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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发现和整理高凤池日记的基础上，就其中提到的出版史料按日记记载顺序，对涉及张元济、商务印书馆、美华书馆等内容进行考证和分析，以凸显《高凤池日记》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高凤池 日记 张元济 商务印书馆
在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商务”）早期的创业元老中，就地位而言，总经理夏瑞芳之下即张元济、高凤池二人。张元济（1867—1959），1901年投资商务，次年加入商务，曾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高凤池（1863—1950），字翰卿，1897年投资创办商务，1905年加入商务，曾任发行所所长、经理、总经理、监理等职，两人地位基本相同。在总经理夏瑞芳1914年年初被暗杀之后，张元济和高凤池均以董事身份，各自从编译所所长、经理的任上开始走上管理岗位，1926年、1927年两人分别以监理身份退休，共事十二年之久，其关系合作而不和谐，几致破裂。
高凤池出生于1863年（一说是1864年），1950年以87岁高龄去世;张元济晚四年出生，1959年去世时已92岁。与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印有模等商务高层不同，两人均属于长寿之人。大略说来，对早期商务印书馆高层的研究，以张元济为最多，然后是王云五，接着是夏瑞芳，而鲍咸恩、鲍咸昌、印有模少有问津，高凤池则目前尚未发现单篇之论述。
单就张元济和高凤池而言，虽然两人在商务的地位相似，但并不意味着学术界对他们的重视程度相当。与张元济身后特别是近四十年被推崇的境遇不同，高凤池的身后相当落寞，几不被人所知。张元济的有关研究林林总总，而高凤池的有关研究则寥寥无几，即使有，也是作为张元济的衬托而出现，与史料之缺乏不无关系。长期以来，与对张元济的肯定、推崇不同，老一辈出版人、出版学界对高凤池长期持否定态度，比如章锡琛认为高凤池“是个没有文化的工人出身，没有夏瑞芳的才干，却自高自大，一贯以创业的老板自居，为职工所不满”。简直是一无是处，似乎为以后的有关评价定了基调，是不是学术界对高凤池的态度也存在有失公允之处呢？这种缺憾是不是史料缺乏所致呢？
笔者最近偶尔在1939—1941年的《明灯道声非常时期合刊》《明灯》等杂志上发现了高凤池1930—1935年的日记摘抄并进行整理，发现其文笔畅通、感悟深刻，并非章锡琛所谓的“没有文化”之人。其日记内容主要涉及上海的宗教生活、孤儿教育、慈善事业、药房经营等方面。虽然高凤池已于1927年从商务退休，但还是长期担任董事，因此日记中也有与出版有关的史料，其中有些内容较为重要。
一、教会派和书生派
按陈叔通在《回忆商务印书馆》（1960年1月17日）一文中所言：“原来商务的主要人物大体上可分为教会派和非教会派两派。最初创办人全是同教会有关系的，夏瑞芳、鲍咸昌、高凤池等全是教会中人，张元济是非教会的。”参见《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1897—1987）》，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37页。此处只说张元济是非教会派，而不是书生派。
1912年至1925年任职商务的章锡琛在《漫谈商务印书馆》（1964）一文中进一步指出：
当时馆内已有“教会派”和“书生派”的名称。教会派对公司往往公私不分……夏被刺后，教会派准备由二鲍的儿女亲家高凤池继任总经理。他是个没有文化的工人出身，没有夏瑞芳的才干，却自高自大，一贯以创业的老板自居，为职工所不满。因此大多数董事主张请菊老继任，教会派却极力反对，董事会为了调和矛盾，决定在总经理之上设监理二人，由张菊生和高凤池担任，但不管实际事务，另聘大股东印有模为挂名总经理。次年11月，印在日本去世，由高凤池暂代。后来选任鲍咸昌为总经理，李拔可（宣龚，书生派）和王显华（教会派）为经理，形成对峙的局面。但教会派人能力薄弱，除印刷方面外，馆内外都对菊老特别信任，因而教会派势力逐渐衰弱。参见《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1897—1987）》，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09页。
章锡琛明确指出商务内部有教会派和书生派之分，而高凤池和张元济分别为两派推出的代表。章锡琛对教会派做出了“公私不分”的负面评价，以后的有关研究多从此说。
