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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17年8月正式代理总统职务到1918年10月卸任，冯国璋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前后不過一年零两个月。入主总统府，冯国璋登上了权力的巅峰。但是，他脚下的路却荆棘密布：放眼全国，清王朝土崩瓦解形成的军阀割据局面依然如故；而北洋政府内部，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群龙无首，已逐步分化，以冯国璋和段祺瑞为中心形成了直系和皖系军阀；而民国初年的政治乱象，尤其是袁世凯、张勋接连复辟帝制，使刚发轫的共和政体遭受严重打击，帝制与共和之争仍困扰着时局纷乱的中国。
由于是代理总统，冯国璋只是草草发了份就职通电，既没有举行就职仪式，也没有发表就职演说。这固然会影响到世人对其治国方略的全面了解，但只要细心观察冯国璋就任代理总统前后的言行，我们还是能够看出他谋求国家“和平统一”的不懈追求与努力。
老问题 新思维
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大总统黎元洪避走东交民巷，行前发表通电，请冯国璋以副总统代行大总统职权。在冯国璋和段祺瑞等北洋首脑的武力围剿下，复辟闹剧仅仅12天就告平息了。完成使命后，冯国璋立即通电，请求黎元洪复职，并将“代理职权奉还黎大总统”。然而，黎元洪自觉引狼入室，做了张勋复辟的帮凶，羞愧难当，又连续通电拒绝复职。此时，北洋各路将领纷纷通电支持冯国璋就任代总统，段祺瑞虽不乐意，却也不便扫众兄弟之兴，于是顺水推舟，发电报“热情邀请”冯国璋尽快北上就职。
1917年8月1日，冯国璋抵达北京，受到首都各界的热烈欢迎。抵京当天，冯国璋就亲赴黎元洪私邸，劝其复职，而黎坚决不允。随后，他接连探访段祺瑞、徐世昌、王士珍，并派人入宫向溥仪问安。在得到北京各派势力的认可后，冯国璋才于8月6日通电全国，宣布就任代理大总统。
在就职通电中，冯国璋对段祺瑞及其僚属盛赞一番后，非常乐观地展望：“从此府院一体，内外同心，意见果不涉分歧，大局可渐臻统一。”意思很明白，他所期望实现的是全国政权的统一。
从尚武到修文
事实上，冯国璋的思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六年前，当辛亥革命爆发时，冯国璋还是一个坚定的保皇派，主张对南方革命党实施武力围剿。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正在准备第四次秋操的冯国璋临危受命，统领清军第二军进攻武汉。正当冯国璋兵临孝感，准备分三路进攻武汉时，他的老上司袁世凯却示意他“慢慢走、等等看”。而清政府答应请袁世凯出山之后，袁才授意冯国璋加紧攻击武汉。开战不到一个月冯部就相继攻克汉口、汉阳，并打算乘胜进军武昌。此时，袁世凯正企图虚张南方革命党的声势逼迫宣统皇帝退位，于是立即打电话阻止了冯国璋的进军计划。
袁世凯的反常举动引起了冯国璋的怀疑，他立即赶回北京，托人向隆裕太后启奏，请求拨给饷银400万两，保证独力平定“叛乱”。太后表示，400万两饷银一时难以筹划，但可先拨发3个月饷银，并准备临朝时召见冯国璋。不料袁世凯抢先一步见了太后，冯国璋独自平叛的计划也以流产告终。为确保胜利果实，袁世凯立即安排另一心腹段祺瑞前往汉口，替换了自行其是的冯国璋。
武汉一役，展示了冯国璋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但也让他看到了战争的巨大破坏力。适逢辛亥革命时期急剧的社会变革，各种西方政治学说广泛传播，冯国璋的政治思想也由革命初期的君主立宪逐步转向了民主共和。当禁卫军激烈反对清帝退位的时候，冯国璋以禁卫军总统的身份，说服了一万两千多人的禁卫军，成功平息了这场阻碍清帝退位的风波。此后，冯国璋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成为维护共和体制的中坚力量，这是后话。
