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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杯子、借笔引发的思考
没有老师会否认自己对教育平等价值的追求，但我们常常忽略了日常生活中师生交往不平等的现象。
这种不平等我也经历过。
课间休息，一女生来到办公室：“李老师，我想借个杯子喝水服感冒药。”我坐在椅子上，用手指了指角落的书柜：“喏，第二格抽屉里有，自己拿吧！”学生找到杯子，自己倒开水服了药，说：“谢谢李老师！”然后走了。
上课了，是作文课。学生在下面写作文，我在讲台上批改作业。这时，手中的红色圆珠笔没油了。于是，我轻声地问前排学生：“谁有红色圆珠笔？借来用用。”虽然是轻声，但许多学生都听见了。于是，坐在前几排的学生都争先恐后地从书包里拿出文具盒，然后以最快速度打开，找出圆珠笔。他们纷纷把握着笔的手伸向我：“李老师，用我的笔吧！”“李老师，用我的！”每一双眼睛都充满了真诚的渴望。还是那位课间向我借杯子的女生反应敏捷，坐在第三排的她几乎是小跑着上前，把笔递到我的手中——在递到我手中之前，她还细心地将笔芯旋转了一下，把原来的蓝色旋转成红色。
这是许多年前的一幕，虽然是很普通的事，但至今仍历历在目。
尽管不一定每个学生都向老师借过杯子，但我相信几乎所有老师都曾向学生借过笔，并享受过学生争先恐后递笔的热情。
我由这件小事往深处思考：为什么学生向我借杯子，我想都没有想过把杯子递给她呢？而我向学生借笔时，为什么学生没有对我说：“喏，文具盒里有，自己拿吧！”
我当然不是说，我向学生借笔时学生让我自己拿才是正常的；不，我认为学生把笔递给我是对人起码的尊重。问题是，学生向我借水杯时，我为什么没有把水杯递给她呢？——说实话，当时我连想都没想过要这样做！
在我的潜意识里，学生毕恭毕敬地把笔递给我是理所应当的，因为他们是学生；而如果我把水杯毕恭毕敬地递给学生则是有失体统的，因为我是老师！
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以前我没有这样问过，现在我却要这样问我自己。
而且这样的“为什么”还可以问许多：为什么校园里师生相逢，往往是学生先向老师打招呼，而不是老师先招呼学生（而且有时学生招呼老师，老师还爱理不理的）？为什么上课前学生毕恭毕敬地向老师鞠躬：“老师好！”而老师往往只是走过场地说声“同学们好”，甚至只是“嗯”一声？为什么学生到医院看望老师不过是“应有的礼貌”，而如果老师到医院看望病中的学生就成了难能可贵的“感人事迹”？为什么老师去家访时，学生总会为老师搬来椅子，而学生来到办公室很少享受“请坐”的待遇？为什么学生违反了校纪被处分是“理所当然”，而老师犯了错误接受班规惩罚就成了“品德高尚”……
师生之间的平等关系
一切都源于根深蒂固的潜意识：师生是不平等的。
师生平等与否，往往通过一些司空见惯的细节表现出来，而这些细节都是不经意的，但也许恰恰通过这些“不经意”的“细节”，我们就在为未来社会培养着公民或顺民。
既然民主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态度，那么，这种态度在日常生活中，更多是表现为人际关系之间的平等。让学生从小在心灵深处确立平等观念并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这种平等，这是教育的分内之事。我们要让学生认识到，现代社会生活要求人与人之间拥有人格上的独立与平等。我们还要使学生了解社会主义公民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平等性以及在法纪面前的一视同仁，懂得尊重、维护自身与他人权利的道理，努力使学生具备尊重自己，同时又尊重他人、善于交往、善于与人合作、重视各种横向联系的生活态度。