1926年，59岁的张元济主动退休;1927年，64岁的高凤池退休。特别是1929年11月总经理鲍咸昌去世之后，教会派逐渐凋零，其二代如夏瑞芳之子夏鹏、鲍咸恩之子鮑庆林不堪或者不就大任，王云五担任总经理意味着书生派终究占了上风。
二、高凤池日记之发表
高凤池日记的内容主要刊登于《明灯》杂志。《明灯》是上海广学会发行的一份综合性杂志，创办于1921年9月，止于1941年11月（第294期）。它由谢颂羔、陈德明编辑，曾与《道声》杂志合刊为《明灯道声非常时期合刊》《明灯道声合刊》。高凤池的日记从《明灯道声非常时期合刊》1939年9月（即《明灯》第268期）起连载，终于1941年8月（第291期），除了1940年2月（第273期）、1940年6月（第277期）、1940年11月（第282期）和12月（第283期）未刊登外，总计24期。另外，在《通问报》1942年第1778期还刊登了一次。先后名为《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高翰卿近十二年日记选抄》，由此可知从1930年直到1942年，高凤池一直在写日记。
高凤池在《明灯道声非常时期合刊》1939年9月首次刊登日记之时，在正文之前撰有《自序》一篇：
一物之微，得失存亡，似有定数。虽历经厄劫，以为毁亡，乃荏苒辗转，每在无意中获得，往往有之，其余日记失而复得之谓欤！当去年“八一三”沪战发生，仓猝出走，凡家具、服饰、书籍、古玩，均不及携带，被窃一空，所值巨万，殊属可惜！其中尤使余懊伤不置者，为日记八册，积七年之久，无论寒、暑、病、健，未尝间断，人虽视若刍狗，我乃珍同拱璧。自美租界开放出入后，曾一再搜寻，杳无影迹，以为毁灭无疑;不意于三月之杪，发现于宅边污潴之中。余见之，欣喜欲狂，惟经半载之久，历遭雨雪风沙、践踏畜矢，因之破烂漫漶，臭恶剥落，狼藉不堪。其中第四、第八两册，且凝结、破烂，不能开揭，全册三之一已剥落无存。故日记八册，非重行誊写不可。惟手续烦重，颇需时日，年来精力颓衰，疏懒无恒，书写迟滞，未知有恒竣事乎？踌躇再三，略书重行誊写日记缘起如右，并附旧日记摄影两帧于后。民国廿七年四月廿五日识于上海法租界迈尔西爱路客次。高凤池：《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明灯道声非常时期合刊》1939年第9期，第3—4页。 高凤池记日记从1930年初开始，到1937年8月已有日记八册。“八一三”事变爆发之后，他仓促离家避难，损失巨大。等他回家之时，珍同拱璧的日记不见踪影，让他懊伤不已。不料三个月之后，日记被发现在宅边污泥之中，残破不堪。因此他请《明灯》杂志记者帮忙整理发表。而这些发表的日记，经笔者整理的篇幅不到7万字，与已写日记相比，少了很多。高凤池曾在1932年9月1日记载：
余自民十九年元月重作日记，至今几及三载，约有十五万字。此三年之中，无论寒暑晴晦，未尝间断，然所记类皆时事及家庭琐事，刍狗糟粕，无意义，亦少寻味。拟自第四册起欲将先贤近哲之嘉言懿行及个人平日之应世接物，加以磋磨，发抒而记录之，砥砺观察，用作晚年改过进善之助云耳。高凤池：《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明灯》1940年第274期，第12页。
如果不到三年即有15万字，按1年6万字算，坚持8年则有近48万字，已发表篇幅仅13%左右，殊为可惜。据《高翰卿先生八十寿》中的“六十万言记事珠。（数十年日记，寒暑无间）”艾园：《高翰卿先生八十寿》，《新闻报》，1943年6月20日，第4页。诗句，当时他的日记已有60万字，不知此后还有没有日记，更不知现在是否还有留存。
与张元济不同，高凤池在商务任职时并未留有日记;且与张元济日记重在馆事不同，高凤池日记则偏生活化，主要是“时事及家庭琐事”和“先贤近哲之嘉言懿行及个人平日之应世接物”。如果说张元济日记是“工作日记”，工作中有生活，简要记录，不重文采，那么高凤池日记就是“生活日记”，生活中有工作，铺陈文字，重在感悟。
日记署名是“凤池原作 君默抄录”，抄录者“君默”不知为何人。以后抄录者则改为“记者”，更不知为何人，也不知和“君默”是否是同一人。高凤池日记本是私密，不为发表而记。如果公开发表，涉及时人时事，难免有删改之处，或为稿主授意，或为“记者”操刀。高凤池日记发表的删节在所难免，但其史料价值的珍贵性不言而喻，可以从多方面进行解读。
三、自述印刷、出版经历
高凤池1927年从商务印书馆退休，到1933年已经是七十高龄，因此他在日记中两次总结了以往的人生经历。
他在1933年5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