191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冯国璋与张勋联合进攻南京。入城后，冯国璋严加约束部队，并规劝张勋停止烧杀。张不听劝告，冯遂逮捕四处为恶的张军数百人，一度引发冲突。同年年底，冯国璋接替政声不佳的张勋，就任江苏都督。
主政江苏期间，冯国璋推行现代军警、民政改革，扶持工商业，推广现代农业，鼓励发展新式学校，支持公共文化事业，一时间颇负声望。
尽管并不赞同国民党提倡的激进改革，但冯国璋对国民党人的评价甚高。1916年，在接受日本朝日新闻记者云山童子采访时，冯国璋曾公开评价国民党人“理想与热忱殊堪钦许”，表现出一个成熟政治家的宽阔襟怀。在冯国璋的治下，无论改良主义的进步党还是革命主义的国民党，只要遵纪守法都能自由活动，相安无事。毫无疑问，江苏经验为日后冯国璋的“和平统一”政策提供了政治样本。
在就职通电中，冯国璋特别强调只有“府院一体，内外同心”才可能实现国家的统一。在他看来，北洋政府内部的团结无疑是和平统一的先决条件。
为了促进北洋内部的团结，冯国璋可谓煞费苦心。他到北京后的第二件大事便是拜访老同学段祺瑞和王士珍。8月3日，冯国璋登门拜访，北洋三杰齐聚一堂。老同学促膝而坐，相谈甚欢。有记载说，冯国璋紧握着段祺瑞的手，说：“以后咱们再也没有什么府、院之争了。”随即，又对王士珍和段祺瑞说：“咱们三人从此要一条心，通力合作，在咱们三个人中间，无所谓总统、总理、参谋总长。”正如冯国璋所言，只要北洋三杰（尤其是冯段二人）团结一体，北洋军阀就可以避免分裂，而以北洋军阀的雄厚实力，只要“内外同心”，完成全国政权的统一应该不是问题。
然而，理想毕竟不等同于现实。尽管从1885年入天津武备学堂开始，王、段、冯三人就已经有了同窗之谊，此后又都投身袁世凯门下，为北洋集团建功立业，成为声名远播的北洋“龙、虎、豹”，但旗鼓相当的三个人却注定不能粘合到一块儿。
王士珍善操权谋，一度最受袁世凯的器重。但是，一直追随袁世凯的他，没有外放地方的经历，不仅没有稳定的政治见解，也未能培植起自己的政治派系。在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中，王士珍都扮演了复辟帮凶的角色，使自己的政治声誉大受损害。尽管段祺瑞赶走张勋后，依然“不计前嫌”让王士珍继续担任参谋总长，但此时其名望和地位显然已不及段祺瑞和冯国璋。 和王士珍一样，段祺瑞自视甚高，个性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不善与人交际。段祺瑞曾經外放做过江北提督，在独自处理军政事务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念，同时也培植起了自己的政治团体（史称皖系军阀）。段祺瑞因“三造共和”而声望日隆，其政治势力集中在华北数省，重掌国务院之后几乎把持了北洋政权。
冯国璋在北洋三杰中年纪最长，又有秀才的功名，为人也相对持重，善于处理复杂的关系。民国建立后，冯国璋长期担任江苏督军，其政治势力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若单论军事实力，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相对段祺瑞的皖系军阀实力更为强大。但是，冯国璋在北京的力量相对薄弱，因而处处受段祺瑞掣肘。
摆在冯国璋面前的有三条道路：其一，和黎元洪一样，委曲求全，做段祺瑞“活动的盖印机器”。其二，挤垮段祺瑞，自己独揽大权。其三，争取府院地位对等，团结段祺瑞，实现北洋内部的精诚团结。
