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的喜怒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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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S·奈保尔,著名英籍印度裔作家,1932年8月17日出生于特立尼达岛的一个印度家庭,1950年进入牛津大学,毕业后定居英国,与拉什迪、石黑一雄并称为“英国移民文学三雄”。奈保尔的作品多为描写印度、非洲等第三世界的人的生存状况,表现后殖民时代的世态人心。多元复合的文化背景,使其在东西方两大文化间徘徊,作品意蕴深刻,直指人心。《纽约时报》书评曾称赞他为“世界作家、语言大师、眼光独到的小说奇才”。奈保尔曾获毛姆文学奖(1959)、布克奖(1971),并于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米格尔街》是奈保尔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冷峻而细腻的笔法,幽默而伤感的情绪,让马尔克斯、帕慕克、略萨和阿来等知名作家都对他推崇不已。1959年,奈保尔就凭借着这个短篇小说集,获得了毛姆文学奖。小说采用了“我”的儿童视角,通过回忆“我”的所见所闻,来展现那些生活在米格尔街的小人物们的故事。每一篇小说主要讲述一个人物的喜怒哀乐。书中十七篇小说虽然没有连贯始终的情节,却都彼此有联系。在十七篇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的短篇小说中,我们可以见到米格尔街里形形色色的小人物。当我们把这十七篇小说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脑海中便出现了奈保尔精心构筑的那一条米格尔街,能够体会到那些生活在米格尔街的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米格尔街》中人物形象饱满、生动,令人产生更多的联想与思索。在这些思索背后,集中反映了奈保尔对这些人物的复杂情感:既同情又批判。通过对这些人物的描写,奈保尔写出了被殖民地区人的“彷徨”、“无望”的生存困境,写出了被殖民者隐性的精神创伤。
  
  读完《米格尔街》,博加特、海特、墨尔根、曼门、波普、乔治、劳拉、爱德华、布莱克·沃兹沃斯、博勒、大脚等十余个栩栩如生的小人物形象,已经深深地留在了读者心中。这些居住在被称为贫民窟的米格尔街的小人物大多时候活得卑微而渺小。他们的行为有时候显得古怪,比如自称木匠却不做家具的波普,比如成天鼓捣着修理汽车的比哈库,比如一个月只写一行诗的布莱克·沃兹沃斯……我更愿意认为,这些古怪的行为和嗜好是他们在平淡而琐碎的生活中实现“梦想”的另一种途径。在这些小人物的喜怒哀乐背后,我们得到一种更为沉重的心境。
  在《博加特》中,博加特对于米格尔街上的人来说,总是显得像一个谜般神秘。他是一个漂泊的流浪人,也是“我”认为米格尔街上最无聊的人。他成天玩弄扑克牌,似乎生活除此之外再无其它。博加特突然间住进米格尔街,又三次不辞而别地离开米格尔街,再三次回到米格尔街。“博加特突然不见了,连一句话也没有给我们留下”、“当海特和其他人把博加特忘掉,或者说是快要忘掉的时候,他回来了”、“不久他又失踪了”……作者未曾在小说中详细地交代他在离开米格尔街后的生活与状态,只留下只言片语,使得博加特更像一个谜。小说表现出来的仅仅是博加特漂泊人生中的一段,更多的空白留给读者去想象,去感受。但是,从一些细节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博加特内心脆弱的一面。由此,我们也能更深刻地感受到博加特作为一个流浪者的存在。博加特是个无根的漂泊者,但是,其内心深处也渴望着具有自己的归属。
