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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端木蕻良是东北作家，其作品呈现出鲜明的东北地域文化特色，其中之一就是强烈的回归意识。在端木的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大江》等作品中，通过对小爷、丁宁、铁岭等形象的描绘，真切地展现出来自山东的“闯关东”者的“文化恋母”情结和文化寻根意识，甚至端木本人的人生经历也明显地体现出“寻根”迹象。
关键词：回归；东北文化；寻根意识
回归意识，也可以称为寻根意识或恋母意识，在东北文化中由来已久，在解读端木蕻良小说之前很有必要追溯一下东北文化传统。
东北文化形成于一种特殊、复杂的历史地理环境中。第一，由于多民族聚居，文化形态丰富多样。农耕文化、草原游牧文化、渔猎文化等多元文化的并存，使东北文化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如农业文化的保守、恋土，游牧文化与渔猎文化的雄健、粗犷、原始。第二，地理位置东面临海，西接草原，平原无际，易攻难守，常受攻掠侵扰之苦，导致文化积累困难，与中原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差距。那些历史上以武力征服中原的东北民族，如契丹、满族等，在武力征服不久，即对中原文化表示敬佩仰慕，他们模仿、学习中原文化，以掌握中原文化为荣，最终完全融合于中原文化。第三，东北地区气候条件严酷，冬季漫长寒冷，且地广人稀，文明程度较中原、江南等单一的农业文化地区低下，生活艰苦， 不易生存。艰苦的自然环境迫使当地人民不得不为生存而努力拼搏，这造就了东北人民坚强的意志、豪迈的气概、强烈的反抗精神和生命意识。因此，东北文化包含着慷慨悲歌、壮怀激烈的阳刚之美。第四，东北文化吸收了中原汉文化元素。这种汉文化元素是经由“东北流人”（被流放到东北的人）移植过来的。移植的汉文化使东北成为中原文化的一个分支。
上述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人文环境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形成了东北独特的文化形态，孕育出东北人独特的民族品性与人文精神，构成了其独特的文化心态。所谓的东北作家，如端木蕻良、萧红、萧军、李辉英等的小说都表现出一些共同的文化倾向，其中之一就是强烈的回归意识。
如前所述，大批被流放到东北的“东北流人”将中原文化带到了东北，使东北文化得以与中原文化碰撞、交流，成为中原文化的一个分支。与南下中原的东北土著民族相比， 这些被流放到东北的“东北流人”更明确地表达出“文化恋母”情结和“寻根”“回归”意识。他们世代居住在中原和江南，在浓厚的汉文化氛围和土壤中成长，虽然因种种原因被流放到东北，发配到边关，但对他们而言，中原、江南才是他们真正的家，是他们的根，他们是被迫斩断了与中原社会文化的联系。因此，在孤独的流放生涯中，“东北流人”，特别是明清大批被流放的官吏和知识分子，便无时无刻不在怀恋着现实中的和精神文化中的“故土家园”，渴望着重返与回归。这种现实中的和精神文化上的“思乡恋母”的浓浓情绪，久而久之便成为一种普泛化的“流人情结”。在“东北流人”的诗文中常常出现“归”“返”“故乡”“乡闾”“南国”以及相应的代表和象征着中原地域和文化的文字与典故，即是这种情结的流露和体现。
这种“思乡恋母”的情结，在那些来自齐鲁燕赵之地的广大的“闯关东”的移民身上也同样存在。由于大多数移民是为了求生存而被迫背井离乡远走关东的，他们并不想永远离开故乡，关东不过是暂时栖居的、获取生存资本的地方，真正的故乡则永在心中。所以，他们是身在关东而心系故乡，即便因种种缘故难返故土，在关东生活了十几年乃至几十年，但内心深处的思乡情结是始终存在的。而且，由于他们的故乡属于文化兴盛之地，是产生文化伟人的地方，来到东北这块蛮荒之地后，心理上自然有一份文化优越感，在浓浓的乡情怀恋中，也夹杂着对故乡文化的依恋和归属意识。
总之，不论是东北土著民族对中原文化的模仿学习，还是“东北流人”和移民以种种方式对中原文化的继承和回归，在东北的历史长河中，它们相互掺杂，兼容并蓄，共同构成了东北文化中的“文化恋母”和“寻根”的意识与风气，成为东北地域及文化中的一种突出的“精神现象”，对东北人的心理意识及文化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东北作家群成员之一的端木蕻良，即在其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中，通过对主人公丁宁形象的描绘，真切地展现出这种 “文化恋母”情结。作为草原首富丁氏家族的最后一位继承者，丁宁曾经在关内读书求学，在这个过程中，他接触到西方的先进思想和文化。带着这些思想和文化，丁宁从关内回到故乡，试图对草原大地上地主与农民的压迫与被压迫的现实对立关系进行贵族式的、自上而下的改良。但是，由于自身的阶级局限和现实的复杂性，他所有的改良和革新都以失败告终。最后，他不得不再次离开草原而返回关内。在这里，尽管丁宁表面上是不自愿地离开草原，但实际上他是把“关内”作为精神文化的家园，因此，在他的种种“试验”失败之后，必然重返“家园”，因为他的“根”在那里。这样的情结，在《科尔沁旗草原》中的父亲——小爷身上更明显地体现出来。小说描写父亲作为一个移民者的后裔，虽然表面上已经完全本土化，很难看出与中原有什么联系，但是他“喜欢到处跑，尤其是南方”，因为中原南方不仅是渊源深厚的“文化之母”，更是新思想、新文化的发源地。父亲在南方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并以此教育自己的儿子。这样的思想文化选择，一方面说明了父亲思想开明，通达事理，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远在关外的东北乡下“地主”，这种选择和行为在深层中无疑自觉不自觉地具有“文化恋母”的因素。