第一条道路，正是段祺瑞所期望的。但冯国璋不是黎元洪，在北上就职的同时，他还带来了两个师的总统卫队。因此，冯国璋是绝对不会甘心做盖章总统的。但第二条道路，同样走不通。冯国璋心里很清楚，北京不是南京，段祺瑞在北京周边的势力要比自己大得多，想挤垮段祺瑞简直是难上加难。于是，冯国璋上任伊始就选择了第三条道路。
一开始，冯段两人互相迁就，表面上看北洋集团确实是一团和气。冯国璋做了总统后，表示尊重责任内阁制，对于段用人行政和决策的决定都不干涉，段对冯在态度上也比对黎好得多，自1917年10 月8 日起，每天派一位官员向总统报告政情。
但事实上，北洋三杰各有矛盾，根本无法团结成“一体”。由于冯国璋和段祺瑞的统一策略背道而驰，随着南北矛盾的激化，冯段矛盾也日益凸显出来，北洋三杰刚刚营造起来的“和谐气象”很快就成了过眼云烟。
矢志不渝 死有遗憾
武力驱张之后，段祺瑞以“三造共和”功臣自居，独揽军政大权，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开国会。于是孙中山以维护《临时约法》为号召，联络海军总长程壁光及西南军阀于1917年 9月在广州建立了与北京政府对峙的护法军政府。
面对孙中山的挑战，段祺瑞决定诉诸武力，对南方发起军事讨伐。10月6日，护法战争爆发。
正当段祺瑞全力对南方用兵之际，冯国璋却提出了“和平统一”的政策，即保持西南各省军阀割据现状，以换取他们对北京中央政权的承认，保持中国名义上的统一。为了实现“和平统一”的目的，冯国璋密遣其婿陈之骥赴湘，运动王汝贤、范国璋联名通电主和。随后，又指使“长江三督”联名要求停止湖南战争。
由于冯国璋的运动，段祺瑞征讨南方的战争彻底失败。11月19日段祺瑞被迫辞去陆军总长职务，22日辞去国务总理职务。段祺瑞辞职后，冯国璋立即启用赞成“和平统一”政策的老同学王士珍，命其接替段祺瑞担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职务。11月25日，冯国璋发布“弭战布告”，要求南北两军“于军事上先得各方之结束，于政治上乃徐图统一之进行。”冯国璋的“和平统一”政策暂时占了上风。
段祺瑞辞职后，并不甘心“武力统一”的失败。他一面组织督军团天津会议，鼓吹对南方继续用兵，一面又勾结奉系张作霖派兵入关，威胁京畿。此时，冯国璋在北京的总统卫队只有两个师，深感力量单薄，只能寄希望于南北和谈早日成功。然而此时，孙中山坚持护法，反对南北调和，西南军阀又玩弄两面派手法，一面响应停战和谈，一面又讨好孙中山，表示坚决护法，终致和平谈判收效甚微。
12月15日，迫于督军团的压力，冯国璋任命直隶督军曹锟、山东督军张怀芝分别为第一、二路军总司令南下伐湘。12月18日任命段祺瑞为参战督办，皖系干将段芝贵为陆军总长，皖系重掌中央军事指挥大权。1918年1月中旬，护法战争重燃战火。段祺瑞武力统一的主张再度喧嚣尘上，而冯国璋在北京则陷入空前孤立。
1月26日，冯国璋借出京“巡视”为名，率领1000余名卫队，企图赴南京与李纯等人商讨反段大计。段祺瑞察觉以后，立即电告安徽督军倪嗣冲，务必阻止冯前往南京。冯国璋抵达蚌埠后，倪嗣冲毫不隐晦地说：“你若回北京，我可以放行，若去南京，我便扣留你在此。”冯国璋只得折回北京。
回到北京后，冯国璋被迫宣布讨伐令，派曹锟、张怀芝、张敬尧率军进犯湖南，并于2月上旬下“罪己布告”，以此缓和与段祺瑞的紧张关系。
3月23日，冯国璋不得不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武力统一”的政策又占了上风。
然而，冯国璋同样不甘心失败。他利用自己直系首领的地位，暗示曹锟、吴佩孚率兵南下“适可而止”，以“恢复湘省为止”。结果，在攻占湖南以后，任段祺瑞如何笼络，曹吴二人均不上套，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最终收效甚微。
随后，段祺瑞再以高官厚禄引诱曹锟、吴佩孚。冯国璋担心曹锟再次受骗，派陆建章赴天津说服曹锟，放弃南征。结果陆建章在天津被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诱杀。至此，冯段矛盾已经无法调和。
