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6岁的我离开上海，到北大荒插队，被安排到二队卫生所当药剂员。
　　一天早晨，病人很多。大队记分员王振江有点不舒服，医生给他开了核黄素。
　　傍晚时分，一个姑娘风风火火地跑过来，两只大眼睛里充满惊慌。她老远就喊：“医生在吗？”
　　这姑娘我见过，她是屯子里数一数二的漂亮女子，也是出了名的泼辣女子。听说她是王振江的二女儿，叫二丫。
　　我和医生骑上自行车，急忙赶到王家。二丫的父亲已经昏迷。原来，我在忙乱中误把另一名病人的氯丙嗪递给了他。氯丙嗪是一种抗精神病药，不当服用会引起昏迷。我脑袋里“嗡”的一声，眼泪就下来了：这要闹出人命可怎么办？
　　二丫听说我给她父亲发错了药，“嗷”的一声蹿上来就要挠我。我羞愧交加，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差点害死她父亲，怀着补偿的心理，只要有空，我就往她家跑，挑挑水，扫扫院子，收收庄稼。慢慢地，这家人接纳了我。逢年过节，他们会把我叫到家里去，一家人似的坐在一起，吃饭聊天。
　　我每天都往二丫家跑，渐渐成为习惯。一天，我终于读懂自己的心思：我喜欢上了二丫，那个要挠我的厉害姑娘。每天只要能看她一眼，我就快乐得不得了。
　　去得多了，有时一天好几趟，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就叫上二丫的表哥王建国。我们盘腿坐在二丫家的炕上，跟她父母有一句没一句地闲扯着，我的心思像只小鸟落在二丫身上。可是，我跟她没说过一句话。
　　日子一天天过去，爱情像酒一样在心底慢慢酿造。我渴望向二丫表白，无数次揣着写好的字条去她家，又揣回来。就这样过了几个月，王建国对我说，二丫今天去别的屯子换鸡蛋，下午能回来。他早已看穿我的心思，想给我提供一个机会。
　　我高兴坏了，早早坐在二丫必经之路的路边等她。阳光火辣辣地照在身上，身后是一片高粱地，躲进去肯定凉快。可我不能进去。高粱会遮住我的视线，我生怕一眨眼二丫就过去了。
　　等待将时间抻得异常漫长，蝈蝈焦急地叫着，此起彼伏。下午2点多钟，远方出现一个人影，我知道那就是二丫，慌忙站了起来。这丫头走路也没个老实样儿，东踢一下石子，西扯一把野花。她看到我，惊讶地收住脚步：“刘哥，你怎么在这儿？”
　　这是我们第一次面对面站在一起，除了那片高粱地和躲藏在地里的蝈蝈之外，谁也没有。她就在我眼前，我看见她那一根根睫毛和额头上的汗珠儿。这就是我爱的姑娘，美丽、热烈、野性，像向日葵一样明亮耀眼。你如果到过北大荒，一定见过漫山遍野的向日葵，那灿烂的金黄铺天盖地，夺人心魄。而她，就是我心中的向日葵！
　　二丫愣愣地看着我，好像意识到什么，脸突然红了。我一肚子的话卡了壳，一句也说不出来。我俩只好默默往前走。眼前的路越走越短，我的心越来越慌。那张字条握在手心里，已被汗水浸透。一次，我刚想开口，一只大蚂蚱“呼”地从眼前飞过，吓我一大跳。还有一次，我停住脚步，鼓足勇气叫了一声“二丫”，二丫“哎”了一声，扭头看我，我的勇气突然消失了，见她挎着个篮子，便顺口问：“换回鸡蛋没？”我的声音像被秋霜打过的白菜，干巴巴的。二丫沮丧地说：“没有换成。”她告诉我原因，我一句也没听进去。
　　屯子就在眼前了，眼看就要失去表白的良机。我狠狠心，一步跨到二丫跟前，面对着她。
　　“你觉得我这人怎么样？”
　　“挺好的呀。”二丫说。
　　这个开场白有点糟糕，我只好接着问：“怎么个好法？”
　　“就是好呗，对我挺好的，跟亲哥哥差不多。”
　　二丫没有哥哥。好了，现在她把我当成亲哥哥了。这跟我的期待不大一样。我没招了，索性把被汗水浸得湿漉漉的字条塞进她手里，转身跑掉了。
　　我在字条上明确地说，想跟她处对象。几天过去，每当见到二丫，她都惊慌失措地溜走。她没有回信，对我来说是失望，可这一失望掺杂着希望与绝望。我忍不住又给她写了一张字条，恳求她无论如何也要回复：行，还是不行。
　　二丫终于回了一张字条，内容直到今天我都能背下来：
　　刘行军同志，信收到了。我还小，现在正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最关键的时候，这个事以后再说。
　　后来，这两张字条的内容成了我们夫妻互相打趣时的笑料。
　　（摘自《北京文学》2010年第11期图/陈明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