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898年，萨拉·康格女士(sarah PikeConger)跟随丈夫——美国驻华公使爱德温·赫德·康格(Edwin Hurd Conger，1843～1907)来到中国，在北京住了7年。在华期间，她曾经多次觐见慈禧太后。萨拉·康格在其《北京信札——特别是关于慈禧太后和中国妇女》(沈春蕾等译，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中，以女人特有的细腻，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情节，展现了那拉氏的另一个侧面。现依据该书，参之以其他文献，对萨拉·康格与那拉氏九次会见的经过做一介绍。
第一次：1898年12月13日
萨拉·康格在给她妹妹的一封信中说：“据说慈禧太后从未见过外国女人，也没有外国女人见过她。外交使团的夫人们想在慈禧太后64岁生日时向她表示祝贺，于是有人想出一个主意，让太后召见我们。”经人斡旋，这一要求终于得到批准。美国、德国、荷兰、英国、日本、法国、俄国等七国的驻华公使夫人，被允许进紫禁城觐见皇帝和太后。
1898年12月13日，七位公使夫人到英国公使馆集中——因为英国公使夫人窦纳乐夫人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11点从使馆出发，每位夫人乘坐一顶轿子，并配有五名轿夫和两名马夫，“到达北海第一道门时，我们必须把轿子、轿夫、马夫、随从以及所有的东西留在门外，独自进门。门内预备了七顶红色的宫廷专用轿子，每顶配有六名太监、轿夫和许多随从。进入第二道门时可以看见一节由法国赠送给中国的小型火车车厢。我们坐上去，太监们连推带拉地来到下一个地点，很多官员在那里接待了我们，还备了茶。接着这条小铁路穿过整洁但颇具皇家气派的皇城。稍事休息后，我们由一些高级官员陪同来到金銮殿。在门口，我们脱掉厚重的外衣，接着被领到皇帝和慈禧太后的面前。我们按照等级(来北京时间的长短)列队站立，并向他们鞠躬。我们的翻译将每位夫人介绍给庆亲王，再由他将我们介绍给皇帝和太后。然后，窦纳乐夫人代表女士们用英语宣读了简短的致辞，慈禧太后通过庆亲王致了答辞，我们也微微鞠了一躬。”“接着，夫人们被带到了皇帝的御座前，向他行礼，他把手伸给每位夫人还礼。然后我们又回到太后面前向她鞠躬，她伸出双手，我们也趋步向前。说了几句客套话后，太后拉着我们每个人的手，给我们每人的手指上戴上一枚镶有珍珠的镂金戒指。致谢后，我们后退，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再次鞠躬后，我们就退出了大殿。”
在宴会厅由庆亲王及其夫人和五位格格陪同进午餐后，公使夫人们应邀到另一间屋子用茶。等宴会厅的桌子收拾完毕，公使夫人们再次来到宴会厅。“我们惊讶的是慈禧太后已经端坐在黄色的宝座上了，我们像先前一样聚集在她的身旁。此刻，她很愉快，脸上容光焕发，充满善意，看不出一丝残忍的痕迹。太后用简单的语汇表示了对我们的欢迎，她行动自如，热情洋溢。接着，她站起来向我们大家问好，向每位夫人伸出双手，然后又指了指自己，热情而又严肃地说道：‘一家人，我们都是一家人。”’
接着，公使夫人们在宫廷戏院和慈禧太后一起看戏。一个多小时后，公使夫人们又一次获准在宴会厅觐见慈禧太后。慈禧“坐在宝座上，非常和善。当有人奉茶上来的时候，她走上前去，将每一杯茶都端至自己的唇边，轻啜一口，接着将杯子的另一边送到我们的唇边，又说了一遍：‘一家人，我们都是一家人。’最后，她拿出精美的礼物送给每位公使夫人”。
萨拉·康格写道：“令人愉快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了，这一天我们仿佛置身于梦幻之中，回到家以后，仍然沉浸在新奇和美妙的感觉之中。想想吧，中国闭关锁国几个世纪，现在终于打开了大门。”(1899年1月8日，《致妹妹》，《北京信札》，下同)
第二次：1902年2月1日
1902年元月初，因八国联军进军北京而逃出的光绪皇帝与那拉氏回到北京。很快，外国公使第一次从正门踏进紫禁城，与光绪皇帝外交会晤，并受到慈禧太后的接见。
2月1日，皇上和太后接见了外交使团的女士及公使的夫人和孩子们。当日晨，女士们到美国公使馆会合后前往皇宫。萨拉·康格写道：“29顶六人或八人的绿色轿子、清政府派出的护卫队和公使馆的警卫队，以及众多的马夫使得我们前往紫禁城的队伍格外引人注目。我们沿着高高的富墙前进，进入并穿过皇城，继续朝着紫禁城的第二道东门进发。在那儿，我们下了轿子，换成由青衣太监抬着的红色轿子，直到皇宫的门口。”在会客厅用茶后，“王公大臣宣告觐见的时辰已到，并给我们引路。外交使团团长和其他客人有秩序地跟随着。当我们走出客厅时，宫女们搀扶着我们的胳膊，陪我们一起来到朝会大殿门口。经过各个庭院时，我们沿着大理石台阶往上走，穿过气派的长廊……”
“我们站在金銮殿门口停住了，站成恰当的序列，然后再走进去，在靠近太后的御座时，恭恭敬敬地向她鞠了三躬。她坐在一张长桌的后面，桌上放着一根精美的珊瑚权杖。我们走近时，她微笑着向我示意认出了我，因为在这群女士中她先前只见过我。作为外交使团的女士们的代表，我向她致辞，美国的秘书威廉先生为我的发言作了翻译。”致辞中说道：“尊敬的陛下，外交使团的女士们非常荣幸能够受到您的邀请，我们衷心地祝贺您和皇室其他成员。不幸的局势曾使您抛弃美丽的北京，但现在一切都已圆满解决。”
萨拉·康格致辞后，庆亲王走近御座，跪在太后跟前，从她手里拿过回复。然后，女士和孩子们按照等级依次觐见太后。“觐见以后，我们被领到另一间大屋子里，在那儿举行了一个非正式的招待会。太后已经先到了，当我们进屋时，她喊道‘康太太’——我的中文名字——我向她走去。她双手握着我的手，百感交集。当她能够控制着自己的声音时，她说：‘我非常抱歉，为发生了这些不该发生的事感到痛心。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大清国从今以后会成为外国人的朋友。同样的事将来不会再发生。大清国会保护外国人，我希望将来我们能成为朋友的。’‘我们相信您是真诚的’，我说，‘通过进一步的相互了解，我们相信我们会成为朋友的。”’
