿是个舶来品，源于希腊文，原为祭祀文艺科学女神缪斯的神庙。指收集、保存、展览和研究美术作品的机构，是博物馆的一种。19世纪以前，已有专门或主要收藏美术品的博物馆。彼时的收藏主要是王宫贵爵们的小喜好，宴请宾客、讨好贵妇时小范围显摆的行为，1893年法国成立的卢浮宫博物馆是美术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第一次艺术把自己袒露在了大多数人眼前。由于一般博物馆只收存古代美术作品，20世纪初产生了主要收藏当代作品的新型博物馆——现代美术馆。1929年诞生的纽约现代美术馆展出印象主义之后的作品，为美术馆史上的又一次变革。以后 ，巴黎、东京也先后建立了现代美术馆。全世界约有7000个美术馆。中国近代意义的美术馆诞生于辛亥革命后。1925年在北京故宫古物陈列所的基础上建立以美术为主的博物馆故宫博物院。1959年建成的中国美术馆，是20世纪以后中国美术作品的收藏、展览中心。
今天美术馆的建筑形式，最早是在1817年由约翰·索恩设计的达伟奇画廊（Dulwich Picture Gallery）所建立的。在达伟奇画廊中的展示空间是由许多彼此互相连结的房间组成，每一个房间的墙上都没有任何的装饰，并搭配由窗户引入或吊灯产生的间接光源。
19世纪晚期的美国和欧洲开始出现大量的公开美术馆建筑，成为大城市的文化象征。更多美术馆开始与博物馆和图书馆一样在政府主导的教育政策中扮演重要地位。
在20世纪晚期，传统风格的美术馆建筑开始渐渐被风格大胆的现代建筑取代，成为国际观光客的旅游景点之一。第一个美术馆建筑本身成为地标的例子是纽约市的古根海姆美术馆，由法兰克·洛伊·莱特设计。近期的例子则是毕尔包古根海姆美术馆和旧金山当代美术馆。但有批评认为这样的美术馆建筑是一种自我矛盾，因为夸张的外观和室内装潢会分散观众对艺术品的注意力，而艺术品才应该是美术馆最重要的部份。
中华艺术宫的建筑本身已经深入人心，各方态度不一，但作为世博会场馆，就弘扬民族精神和宣扬城市建设上来说，比较符合时宜，改建成为中华艺术宫后，展示面积达6.4万平米，拥有27个展厅。说道最重要的展品，开馆展览由《海上生明月——中国近现代美术的起源》、《来自世界的祝贺——国际美术珍品展》、《锦绣中华——行进中的新世纪中国美术》、《上海历史文脉美术创作工程作品展》以及“名家馆”5个部分组成。名家馆首批推出贺天健、林风眠、滑田友、关良、谢稚柳、程十发、吴冠中等七位艺术大师的300余件作品，并在2楼展厅联合陈列其他著名艺术家的160余件艺术作品。
运营上可以说首创了国内三位一体的运营模式，由理事会、学术委员会、基金会共同监督管理。
理事会是发展战略、运营决策的制定者和监管者，实际上是理事会领导下的馆长执行，决策机构由上级主管单位负责人、资助人、艺术家代表组成。 基金会吸纳社会资金，作为政府专项资金外的重要经费来源，积极筹集国内外组织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捐赠，主要资助重要展览、重要收藏和重点人才培养等。
作为开放性的直接体现，将首次吸收接纳各界代表参与理事会与基金会，愿意为上海艺术发展做贡献的企业及个人均可申请加入理事会与基金会。
学术委员会是评审学术工作的机构，追求学术高度，包括典藏、研究、展览，不为常规方法左右。委员会由国内外著名艺术评论家、美术史专家、美术专业媒体代表和部分重要藏家组成，不超过30人。
中国的美术馆历史发展较为局促，没有迂回曲折的演进、变革，一切都只在尝试中。然而，美术馆属于谁决定了她将拥有怎样的性格和气质，至此，中华艺术宫的性格显而易见。她属于政府，国家也明确已经认识到了美术馆作为国家形象与开放程度的指标性意义，艺术宫将作为社会社会文化与传承的载体。她将与冒险无缘，只传承经典。
蓬勃而焦灼的私营美术馆
海派多元且清晰的文化形象一直是上海的代名词，这里有融欣欣向荣的金融发展，更有庞大的艺术品收藏群体。物欲满足，精神上的充实显得尤为迫切和珍贵，作为企业家的一种文化回归，无疑是在上海打一张漂亮的特色牌。无论是一种社会责任，还是一种投资手段，企业家将自己的财力和智慧的一部分贡献给了文化事业，是积极的一面。私营美术馆现阶段缺少政府、基金的扶植，但是在经营上比公立美术馆有着更大的商业操作空间。
现阶段，私营美术馆常可分为民营美术馆与私人美术馆。民营美术馆的历史大概在十多年左右，私人美术馆是近两年才有的现象。从功能和性质来看，大部分民营美术馆一开始都以文化抱负为出发点，其中也有着很强的顺应时代的需要，即中国产业改革中文化产业的兴起，这有点类似上世纪90年代下半期媒体经营开放而导致的报纸杂志投资热。然而，随着投资风潮过去，文化理想逐步靠近现实，民营美术馆的经营成本问题开始凸显，无底洞般的投入让民营机构难以负荷，艺术市场的起伏也对民营艺术机构的身份定位造成影响，如何确立未来的长期规划更成为民营美术馆的难题。
