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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全球经济现在都处于转型阶段，由此可能带来这样一个结果：在中期内的某一时刻，中国可能会出现经常项目赤字。对于见惯了中国庞大经常项目盈余的中外观察者来说，这或许不可思议。事实上，这将对中国有利，对世界其他国家则是更大的福音。
经常项目赤字对中国是好事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经常项目赤字？为什么这种情况有利于中国？原因一目了然。截至目前，中国的增长模式一直是由出口和投资驱动。而其中所需的很大一部分资金，是通过家庭部门向企业部门的大规模资金转移实现的，即所谓的“金融抑制”。于是，储蓄的低回报，加上社保网络的实际缺乏，推高了中国的储蓄水平。另一个相关结果是，中国居民消费水平异常之低，2013年仅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7%。
尽管出口驱动的增长可能极为强劲，但这种模式最终是一条死胡同。特别是，它依赖于其他国家的需求，而除了汇率之外，出口国对于这些国家没什么影响力。中国政府早已意识到了这一点。虽然过去也曾有过大量关于经济再平衡的讨论，但看起来中国现任领导班子确实要认真执行实现经济再平衡的改革。经济再平衡的一个关键目标是增加居民消费在GDP中的比重。换言之，居民消费增长必须快于整体GDP。
显然，使用不同的假设，对结论影响很大。不论如何，可先做如下假设。
中国现任领导班子希望让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目前的36%-37%升至50%。
他们希望在自己任期内，即2022/23年之前，实现这一目标。
居民消费在此期间内能够以每年10%的增速增长。
在此期间年通胀率平均为3%，即与最近5年及10年的平均水平相当。
按照这些假设——显然可以有不同假设——从现在到2023年，名义GDP的年增长率只能为7%，也就是说，实际GDP的年增长率不高于4%。
经济增长模式向居民消费倾斜，减少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这种转型的一个结果是：居民储蓄率会下降，甚至是相当迅速地下降；投资增速也会下降。不过，由于投资存量仍然很高，因此很可能低储蓄、高消费加上持续高企但增长放缓的投资，将使中国进入经常项目赤字。鉴于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已经收窄、目前勉强为正，这种情况就更可能发生。
因此，从中国的角度看，进入经常项目赤字将表明，向更健康、更可持续增长模式转变的经济再平衡正在快速推进。
中国经常项目赤字也是世界的福音
但还不止于此。中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对世界经济也至关重要，特别是对于欧元区。
欧元区很明显正在复苏，但步履蹒跚，并且这个单一货币区仍徘徊在通缩的边缘，如果真发生通缩，则复苏可能受阻。如果不发生通缩，欧元区经济应能在2014和2015年继续积聚势能。
欧元区经济向好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欧元区以外的发展。自欧元区各国财政危机于2010年初爆发以来，净出口总共贡献了累计2.3%的经济增长中的3.5个百分点，同期居民消费则拖了后腿，累计贡献了-0.6个百分点。由于居民、企业和政府都试图去杠杆化，因此内需一直疲弱。
结果，欧元区经常项目余额由过去通常在GDP的1%和-1%之间摆动，变为持续盈余。2006年——大衰退（Great Recession）开始的前一年——欧元区经常项目余额占GDP的比例平均为-0.2%。2013年，该比例为2.1%，进入2014年初，盈余继续疾速扩大。
这一改善的绝大部分发生在外围国家。在大衰退发生前，核心国家的总体经常项目就处于盈余状态。当然，在这些国家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德国通常处于经常项目盈余，荷兰亦然。法国和比利时处于经常项目赤字。其他国家也各有不同。不过，这些国家合在一起，在2007年有约2200亿欧元的经常项目盈余。盈余在危机爆发后缩小，在2009年初降至1000亿欧元附近，之后有所回升，最近的数据显示，盈余再次达到2300亿至2500亿欧元之间，即恢复到7年前水平上下。
相对的，在欧元区诞生的最初几年，外围国家始终处于经常项目赤字。2007年，赤字约1600亿欧元，到2009年则升至2200亿欧元的高点。不过，到2013年底，赤字已转为近400亿欧元的盈余，并且还在扩大。换言之，在核心国家经常项目盈余收复失地的同时，外围国家则经历了赤字到盈余的剧变。