那拉氏向康氏询问在座的女士哪几位义和团时经历过被围困的境况(康格夫妇曾被围困于使馆)。说了几句话后，那拉氏“从手指上取下一只很重的、雕有花纹还镶有珍珠的金戒指，戴在我的手指上，又从她的手腕上取下了几只精美的手镯，戴在我的手腕上。太后赠与每位女士一份贵重的礼物，同时也没有忘了孩子们和翻译人员”。
宴会上，那拉氏“把她的酒杯放在我的手上，优雅地握着我的双手，这样酒杯和酒杯就碰在了一起，她说‘联合’。接着，她拿起我的酒杯，把她的给了我，又向众人举酒杯，大家都纷纷响应。然后开始上茶。太后双手端起一只茶杯，放在我的手里，把它举到我的唇边。用完茶之后，我 们仍被邀请就座。太后拿起一块糕饼，撕下一小块塞进我的嘴里。她对其他公使夫人也同样表示了敬意，在同桌其他客人的盘子里都放了一小块饼……中国驻英公使跪在那里当翻译。我们谈论了皇室的回归、李鸿章总督的去世、我所参观过的中国学校、与大臣们的会面、诏书以及相关的事情。我们的交谈毫不矫揉造作”，“太后一遍又一遍地向我们保证过去两年里发生的那些事将不会再发生。她看起来体贴而严肃，念念不忘客人们的安逸和愉快。她的眼睛明亮、犀利，充满警惕，因此任何事也逃不过她的观察。她的容貌看不出残酷或严厉的痕迹；她的声音低沉、柔和，充满磁性；她的触摸温柔而亲切”，“皇帝有时会在宴会厅待着，或坐或站。他个头较小，有着一张年青俊朗的面庞；他的眼睛带着笑。在我的印象中，他不是个虚弱的人”。
“当我们从桌边站起来时，太后说：‘我希望我们能经常见面，更加了解对方，从而成为朋友。’她走向其他餐桌，与女士们孩子们交谈，然后就离开了宴会厅。”康氏回忆说，这次觐见之后，外交使团要求大清皇室在将来的接见中不要再赠送礼物了。她还说，“对于女士们接受皇家邀请的事，有很多尖锐而刻薄的批判”(1902年3月14日，《致我们的女儿》)。从上下文来看，这里所说的批判，当指来自西方媒体的评论。
第三次：1902年2月27日
萨拉·康格在1902年3月16日发出的《致女儿劳拉》的信中，对再次以公使团第一夫人名义觐见那拉氏一事作了介绍。她说，这次与前次差不多，“但气氛要随意一些，让大家觉得很愉快，也感受到了女性的特色”。
康氏在信中说：“公使们要求朝廷不要送礼给女士们。太后在和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佳肴之后带我们去了她的寝宫。她看起来很高兴，让我们观赏她卧室里那装饰华美的玉器和其他饰品，还有七个运转着的小钟。炕的另一头立着另一个架子，上面摆放着果盘。太后坐到炕上，然后示意我们也坐下。她从架子上拿起一个男童玉雕，塞进我手里，并暗示我不要作声。我把这件珍贵的小礼物带回了家，珍藏起来。这是别人的好意，我可不想辜负了它。我们边喝茶边聊天。我还得告诉你，太后正在学英语呢，等见面时我再详细告诉你。去皇宫之前我就听说过此事，见面时我一直在验证她努力的结果。觐见之后，我们安静地回到舒适的家中。看到这位遭世人谴责的妇人有如此好的精神状态，我感到十分欣慰。”
信中说，“你爸爸和我谈到了目前的形势，我说我应该以一种适当的方式回请太后及她的大臣们。我想请宫里的女眷们吃午饭。你爸爸说这个想法不错”。应邀前来的有“太后的养女，大公主，太后的侄女(她是皇后的妹妹)，庆亲王的两位夫人和三个女儿，恭亲王的孙女，庆亲王的儿媳(她曾奉命成婚，但现在是个寡妇)以及一位中方译员”，“我们把太后送的御笔字幅挂在墙上，还挂上了漂亮的中国刺绣”。
双方各有11人到场。就座后，萨拉·康格说：“让我们举杯，祝中国皇帝、太后、皇后健康幸福，祝中国老百姓生活富足!愿中美友谊长存!”话被翻译成中文后，“大公主毫不迟疑地答道：‘我替太后向大家问好，皇太后祝愿中美世代友好。”’
这封信中还说：“皇室宫眷平安回宫之后，太后邀请我们进宫做客，我们接受了邀请。”(1902年3月16日，《致女儿劳拉》)康格夫人等11个美国人和日本大使内田康哉的夫人应邀进宫参加了宫眷们的午餐宴会。太后赠送康氏和日本大使夫人小狗各一只，赠送来宫者每人佳肴一份。道别时，“每位中国女士都已学会‘Good-Bye”’(1902年3月25日，《致女儿劳拉》)。
1902年5月9日，康格夫人的一个朋友慕懋德来信，云：“某某夫人来信要求我回答您对慈禧太后持怎样的态度的问题。”慕氏信中附录了那位女士(据上下文推断可能是个新闻记者)的六个问题，并说请慕氏5月底前回信，寄至朝鲜汉城，可能会在报纸上引用。问题如下：“康格夫人的宴会：(1)是午餐宴会吗?(2)报上报道说慈禧太后在康格夫人的肩部垂泣，根据是什么?(3)能否为我们提供一份当时康格夫人发言的副本?(4)以及皇太后发言的内容?(5)自从第三次宴请皇室女眷后，她们之间还有没有社交往来?(6)她的宴会是午餐会，还是接待会，还是其他什么?”那位女士还说：“很抱歉，与在北京时一样，我对此事还是不太清楚，所以要发一篇短讯回国的话，我想最好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资料。尽管第一次听说这件事时，我持完全不同的观点，但我还是不想为康格夫人辩护。”
