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十年，宋代文学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新的时代，如何继往开来，作出新成就，无疑是值得宋代文学研究者思考的问题。

个案研究必须有整体思维指引

　　宋代理学完成了融儒、释、道三教的文化整合，既有张载、“二程”、朱熹等理学家的创造之功，也是宋代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思想开放的成果，更是中国儒学面对佛教、道教走出冲突融合的必然结果。而理学对文学的影响，如对南宋杨万里、陆游等人的研究也不能仅仅从文学论文学，还必须结合其理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对其人格的影响，以及在不同阶段对文学的不同作用，不能简单而论。
　　经典不再是封闭的、亘古不变的，而是需要发展的、开放的。宋代的士人敢于弘扬主体精神，对经学、史学等都表现出不盲目信任的态度，而采取独立思考、经世致用的做法。宋人具有开宗立派的文化自信，具有探索反思的批判意识，具有勇于革新的开创精神，具有很高的力行精神。这一点在宋代文学研究中，特别是个案研究中重视不够。
　　欧阳修是金石学的开创者、书法理论家，更是有名的历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王安石是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苏轼是政治家、哲学家、书画家，诗词文都为一流水平的文艺全才。有治中国文学史的学者称之为学术性的作家，而仅仅提及他们写了经学、史学著作，一方面说明宋代作家独特丰富的角色使理论显得不足;另一方面提醒我们用单一的文学家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宋代作家，很难走进作家的世界。必须全方位审视、多维度分析、综合研究，才能真正揭示这些作家的独特思想、性格特征、艺术风格。只有把宋代文学产生的独特社会文化环境，文人独特的生存方法、价值观念，宋代政治思想、理学思想等基础上形成的独特的文化特征，宋代文学继承创新的时代特征，放在总体的学术框架下，构建多元化的、系统的实用研究方法，才能避免学术研究的碎片化。
　　宋代科举的锁院制度对文人深入交往及诗歌唱和的意义、祠官制度与因此产生的文学创作心理和文学风格，都必须从社会制度本身出发，而不能仅仅从作品出发。宋代文学中理性思维的因素比起以前任何一个朝代都丰富，这绝不能仅仅用理趣这一概念所能规范，而应该结合宋代社会对文学的多方面影响以及作家创作心理变化、文学自身演变规律等综合考量。
　　宋代作家的作品数量大，对已有文本的解读尽管成果丰硕，但是文本细读的工作任务还很大。“写作新的文学史，需要大规模地重新评判无数以往的个别作家和作品，需要新的名家名作，提出新的辩论，并和以前的价值判断进行协商。”（宇文所安著、田晓菲译《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