1918年冯国璋退职以后，仍然坚持“和平统一”的主张，为弥合直皖矛盾，争取全国和平统一而四处奔走，呼吁各地军阀“化除轸域，和平统一”。
1919年12月28日，冯国璋因伤寒在北京逝世。人之将死，冯国璋口授遗言给徐世昌总统：“和平统一，身未及见，死有遗憾，希望总统一力主持，早日完成。”他至死仍不能释怀的依然是国家的和平统一。
由于是代理总统，冯国璋只是草草发了份就职通电，既没有举行就职仪式，也没有发表就职演说。这固然会影响到世人对其治国方略的全面了解，但只要细心观察冯国璋就任代理总统前后的言行，我们还是能够看出他谋求国家“和平统一”的不懈追求与努力。
老问题 新思维
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大总统黎元洪避走东交民巷，行前发表通电，请冯国璋以副总统代行大总统职权。在冯国璋和段祺瑞等北洋首脑的武力围剿下，复辟闹剧仅仅12天就告平息了。完成使命后，冯国璋立即通电，请求黎元洪复职，并将“代理职权奉还黎大总统”。然而，黎元洪自觉引狼入室，做了张勋复辟的帮凶，羞愧难当，又连续通电拒绝复职。此时，北洋各路将领纷纷通电支持冯国璋就任代总统，段祺瑞虽不乐意，却也不便扫众兄弟之兴，于是顺水推舟，发电报“热情邀请”冯国璋尽快北上就职。
1917年8月1日，冯国璋抵达北京，受到首都各界的热烈欢迎。抵京当天，冯国璋就亲赴黎元洪私邸，劝其复职，而黎坚决不允。随后，他接连探访段祺瑞、徐世昌、王士珍，并派人入宫向溥仪问安。在得到北京各派势力的认可后，冯国璋才于8月6日通电全国，宣布就任代理大总统。
在就职通电中，冯国璋对段祺瑞及其僚属盛赞一番后，非常乐观地展望：“从此府院一体，内外同心，意见果不涉分歧，大局可渐臻统一。”意思很明白，他所期望实现的是全国政权的统一。
从尚武到修文
事实上，冯国璋的思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六年前，当辛亥革命爆发时，冯国璋还是一个坚定的保皇派，主张对南方革命党实施武力围剿。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正在准备第四次秋操的冯国璋临危受命，统领清军第二军进攻武汉。正当冯国璋兵临孝感，准备分三路进攻武汉时，他的老上司袁世凯却示意他“慢慢走、等等看”。而清政府答应请袁世凯出山之后，袁才授意冯国璋加紧攻击武汉。开战不到一个月冯部就相继攻克汉口、汉阳，并打算乘胜进军武昌。此时，袁世凯正企图虚张南方革命党的声势逼迫宣统皇帝退位，于是立即打电话阻止了冯国璋的进军计划。
袁世凯的反常举动引起了冯国璋的怀疑，他立即赶回北京，托人向隆裕太后启奏，请求拨给饷银400万两，保证独力平定“叛乱”。太后表示，400万两饷银一时难以筹划，但可先拨发3个月饷银，并准备临朝时召见冯国璋。不料袁世凯抢先一步见了太后，冯国璋独自平叛的计划也以流产告终。为确保胜利果实，袁世凯立即安排另一心腹段祺瑞前往汉口，替换了自行其是的冯国璋。
武汉一役，展示了冯国璋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但也让他看到了战争的巨大破坏力。适逢辛亥革命时期急剧的社会变革，各种西方政治学说广泛传播，冯国璋的政治思想也由革命初期的君主立宪逐步转向了民主共和。当禁卫军激烈反对清帝退位的时候，冯国璋以禁卫军总统的身份，说服了一万两千多人的禁卫军，成功平息了这场阻碍清帝退位的风波。此后，冯国璋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成为维护共和体制的中坚力量，这是后话。
191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冯国璋与张勋联合进攻南京。入城后，冯国璋严加约束部队，并规劝张勋停止烧杀。张不听劝告，冯遂逮捕四处为恶的张军数百人，一度引发冲突。同年年底，冯国璋接替政声不佳的张勋，就任江苏都督。