5月10日康格夫人给慕氏回信，开头便说：“作为对您9号来信的答复，我想说，由于已经过去的事情与这件事的起因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因此只对其中一些事实做出声明没有太大的意义。从读者大众的立场来看，我常常对新闻界的评论感到遗憾，因为它们经常误导他人。如果给我个机会，我会很乐意和您的朋友谈谈我所接触过的中国人性格中的不同侧面。”接着说：“我愿意回答您朋友的问题，因为我没发现这有什么害处。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没有什么好处，因为这些问题的意义太微不足道。”康格夫人对六个问题的回答约略如下：(1)我提供的是“午餐”(中午饭)。(2)太后没有在我肩头哭泣。她声称从此以后外国人在北京会得到保护。我们双方谁也没有提到原谅和遗忘。“在宴会厅里，太后陛下举止端庄，态度诚恳。我们的谈话充满乐趣，也给我很多启示。我和太后陛下一起坐了一个多小时，我对她各种各样的话题和礼节感到震惊，同时也感到高兴。”(3)附上我的发言稿，(4)以及太后陛下的回答。(5)自招待大公主后，我们之间仍有社交往来。(6)那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午餐会。(1902年5月10日，《致慕懋德教士》)
第四次：大概在1902年9月
此次萨拉·康格见那拉氏具体日期不详。1902年10月3日康格夫人给女儿的信中说：“我们最近一次受到接见是在颐和园。”据此估计，这次接见可能在9月。当天早晨，康格夫人一行从市内乘轿出发，两个小时后抵达颐和园。她们到慈禧的寝宫喝茶，吃点心。20分钟后来到运河边，那里停着一艘汽船和七艘皇家画舫。船上的桌上摆满了各种中式食品、水果、酒与糖果，还有茶和点心。外交使团团长和其他的先生们被中国官员领上了另一艘船，公使夫人们和其他的女士则应邀上了太后的私人画舫。这艘船行进在前面。穿过拱桥水门，便驶入昆明湖。穿过十七孔桥，来到湖东岸。宴会后，太后、皇上、皇后、嫔妃和格格们以及各国的公使夫人们又上了船，向湖中小岛驶去。“太后陛下及其他所有人都对我们十分友好。上岸之后，我们沿着高高的台阶走上去，来到一处开阔的游廊中。太后走到大理石栏杆旁，望着眼前一览无余的美景，呼唤我过去。我走到 她身旁，她拉着我的双手，望着我们置身其中的景色，温柔而体贴地问道：‘美极了，不是吗?’我从未见过如此美的景致，太美了。”
“品尝了茶点后，我们就起身道别了。太后、皇上、皇后、嫔妃和格格们及随从登上高高的平台，目送我们离去。”(1902年10月3日，《致我们的女儿劳拉》)
第五次：可能在1902年12月28日
此次入宫觐见的月份书中不明，据康氏写信时间推断可能是1902年的12月。康格公使为美国迈尔斯将军夫妇一行9人来华求得了两次私人入宫的机会，一次是召见迈尔斯等，时间是27日，另一次是召见夫人们，时间是28日。这次萨拉·康格一行共10人，其中包括她的私人翻译。“骑马的中国官员奉命为我们护行。10点半时，他们在前面开路，在我们骑马的侍卫的陪伴下，十顶轿子从公使馆出发了。虽说是私人觐见，但我们却受到了像公开召见一样的礼遇。”康格公使“将众人介绍给皇室成员之后，我们跟着他们走进一间会客厅，在那儿喝了茶，然后不拘礼节地见了太后、皇后和嫔妃们。太后和我们自由地进行交谈，皇上并未说话”。后来到了宴会厅，进行了近一个小时的交谈。太后对康格公使、美国政府、查飞将军及美国士兵高度评价。“她对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了解让我吃惊。她对大太监耳语几句之后，说道：‘我给今天在场的每位女士准备了一幅字画，我要在上面写上寿和福的字样。’于是我们又回到她的私人会客厅，她站在桌旁，挥笔题字，共写了18幅。”(1903年1月9日，《致我们的女儿》)
第六次：1903年6月15日
美国海军军官伊文斯一行来到北京，康格公使也为他们争取到两次进宫觐见的机会，一次为所有男士，一次为所有女士，前者在6月14日，后者在6月15日。萨拉‘康格说：“除了王室的优雅气度外，太后女性的温柔深深地吸引了我们。太后在召见过程中还热忱地祝贺我喜添外孙女。我想，一定是通过裕太太(指德龄郡主的母亲)之口，慈禧太后才听说了我们家的大喜事。”
康氏信中说：“数月来，我一直对各类报刊对太后恐怖地、不公正地丑化愤慨不已，并且越来越强烈地希望世人能多了解真实面貌。”为此，康氏与美国画家卡尔联系，征得了她的同意。这次觐见中，康氏乘机将想法告诉了慈禧太后。“这次谈话之后，太后同意让一名女画家给她画一幅肖像，并拿到圣路易斯博览会上展出。”
在1903年6月20日致爱女劳拉的信中，康氏还回顾在一次觐见中，她与那拉氏谈到应该将中国一些有才华的少年送到国外留学，使他们理解接受新的思想观念，那拉氏赞同道：“是应该送他们到国外去。”还有一次，康氏和太后谈起她禁缠足的懿旨，问她这是否会对其子民产生影响。“太后回答道：‘没什么影响。中国人一向保守固执，我们的传统根深蒂固，想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这封信中，康氏还写道：“在一次单独召见中，太后问我：‘你愿意听我说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我们逃离京城的事吗?’我告诉她我很乐意，并补充说我其实一直很小心地回避这个话题，以免触到她的伤心之处。她绘声绘色地给我讲了她和整个朝廷如何离京出逃，讲起了他们所遭受的磨难和困苦，以及马车上漫长的颠沛流离的逃亡之旅。这个非同寻常的统治者知道，而且也记得已发生的每一件事。太后提及了许多我以为她不会知道的事情。”(1903年6月20日，《致爱女劳拉》)
这次会见后，康氏收到了太后赏赐的“一个黄色锦缎盒子，内装两块黄色玉佩，这是送给我们小外孙女的礼物”(1903年6月21日，《致爱女》)。1903年7月康氏60岁生日时，收到了慈禧的贺礼：两个黄色的大食盒，内装鲜花和蜜桃。(1903年7月25日，《致爱女》)
第七次：1903年8月初
1903年7月5日，康格公使接庆亲王函，称：“奉皇太后懿旨，定于六月十五日令康夫人带领所言画像人赴颐和园觐见。”画像人系美国年轻画家凯瑟琳‘卡尔(Miss Katherine A．Carl，1858—1938，时译柯尔乐，所以又称柯姑娘)。该女系江海关(原任东海关)税务司柯尔之妹，时随其兄居住上海(王玲：《光绪年间美国女画家卡尔为慈禧画像史料》，《历史档案》2003年第3期，下称《档案史料》)。康格夫人即写信给柯尔小姐，让她8月1日左右到京，以随时听候太后召见，进宫画像。