对错综复杂的文学生态研究必须综合考量

　　由于宋代社会文化的独特性，再加之宋代文学的文本资料十分庞大，已有的研究成果对所有材料未能穷尽，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很有开拓的必要。党争表面上起因于政治见解之不同，实质上是新君与旧君、皇权与相权、皇权相权与台谏之间、垂帘听政者与当朝者等复杂关系的集中表现。每种力量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事件上所起的作用不同，作用的程度也千差万别，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宋代的党争不仅影响政治生态，而且或直接或间接影响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等文化层面，而文学与思想、学术、艺术之间的关系又千丝万缕，如果仅仅局限于党争对文学家个体命运的考索，势必把复杂的宏观问题简单化、微观化。但如果仅仅宏观概括，则很难解释不同作家在不同阶段的人生軌迹、创作心态与作品风格。
　　而今论党争，只强调斗争。许多研究者仍然用保守、改革归类，其实司马光、王安石、苏轼都是积极主张政治革新的。但是在改革的措施、改革的速度、改革的重心上有较大分歧。北宋许多著名作家在党争中沉浮。然而党争形成的关系十分复杂，每个人在党争的不同时期命运之不同，既有必然性更有偶然性。新旧两党除了政治主张不同外，争论的双方不免出现过激甚至人身攻击的言辞。产生这样的结果，不仅仅是政见不同，有的本来思想观念、学术主张相异，有的在个人升迁过程中曾遭对方反对，有的多年形成积怨。随着新旧两党在朝野的更替变化，以及不同阶段的人生起伏变化，针锋相对的局面也会缓解甚至根本改观。党争既有斗争又有文学来往、才华性格的惺惺相惜。一个时期矛盾斗争是必然性，而另一时期交往关心甚至部分肯定对方，也可能成为偶然中的必然。凡此种种，不能用简单化的研究方法来下结论。
　　关于欧阳修嘉祐二年知贡举的文学史意义，学者已有论述。然而贬斥太学体看似偶然事件，但其中既有时代呼唤、朝廷支持的必然因素，也有欧阳修企图扭转文风的强烈的担当意识与使命感的作用。对这一事件的文化史意义不亚于欧阳修对史学、经学、文学的贡献。如果苏轼不进入北宋政治中心开封，没有卷入新旧党争的漩涡，没有朝官、地方官的经历，特别是没有黄州、惠州、儋州的被贬生涯，也不会取得如此非凡的成就。
　　穆修、富弼是庆历新政的主要倡导者，然而随着岁月流逝，年龄增长，却成为仁宗朝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绍兴和议以后，在宋高宗与秦桧严刑峻法下的士大夫，大都投入了歌功颂德的行列，这是事实，然而每个作家的心态各异。有的在苟且偷安的强大现实面前收复失地的抱负根本无法实现，变得迁就现实，很不情愿地加入这个行列;有的出于畏祸动机;有的则纯属作为升迁的手段。张元干曾经写过《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强烈谴责高宗与秦桧的卖国行为，而这一时期他也写了歌颂秦桧的寿词《瑶台第一层》，用“千官师表，万事平章”称誉秦桧，令人费解。“然一代之臣，多贤奸并进，无人人皆忠之理，亦无人人皆佞（nìng）之理;即一人之身，多得失互陈，无言言皆是之事，亦无言言皆非之事。”（《四库总目提要》卷55《钦定名臣奏议》）必须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细致分析，才能找到动因。
　　作为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的司马光历时十九年，于元丰七年（1084年）写成《资治通鉴》。在其《乞令校定〈资治通鉴〉所写〈稽古录〉札子》中明确指出：“治天下者，安可以不师古哉！”欧阳修称赞苏洵，“乃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得其精粹”（《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三苏”本以史学传家，明末黄道周赞扬说：“古今论史之言几数百家，其最著者柳子厚、吕东莱、苏子瞻、胡明仲。”（《纪南〈书史〉勺序》，见《黄石斋先生集》）《苏轼文集》卷三、卷四、卷六十五，皆是史论史评，其他诗文也常常熔古今于一炉，以古为鉴。苏轼《论始皇汉宣李斯》论秦亡之原因，不仅仅停留在蒙恬、扶苏不与赵高之流抗争，轻易接受假传伪命自杀的历史事件上，而认为秦成也商鞅变法，亡也商鞅变法，根源是严刑峻法建立了君主独断的威势。“然其民见刑而不见德，知利而不知义，卒以此亡。”（《商君功罪》，见《苏轼文集》）西汉灭亡缘于“西汉风俗谄媚”。（《西汉风俗谄媚》，见《苏轼文集》）没有暴君，社会安定，不良的社会风气也可导致国家灭亡。苏轼纵论历史，目的在寻求宋代的治世良方。“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上神宗皇帝书》，见《苏轼文集》）
　　宋代作家面对唐代文学，既有超越的主动作为，也有事实上挥之不去、摆脱不掉的崇拜心理，时不时流露出以唐诗作为诗歌美学尺度的倾向。如果一味静止强调唐宋诗文风格之不同，往往很难解释继承、超越、变化的动态轨迹。
　　宋代历时近三百二十年，许多文学理论的范畴内涵变化很大，相同的范畴在不同的朝代内涵不同，在同一朝代不同的作家诗文中内涵也不同。刘若愚指出“同一个词，即使由同一个作者所用，也经常表示不同的概念，而不同的词，可能事实上表示同一概念”（《中国文学理论》）。因此对于宋代文学理论必须结合作家的具体诗文进行具体阐释，简单化的分析必然削足适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