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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身心健康，离不开人格品质的健康。而健康人格品质的形成，生活的环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很多人认为“物质决定性格”的时候，我们不妨看看，究竟给予一个人怎样的关照才是永恒而有益的。因为篇幅的原因，我们不能更为详尽地把周秉德和周总理的情感往事照录下来，但是我们希望因此使看到此文的人受到一点启发，更加细心地去体会真情的力量。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社原副社长周秉德，是周恩来总理胞弟周恩寿的长女，少年和青年时期，她曾跟随伯父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共同生活了15年之久。
一个中午，记者如约走进一套老式红砖公寓。精神很好的周秉德女士，一脸的乐观，慈祥与热情中不失精明干练。过道的墙面上，贴满了充满童趣的各式卡通图，也零零星星地挂着一些很可爱的小布艺；客厅里的家具古朴而典雅，沙发对面墙上那幅意大利摄影师为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拍的照片尤为惹人注目。
谈起在中南海度过的难忘岁月，谈起伯父伯母对自己的关怀、体贴及教诲，周秉德女士显得是那么的激动与忘情，时而激昂，时而沉思，恍然回到了往昔的西花厅。我们看到，时光的流逝一点也没有冲淡浓重的亲情。
1949年6月下旬，刚刚小学毕业的我来到中南海，跟伯父伯母一起生活。伯父、伯母一生无儿无女，多年来一直把自己对儿女辈的感情全部倾注在一批烈士子女身上。亲侄女来到身边，自然疼爱万分，把我看成女儿一样，我也很快适应了中南海的生活，这个充满亲情的家给了我一生的温暖。
那一年秋，我顺利地考上了北京师大女附中（现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进了干部子弟班就读。平时住校，每个周末回家看伯父、伯母，向他们兴致勃勃地谈学校里的事。有一回，伯父听了对我讲：“你们班是干部子弟班，革命老区来的孩子多，他们身上有许多革命老区传统，你要努力向他们学习，向他们看齐。”
1950年，抗美援朝的宣传活动热火朝天，我们班好几位十五、六岁的同学报名参加了志愿军，我也在报名处拼命地挤。可是因年龄太小，报不上名。
伯父知道后，不由哈哈大笑，“一个小孩，人家怎么会要你？”见我一脸的不高兴，噘着小嘴巴，伯父又过来安慰我：“当然愿望是好的，可要立足实际啊！你年纪还小，好好学习，今后报效祖国的机会有的是！再说，留在后方，也可搞宣传发动工作。”本来鼻尖发酸的我，听到这里茅塞顿开，后方的我的确可以为抗美援朝出一份力。于是，我积极参加了学校业余剧团，在校内、农村和社会上，多次开展抗美援朝演出活动。
1952年，我面临初中毕业。就我当时每学期的学习成绩而言，读高中、考大学或跟潮流留苏，应该不成问题。这时，上映了一部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片中主人公瓦尔瓦娜置身乡村，为小学教育呕心沥血的情节深深打动了我，“当教师”成了一个无法替代的意念。
一个周末，我照例回西花厅。餐桌上，我禁不住把自己择业的小秘密告诉了伯父、伯母。“好啊，女孩子选择做教师挺不错的，我支持你。”伯母说完又转过头向正在举筷吃饭的伯父说：“秉德不准备考高中，打算报名上师范学校，你怎么不吭一声，表个态？”伯父放下筷子，缓缓地说：“这事应该让她独立思考。有你一人说就够了，我讲多了对她成长不好，压力大了，万一有一天她犹豫、后悔，都没办法。况且，她还应听听她爸爸妈妈的意见。”
这就是伯父的心胸，和他处理国家大事时一样，对于我的关心爱护，真正做到了“张弛有度”，原则和仁爱不冲突，也不模糊，既给我足够的自由空间，也让我行事规矩，懂得方圆。
1965年，我丈夫沈人骅调到西安工作。不久，为了减轻北京城市人口居高不下的压力，中央有个文件：“夫妇双方，如一方不在北京，另一方跟着调离北京。”伯父、伯母对我随夫离京没有半点干预，更没有托熟人照顾人生地不熟的侄女。“你的孩子，从小要严格教育，不能宠！”这是伯父在我离京时对我的交代。
分配在西安市轻工业局不久，“文革”开始了。一时我成了造反派揪斗的对象——他们叫我交出局长们安排的接班人的名单，被我拒绝了。被骂成“ 死老保”的我，不断被造反派拉去问话、批斗，还关过三天。“如果你讲出你是周总理的亲侄女，造反派一定不敢关你了！”看过我档案的人事科长感慨地说。但是我的做法一定会让伯父感到高兴，因为他希望我这样做。直到1974年，丈夫调回北京，我也随他回京工作。去西花厅看伯父、伯母时，一见面，伯父听说我已调回，眼一瞪，“秉德，你是不是因我的关系调回来的？！”“恩来，你不要忘了，秉德不光是你的侄女，还是人骅的妻子，是军人家属。”伯母的话刚说到这，伯父连连摆手：“我放心了，是随军人调动的。”