1903年8月初，太后召康氏与卡尔小姐进宫。此次进宫时间，前面说定于六月十五，公历系8月7日，康氏信中只说8月初的一个吉日，凯瑟琳·卡尔著《一个美国女画师眼中的慈禧》(晏方译，中国工人出版社，2008年版，下称《凯著》)一书中记载为8月5日。何者为是，待考。卡尔书中说，“8月5日，我首次到中国宫廷觐见那天，我们在美国公使馆准时起床”，早晨7点，卡尔和康格夫人及她的翻译一行乘着卫队的两轮轻便马车离开美国公使馆前往颐和园。
康氏在一封信中写道：“那天天气晴朗，太后似乎兴致很好，随和而又热情地接见了我们。”德龄姐妹做翻译。“太后坐下来画像时，两个太监上前跪着呈报公文。太后接过一份仔细阅读起来，一份接一份地看着。周围寂静无声。阅读时，她脸上的表情相当凝重。我非常高兴能有这么个机会看到这个心思缜密、洞察力敏锐的中国皇太后严肃的一面。太后的皇袍及皇袍上的装饰远胜于之前接见外国使节时穿着的衣服。素描完成后，它的神似让在场的人都惊叹不已。”接着，太后邀请康氏等一起看戏。(1903年8月24日，《致爱女》)
谈到这次觐见，卡尔在她的书中有如下的记述。会见开始，太后“十分友好地招呼康格夫人”。午时，由大公主等安排康氏等进餐。午餐后，慈禧来到餐厅，招呼康格夫人等去看戏。卡尔写道：“我刚到宫里那天没有邀请别的客人，演员是专为我们召来的。太后坐在御包厢的红柱廊子上一把蒙着黄缎子的椅子里。皇上坐在她左边一张黄凳子上，这在中国是尊位。康格夫人和我在太后的右边，皇后、众公主和女官们都站在周围。这戏我们一点都听不懂，只能看看动作，不过因为新奇，也就觉得有趣。两三幕之后，康格夫人站起来向皇上、太后和公主们道别。这之后我陪着她(指康格夫人)走到外面的一个院落，同她分了手。”卡尔留在宫中继续画像。
事后，康格公使8月22日致函内务府，说明康格夫人收到由内府送来的皇太后赏赐的兰花四盆，卡尔收到太后赏赐的苹果四盒、菜二盒，转达二人的谢意。(《档案史料》)
第八次：1904年4月
此次进宫是哪一天，有两种说法。一说是4月9日，一说是4月19日。
康氏说，卡尔画像完成后，1904年4月9日，慈禧邀请外国公使团的公使夫人和参赞夫人一起前往观看。“太后相当随 意地接待了女士们。她端坐在接待室的宝座上，跟大家打过招呼、客套一番后，太后请我们去看画像。离开接待室前，太后回头对我说，我这段时间对她这幅肖像一直很有兴趣，希望我会感到满意。太后甚至说，她打算把这幅肖像送到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然后把她转赠给美利坚合众国政府。”(1904年4月9日，《致妹妹》)
卡尔在其书中说：“离4月19日还剩几天的时候，我请求太后允许康格夫人届时前来看画。她立即同意了。请柬通过外务部发出去，不仅发给了康格夫人，还发给了各国公使馆的公使夫人和一等秘书夫人，请她们4月19日前来宫里。”据卡尔记述，这幅画像于1904年6月15日在圣路易斯博览会美术馆开箱并举行“揭幕礼”。博览会结束后，运往华盛顿，“中国公使梁诚阁下在他秘书陪同下将它正式赠送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先生代表美国政府接受了下来”。
康氏因推荐卡尔有功，获得奖赏。据《美国驻华公使康格为谢夫人因引荐卡尔受赏事致庆亲王奕勖函》中云：“本月(指六月——引者注)初十日有贵部中大臣来馆向敝内眷云：前荐往大内之丹青柯女史所绘之件已告竣。其所绘就者均称圣意，故蒙皇太后特赏宝星一座，并迭赏银两及贵重品物。等语。敝内眷敬悉。皇太后素擅丹青，既经于所荐之女友，谓其颇有才能，善于绘事，自非虚誉。并于内廷留宿之日，款待格外从优。是以请本大臣转请贵亲王，将此感激之忱代为奏谢是荷。”(《档案史料》)
第九次：1905年4月1日
1905年4月1日，美国驻华公使康格离任回国前，带四名使馆工作人员觐见了光绪皇帝。康格夫人随后带着坎贝尔小姐和私人翻译觐见太后。正式行过皇家礼仪后，康氏和太后以两个普通女人身份谈心。太后授予康格夫人“女官”名号。
“我与太后道别，正要告退时，她又把我叫回去。太后的翻译把一块用鸡血石制成的护身玉佩放在我手中，说道：‘这是太后随身佩戴的，现在太后想送给你，希望你能一直戴着它渡过重洋，它会保佑你平安到达祖国的。”’(1905年4月17日，《致爱女》)
这是康格夫人第九次觐见那拉氏，也是最后一次。以后的日子里，她常回味这些难忘的会见。她的遗憾是：“繁文缛节使一个女人无法对另一个女人吐露心声。”(1906年3月20日，《致顺王福晋》)她认为，“太后陛下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个性格鲜明的女性之一”(1906年11月4日，《致姨母》)。
萨拉·康格《北京信札》一书的结语，写于1908年11月16日，题为《国丧》。其中写道：“今天，全世界都在为中国默哀。官方公文正式宣布大清国光绪皇帝驾崩，西太后慈禧薨逝。每个国家都笼罩在伤感之中，带着同情，请中国节哀顺便。我更是深感哀伤。我曾多次在正式场合拜见过中国皇帝，太后也在各种场合接见过我，既有官方的，也有私下的接见，我们之间培养了一段深厚的友谊。”
“太后对她的国家的认识深刻，她时常给我谈起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并对此十分感激。尽管经过各种激进的主张，面临过各种危波激流，她仍岿然不动。历史会记录下这一切，这也会得到全世界的公认。在我与这个不平凡的女性的谈话中，我注意到她热爱她的国家、她的子民，她想要提高民众的意识，提升妇女地位。”“47年来，这个精明强干的女人一直位于大清帝国权力的顶端，受到众多男性强有力的支持。在这块女性没有多少社会地位的土地上，她的成就让她的能力和才干更加耀眼。”“她的一生记载了一个女强人一步一步攀上权力巅峰的过程。”(《结语·国丧》)