  《布莱克·沃兹沃斯》中的主人公是梦想着写出世界上最伟大的诗篇的落魄诗人布莱克·沃兹沃斯。小说中的“我”与布莱克·沃兹沃斯的几次见面与交谈,勾勒出了“我”与布莱克·沃兹沃斯从结识到他死去这一段时间的认识:他一个月写一行诗,梦想着写出世界上最伟大的诗篇;他以唱克里普索小调为生;他告诉“我”他曾经与一个姑娘相爱,但姑娘和他们的孩子都死了。但是,在布莱克·沃兹沃斯临死之前,这些认知又都被他推翻了。“以前我给你讲过一个关于少年诗人和女诗人的故事,你还记得吗?那不是真事,是我编出来的。还有那些什么作诗和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也是假的。”布莱克·沃兹沃斯的形象由此更让人感觉到扑朔迷离,不知道哪一个才是真实的他。然而,正是这种自相矛盾的、充满张力的神秘形象,反而让人更加记住了布莱克·沃兹沃斯这位悲伤的诗人。
  在《焰火师》中,墨尔根像是一个小丑,他有一个可笑、卑微的理想:用各种滑稽、愚蠢的方式来取悦于大家。然而,即便是这样卑微的理想,也不能够实现。他是个焰火师,但是米格尔街的人却几乎很少有人会用他制作的焰火;他总是想出新鲜的蠢主意逗大伙儿开心,每次露面都想出洋相给人逗乐,一旦他知道有人在看他,他便手舞足蹈。他最终完成他的“理想”,真正博得人们的笑,但是这代价有些高昂:因一次偷情事件而被身材高大的老婆抓个正着,被狠狠地当众羞辱, 让米格尔街的人“迄今还在笑”;他一把火烧了自己的房子,完成了自己的另一个心愿,制作出了最壮观的焰火,但却又被指控犯下纵火罪。墨尔根是一个小人物,他的种种滑稽行为只是为得到他人的认可(哪怕这种认可是一种嘲笑),他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为实现自己的价值而努力,不惜最后丧失自己的人格与尊严。
  《直到大兵来临》中的爱德华是一个迷失者、模仿者。他在长期的被殖民过程中被抹去了自身的本土文化记忆,他以怨恨、鄙视特立尼达,模仿英美人的姿势、口音为荣。“爱德华彻头彻尾地投靠了美国人。他的衣着越来越美国化,还学会嚼口香糖, 就连说话也拼命撇美国腔。他开始注意衣着和服饰,他戴上项链, 还学那些网球手,在手腕上缠些布条。这种时尚在当时西班牙港的时髦青年中风行一时。”但是,爱德华的这种行为最终也没有得到好的下场:老婆跟着美国大兵走了,自己也黯然远走他乡。有研究者把爱德华这种人归纳为“模仿者”,他们作为被殖民者,却渴望走入殖民者的世界。然而,他们的种种举动,付出的种种努力,最终伤害的只是自己。
  
  奈保尔曾在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讲《两种世界》中坦言:“为了避开过多的自我反省内容,我写得简化而通俗。我尽量隐藏孩童讲述者的身份。我没有理会这条街道种族和社会背景的复杂。我不解释任何事情。”尽管奈保尔简化了许多叙事,然而这些被殖民者的精神创伤仍然能在字里行间透露出来,通过对人物的感知,读者依然能够感受到这种隐性精神创伤所带来的心酸与无奈。譬如前文提到《直到大兵来临》中的爱德华,在殖民统治中盲目地模仿着他人,一步步迷失了自我,最终落下一个悲剧结局。又如 《慎重》中的理发师博勒,在一次次“欺骗”之后,得出他的“真理”:决不能相信报纸上讲的事;《注册会计师泰特斯·霍伊特》中泰特斯·霍伊特是个有学问的人,其从事教学、培养优秀学生的事业得到的不是大家的认可,而是一阵阵的讥笑;《焰火师》中墨尔根的卑微而滑稽的理想;《乔治与他的粉红色房子》中粉红房子从冷清到热闹再变回冷清, 暗示了乔治终而空虚的精神世界。
  相较于精神创伤,米格尔街上人们的生存困境似乎更直观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博加特》中博加特的流浪与漂泊;《布莱克·沃兹沃斯》中的布莱克生活贫苦潦倒;《蓝色卡车》中的埃多斯因为能够驾驶垃圾车为有钱人运送垃圾而得到大家的羡慕;《母亲的天性》中劳拉靠出卖肉体为生。米格尔街的贫穷几乎在每一个文本中都能得到体现。“要是陌生人开车经过米格尔街时,只能说一句:‘贫民窟’”。然而,米格尔街仅仅是一个名称,是一个符号,只是特立尼达地区众多的贫民窟之一。在特立尼达或许有无数条“米格尔街”:“我找到了差不多六条叫米格尔的街,可哪条街上都没有我家的房子。”小说中书写的米格尔街上的小人物的困境,实质上是所有被殖民者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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