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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年的高考改变了我人生的道路。我不能说自己现在很成功，但是肯定比没上大学的要成功，如果我没考上大学，还留在那所学校，可能很快就被时代淘汰了。”
还记得陈凯歌的电影《孩子王》里那个朴实而真挚，教学生用自己的语言写作文的老师吗？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也曾是个“孩子王”。
“说是高中毕业，其实初中根本没上，高中就念书了两年。”1972年，一纸调令，插队两年的汤敏被派到广西南宁第四中学当上了数学老师。
被“赶鸭子上架”的汤敏，只能一边自学，一边教学生。越学习，越发现自己的不足，反过来更激发了他对知识的渴求。
当高考恢复的消息传来，他毫不犹豫的投入到复习之中。“77年的高考改变了我人生的道路。我不能说自己现在很成功，但是肯定比没上大学的要成功，如果我没考上大学，还留在那所学校，可能很快就被时代淘汰了。”
高考改变了汤敏的命运，20年后，他又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推动了中国高考的改革。1998年，汤敏与其夫人左小蕾的一纸谏言，打动了国务院有关领导，最终成功地推动了中国的“高校扩招”，也由此拉开了中国教育改革的大幕。
和学生一起高考
70年代初，“学习无用论”充斥着整个社会。 “只要能把学生管住，让学生能坐到课堂里，愿意学的学生能学到一点东西，那就很不错了。”汤敏说，自己当时经常是“上周自己刚自学完，这周就要给学生上课了”。
1977年10月，汤敏从报纸上看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当时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没有人比我们更知道知识的重要了。”身在学校，对于知识的渴求以及学习的紧迫性，汤敏有着更深的感受。
然而，他的内心也十分忐忑。因为自己只有数学还算不错，其他的几门课程如英语、物理、化学，他几乎就没怎么学过。“实际上自己就相当于一个小学生的基础。”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汤敏把中学的物理和化学课本找了出来，从初中一年级开始，整个自学了一遍。
1977年，汤敏已经24岁了，那一年，广西考区对于报考年龄的限制是25岁。“当时自己的压力也很大，如果考不过学生或者考砸了，肯定会很丢脸。”同时，由于当时的形式尚不明朗，很多人也劝汤敏还是不要考了，因为他当时毕竟还有一份教师的工作，即使考上大学，之后还不一定会怎么样呢。
不利的种种，汤敏都想过，“但是人生难得几回搏，自己还是坚持要试一试。”
77年的考试，汤敏印象最深的就是“考题不难，但是考的人特别的多”。累积10年的考生，在同一个考场上较量。汤敏说，当时他就和自己所教的学生在同一间教室里考试。
考试结束后，汤敏没有大多数考生的焦躁不安，“觉得特别轻松，自己也没再多想。因为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年考试，谁也不知道到底多少人能考上，也不知道别人考得怎么样。”回到学校，汤敏静静地等待。
考试前，报纸将各所高校的招生信息都登了出来。数学是汤敏的强项，因此，数学自然是他锁定的专业。当时，著名作家徐迟的一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学习数学的热潮。
由于武汉大学的数学系比较出名，“据说当年报考武汉大学的理科考生，有一半都是报的数学系”。武汉大学数学系也是汤敏的首选。终于，他等到了那张通知书。
推开扩招之门
“77级数学系的能人特别多。”汤敏感叹，“我在班里的成绩属于中等水平。”
当年，武汉大学是全国第一个实行学分制的大学，学生可以跨学科选课，只要修满学分，就可以毕业。77级的同学年龄相对较大，阅历也比较丰富，因此都知道不能死读书的道理，大家纷纷选择了各种自己感兴趣的课程，跨学科学习。除了数学，汤敏又学习了很多经济方面的课程。
1981年，汤敏毕业后留校任教。当时的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刚刚组建两年，特别需要他这样既懂数学，又懂经济的跨学科人才。
1984年，汤敏被公派留学到美国依利诺斯大学香槟分校主攻国际贸易和计量经济学。1989年，获得博士学位的汤敏受聘于亚洲开发银行。