作为一位有女权主义倾向的女性，萨拉·康格对慈禧太后的总体评价与当时中外人士颇不同，也与今天研究者及一般民众的观点大相径庭。但她在《北京信札》中透露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对全面了解那拉氏，不无参考价值。
第一次：1898年12月13日
萨拉·康格在给她妹妹的一封信中说：“据说慈禧太后从未见过外国女人，也没有外国女人见过她。外交使团的夫人们想在慈禧太后64岁生日时向她表示祝贺，于是有人想出一个主意，让太后召见我们。”经人斡旋，这一要求终于得到批准。美国、德国、荷兰、英国、日本、法国、俄国等七国的驻华公使夫人，被允许进紫禁城觐见皇帝和太后。
1898年12月13日，七位公使夫人到英国公使馆集中——因为英国公使夫人窦纳乐夫人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11点从使馆出发，每位夫人乘坐一顶轿子，并配有五名轿夫和两名马夫，“到达北海第一道门时，我们必须把轿子、轿夫、马夫、随从以及所有的东西留在门外，独自进门。门内预备了七顶红色的宫廷专用轿子，每顶配有六名太监、轿夫和许多随从。进入第二道门时可以看见一节由法国赠送给中国的小型火车车厢。我们坐上去，太监们连推带拉地来到下一个地点，很多官员在那里接待了我们，还备了茶。接着这条小铁路穿过整洁但颇具皇家气派的皇城。稍事休息后，我们由一些高级官员陪同来到金銮殿。在门口，我们脱掉厚重的外衣，接着被领到皇帝和慈禧太后的面前。我们按照等级(来北京时间的长短)列队站立，并向他们鞠躬。我们的翻译将每位夫人介绍给庆亲王，再由他将我们介绍给皇帝和太后。然后，窦纳乐夫人代表女士们用英语宣读了简短的致辞，慈禧太后通过庆亲王致了答辞，我们也微微鞠了一躬。”“接着，夫人们被带到了皇帝的御座前，向他行礼，他把手伸给每位夫人还礼。然后我们又回到太后面前向她鞠躬，她伸出双手，我们也趋步向前。说了几句客套话后，太后拉着我们每个人的手，给我们每人的手指上戴上一枚镶有珍珠的镂金戒指。致谢后，我们后退，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再次鞠躬后，我们就退出了大殿。”
在宴会厅由庆亲王及其夫人和五位格格陪同进午餐后，公使夫人们应邀到另一间屋子用茶。等宴会厅的桌子收拾完毕，公使夫人们再次来到宴会厅。“我们惊讶的是慈禧太后已经端坐在黄色的宝座上了，我们像先前一样聚集在她的身旁。此刻，她很愉快，脸上容光焕发，充满善意，看不出一丝残忍的痕迹。太后用简单的语汇表示了对我们的欢迎，她行动自如，热情洋溢。接着，她站起来向我们大家问好，向每位夫人伸出双手，然后又指了指自己，热情而又严肃地说道：‘一家人，我们都是一家人。”’
接着，公使夫人们在宫廷戏院和慈禧太后一起看戏。一个多小时后，公使夫人们又一次获准在宴会厅觐见慈禧太后。慈禧“坐在宝座上，非常和善。当有人奉茶上来的时候，她走上前去，将每一杯茶都端至自己的唇边，轻啜一口，接着将杯子的另一边送到我们的唇边，又说了一遍：‘一家人，我们都是一家人。’最后，她拿出精美的礼物送给每位公使夫人”。
萨拉·康格写道：“令人愉快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了，这一天我们仿佛置身于梦幻之中，回到家以后，仍然沉浸在新奇和美妙的感觉之中。想想吧，中国闭关锁国几个世纪，现在终于打开了大门。”(1899年1月8日，《致妹妹》，《北京信札》，下同)
第二次：1902年2月1日
1902年元月初，因八国联军进军北京而逃出的光绪皇帝与那拉氏回到北京。很快，外国公使第一次从正门踏进紫禁城，与光绪皇帝外交会晤，并受到慈禧太后的接见。
2月1日，皇上和太后接见了外交使团的女士及公使的夫人和孩子们。当日晨，女士们到美国公使馆会合后前往皇宫。萨拉·康格写道：“29顶六人或八人的绿色轿子、清政府派出的护卫队和公使馆的警卫队，以及众多的马夫使得我们前往紫禁城的队伍格外引人注目。我们沿着高高的富墙前进，进入并穿过皇城，继续朝着紫禁城的第二道东门进发。在那儿，我们下了轿子，换成由青衣太监抬着的红色轿子，直到皇宫的门口。”在会客厅用茶后，“王公大臣宣告觐见的时辰已到，并给我们引路。外交使团团长和其他客人有秩序地跟随着。当我们走出客厅时，宫女们搀扶着我们的胳膊，陪我们一起来到朝会大殿门口。经过各个庭院时，我们沿着大理石台阶往上走，穿过气派的长廊……”
“我们站在金銮殿门口停住了，站成恰当的序列，然后再走进去，在靠近太后的御座时，恭恭敬敬地向她鞠了三躬。她坐在一张长桌的后面，桌上放着一根精美的珊瑚权杖。我们走近时，她微笑着向我示意认出了我，因为在这群女士中她先前只见过我。作为外交使团的女士们的代表，我向她致辞，美国的秘书威廉先生为我的发言作了翻译。”致辞中说道：“尊敬的陛下，外交使团的女士们非常荣幸能够受到您的邀请，我们衷心地祝贺您和皇室其他成员。不幸的局势曾使您抛弃美丽的北京，但现在一切都已圆满解决。”
萨拉·康格致辞后，庆亲王走近御座，跪在太后跟前，从她手里拿过回复。然后，女士和孩子们按照等级依次觐见太后。“觐见以后，我们被领到另一间大屋子里，在那儿举行了一个非正式的招待会。太后已经先到了，当我们进屋时，她喊道‘康太太’——我的中文名字——我向她走去。她双手握着我的手，百感交集。当她能够控制着自己的声音时，她说：‘我非常抱歉，为发生了这些不该发生的事感到痛心。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大清国从今以后会成为外国人的朋友。同样的事将来不会再发生。大清国会保护外国人，我希望将来我们能成为朋友的。’‘我们相信您是真诚的’，我说，‘通过进一步的相互了解，我们相信我们会成为朋友的。”’