基础教育界近来流行一句话：“蹲下来和孩子说话。”这相对于过去教师伟岸地站在讲台上俯视学生来说无疑是一个进步。但我理解这句话中“蹲下来”的本意主要不是指肢体的蹲下而是“心灵的蹲下”，即教师要在心灵深处平视学生。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蹲下来和孩子说话”不应该被视为一种更高境界的师德——如果“蹲下来”纯粹成了一种姿态，那说明教师的心并没有“蹲下来”，所谓肢体的“蹲下来”不过是居高临下的“平易近人”而已，骨子里还是把自己看得比学生高。
我这样说，是想特别强调这样一个观点：师生之间的平等关系，不仅仅由教师的所谓“师德”决定，也是教师职业特点所蕴涵的必然要求。教师在从事教育或教学工作时绝不可能是单向地发号施令，因为他面对的是同样有思想、感情、精神世界的人，因此，教育的实施必然是师生双向互动。教师必须有赖于学生多方面合作——即使是被动合作，才能完成其教育任务。如果学生不配合，教师的教育任务不可能完成。换句话说，教师的教育教学是一种授受一体的关系，是双向互利性的，而不是一种单向施与。学生作为合作者客观上襄助老师得以履职尽责、致对方“获利”，理当从对方——老师那里获得平等礼待，老师没有理由对他们居高俯视。
关于师生平等，陶行知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我们希望今后办训育的人要打破侦探的技术，丢开判官的面具。他们应当与学生共生活、共甘苦，做他们的朋友，帮助学生在积极活动上行走。”我理解，所谓“打破侦探的技术”就是不要与学生为敌；所谓“丢开判官的面具”就是不要以真理的仲裁者自居。为了师生平等，陶行知甚至提倡教师在精神上变成儿童：“您若变成小孩子，便有惊人的奇迹出现：师生立刻成为朋友，学校立刻成为乐园；您立刻觉得是和小孩子一般儿大，一块儿玩，一处儿做工，谁也不觉得您是先生，您便成了真正的先生。”在先生那里，师爱的最高境界不是母爱，也不是父爱，而是朋友之爱、同志之爱，因为这种爱的基础是平等：以感情赢得感情，以心灵感受心灵。
作为肩负教育使命和引领责任的教师，当然应该在思想上比学生更成熟、在学识上比学生更渊博，但这不妨碍我们拥有一颗孩子般的童心，童心与童心的相遇，才是真正自然而然的平等。因此，教师要尽量使自己具备“孩子的心灵”——用“孩子的耳朵”去倾听，用“孩子的眼光”去观察，用“孩子的兴趣”去探寻，用“孩子的大脑”去思考，用“孩子的情感”去热爱！
没有老师会否认自己对教育平等价值的追求，但我们常常忽略了日常生活中师生交往不平等的现象。
这种不平等我也经历过。
课间休息，一女生来到办公室：“李老师，我想借个杯子喝水服感冒药。”我坐在椅子上，用手指了指角落的书柜：“喏，第二格抽屉里有，自己拿吧！”学生找到杯子，自己倒开水服了药，说：“谢谢李老师！”然后走了。
上课了，是作文课。学生在下面写作文，我在讲台上批改作业。这时，手中的红色圆珠笔没油了。于是，我轻声地问前排学生：“谁有红色圆珠笔？借来用用。”虽然是轻声，但许多学生都听见了。于是，坐在前几排的学生都争先恐后地从书包里拿出文具盒，然后以最快速度打开，找出圆珠笔。他们纷纷把握着笔的手伸向我：“李老师，用我的笔吧！”“李老师，用我的！”每一双眼睛都充满了真诚的渴望。还是那位课间向我借杯子的女生反应敏捷，坐在第三排的她几乎是小跑着上前，把笔递到我的手中——在递到我手中之前，她还细心地将笔芯旋转了一下，把原来的蓝色旋转成红色。
这是许多年前的一幕，虽然是很普通的事，但至今仍历历在目。
尽管不一定每个学生都向老师借过杯子，但我相信几乎所有老师都曾向学生借过笔，并享受过学生争先恐后递笔的热情。
我由这件小事往深处思考：为什么学生向我借杯子，我想都没有想过把杯子递给她呢？而我向学生借笔时，为什么学生没有对我说：“喏，文具盒里有，自己拿吧！”
我当然不是说，我向学生借笔时学生让我自己拿才是正常的；不，我认为学生把笔递给我是对人起码的尊重。问题是，学生向我借水杯时，我为什么没有把水杯递给她呢？——说实话，当时我连想都没想过要这样做！
在我的潜意识里，学生毕恭毕敬地把笔递给我是理所应当的，因为他们是学生；而如果我把水杯毕恭毕敬地递给学生则是有失体统的，因为我是老师！
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以前我没有这样问过，现在我却要这样问我自己。