“亚行与一般的商业银行不同，最初是一家国际政策性银行，主要做那些商业银行不愿意做的项目，如基础设施建设，扶贫、环保、社会艰展等。挑战非常大，也非常有意思。”在亚行工作18年，汤敏丝毫没有厌倦感。
期间，他和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共同主编的《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曾在国内经济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而，无论是这部专著还是他撰写的众多经济类文章，其影响力都远不及他与夫人关于高校扩招的谏言。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余波尚存，如何通过扩大内需来启动经济，成为当时经济领域人人关注的焦点话题。
恰在彼时，汤敏和夫人左小蕾回国探亲，发现由于高校招生名额有限，很多适龄青年错失了上大学的机会。出于经济学家的敏感，汤敏及其夫人根据当时的经济环境特点并从启动内需的角度出发，共同完成了大学扩招的建议。
谁也没想到，他们的扩招建议，很快就被采纳了。“当初我们的建议是三年扩招一倍，结果实际上是七年扩招了五倍。”汤敏说，扩招的速度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然而，此后出现的大学生就业难以及部分大学亏损问题，都被归咎于高校扩招，最初的谏言者汤敏，也成了众矢之的。
“到目前为止，我还是认为扩招并没有错。”汤敏说，扩招所出现的问题更多的是教育改革出现了问题，是教育体制还没有转过来的问题，而不在于“扩招”与否。
至于扩招后出现的种种问题，例如贫困大学生上学难，“当初我们的建议就写得很清楚，在扩招的同时应该同时建立起一套助学贷款制度，但是这套制度却迟迟没有建立起来。如果有一套好的助学贷款制度，再配上助学金、奖学金制度，今天的贫困大学生上学难的问题就不会是这种情况了。”
汤敏认为，并不是扩招的方向错了，也不是教育与市场相结合的改革错了，而恰恰是过去计划体制中的弊端还没有完全消除，政府职能转变还没到位、改革还不够完善造成的。
为什么不等教育改革完善了再扩招呢？“那要等多少年啊，这会耽误多少人的受教育机会啊。”在汤敏看来，大学实际上首先就是一个敲门砖，有了这个敲门砖，在职场中，你就比别人高一个台阶。其次，大学培养的是一种能力，包括自学能力、交际能力等。
还记得陈凯歌的电影《孩子王》里那个朴实而真挚，教学生用自己的语言写作文的老师吗？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也曾是个“孩子王”。
“说是高中毕业，其实初中根本没上，高中就念书了两年。”1972年，一纸调令，插队两年的汤敏被派到广西南宁第四中学当上了数学老师。
被“赶鸭子上架”的汤敏，只能一边自学，一边教学生。越学习，越发现自己的不足，反过来更激发了他对知识的渴求。
当高考恢复的消息传来，他毫不犹豫的投入到复习之中。“77年的高考改变了我人生的道路。我不能说自己现在很成功，但是肯定比没上大学的要成功，如果我没考上大学，还留在那所学校，可能很快就被时代淘汰了。”
高考改变了汤敏的命运，20年后，他又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推动了中国高考的改革。1998年，汤敏与其夫人左小蕾的一纸谏言，打动了国务院有关领导，最终成功地推动了中国的“高校扩招”，也由此拉开了中国教育改革的大幕。
和学生一起高考
70年代初，“学习无用论”充斥着整个社会。 “只要能把学生管住，让学生能坐到课堂里，愿意学的学生能学到一点东西，那就很不错了。”汤敏说，自己当时经常是“上周自己刚自学完，这周就要给学生上课了”。
1977年10月，汤敏从报纸上看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当时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没有人比我们更知道知识的重要了。”身在学校，对于知识的渴求以及学习的紧迫性，汤敏有着更深的感受。
然而，他的内心也十分忐忑。因为自己只有数学还算不错，其他的几门课程如英语、物理、化学，他几乎就没怎么学过。“实际上自己就相当于一个小学生的基础。”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汤敏把中学的物理和化学课本找了出来，从初中一年级开始，整个自学了一遍。
