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2021年,对于党和国家来说,意义重大.中国共产党迎来了百年华诞.我国如期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十四五"顺利开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出了新步伐.2021年,对教育来说,影响深远.义务教育"双减"转型、普通高中"双新"落实、民办教育"双限"调整、高等教育"双一流"验收、职业教育"双高"推进,无一不是重大教育事件,重塑着整个教育体系.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21年,对于党和国家来说,意义重大.中国共产党迎来了百年华诞.我国如期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十四五"顺利开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出了新步伐.2021年,对教育来说,影响深远.义务教育"双减"转型、普通高中"双新"落实、民办教育"双限"调整、高等教育"双一流"验收、职业教育"双高"推进,无一不是重大教育事件,重塑着整个教育体系.
其他文献
康德认为,人的行动一方面是特定的自然原因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一种独特的理知原因的结果。在此,自然原因与理知原因分别对应着作为显象的人与作为物本身的人(主体本身或我本身)。一些解释者认为,康德的这种观点会让其陷入“过度决定”困境。这种批评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在康德这里,理知原因、自然原因和人的行动构成了一个因果链条:理知原因首先引起(因致)作为一种自然原因的意志决定和意志行为;意志决定和意志行为接着引起(因致)人的行动。
什么是艺术?这从来都是个问题。尤其是现代派艺术兴起之后,艺术的定位就不断游移。各种艺术理论竞相提出不同的艺术定义,从各个角度对艺术进行甄别、鉴定和限制,各种理论观念之间充满了争斗。然而如果我们摆脱内容方面的纷争,而仅仅从争辩形式和效果方面观察它,就会发现其实这完全可以看作艺术扩张自身的手段。艺术通过争议的方式不断扩展疆域,这也许是现代派艺术急剧观念化、理论化的一个主要成果。现代派艺术的理论化倾向很可能为人工智能进入艺术领域打开方便之门。从人工智能的角度来看,传统艺术与现代派艺术处于同样的地平线上,它们同样
康德的动物伦理观认为,非人动物由于没有理性本性,不能成为一个人格从而拥有道德地位,因此,人对动物并不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但是出于人的德性培养和完善的需要,人需要对动物负有间接义务。他的这种观点被许多批评者贴上理性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和物种主义的标签并加以拒斥。为了回应这些批评,伍德和科斯嘉德等当代康德主义者,试图通过批判并修正康德伦理学中的“理性”“人格”和“自在目的”等概念,建构关于动物的康德式直接义务论。而奥尼尔、丹尼斯和凯恩等人则通过强调康德“人是目的”“道德情感”和“道德人类学”等理论的重要性,
在宏观经济理论中,货币理论和增长理论是两个独立的分支。本文在两阶段增长模型框架内,进一步构建一个包含资本和现金流的动态“双螺旋”现代增长模型,将货币与增长问题整合到一个互洽的框架中。在这一框架下,经济被视为一系列商业模式的集合,所有商业模式都可以分为资本型增长和运营型增长两个阶段。现代增长通过信用将两个阶段连接起来,构成“双螺旋”式的增长循环。通过将未来收益贴现获得资本是现代增长区别于传统增长最重要的特征。基于信用生成的货币在现代增长中扮演着核心的作用。
制度成熟是一个绝对性与相对性内在统一的概念,制度成熟的理论型构可从价值性能、治理功能、结果效能与生态适应等维度渐次展开。制度成熟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逻辑表现为:一方面,制度成熟奠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条件,制度存设的工具价值即在于强化国家治理能力,制度建构的理论逻辑遵循了结构功能关系的原理,制度运作的实践趋向是国家治理能力的渐进成长;另一方面,治理能力现代化映射制度成熟的高度,治理能力的现代性展现制度设计的完善,治理能力的优劣体现制度运作的目标,治理能力的绩效反映制度优势转化的功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我国在世界舞台上仍旧缺乏与其硬实力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使国际法治中国话语得以生成与转化,必须要改进与提升我国国际法的解释能力。而欲求改进与提升此种能力,就需要解决我国当下国际法学研究存在的主体性缺失这一最大问题,对传统国际法观念及其所支撑的主流国际法研究范式进行深度祛魅。立足于当下我国的国际法研究现状,除了继续深入推动国际法理论与实务的有效对接与互动外,我们还应在基础层面改进国际法教科书的内容,逐渐增添其本土化的色彩。同时,在研究路径上,从内外两个基本维度着力,渐进实现国际法学科的“科内整合”与“科际整
从历史维度看,环境法从有关环境保护的法迈向专门保护环境的法。在环境法的演进中,环境法因独立性存疑而倍受身份危机的困扰。环境法的危机源于其所调整的生态环境变化无常,这意味着环境法制必须具备较强的适应性:环境保护议程能够根据新的环境科学知识不断及时调整。从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看,环境法的定位应当从当下的实质法向未来的程序法转变,前者强调"向后看"--总结过去,后者突出"向前看"--面向未来。基于环境法的历史脉络及其合理定位,不难发现环境法法典化绝非易事,理性的环境法法典化应当以程序保障为中心而展开。
乡村贫困的本质根源是农民实质权利缺失导致基本能力缺失,亦即获得教育权、健康权、养老权、居住权等关系民生支出的权利缺失所导致的基本能力缺失。把乡村贫困治理置于农民权利获得框架进行阐述和分析,是因为只有消除乡村社会人身束缚、制度歧视、缺乏法治权利和社会保障的状况,才能提高农民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乡村贫困治理的目标,就是要拆除造成农民实质权利缺失的体制机制障碍,把乡村贫困治理纳入以农民实质权利获得为中心的制度改革和社会改革的轨道。
光绪五年至光绪六年,清廷内部政争激烈,发生于此时期的中日琉球交涉笼罩在其阴影之下。恭亲王奕?、沈桂芬主导的总理衙门与李鸿章共同掌控对日外交的话语权,形成清政府的对日外交底线,然而这一“同盟”在边防危机引发的政治博弈中瓦解:清流围绕“崇厚使俄案”展开搏击,造成原有中央决策系统的撕裂,为更好处理对俄关系,两宫太后引惇亲王、醇亲王、潘祖荫与翁同龢进入决策班底,并启用南书房作为临时办公地,还命四人参与对琉球分割条约的会商,导致恭亲王、沈桂芬一系的决策权受到挑战;与此同时,李鸿章与沈桂芬渐行渐远,由支持草签琉球分割
不少学者试图从公共辩护的视角捍卫罗尔斯从《正义论》到《政治自由主义》的转向。这种辩护有双重任务,一是在多元主义事实的前提下获得稳定性,二是不想放弃普遍性。为完成此双重任务,公共辩护使用的理性观是有争议的康德式实践理性观,由此出现了三个方面的摇摆性。第一,其达成标准摇摆于实然同意与应然同意之间;第二,它对公民道德能力的设定摇摆于高(为了优于一般辩护)与低(为了稳定性)之间;第三,其对多元主义合情理性的认定也是摇摆不定的:根据形成观念的过程,根据观念的持有者和根据观念的内容。困境的根源可能在于反思平衡方法,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