1967年5月，我出差到北京，到西花厅去看望伯父、伯母。
意外的是，我在伯父办公室门上发现了一张“大字报”，是他身边人员写的，还有伯母的五条补充建议，内容都是请求他注意休息，改变工作方式与生活习惯，保重身体。细一看，陈毅、叶剑英、李先念也在上边签了字，伯父在上面写了八个大字“诚恳接受，要看实践”。但是听伯母讲，他还是没兑现，休息得很少。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和恳切的愿望，在伯父的八个大字旁写了两行小字：“您的实践做得不够，必须真正实践才行。”
记得那一天，我留在西花厅吃午饭，饭桌上我就西安各大学的造反派冲击陕西省委发了牢骚。伯父耐心引导我，我还是想不通，一次次顶嘴：“为什么只相信少数学生，不相信广大的工农兵？”“那么多的老干部怎么会都是走资派？”这一讲，伯父更火了：“你是省委、市委派来说服我的吗？”我知道，伯父是知道是非的，但是，谁又知道他的内心装着多少是非矛盾呢？
1968年8月，我回北京，打算看看已被关押半年的爸爸。可是不许探望，虽不知是什么情况，但伯父、伯母教育我和弟弟妹妹们：对这件事，要相信党，相信组织，事情总会搞清楚，你们要做好自己的工作！
伯父的一生关照过许许多多的人，然而，惟独他关心自己很少，这也是最让人心痛的事。1975年5月12日下午，我接到伯父以前保健护士的电话后，赶到她家，她说：“总理有病，可能比较严重。昨天我们几个医生、护士在医院与他见面时，他问：‘你说我还能活一年吗？’当时我愣住了。他有病，应积极治疗，带这种情绪会影响治疗效果的。秉德，你设法去见见你伯父，好好劝劝他。”
伯母一再阻拦神情激动的我去305医院见伯父，只得电话联系。电话中，伯父的声音还是那么亲切、从容。我一再打断他的暄寒问暖，问他是否讲了那句话。“只是开个玩笑，有什么？”他依然是轻松地回答，我急了，“这玩笑也不应讲，我们听了心里不好受，你要长命百岁，再为国家多做贡献”。
“你是共产党员，是唯物主义者，人总是有那么一天的。说那话也的确没什么，想开点，好嘛？”电话中的伯父，语气时而严肃，时而缓和。
我从小在伯父身边长大，他的人格品性影响了我的一生，这是一般人享受不到的特殊关照，我为此荣幸，为此自豪，因为他给我的是永远的关照，而非一时。如今，他离开我整整29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里，我觉得他那双眼睛依然在注视我现在所做的一切。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社原副社长周秉德，是周恩来总理胞弟周恩寿的长女，少年和青年时期，她曾跟随伯父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共同生活了15年之久。
一个中午，记者如约走进一套老式红砖公寓。精神很好的周秉德女士，一脸的乐观，慈祥与热情中不失精明干练。过道的墙面上，贴满了充满童趣的各式卡通图，也零零星星地挂着一些很可爱的小布艺；客厅里的家具古朴而典雅，沙发对面墙上那幅意大利摄影师为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拍的照片尤为惹人注目。
谈起在中南海度过的难忘岁月，谈起伯父伯母对自己的关怀、体贴及教诲，周秉德女士显得是那么的激动与忘情，时而激昂，时而沉思，恍然回到了往昔的西花厅。我们看到，时光的流逝一点也没有冲淡浓重的亲情。
1949年6月下旬，刚刚小学毕业的我来到中南海，跟伯父伯母一起生活。伯父、伯母一生无儿无女，多年来一直把自己对儿女辈的感情全部倾注在一批烈士子女身上。亲侄女来到身边，自然疼爱万分，把我看成女儿一样，我也很快适应了中南海的生活，这个充满亲情的家给了我一生的温暖。
那一年秋，我顺利地考上了北京师大女附中（现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进了干部子弟班就读。平时住校，每个周末回家看伯父、伯母，向他们兴致勃勃地谈学校里的事。有一回，伯父听了对我讲：“你们班是干部子弟班，革命老区来的孩子多，他们身上有许多革命老区传统，你要努力向他们学习，向他们看齐。”
1950年，抗美援朝的宣传活动热火朝天，我们班好几位十五、六岁的同学报名参加了志愿军，我也在报名处拼命地挤。可是因年龄太小，报不上名。
伯父知道后，不由哈哈大笑，“一个小孩，人家怎么会要你？”见我一脸的不高兴，噘着小嘴巴，伯父又过来安慰我：“当然愿望是好的，可要立足实际啊！你年纪还小，好好学习，今后报效祖国的机会有的是！再说，留在后方，也可搞宣传发动工作。”本来鼻尖发酸的我，听到这里茅塞顿开，后方的我的确可以为抗美援朝出一份力。于是，我积极参加了学校业余剧团，在校内、农村和社会上，多次开展抗美援朝演出活动。