那拉氏向康氏询问在座的女士哪几位义和团时经历过被围困的境况(康格夫妇曾被围困于使馆)。说了几句话后，那拉氏“从手指上取下一只很重的、雕有花纹还镶有珍珠的金戒指，戴在我的手指上，又从她的手腕上取下了几只精美的手镯，戴在我的手腕上。太后赠与每位女士一份贵重的礼物，同时也没有忘了孩子们和翻译人员”。
宴会上，那拉氏“把她的酒杯放在我的手上，优雅地握着我的双手，这样酒杯和酒杯就碰在了一起，她说‘联合’。接着，她拿起我的酒杯，把她的给了我，又向众人举酒杯，大家都纷纷响应。然后开始上茶。太后双手端起一只茶杯，放在我的手里，把它举到我的唇边。用完茶之后，我 们仍被邀请就座。太后拿起一块糕饼，撕下一小块塞进我的嘴里。她对其他公使夫人也同样表示了敬意，在同桌其他客人的盘子里都放了一小块饼……中国驻英公使跪在那里当翻译。我们谈论了皇室的回归、李鸿章总督的去世、我所参观过的中国学校、与大臣们的会面、诏书以及相关的事情。我们的交谈毫不矫揉造作”，“太后一遍又一遍地向我们保证过去两年里发生的那些事将不会再发生。她看起来体贴而严肃，念念不忘客人们的安逸和愉快。她的眼睛明亮、犀利，充满警惕，因此任何事也逃不过她的观察。她的容貌看不出残酷或严厉的痕迹；她的声音低沉、柔和，充满磁性；她的触摸温柔而亲切”，“皇帝有时会在宴会厅待着，或坐或站。他个头较小，有着一张年青俊朗的面庞；他的眼睛带着笑。在我的印象中，他不是个虚弱的人”。
“当我们从桌边站起来时，太后说：‘我希望我们能经常见面，更加了解对方，从而成为朋友。’她走向其他餐桌，与女士们孩子们交谈，然后就离开了宴会厅。”康氏回忆说，这次觐见之后，外交使团要求大清皇室在将来的接见中不要再赠送礼物了。她还说，“对于女士们接受皇家邀请的事，有很多尖锐而刻薄的批判”(1902年3月14日，《致我们的女儿》)。从上下文来看，这里所说的批判，当指来自西方媒体的评论。
第三次：1902年2月27日
萨拉·康格在1902年3月16日发出的《致女儿劳拉》的信中，对再次以公使团第一夫人名义觐见那拉氏一事作了介绍。她说，这次与前次差不多，“但气氛要随意一些，让大家觉得很愉快，也感受到了女性的特色”。
康氏在信中说：“公使们要求朝廷不要送礼给女士们。太后在和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佳肴之后带我们去了她的寝宫。她看起来很高兴，让我们观赏她卧室里那装饰华美的玉器和其他饰品，还有七个运转着的小钟。炕的另一头立着另一个架子，上面摆放着果盘。太后坐到炕上，然后示意我们也坐下。她从架子上拿起一个男童玉雕，塞进我手里，并暗示我不要作声。我把这件珍贵的小礼物带回了家，珍藏起来。这是别人的好意，我可不想辜负了它。我们边喝茶边聊天。我还得告诉你，太后正在学英语呢，等见面时我再详细告诉你。去皇宫之前我就听说过此事，见面时我一直在验证她努力的结果。觐见之后，我们安静地回到舒适的家中。看到这位遭世人谴责的妇人有如此好的精神状态，我感到十分欣慰。”
信中说，“你爸爸和我谈到了目前的形势，我说我应该以一种适当的方式回请太后及她的大臣们。我想请宫里的女眷们吃午饭。你爸爸说这个想法不错”。应邀前来的有“太后的养女，大公主，太后的侄女(她是皇后的妹妹)，庆亲王的两位夫人和三个女儿，恭亲王的孙女，庆亲王的儿媳(她曾奉命成婚，但现在是个寡妇)以及一位中方译员”，“我们把太后送的御笔字幅挂在墙上，还挂上了漂亮的中国刺绣”。
双方各有11人到场。就座后，萨拉·康格说：“让我们举杯，祝中国皇帝、太后、皇后健康幸福，祝中国老百姓生活富足!愿中美友谊长存!”话被翻译成中文后，“大公主毫不迟疑地答道：‘我替太后向大家问好，皇太后祝愿中美世代友好。”’
这封信中还说：“皇室宫眷平安回宫之后，太后邀请我们进宫做客，我们接受了邀请。”(1902年3月16日，《致女儿劳拉》)康格夫人等11个美国人和日本大使内田康哉的夫人应邀进宫参加了宫眷们的午餐宴会。太后赠送康氏和日本大使夫人小狗各一只，赠送来宫者每人佳肴一份。道别时，“每位中国女士都已学会‘Good-Bye”’(1902年3月25日，《致女儿劳拉》)。
1902年5月9日，康格夫人的一个朋友慕懋德来信，云：“某某夫人来信要求我回答您对慈禧太后持怎样的态度的问题。”慕氏信中附录了那位女士(据上下文推断可能是个新闻记者)的六个问题，并说请慕氏5月底前回信，寄至朝鲜汉城，可能会在报纸上引用。问题如下：“康格夫人的宴会：(1)是午餐宴会吗?(2)报上报道说慈禧太后在康格夫人的肩部垂泣，根据是什么?(3)能否为我们提供一份当时康格夫人发言的副本?(4)以及皇太后发言的内容?(5)自从第三次宴请皇室女眷后，她们之间还有没有社交往来?(6)她的宴会是午餐会，还是接待会，还是其他什么?”那位女士还说：“很抱歉，与在北京时一样，我对此事还是不太清楚，所以要发一篇短讯回国的话，我想最好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资料。尽管第一次听说这件事时，我持完全不同的观点，但我还是不想为康格夫人辩护。”
5月10日康格夫人给慕氏回信，开头便说：“作为对您9号来信的答复，我想说，由于已经过去的事情与这件事的起因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因此只对其中一些事实做出声明没有太大的意义。从读者大众的立场来看，我常常对新闻界的评论感到遗憾，因为它们经常误导他人。如果给我个机会，我会很乐意和您的朋友谈谈我所接触过的中国人性格中的不同侧面。”接着说：“我愿意回答您朋友的问题，因为我没发现这有什么害处。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没有什么好处，因为这些问题的意义太微不足道。”康格夫人对六个问题的回答约略如下：(1)我提供的是“午餐”(中午饭)。(2)太后没有在我肩头哭泣。她声称从此以后外国人在北京会得到保护。我们双方谁也没有提到原谅和遗忘。“在宴会厅里，太后陛下举止端庄，态度诚恳。我们的谈话充满乐趣，也给我很多启示。我和太后陛下一起坐了一个多小时，我对她各种各样的话题和礼节感到震惊，同时也感到高兴。”(3)附上我的发言稿，(4)以及太后陛下的回答。(5)自招待大公主后，我们之间仍有社交往来。(6)那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午餐会。(1902年5月10日，《致慕懋德教士》)
