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诺的著作《西行漫记》的封面上，有一张红军小号手的照片。这是人们非常熟悉的红军形象。可照片中的红军战士到底是谁？是在什么时间、地点，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是谁留下这宝贵的历史瞬间？这些都鲜为人知。我们在举办“红军长征、西征在宁夏革命文物”陈列时，陈列了这照张片，可照片的说明，只能用“抗战之声”或“西征红军在宁夏”这样很简单的文字。当参观者问起这张照片的详情时，我们却不能回答清楚。这就促使我们要下决心调查清楚这张照片的详细情况和当时所发生的历史事件。通过对红军西征和在宁夏的革命活动进行深入调查，我们弄清了这张照片产生的时间、地点和时代背景。
　　１９３６年６月，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国内形势确立了“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组成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的“中国人民红军西方野战军”进行西征，到宁夏、甘肃广大地区作战。就在红军西征时，斯诺到了宁夏的豫旺堡采访红军指战员。豫旺堡当时由红一方面军驻守，也是西征总部驻地。斯诺在采访时对红军小号手特别关注。《西行漫记》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在豫旺堡的高高结实的城墙上（是明代古长城），红军的一队号兵在练习吹号”。“一天早上，我登上豫旺堡又宽又厚的黄色城墙”，“在开了枪眼的雉堞上刚兜了一半，我就遇见一队号手——这时总算在休息，这叫我感到高兴，因为他们的响亮号声已连接不断地响了好多天了，他们都是少年先锋队员，不过是小孩子，因此我停下来对其中一个号手谈话时就采取了一种多少是父辈的态度。他穿着网球鞋，灰色短裤；戴着一顶褪了色的灰色帽子，上面有一颗模模糊糊的红星。但是帽子下面那个号手可一点也不是褪色的，红彤彤的脸，闪闪发光的明亮眼睛，这样的一个孩子你一看到心就软了下来，就像遇到一个需要友情和安慰的流浪儿一样。我想，他一定是非常想家的吧！可是很快我就发现自己估计错了。他可不是妈妈的小宝贝，而已经是一位老红军了。他告诉我，他今年十五岁了，四年前在南方参加了红军。”这位“红小鬼”使斯诺惊奇和敬佩，可他叫什么，斯诺没有记载。
　　我们虽经过较长时间艰难的调查，又参阅了大量革命前辈的回忆文章、地方史志和各类研究著作，也始终未见关于红军号手的任何记载。于是，我们又采访了当年参加过西征战役的部分红军指战员，肖华、萧克、韩先楚、王首道、李志民等将军都非常熟悉红军号手的照片，也认定是斯诺在宁夏豫旺堡古长城上拍摄的，可具体是谁就说不清了。但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我们在军事博物馆查找到有关的资料，得以比较清楚地了解到这一段真实的历史。
　　红军当时虽有陕北根据地，但各种物资仍很缺乏，是非常艰苦的。红军指战员们的军装不能及时更换，显得破旧。红军在宁夏与国民党军对峙着，８月下旬的一天，敌人突然袭击红军后勤部门，把红军筹集的还没来得及上交的２００只羊、１００多头牛和４０多头驴子驮着准备做棉衣的布匹、棉花全部掠走，还抓去几名红军战士。对国民党军违背停战协议的行径，红军指战员非常愤怒，纷纷请战，在经过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批准后，红一军团教导营总支书记谢立全率领一、三两个连，军团侦察科长唐子安和营长何德全率两个连，分两路包抄袭击敌师部，营救出被俘的同志，又夺回全部被掠的牲畜、物资，还缴获４００多匹马和部分武器弹药。为表彰这次战斗胜利，上级奖励谢立全同志一套穿着合身的新军装。当谢立全穿着新军装和战友们一起畅谈战斗情况时，斯诺看到了这位在采访中难见的衣冠整齐、英俊又背着手枪的年轻的红军干部，立即让翻译黄华和成仿吾把谢立全叫来，拉到豫旺堡的城墙上去照相，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镜头。当时还有部分红军指战员在场，他们亲眼目睹了拍摄的全过程。
　　在后来的戎马生涯和战争环境中，谢立全同志没有看到斯诺写的书，更不知这“红军小号手”的形象早已传遍全世界。解放后，谢立全被授少将军衔，继续为军队的建设努力工作着。后来有人向他谈起此事，他也没有声张。到了１９７２年，当将军得知自己身患癌症后，才请秘书到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放大出数张照片，留给子女们，并在告诫子女们的信中说：“这个相片登载的是历史的产物，你我知道就行了。”
　　这张照片的右侧飘扬着一面红旗，套于旗杆上的白色旗边竖写着“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字样，旗面上一颗红星，中间是镰刀和斧头。照片左侧就是谢立全头戴红军八角帽、身体前倾、腰挎手枪、手举军号的形象。年轻英武的面孔透出坚毅果敢、勇往直前的必胜信念，真是无声胜有声。正是这张照片，忠实地记录了一条艰难曲折而伟大的道路——长征、西征；正是由于红军的革命实践和斯诺对红色中国的真实报道，才使世界上的人们得知中国红军的英勇事迹，并为之敬佩；才使西北黄土高原上的单家集、六盘山、豫旺堡、同心城、将台堡这些千百年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地名发出了举世瞩目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