而且这样的“为什么”还可以问许多：为什么校园里师生相逢，往往是学生先向老师打招呼，而不是老师先招呼学生（而且有时学生招呼老师，老师还爱理不理的）？为什么上课前学生毕恭毕敬地向老师鞠躬：“老师好！”而老师往往只是走过场地说声“同学们好”，甚至只是“嗯”一声？为什么学生到医院看望老师不过是“应有的礼貌”，而如果老师到医院看望病中的学生就成了难能可贵的“感人事迹”？为什么老师去家访时，学生总会为老师搬来椅子，而学生来到办公室很少享受“请坐”的待遇？为什么学生违反了校纪被处分是“理所当然”，而老师犯了错误接受班规惩罚就成了“品德高尚”……
师生之间的平等关系
一切都源于根深蒂固的潜意识：师生是不平等的。
师生平等与否，往往通过一些司空见惯的细节表现出来，而这些细节都是不经意的，但也许恰恰通过这些“不经意”的“细节”，我们就在为未来社会培养着公民或顺民。
既然民主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态度，那么，这种态度在日常生活中，更多是表现为人际关系之间的平等。让学生从小在心灵深处确立平等观念并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这种平等，这是教育的分内之事。我们要让学生认识到，现代社会生活要求人与人之间拥有人格上的独立与平等。我们还要使学生了解社会主义公民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平等性以及在法纪面前的一视同仁，懂得尊重、维护自身与他人权利的道理，努力使学生具备尊重自己，同时又尊重他人、善于交往、善于与人合作、重视各种横向联系的生活态度。
基础教育界近来流行一句话：“蹲下来和孩子说话。”这相对于过去教师伟岸地站在讲台上俯视学生来说无疑是一个进步。但我理解这句话中“蹲下来”的本意主要不是指肢体的蹲下而是“心灵的蹲下”，即教师要在心灵深处平视学生。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蹲下来和孩子说话”不应该被视为一种更高境界的师德——如果“蹲下来”纯粹成了一种姿态，那说明教师的心并没有“蹲下来”，所谓肢体的“蹲下来”不过是居高临下的“平易近人”而已，骨子里还是把自己看得比学生高。
我这样说，是想特别强调这样一个观点：师生之间的平等关系，不仅仅由教师的所谓“师德”决定，也是教师职业特点所蕴涵的必然要求。教师在从事教育或教学工作时绝不可能是单向地发号施令，因为他面对的是同样有思想、感情、精神世界的人，因此，教育的实施必然是师生双向互动。教师必须有赖于学生多方面合作——即使是被动合作，才能完成其教育任务。如果学生不配合，教师的教育任务不可能完成。换句话说，教师的教育教学是一种授受一体的关系，是双向互利性的，而不是一种单向施与。学生作为合作者客观上襄助老师得以履职尽责、致对方“获利”，理当从对方——老师那里获得平等礼待，老师没有理由对他们居高俯视。
关于师生平等，陶行知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我们希望今后办训育的人要打破侦探的技术，丢开判官的面具。他们应当与学生共生活、共甘苦，做他们的朋友，帮助学生在积极活动上行走。”我理解，所谓“打破侦探的技术”就是不要与学生为敌；所谓“丢开判官的面具”就是不要以真理的仲裁者自居。为了师生平等，陶行知甚至提倡教师在精神上变成儿童：“您若变成小孩子，便有惊人的奇迹出现：师生立刻成为朋友，学校立刻成为乐园；您立刻觉得是和小孩子一般儿大，一块儿玩，一处儿做工，谁也不觉得您是先生，您便成了真正的先生。”在先生那里，师爱的最高境界不是母爱，也不是父爱，而是朋友之爱、同志之爱，因为这种爱的基础是平等：以感情赢得感情，以心灵感受心灵。
作为肩负教育使命和引领责任的教师，当然应该在思想上比学生更成熟、在学识上比学生更渊博，但这不妨碍我们拥有一颗孩子般的童心，童心与童心的相遇，才是真正自然而然的平等。因此，教师要尽量使自己具备“孩子的心灵”——用“孩子的耳朵”去倾听，用“孩子的眼光”去观察，用“孩子的兴趣”去探寻，用“孩子的大脑”去思考，用“孩子的情感”去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