第四次：大概在1902年9月
此次萨拉·康格见那拉氏具体日期不详。1902年10月3日康格夫人给女儿的信中说：“我们最近一次受到接见是在颐和园。”据此估计，这次接见可能在9月。当天早晨，康格夫人一行从市内乘轿出发，两个小时后抵达颐和园。她们到慈禧的寝宫喝茶，吃点心。20分钟后来到运河边，那里停着一艘汽船和七艘皇家画舫。船上的桌上摆满了各种中式食品、水果、酒与糖果，还有茶和点心。外交使团团长和其他的先生们被中国官员领上了另一艘船，公使夫人们和其他的女士则应邀上了太后的私人画舫。这艘船行进在前面。穿过拱桥水门，便驶入昆明湖。穿过十七孔桥，来到湖东岸。宴会后，太后、皇上、皇后、嫔妃和格格们以及各国的公使夫人们又上了船，向湖中小岛驶去。“太后陛下及其他所有人都对我们十分友好。上岸之后，我们沿着高高的台阶走上去，来到一处开阔的游廊中。太后走到大理石栏杆旁，望着眼前一览无余的美景，呼唤我过去。我走到 她身旁，她拉着我的双手，望着我们置身其中的景色，温柔而体贴地问道：‘美极了，不是吗?’我从未见过如此美的景致，太美了。”
“品尝了茶点后，我们就起身道别了。太后、皇上、皇后、嫔妃和格格们及随从登上高高的平台，目送我们离去。”(1902年10月3日，《致我们的女儿劳拉》)
第五次：可能在1902年12月28日
此次入宫觐见的月份书中不明，据康氏写信时间推断可能是1902年的12月。康格公使为美国迈尔斯将军夫妇一行9人来华求得了两次私人入宫的机会，一次是召见迈尔斯等，时间是27日，另一次是召见夫人们，时间是28日。这次萨拉·康格一行共10人，其中包括她的私人翻译。“骑马的中国官员奉命为我们护行。10点半时，他们在前面开路，在我们骑马的侍卫的陪伴下，十顶轿子从公使馆出发了。虽说是私人觐见，但我们却受到了像公开召见一样的礼遇。”康格公使“将众人介绍给皇室成员之后，我们跟着他们走进一间会客厅，在那儿喝了茶，然后不拘礼节地见了太后、皇后和嫔妃们。太后和我们自由地进行交谈，皇上并未说话”。后来到了宴会厅，进行了近一个小时的交谈。太后对康格公使、美国政府、查飞将军及美国士兵高度评价。“她对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了解让我吃惊。她对大太监耳语几句之后，说道：‘我给今天在场的每位女士准备了一幅字画，我要在上面写上寿和福的字样。’于是我们又回到她的私人会客厅，她站在桌旁，挥笔题字，共写了18幅。”(1903年1月9日，《致我们的女儿》)
第六次：1903年6月15日
美国海军军官伊文斯一行来到北京，康格公使也为他们争取到两次进宫觐见的机会，一次为所有男士，一次为所有女士，前者在6月14日，后者在6月15日。萨拉‘康格说：“除了王室的优雅气度外，太后女性的温柔深深地吸引了我们。太后在召见过程中还热忱地祝贺我喜添外孙女。我想，一定是通过裕太太(指德龄郡主的母亲)之口，慈禧太后才听说了我们家的大喜事。”
康氏信中说：“数月来，我一直对各类报刊对太后恐怖地、不公正地丑化愤慨不已，并且越来越强烈地希望世人能多了解真实面貌。”为此，康氏与美国画家卡尔联系，征得了她的同意。这次觐见中，康氏乘机将想法告诉了慈禧太后。“这次谈话之后，太后同意让一名女画家给她画一幅肖像，并拿到圣路易斯博览会上展出。”
在1903年6月20日致爱女劳拉的信中，康氏还回顾在一次觐见中，她与那拉氏谈到应该将中国一些有才华的少年送到国外留学，使他们理解接受新的思想观念，那拉氏赞同道：“是应该送他们到国外去。”还有一次，康氏和太后谈起她禁缠足的懿旨，问她这是否会对其子民产生影响。“太后回答道：‘没什么影响。中国人一向保守固执，我们的传统根深蒂固，想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这封信中，康氏还写道：“在一次单独召见中，太后问我：‘你愿意听我说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我们逃离京城的事吗?’我告诉她我很乐意，并补充说我其实一直很小心地回避这个话题，以免触到她的伤心之处。她绘声绘色地给我讲了她和整个朝廷如何离京出逃，讲起了他们所遭受的磨难和困苦，以及马车上漫长的颠沛流离的逃亡之旅。这个非同寻常的统治者知道，而且也记得已发生的每一件事。太后提及了许多我以为她不会知道的事情。”(1903年6月20日，《致爱女劳拉》)
这次会见后，康氏收到了太后赏赐的“一个黄色锦缎盒子，内装两块黄色玉佩，这是送给我们小外孙女的礼物”(1903年6月21日，《致爱女》)。1903年7月康氏60岁生日时，收到了慈禧的贺礼：两个黄色的大食盒，内装鲜花和蜜桃。(1903年7月25日，《致爱女》)
第七次：1903年8月初
1903年7月5日，康格公使接庆亲王函，称：“奉皇太后懿旨，定于六月十五日令康夫人带领所言画像人赴颐和园觐见。”画像人系美国年轻画家凯瑟琳‘卡尔(Miss Katherine A．Carl，1858—1938，时译柯尔乐，所以又称柯姑娘)。该女系江海关(原任东海关)税务司柯尔之妹，时随其兄居住上海(王玲：《光绪年间美国女画家卡尔为慈禧画像史料》，《历史档案》2003年第3期，下称《档案史料》)。康格夫人即写信给柯尔小姐，让她8月1日左右到京，以随时听候太后召见，进宫画像。
1903年8月初，太后召康氏与卡尔小姐进宫。此次进宫时间，前面说定于六月十五，公历系8月7日，康氏信中只说8月初的一个吉日，凯瑟琳·卡尔著《一个美国女画师眼中的慈禧》(晏方译，中国工人出版社，2008年版，下称《凯著》)一书中记载为8月5日。何者为是，待考。卡尔书中说，“8月5日，我首次到中国宫廷觐见那天，我们在美国公使馆准时起床”，早晨7点，卡尔和康格夫人及她的翻译一行乘着卫队的两轮轻便马车离开美国公使馆前往颐和园。