上述变化是两方面作用的结果。一是积极方面，即竞争力的显著改善。二是消极方面，即通过大规模失业摧毁内需。后者意味着，这种变化至少有一部分是周期性的，一旦内需开始提速，情况将出现逆转。但同样，前者意味着部分变化是结构性的，将保持下去。
上述情况向全球其他地区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从会计恒等的角度来说，全球的经常项目余额加总应为零。（由于计量方面的问题，实际上不为零；但这里重要的是变动，不是实际水平）这意味着，如果欧元区整体从经常项目平衡变为盈余逐步扩大，那么全球其他地区的经常项目余额总和，一定是以相同的规模向相反的方向变动。因此，必须有人既愿意、又有能力吸纳欧元区经常项目余额的变动。
而欧元区经济体量表明，这实际上只是在三个国家间的一项选择：美国、日本和中国。
美国不太可能有能力（或者意愿）对不断扩大的欧元区经常项目盈余作出调整。过去7年，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已经减半。私人和公共部门的持续去杠杆化、人口因素以及页岩油气革命三者合在一起，意味着其赤字将进一步收窄，并且实际上很可能在中期内转为持续的经常项目盈余——这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首次。
日本的经常项目盈余已经几乎消失殆尽。不过，安倍政府没能继续跟进“安倍经济学”（Abenomics）计划中的“第三支箭”，因此对于实现日本央行（Bank of Japan）的通胀目标以及刺激经济活动而言，弱势日元成为关键。如此一来，日本可能不愿意出现经常项目赤字，而将努力恢复盈余。如果日本能够引导企业找到更好的办法来运用其庞大的储蓄，这一点可能改变，但这种情况迄今未出现。
于是，只剩下中国最可能吸收欧元区经常项目余额的变动。凑巧的是，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指向这一点。
中国出现经常项目赤字还有一个好处是，这将使人民币在海外的供应增加，进而帮助实现中国当局的一个目标——扩大人民币国际化（当然， 假设资本项目同样实现自由化）。
中国不出现赤字又将如何？
上面勾勒的发展情形所描绘的是积极的图景。然而，如果谁也不准备吸收欧元区扩大的经常项目盈余又将如何？以中国而言，如果在所有国家都试图实现经常项目盈余的同时，中国仍然专注于出口导向型增长，将对全球经济极为不利。如果所有人都努力存钱而没有人愿意花钱，全球经济将变成一潭死水。遭受冲击最严重的将是最依赖出口的国家。这对中国不利，对全球其他国家也不利。
经常项目赤字对中国是好事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经常项目赤字？为什么这种情况有利于中国？原因一目了然。截至目前，中国的增长模式一直是由出口和投资驱动。而其中所需的很大一部分资金，是通过家庭部门向企业部门的大规模资金转移实现的，即所谓的“金融抑制”。于是，储蓄的低回报，加上社保网络的实际缺乏，推高了中国的储蓄水平。另一个相关结果是，中国居民消费水平异常之低，2013年仅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7%。
尽管出口驱动的增长可能极为强劲，但这种模式最终是一条死胡同。特别是，它依赖于其他国家的需求，而除了汇率之外，出口国对于这些国家没什么影响力。中国政府早已意识到了这一点。虽然过去也曾有过大量关于经济再平衡的讨论，但看起来中国现任领导班子确实要认真执行实现经济再平衡的改革。经济再平衡的一个关键目标是增加居民消费在GDP中的比重。换言之，居民消费增长必须快于整体GDP。
显然，使用不同的假设，对结论影响很大。不论如何，可先做如下假设。
中国现任领导班子希望让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目前的36%-37%升至50%。
他们希望在自己任期内，即2022/23年之前，实现这一目标。
居民消费在此期间内能够以每年10%的增速增长。
在此期间年通胀率平均为3%，即与最近5年及10年的平均水平相当。
按照这些假设——显然可以有不同假设——从现在到2023年，名义GDP的年增长率只能为7%，也就是说，实际GDP的年增长率不高于4%。
经济增长模式向居民消费倾斜，减少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这种转型的一个结果是：居民储蓄率会下降，甚至是相当迅速地下降；投资增速也会下降。不过，由于投资存量仍然很高，因此很可能低储蓄、高消费加上持续高企但增长放缓的投资，将使中国进入经常项目赤字。鉴于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已经收窄、目前勉强为正，这种情况就更可能发生。