端木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大江》中的铁岭，是地地道道的东北农民和猎户，在他身上也可以探寻到一点这种文化寻根意识。在东北时，铁岭只是一个普通的猎户，一个很单纯的人，对政治毫无认识。他的身上充满着原始的野生的强力，有着虎子的胆和豹子的性格，在面对和征服东北的山林自然的时候，他精细而勇敢，他的活力“充塞在每个山谷的回响里”。然而，有一天日本鬼子和朝鲜浪人来搜山了，借口搜索当义勇军的匪徒，掠去了他和伙伴们所有的成果。这意外的灾难毁坏了他一切的财产和希望，打破了他求生的寄托。他不得不走出山林，到关内讨生活。一次偶然的机缘，他成为了抗日队伍中的一员。在这里，他得到了很多知识，他的山林的性格，也得以极度地发挥。此时的铁岭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身份和依托，找到了生命、力量的源泉和“根”。在民族解放战争的锤炼中，铁岭由一个东北山林中的普通的猎户变为一个抗日战士和英雄，这是与中原大地强有力的生命支撑和力量灌注分不开的。当然，作者这样安排人物的经历，更多的是出于功利目的，即表现民众的抗日情绪，激发民众的抗日热情，但是，作品的描绘与整体叙事在深层中和宏观上却无疑具有如上所述的 “恋母”与“寻根”的文化意义。
另外，从创作主体角度看，端木蕻良自身的人生经历也明显地体现出“寻根”迹象。端木从小接受了中原文化的熏陶，后赴天津南开、北京清华读书，并从此一生定居于关内。应该说，文化落后地区的人涌向文化发达的地区求学求知，是社会文化发展史上的普遍现象和必然规律，但是作为已经“本土化”的来自中原的移民者后代，端木的这种求学和人生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回归”和“恋母”的文化意蕴的，尽管他主观上并没有意识到。
参考文献：
端木蕻良端木蕻良文集（1—4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逄增玉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李建平大地之子的眷恋身影——论端木蕻良的小说艺术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5.
关键词：回归；东北文化；寻根意识
回归意识，也可以称为寻根意识或恋母意识，在东北文化中由来已久，在解读端木蕻良小说之前很有必要追溯一下东北文化传统。
东北文化形成于一种特殊、复杂的历史地理环境中。第一，由于多民族聚居，文化形态丰富多样。农耕文化、草原游牧文化、渔猎文化等多元文化的并存，使东北文化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如农业文化的保守、恋土，游牧文化与渔猎文化的雄健、粗犷、原始。第二，地理位置东面临海，西接草原，平原无际，易攻难守，常受攻掠侵扰之苦，导致文化积累困难，与中原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差距。那些历史上以武力征服中原的东北民族，如契丹、满族等，在武力征服不久，即对中原文化表示敬佩仰慕，他们模仿、学习中原文化，以掌握中原文化为荣，最终完全融合于中原文化。第三，东北地区气候条件严酷，冬季漫长寒冷，且地广人稀，文明程度较中原、江南等单一的农业文化地区低下，生活艰苦， 不易生存。艰苦的自然环境迫使当地人民不得不为生存而努力拼搏，这造就了东北人民坚强的意志、豪迈的气概、强烈的反抗精神和生命意识。因此，东北文化包含着慷慨悲歌、壮怀激烈的阳刚之美。第四，东北文化吸收了中原汉文化元素。这种汉文化元素是经由“东北流人”（被流放到东北的人）移植过来的。移植的汉文化使东北成为中原文化的一个分支。
上述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人文环境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形成了东北独特的文化形态，孕育出东北人独特的民族品性与人文精神，构成了其独特的文化心态。所谓的东北作家，如端木蕻良、萧红、萧军、李辉英等的小说都表现出一些共同的文化倾向，其中之一就是强烈的回归意识。