尽管质疑不断，就目前而言，私营美术馆最大的风险在于如何避免被市场化侵蚀而失去其价值判断的独立性。在西方，美术馆本身的潜台词即价值的保值所，这也暗示了建立美术馆的高门槛。作品一旦进入美术馆，其价值就有了一定保障。然而，西方的美术馆因其历史基础而具备这一“赋予价值”的能力，在中国则相反：私营美术馆的身份组成复杂不一、良莠不齐，大部分情况下是先有空间后找作品，其结果变成用作品来抬升“美术馆”的声誉或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私营美术馆还处于起始阶段，更倾向于一种尝试性的公益性公共空间，但真正达到目标还有漫长的道路。
民众的姿态
美术馆里的人，多少都褪去了自身的棱角，变得平和有趣。被目不暇接的展品占据视线，很少观察身边的人事物，自身与展品之间建立了微妙的联系。不同年纪、职业、喜好的人，由美术馆空间联系起来。我们如何欣赏艺术？民众是摆出何种姿态去接受艺术熏陶的？
上个世纪伊始，王国维先生在中国首倡美育，“美术者，上流社会之宗教”，之后，蔡元培先生开始正面回应，提出“以文学美术之涵养，代旧教之祈祷”，更大声疾呼“以美育代宗教”，是其自始至终最为强调且最具独到性的美学主张。这在当时引起过多方争议甚至反对，时至今日也未能在学术界形成共识。
蔡元培将宗教与美育进行对比，指出美育是自由的，是进步的，是普及的，“鉴激刺感情之弊，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若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在蔡元培看来，以美育代宗教，使国人的感情勿受污染和刺激，使其受艺术熏陶而纯正。新旧世纪之交，实践美学的领军人物李泽厚先生仍旧在其新著《己卯五说》中提出以“审美代宗教”，可见其深入人心。如果用通俗的话来说，即是受过美学教育的人、懂得真善美的人，本质将远离拙劣和龌龊。
如今，美育并未代替宗教，除却宗教不谈，美育本身也是美术馆职责的一部分，也是最难使劲的部分。作为美术馆自有其专业形态，重视藏品收集和脉络梳理，严肃的专业术语、居高临下的说明使得民众望而却步。如今大部分美术馆有解说耳机、艺术品商店这些较为软性的布置，与民众的距离似乎仍是说不清道不明。
学术研究方面，依托藏品，承担国家级、省部级的研究课题，定期推出常设陈列展，出版学术专著，举办学术活动。常设陈列展应占所有展示面积30%以上。公共教育这块，中华艺术宫建立学生专场活动机制，免费举办专业美术讲座、艺术教育师资培训、美术爱好者临摹等活动，每年各类教育活动不少于400场。招募培训专业志愿者，开馆时将有首批800位志愿者协助工作。策展方面，建立国内外、老中青相结合的开放式、项目制、柔性化的策展人机制。以项目为任务编组，聘请海内外一流专业人士担任策展人。加强自主策划，提高展览质量，每年自主策划的展览应占展览总数65%以上。另有数字博物馆，为观众提供二维码接入、在线互动参与、艺术信息数据查询等服务。还将利用展厅播放艺术电影。
中华艺术宫对此做出的努力显而易见，世博会的人气嫁接在了美术馆头上，大量的志愿者队伍不同于其他民营美术馆的萧条，多媒体技术也成为了观展方式之一。然而，奇特的预约制度却表现出了不合时宜的姿态。民众必须用身份证去官网上预约，并在指定几处地点取票，方可入馆参观，不知这仅是试运营的测试行为，还是对世博效应过于乐观，整个过程的确稍嫌繁琐。不可否认，中华艺术宫如果以完全敞开的姿态迎接人群，的确是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艺术与观众的壁垒。
1983年，世界博物馆协会就在对美术博物馆的展望中说：“美术馆乃是文化的贮存所，也是了解、保护和更新文化的主要机构，而在每一个国家能确保其文化的条件之下，美术馆不仅能对其和平发展有所贡献，亦对社会变化发展亦有所贡献。”从小就让孩子们养成走进美术博物馆的习惯，让美术馆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宛如空气、水和食物一样。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美术馆将潜移默化进入我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