1952年，我面临初中毕业。就我当时每学期的学习成绩而言，读高中、考大学或跟潮流留苏，应该不成问题。这时，上映了一部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片中主人公瓦尔瓦娜置身乡村，为小学教育呕心沥血的情节深深打动了我，“当教师”成了一个无法替代的意念。
一个周末，我照例回西花厅。餐桌上，我禁不住把自己择业的小秘密告诉了伯父、伯母。“好啊，女孩子选择做教师挺不错的，我支持你。”伯母说完又转过头向正在举筷吃饭的伯父说：“秉德不准备考高中，打算报名上师范学校，你怎么不吭一声，表个态？”伯父放下筷子，缓缓地说：“这事应该让她独立思考。有你一人说就够了，我讲多了对她成长不好，压力大了，万一有一天她犹豫、后悔，都没办法。况且，她还应听听她爸爸妈妈的意见。”
这就是伯父的心胸，和他处理国家大事时一样，对于我的关心爱护，真正做到了“张弛有度”，原则和仁爱不冲突，也不模糊，既给我足够的自由空间，也让我行事规矩，懂得方圆。
1965年，我丈夫沈人骅调到西安工作。不久，为了减轻北京城市人口居高不下的压力，中央有个文件：“夫妇双方，如一方不在北京，另一方跟着调离北京。”伯父、伯母对我随夫离京没有半点干预，更没有托熟人照顾人生地不熟的侄女。“你的孩子，从小要严格教育，不能宠！”这是伯父在我离京时对我的交代。
分配在西安市轻工业局不久，“文革”开始了。一时我成了造反派揪斗的对象——他们叫我交出局长们安排的接班人的名单，被我拒绝了。被骂成“ 死老保”的我，不断被造反派拉去问话、批斗，还关过三天。“如果你讲出你是周总理的亲侄女，造反派一定不敢关你了！”看过我档案的人事科长感慨地说。但是我的做法一定会让伯父感到高兴，因为他希望我这样做。直到1974年，丈夫调回北京，我也随他回京工作。去西花厅看伯父、伯母时，一见面，伯父听说我已调回，眼一瞪，“秉德，你是不是因我的关系调回来的？！”“恩来，你不要忘了，秉德不光是你的侄女，还是人骅的妻子，是军人家属。”伯母的话刚说到这，伯父连连摆手：“我放心了，是随军人调动的。”
1967年5月，我出差到北京，到西花厅去看望伯父、伯母。
意外的是，我在伯父办公室门上发现了一张“大字报”，是他身边人员写的，还有伯母的五条补充建议，内容都是请求他注意休息，改变工作方式与生活习惯，保重身体。细一看，陈毅、叶剑英、李先念也在上边签了字，伯父在上面写了八个大字“诚恳接受，要看实践”。但是听伯母讲，他还是没兑现，休息得很少。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和恳切的愿望，在伯父的八个大字旁写了两行小字：“您的实践做得不够，必须真正实践才行。”
记得那一天，我留在西花厅吃午饭，饭桌上我就西安各大学的造反派冲击陕西省委发了牢骚。伯父耐心引导我，我还是想不通，一次次顶嘴：“为什么只相信少数学生，不相信广大的工农兵？”“那么多的老干部怎么会都是走资派？”这一讲，伯父更火了：“你是省委、市委派来说服我的吗？”我知道，伯父是知道是非的，但是，谁又知道他的内心装着多少是非矛盾呢？
1968年8月，我回北京，打算看看已被关押半年的爸爸。可是不许探望，虽不知是什么情况，但伯父、伯母教育我和弟弟妹妹们：对这件事，要相信党，相信组织，事情总会搞清楚，你们要做好自己的工作！
伯父的一生关照过许许多多的人，然而，惟独他关心自己很少，这也是最让人心痛的事。1975年5月12日下午，我接到伯父以前保健护士的电话后，赶到她家，她说：“总理有病，可能比较严重。昨天我们几个医生、护士在医院与他见面时，他问：‘你说我还能活一年吗？’当时我愣住了。他有病，应积极治疗，带这种情绪会影响治疗效果的。秉德，你设法去见见你伯父，好好劝劝他。”
伯母一再阻拦神情激动的我去305医院见伯父，只得电话联系。电话中，伯父的声音还是那么亲切、从容。我一再打断他的暄寒问暖，问他是否讲了那句话。“只是开个玩笑，有什么？”他依然是轻松地回答，我急了，“这玩笑也不应讲，我们听了心里不好受，你要长命百岁，再为国家多做贡献”。
“你是共产党员，是唯物主义者，人总是有那么一天的。说那话也的确没什么，想开点，好嘛？”电话中的伯父，语气时而严肃，时而缓和。
我从小在伯父身边长大，他的人格品性影响了我的一生，这是一般人享受不到的特殊关照，我为此荣幸，为此自豪，因为他给我的是永远的关照，而非一时。如今，他离开我整整29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里，我觉得他那双眼睛依然在注视我现在所做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