因此，从中国的角度看，进入经常项目赤字将表明，向更健康、更可持续增长模式转变的经济再平衡正在快速推进。
中国经常项目赤字也是世界的福音
但还不止于此。中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对世界经济也至关重要，特别是对于欧元区。
欧元区很明显正在复苏，但步履蹒跚，并且这个单一货币区仍徘徊在通缩的边缘，如果真发生通缩，则复苏可能受阻。如果不发生通缩，欧元区经济应能在2014和2015年继续积聚势能。
欧元区经济向好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欧元区以外的发展。自欧元区各国财政危机于2010年初爆发以来，净出口总共贡献了累计2.3%的经济增长中的3.5个百分点，同期居民消费则拖了后腿，累计贡献了-0.6个百分点。由于居民、企业和政府都试图去杠杆化，因此内需一直疲弱。
结果，欧元区经常项目余额由过去通常在GDP的1%和-1%之间摆动，变为持续盈余。2006年——大衰退（Great Recession）开始的前一年——欧元区经常项目余额占GDP的比例平均为-0.2%。2013年，该比例为2.1%，进入2014年初，盈余继续疾速扩大。
这一改善的绝大部分发生在外围国家。在大衰退发生前，核心国家的总体经常项目就处于盈余状态。当然，在这些国家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德国通常处于经常项目盈余，荷兰亦然。法国和比利时处于经常项目赤字。其他国家也各有不同。不过，这些国家合在一起，在2007年有约2200亿欧元的经常项目盈余。盈余在危机爆发后缩小，在2009年初降至1000亿欧元附近，之后有所回升，最近的数据显示，盈余再次达到2300亿至2500亿欧元之间，即恢复到7年前水平上下。
相对的，在欧元区诞生的最初几年，外围国家始终处于经常项目赤字。2007年，赤字约1600亿欧元，到2009年则升至2200亿欧元的高点。不过，到2013年底，赤字已转为近400亿欧元的盈余，并且还在扩大。换言之，在核心国家经常项目盈余收复失地的同时，外围国家则经历了赤字到盈余的剧变。
上述变化是两方面作用的结果。一是积极方面，即竞争力的显著改善。二是消极方面，即通过大规模失业摧毁内需。后者意味着，这种变化至少有一部分是周期性的，一旦内需开始提速，情况将出现逆转。但同样，前者意味着部分变化是结构性的，将保持下去。
上述情况向全球其他地区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从会计恒等的角度来说，全球的经常项目余额加总应为零。（由于计量方面的问题，实际上不为零；但这里重要的是变动，不是实际水平）这意味着，如果欧元区整体从经常项目平衡变为盈余逐步扩大，那么全球其他地区的经常项目余额总和，一定是以相同的规模向相反的方向变动。因此，必须有人既愿意、又有能力吸纳欧元区经常项目余额的变动。
而欧元区经济体量表明，这实际上只是在三个国家间的一项选择：美国、日本和中国。
美国不太可能有能力（或者意愿）对不断扩大的欧元区经常项目盈余作出调整。过去7年，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已经减半。私人和公共部门的持续去杠杆化、人口因素以及页岩油气革命三者合在一起，意味着其赤字将进一步收窄，并且实际上很可能在中期内转为持续的经常项目盈余——这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首次。
日本的经常项目盈余已经几乎消失殆尽。不过，安倍政府没能继续跟进“安倍经济学”（Abenomics）计划中的“第三支箭”，因此对于实现日本央行（Bank of Japan）的通胀目标以及刺激经济活动而言，弱势日元成为关键。如此一来，日本可能不愿意出现经常项目赤字，而将努力恢复盈余。如果日本能够引导企业找到更好的办法来运用其庞大的储蓄，这一点可能改变，但这种情况迄今未出现。
于是，只剩下中国最可能吸收欧元区经常项目余额的变动。凑巧的是，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指向这一点。
中国出现经常项目赤字还有一个好处是，这将使人民币在海外的供应增加，进而帮助实现中国当局的一个目标——扩大人民币国际化（当然， 假设资本项目同样实现自由化）。
中国不出现赤字又将如何？
上面勾勒的发展情形所描绘的是积极的图景。然而，如果谁也不准备吸收欧元区扩大的经常项目盈余又将如何？以中国而言，如果在所有国家都试图实现经常项目盈余的同时，中国仍然专注于出口导向型增长，将对全球经济极为不利。如果所有人都努力存钱而没有人愿意花钱，全球经济将变成一潭死水。遭受冲击最严重的将是最依赖出口的国家。这对中国不利，对全球其他国家也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