主政江苏期间，冯国璋推行现代军警、民政改革，扶持工商业，推广现代农业，鼓励发展新式学校，支持公共文化事业，一时间颇负声望。
尽管并不赞同国民党提倡的激进改革，但冯国璋对国民党人的评价甚高。1916年，在接受日本朝日新闻记者云山童子采访时，冯国璋曾公开评价国民党人“理想与热忱殊堪钦许”，表现出一个成熟政治家的宽阔襟怀。在冯国璋的治下，无论改良主义的进步党还是革命主义的国民党，只要遵纪守法都能自由活动，相安无事。毫无疑问，江苏经验为日后冯国璋的“和平统一”政策提供了政治样本。
在就职通电中，冯国璋特别强调只有“府院一体，内外同心”才可能实现国家的统一。在他看来，北洋政府内部的团结无疑是和平统一的先决条件。
为了促进北洋内部的团结，冯国璋可谓煞费苦心。他到北京后的第二件大事便是拜访老同学段祺瑞和王士珍。8月3日，冯国璋登门拜访，北洋三杰齐聚一堂。老同学促膝而坐，相谈甚欢。有记载说，冯国璋紧握着段祺瑞的手，说：“以后咱们再也没有什么府、院之争了。”随即，又对王士珍和段祺瑞说：“咱们三人从此要一条心，通力合作，在咱们三个人中间，无所谓总统、总理、参谋总长。”正如冯国璋所言，只要北洋三杰（尤其是冯段二人）团结一体，北洋军阀就可以避免分裂，而以北洋军阀的雄厚实力，只要“内外同心”，完成全国政权的统一应该不是问题。
然而，理想毕竟不等同于现实。尽管从1885年入天津武备学堂开始，王、段、冯三人就已经有了同窗之谊，此后又都投身袁世凯门下，为北洋集团建功立业，成为声名远播的北洋“龙、虎、豹”，但旗鼓相当的三个人却注定不能粘合到一块儿。
王士珍善操权谋，一度最受袁世凯的器重。但是，一直追随袁世凯的他，没有外放地方的经历，不仅没有稳定的政治见解，也未能培植起自己的政治派系。在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中，王士珍都扮演了复辟帮凶的角色，使自己的政治声誉大受损害。尽管段祺瑞赶走张勋后，依然“不计前嫌”让王士珍继续担任参谋总长，但此时其名望和地位显然已不及段祺瑞和冯国璋。 和王士珍一样，段祺瑞自视甚高，个性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不善与人交际。段祺瑞曾經外放做过江北提督，在独自处理军政事务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念，同时也培植起了自己的政治团体（史称皖系军阀）。段祺瑞因“三造共和”而声望日隆，其政治势力集中在华北数省，重掌国务院之后几乎把持了北洋政权。
冯国璋在北洋三杰中年纪最长，又有秀才的功名，为人也相对持重，善于处理复杂的关系。民国建立后，冯国璋长期担任江苏督军，其政治势力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若单论军事实力，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相对段祺瑞的皖系军阀实力更为强大。但是，冯国璋在北京的力量相对薄弱，因而处处受段祺瑞掣肘。
摆在冯国璋面前的有三条道路：其一，和黎元洪一样，委曲求全，做段祺瑞“活动的盖印机器”。其二，挤垮段祺瑞，自己独揽大权。其三，争取府院地位对等，团结段祺瑞，实现北洋内部的精诚团结。
第一条道路，正是段祺瑞所期望的。但冯国璋不是黎元洪，在北上就职的同时，他还带来了两个师的总统卫队。因此，冯国璋是绝对不会甘心做盖章总统的。但第二条道路，同样走不通。冯国璋心里很清楚，北京不是南京，段祺瑞在北京周边的势力要比自己大得多，想挤垮段祺瑞简直是难上加难。于是，冯国璋上任伊始就选择了第三条道路。
一开始，冯段两人互相迁就，表面上看北洋集团确实是一团和气。冯国璋做了总统后，表示尊重责任内阁制，对于段用人行政和决策的决定都不干涉，段对冯在态度上也比对黎好得多，自1917年10 月8 日起，每天派一位官员向总统报告政情。