如前所述，大批被流放到东北的“东北流人”将中原文化带到了东北，使东北文化得以与中原文化碰撞、交流，成为中原文化的一个分支。与南下中原的东北土著民族相比， 这些被流放到东北的“东北流人”更明确地表达出“文化恋母”情结和“寻根”“回归”意识。他们世代居住在中原和江南，在浓厚的汉文化氛围和土壤中成长，虽然因种种原因被流放到东北，发配到边关，但对他们而言，中原、江南才是他们真正的家，是他们的根，他们是被迫斩断了与中原社会文化的联系。因此，在孤独的流放生涯中，“东北流人”，特别是明清大批被流放的官吏和知识分子，便无时无刻不在怀恋着现实中的和精神文化中的“故土家园”，渴望着重返与回归。这种现实中的和精神文化上的“思乡恋母”的浓浓情绪，久而久之便成为一种普泛化的“流人情结”。在“东北流人”的诗文中常常出现“归”“返”“故乡”“乡闾”“南国”以及相应的代表和象征着中原地域和文化的文字与典故，即是这种情结的流露和体现。
这种“思乡恋母”的情结，在那些来自齐鲁燕赵之地的广大的“闯关东”的移民身上也同样存在。由于大多数移民是为了求生存而被迫背井离乡远走关东的，他们并不想永远离开故乡，关东不过是暂时栖居的、获取生存资本的地方，真正的故乡则永在心中。所以，他们是身在关东而心系故乡，即便因种种缘故难返故土，在关东生活了十几年乃至几十年，但内心深处的思乡情结是始终存在的。而且，由于他们的故乡属于文化兴盛之地，是产生文化伟人的地方，来到东北这块蛮荒之地后，心理上自然有一份文化优越感，在浓浓的乡情怀恋中，也夹杂着对故乡文化的依恋和归属意识。
总之，不论是东北土著民族对中原文化的模仿学习，还是“东北流人”和移民以种种方式对中原文化的继承和回归，在东北的历史长河中，它们相互掺杂，兼容并蓄，共同构成了东北文化中的“文化恋母”和“寻根”的意识与风气，成为东北地域及文化中的一种突出的“精神现象”，对东北人的心理意识及文化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东北作家群成员之一的端木蕻良，即在其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中，通过对主人公丁宁形象的描绘，真切地展现出这种 “文化恋母”情结。作为草原首富丁氏家族的最后一位继承者，丁宁曾经在关内读书求学，在这个过程中，他接触到西方的先进思想和文化。带着这些思想和文化，丁宁从关内回到故乡，试图对草原大地上地主与农民的压迫与被压迫的现实对立关系进行贵族式的、自上而下的改良。但是，由于自身的阶级局限和现实的复杂性，他所有的改良和革新都以失败告终。最后，他不得不再次离开草原而返回关内。在这里，尽管丁宁表面上是不自愿地离开草原，但实际上他是把“关内”作为精神文化的家园，因此，在他的种种“试验”失败之后，必然重返“家园”，因为他的“根”在那里。这样的情结，在《科尔沁旗草原》中的父亲——小爷身上更明显地体现出来。小说描写父亲作为一个移民者的后裔，虽然表面上已经完全本土化，很难看出与中原有什么联系，但是他“喜欢到处跑，尤其是南方”，因为中原南方不仅是渊源深厚的“文化之母”，更是新思想、新文化的发源地。父亲在南方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并以此教育自己的儿子。这样的思想文化选择，一方面说明了父亲思想开明，通达事理，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远在关外的东北乡下“地主”，这种选择和行为在深层中无疑自觉不自觉地具有“文化恋母”的因素。
端木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大江》中的铁岭，是地地道道的东北农民和猎户，在他身上也可以探寻到一点这种文化寻根意识。在东北时，铁岭只是一个普通的猎户，一个很单纯的人，对政治毫无认识。他的身上充满着原始的野生的强力，有着虎子的胆和豹子的性格，在面对和征服东北的山林自然的时候，他精细而勇敢，他的活力“充塞在每个山谷的回响里”。然而，有一天日本鬼子和朝鲜浪人来搜山了，借口搜索当义勇军的匪徒，掠去了他和伙伴们所有的成果。这意外的灾难毁坏了他一切的财产和希望，打破了他求生的寄托。他不得不走出山林，到关内讨生活。一次偶然的机缘，他成为了抗日队伍中的一员。在这里，他得到了很多知识，他的山林的性格，也得以极度地发挥。此时的铁岭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身份和依托，找到了生命、力量的源泉和“根”。在民族解放战争的锤炼中，铁岭由一个东北山林中的普通的猎户变为一个抗日战士和英雄，这是与中原大地强有力的生命支撑和力量灌注分不开的。当然，作者这样安排人物的经历，更多的是出于功利目的，即表现民众的抗日情绪，激发民众的抗日热情，但是，作品的描绘与整体叙事在深层中和宏观上却无疑具有如上所述的 “恋母”与“寻根”的文化意义。
另外，从创作主体角度看，端木蕻良自身的人生经历也明显地体现出“寻根”迹象。端木从小接受了中原文化的熏陶，后赴天津南开、北京清华读书，并从此一生定居于关内。应该说，文化落后地区的人涌向文化发达的地区求学求知，是社会文化发展史上的普遍现象和必然规律，但是作为已经“本土化”的来自中原的移民者后代，端木的这种求学和人生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回归”和“恋母”的文化意蕴的，尽管他主观上并没有意识到。
参考文献：
端木蕻良端木蕻良文集（1—4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逄增玉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李建平大地之子的眷恋身影——论端木蕻良的小说艺术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