康氏在一封信中写道：“那天天气晴朗，太后似乎兴致很好，随和而又热情地接见了我们。”德龄姐妹做翻译。“太后坐下来画像时，两个太监上前跪着呈报公文。太后接过一份仔细阅读起来，一份接一份地看着。周围寂静无声。阅读时，她脸上的表情相当凝重。我非常高兴能有这么个机会看到这个心思缜密、洞察力敏锐的中国皇太后严肃的一面。太后的皇袍及皇袍上的装饰远胜于之前接见外国使节时穿着的衣服。素描完成后，它的神似让在场的人都惊叹不已。”接着，太后邀请康氏等一起看戏。(1903年8月24日，《致爱女》)
谈到这次觐见，卡尔在她的书中有如下的记述。会见开始，太后“十分友好地招呼康格夫人”。午时，由大公主等安排康氏等进餐。午餐后，慈禧来到餐厅，招呼康格夫人等去看戏。卡尔写道：“我刚到宫里那天没有邀请别的客人，演员是专为我们召来的。太后坐在御包厢的红柱廊子上一把蒙着黄缎子的椅子里。皇上坐在她左边一张黄凳子上，这在中国是尊位。康格夫人和我在太后的右边，皇后、众公主和女官们都站在周围。这戏我们一点都听不懂，只能看看动作，不过因为新奇，也就觉得有趣。两三幕之后，康格夫人站起来向皇上、太后和公主们道别。这之后我陪着她(指康格夫人)走到外面的一个院落，同她分了手。”卡尔留在宫中继续画像。
事后，康格公使8月22日致函内务府，说明康格夫人收到由内府送来的皇太后赏赐的兰花四盆，卡尔收到太后赏赐的苹果四盒、菜二盒，转达二人的谢意。(《档案史料》)
第八次：1904年4月
此次进宫是哪一天，有两种说法。一说是4月9日，一说是4月19日。
康氏说，卡尔画像完成后，1904年4月9日，慈禧邀请外国公使团的公使夫人和参赞夫人一起前往观看。“太后相当随 意地接待了女士们。她端坐在接待室的宝座上，跟大家打过招呼、客套一番后，太后请我们去看画像。离开接待室前，太后回头对我说，我这段时间对她这幅肖像一直很有兴趣，希望我会感到满意。太后甚至说，她打算把这幅肖像送到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然后把她转赠给美利坚合众国政府。”(1904年4月9日，《致妹妹》)
卡尔在其书中说：“离4月19日还剩几天的时候，我请求太后允许康格夫人届时前来看画。她立即同意了。请柬通过外务部发出去，不仅发给了康格夫人，还发给了各国公使馆的公使夫人和一等秘书夫人，请她们4月19日前来宫里。”据卡尔记述，这幅画像于1904年6月15日在圣路易斯博览会美术馆开箱并举行“揭幕礼”。博览会结束后，运往华盛顿，“中国公使梁诚阁下在他秘书陪同下将它正式赠送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先生代表美国政府接受了下来”。
康氏因推荐卡尔有功，获得奖赏。据《美国驻华公使康格为谢夫人因引荐卡尔受赏事致庆亲王奕勖函》中云：“本月(指六月——引者注)初十日有贵部中大臣来馆向敝内眷云：前荐往大内之丹青柯女史所绘之件已告竣。其所绘就者均称圣意，故蒙皇太后特赏宝星一座，并迭赏银两及贵重品物。等语。敝内眷敬悉。皇太后素擅丹青，既经于所荐之女友，谓其颇有才能，善于绘事，自非虚誉。并于内廷留宿之日，款待格外从优。是以请本大臣转请贵亲王，将此感激之忱代为奏谢是荷。”(《档案史料》)
第九次：1905年4月1日
1905年4月1日，美国驻华公使康格离任回国前，带四名使馆工作人员觐见了光绪皇帝。康格夫人随后带着坎贝尔小姐和私人翻译觐见太后。正式行过皇家礼仪后，康氏和太后以两个普通女人身份谈心。太后授予康格夫人“女官”名号。
“我与太后道别，正要告退时，她又把我叫回去。太后的翻译把一块用鸡血石制成的护身玉佩放在我手中，说道：‘这是太后随身佩戴的，现在太后想送给你，希望你能一直戴着它渡过重洋，它会保佑你平安到达祖国的。”’(1905年4月17日，《致爱女》)
这是康格夫人第九次觐见那拉氏，也是最后一次。以后的日子里，她常回味这些难忘的会见。她的遗憾是：“繁文缛节使一个女人无法对另一个女人吐露心声。”(1906年3月20日，《致顺王福晋》)她认为，“太后陛下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个性格鲜明的女性之一”(1906年11月4日，《致姨母》)。
萨拉·康格《北京信札》一书的结语，写于1908年11月16日，题为《国丧》。其中写道：“今天，全世界都在为中国默哀。官方公文正式宣布大清国光绪皇帝驾崩，西太后慈禧薨逝。每个国家都笼罩在伤感之中，带着同情，请中国节哀顺便。我更是深感哀伤。我曾多次在正式场合拜见过中国皇帝，太后也在各种场合接见过我，既有官方的，也有私下的接见，我们之间培养了一段深厚的友谊。”
“太后对她的国家的认识深刻，她时常给我谈起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并对此十分感激。尽管经过各种激进的主张，面临过各种危波激流，她仍岿然不动。历史会记录下这一切，这也会得到全世界的公认。在我与这个不平凡的女性的谈话中，我注意到她热爱她的国家、她的子民，她想要提高民众的意识，提升妇女地位。”“47年来，这个精明强干的女人一直位于大清帝国权力的顶端，受到众多男性强有力的支持。在这块女性没有多少社会地位的土地上，她的成就让她的能力和才干更加耀眼。”“她的一生记载了一个女强人一步一步攀上权力巅峰的过程。”(《结语·国丧》)
作为一位有女权主义倾向的女性，萨拉·康格对慈禧太后的总体评价与当时中外人士颇不同，也与今天研究者及一般民众的观点大相径庭。但她在《北京信札》中透露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对全面了解那拉氏，不无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