但事实上，北洋三杰各有矛盾，根本无法团结成“一体”。由于冯国璋和段祺瑞的统一策略背道而驰，随着南北矛盾的激化，冯段矛盾也日益凸显出来，北洋三杰刚刚营造起来的“和谐气象”很快就成了过眼云烟。
矢志不渝 死有遗憾
武力驱张之后，段祺瑞以“三造共和”功臣自居，独揽军政大权，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开国会。于是孙中山以维护《临时约法》为号召，联络海军总长程壁光及西南军阀于1917年 9月在广州建立了与北京政府对峙的护法军政府。
面对孙中山的挑战，段祺瑞决定诉诸武力，对南方发起军事讨伐。10月6日，护法战争爆发。
正当段祺瑞全力对南方用兵之际，冯国璋却提出了“和平统一”的政策，即保持西南各省军阀割据现状，以换取他们对北京中央政权的承认，保持中国名义上的统一。为了实现“和平统一”的目的，冯国璋密遣其婿陈之骥赴湘，运动王汝贤、范国璋联名通电主和。随后，又指使“长江三督”联名要求停止湖南战争。
由于冯国璋的运动，段祺瑞征讨南方的战争彻底失败。11月19日段祺瑞被迫辞去陆军总长职务，22日辞去国务总理职务。段祺瑞辞职后，冯国璋立即启用赞成“和平统一”政策的老同学王士珍，命其接替段祺瑞担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职务。11月25日，冯国璋发布“弭战布告”，要求南北两军“于军事上先得各方之结束，于政治上乃徐图统一之进行。”冯国璋的“和平统一”政策暂时占了上风。
段祺瑞辞职后，并不甘心“武力统一”的失败。他一面组织督军团天津会议，鼓吹对南方继续用兵，一面又勾结奉系张作霖派兵入关，威胁京畿。此时，冯国璋在北京的总统卫队只有两个师，深感力量单薄，只能寄希望于南北和谈早日成功。然而此时，孙中山坚持护法，反对南北调和，西南军阀又玩弄两面派手法，一面响应停战和谈，一面又讨好孙中山，表示坚决护法，终致和平谈判收效甚微。
12月15日，迫于督军团的压力，冯国璋任命直隶督军曹锟、山东督军张怀芝分别为第一、二路军总司令南下伐湘。12月18日任命段祺瑞为参战督办，皖系干将段芝贵为陆军总长，皖系重掌中央军事指挥大权。1918年1月中旬，护法战争重燃战火。段祺瑞武力统一的主张再度喧嚣尘上，而冯国璋在北京则陷入空前孤立。
1月26日，冯国璋借出京“巡视”为名，率领1000余名卫队，企图赴南京与李纯等人商讨反段大计。段祺瑞察觉以后，立即电告安徽督军倪嗣冲，务必阻止冯前往南京。冯国璋抵达蚌埠后，倪嗣冲毫不隐晦地说：“你若回北京，我可以放行，若去南京，我便扣留你在此。”冯国璋只得折回北京。
回到北京后，冯国璋被迫宣布讨伐令，派曹锟、张怀芝、张敬尧率军进犯湖南，并于2月上旬下“罪己布告”，以此缓和与段祺瑞的紧张关系。
3月23日，冯国璋不得不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武力统一”的政策又占了上风。
然而，冯国璋同样不甘心失败。他利用自己直系首领的地位，暗示曹锟、吴佩孚率兵南下“适可而止”，以“恢复湘省为止”。结果，在攻占湖南以后，任段祺瑞如何笼络，曹吴二人均不上套，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最终收效甚微。
随后，段祺瑞再以高官厚禄引诱曹锟、吴佩孚。冯国璋担心曹锟再次受骗，派陆建章赴天津说服曹锟，放弃南征。结果陆建章在天津被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诱杀。至此，冯段矛盾已经无法调和。
1918年冯国璋退职以后，仍然坚持“和平统一”的主张，为弥合直皖矛盾，争取全国和平统一而四处奔走，呼吁各地军阀“化除轸域，和平统一”。
1919年12月28日，冯国璋因伤寒在北京逝世。人之将死，冯国璋口授遗言给徐世昌总统：“和平统一，身未及见，死有遗憾，希望总统一力主持，早日完成。”他至死仍不能释怀的依然是国家的和平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