1977年，汤敏已经24岁了，那一年，广西考区对于报考年龄的限制是25岁。“当时自己的压力也很大，如果考不过学生或者考砸了，肯定会很丢脸。”同时，由于当时的形式尚不明朗，很多人也劝汤敏还是不要考了，因为他当时毕竟还有一份教师的工作，即使考上大学，之后还不一定会怎么样呢。
不利的种种，汤敏都想过，“但是人生难得几回搏，自己还是坚持要试一试。”
77年的考试，汤敏印象最深的就是“考题不难，但是考的人特别的多”。累积10年的考生，在同一个考场上较量。汤敏说，当时他就和自己所教的学生在同一间教室里考试。
考试结束后，汤敏没有大多数考生的焦躁不安，“觉得特别轻松，自己也没再多想。因为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年考试，谁也不知道到底多少人能考上，也不知道别人考得怎么样。”回到学校，汤敏静静地等待。
考试前，报纸将各所高校的招生信息都登了出来。数学是汤敏的强项，因此，数学自然是他锁定的专业。当时，著名作家徐迟的一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学习数学的热潮。
由于武汉大学的数学系比较出名，“据说当年报考武汉大学的理科考生，有一半都是报的数学系”。武汉大学数学系也是汤敏的首选。终于，他等到了那张通知书。
推开扩招之门
“77级数学系的能人特别多。”汤敏感叹，“我在班里的成绩属于中等水平。”
当年，武汉大学是全国第一个实行学分制的大学，学生可以跨学科选课，只要修满学分，就可以毕业。77级的同学年龄相对较大，阅历也比较丰富，因此都知道不能死读书的道理，大家纷纷选择了各种自己感兴趣的课程，跨学科学习。除了数学，汤敏又学习了很多经济方面的课程。
1981年，汤敏毕业后留校任教。当时的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刚刚组建两年，特别需要他这样既懂数学，又懂经济的跨学科人才。
1984年，汤敏被公派留学到美国依利诺斯大学香槟分校主攻国际贸易和计量经济学。1989年，获得博士学位的汤敏受聘于亚洲开发银行。
“亚行与一般的商业银行不同，最初是一家国际政策性银行，主要做那些商业银行不愿意做的项目，如基础设施建设，扶贫、环保、社会艰展等。挑战非常大，也非常有意思。”在亚行工作18年，汤敏丝毫没有厌倦感。
期间，他和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共同主编的《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曾在国内经济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而，无论是这部专著还是他撰写的众多经济类文章，其影响力都远不及他与夫人关于高校扩招的谏言。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余波尚存，如何通过扩大内需来启动经济，成为当时经济领域人人关注的焦点话题。
恰在彼时，汤敏和夫人左小蕾回国探亲，发现由于高校招生名额有限，很多适龄青年错失了上大学的机会。出于经济学家的敏感，汤敏及其夫人根据当时的经济环境特点并从启动内需的角度出发，共同完成了大学扩招的建议。
谁也没想到，他们的扩招建议，很快就被采纳了。“当初我们的建议是三年扩招一倍，结果实际上是七年扩招了五倍。”汤敏说，扩招的速度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然而，此后出现的大学生就业难以及部分大学亏损问题，都被归咎于高校扩招，最初的谏言者汤敏，也成了众矢之的。
“到目前为止，我还是认为扩招并没有错。”汤敏说，扩招所出现的问题更多的是教育改革出现了问题，是教育体制还没有转过来的问题，而不在于“扩招”与否。
至于扩招后出现的种种问题，例如贫困大学生上学难，“当初我们的建议就写得很清楚，在扩招的同时应该同时建立起一套助学贷款制度，但是这套制度却迟迟没有建立起来。如果有一套好的助学贷款制度，再配上助学金、奖学金制度，今天的贫困大学生上学难的问题就不会是这种情况了。”
汤敏认为，并不是扩招的方向错了，也不是教育与市场相结合的改革错了，而恰恰是过去计划体制中的弊端还没有完全消除，政府职能转变还没到位、改革还不够完善造成的。
为什么不等教育改革完善了再扩招呢？“那要等多少年啊，这会耽误多少人的受教育机会啊。”在汤敏看来，大学实际上首先就是一个敲门砖，有了这个敲门砖，在职场中，你就比别人高一个台阶。其次，大学培养的是一种能力，包括自学能力、交际能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