……旧历四月十八日为余七十生辰。孤客在杭，悲喜交集。追思已往，镜花水月，无异黄粱一梦。七十年中劳苦忧伤，备尝辛酸，穷达利钝，历经沧桑。余家素贫，早年丧父，全赖我母纺织存活，十一岁入南门清心义塾半工半读，日后能知艰辛者，由幼年苦学所致也。二十一岁入美华书馆任校对事，余问世任事之第一朝也。四十二岁入商务印书馆，至六十而告老家居。三十以前困于经济，日坐愁城，时虞断炊;三十以后，渐见宽裕，有拨云雾见天日之概。综余一生，得上帝之恩独厚，故顺境多而蹇运少，每遇大病灾祸，都能逢凶化吉，在此晚年，可以无忧无虑、足食足衣、身康力健、家庭雍穆者，诚异数也。余生于十九世纪，长于二十世纪，乃在科学昌明繁华之上海，世事递变，月异而岁不同，可谓我生之幸，亦可谓我生之不幸。因科学愈昌明，人心愈险恶，物货愈文明，杀人利器亦愈演进。高凤池：《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明灯》1940年第276期，第7页。
但在发表时，高凤池又在日记的最后加了一句：“按，余生日乃阴歷五月十八，非四月十八日。”所以到了阴历五月十八日，也就是阳历6月10日，他又再次总结了他的一生：
……旧历五月十八日为余七十生辰，夕阳衔山，如蚕作茧，不觉感慨系之。退思已往，无异镜花水月，一梦黄粱。七十年中，劳苦忧伤，备尝艰辛，悲欢通塞，历经沧桑。余家寒素，早年失怙，全赖我母纺织存活。十一岁入清心义塾，该校为美国教会所设。时当南北花旗黑奴争战之后，经济竭蹶，学生半工半读，日后余稍知艰辛者，全由髫龄苦学所造成。二十一岁入美华书馆办事，该馆为我国印刷事业之先师，亦系造成印刷人才之渊薮。四十二岁入商务印书馆，至六十四岁而告老家居。当余服务两馆时，为该两馆极盛时代，一系印刷著名，一系出版冠众。三十年前，曾与同志创中国基督徒会，提倡我国教会自立，又设上海孤儿院，开慈善事业之风气，嗣因人事变迁，不能始终其事，甚以为憾。三十岁以前，困于经济，日处愁城，常以衣食为虑;三十以后，渐见宽裕，有拨云雾见天日之概。综余一生，得上帝恩赐独厚，故顺境多而蹇运少，每逢大病灾患，皆能化凶成吉，在此晚年，可以温饱无虑、身康力健、家庭安祥者，诚上主特恩也。余羡慕宋朝范仲淹公之为人，方正廉直，乐善好施，因幼年贫苦，虽位高禄厚，终其身未尝丰衣美食。公内刚外和，待属下虽严厉而有恩意，交朋友以疏淡而久敬，文治武功，道德文章，论者为赵宋第一完人。《圣经》六十六卷，余最喜读《诗篇》，有诗词、祷吿、颂扬、忏悔、谢恩各体，为大卫晩年所作，一生精神所集，词藻富丽，如《左氏春秋》;其缠绵处，犹儿童向慈母娓娓诉话。每当忧患愁闷时，独坐静室，将第百十九篇读之，心怡神旷，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概。余生于十九世纪，长于二十世纪，适在科学昌明极繁华之上海中区，世事递变，物质演进，月异而岁不同。当余童稚时，上海尚属海滨一村落，浦江两岸，芦苇满望，租界简陋;如今九江芜湖，不足百年，已成世界最大都会。变迁之骤、进步之速，为梦想所不及。余以生此时代为有幸，亦以生此时代为大不幸。盖科学愈昌盛，人心愈险恶，物质愈文明，道德愈堕落。当余书此日记时，正敌军飞机肆虐轰毁榆热，军缩会议破坏于日内瓦，经济会议开始于伦敦，上海绑票暗杀案迭起不穷。世界之乱、人心不良，莫此为甚，殊堪浩叹。虎赞：《高翰卿先生访问记》，《小五洲》1937年第8期，第2页。
此篇日记见于《小五洲》杂志1937年第8期上的《高翰卿先生访问记》一文，可知在1939年9月《明灯道声非常时期合刊》刊登高凤池日记之前，其日记内容已有所披露。6月10日的日记与5月12日的内容颇多重合，显然是在陆续增订而成。
与出版有关的内容，5月12日的日记是为“二十一岁入美华书馆任校对事，余问世任事之第一朝也。四十二岁入商务印书馆，至六十而告老家居”，较为简单。6月10日的日记为“二十一岁入美华书馆办事，该馆为我国印刷事业之先师，亦系造成印刷人才之渊薮。四十二岁入商务印书馆，至六十四岁而告老家居。当余服务两馆时，为该两馆极盛时代”。对前者60岁的告老退休年龄，后者改为更为准确的64岁。他对先后服务多年的美华书馆、商务印书馆的评价是“一系印刷著名，一系出版冠众”，对自己四十多年的印刷出版从业经历颇为自豪。 四、对张元济的记载和评价
张元济和高凤池在商务印书馆的管理层面共事12年之久，共事而不和谐，其经历对双方而言都不甚愉快。张元济1920年辞去经理职务之后，在给好友梁启超的回信中提到自己辞职的理由：
缘与总经理高君翰卿宗旨不合，弟意在于进步，而高君则注重保守。即如用人，弟主张求新，而高君则偏于求旧。隐忍五年，今乃爆发。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21—222页。
可见，他和高凤池之争实际上是进步与保守之争，是用人新旧之争，事关全国乃至远东第一、世界第三的商务印书馆应往何处去的重大选择。毕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下，商务印书馆已呈落后、保守之态势。
此次张元济以退为进，逼迫高凤池和自己同居监理之位，鲍咸昌担任虚职性的总经理兼印刷所所长，书生派的李拔可、教会派的王显华同为经理，又聘请王云五担任编译所所长，为把商务带向光明的前景做了较好的制度安排，顺应了历史潮流。
以往论述中对高凤池的评价，都是从张元济、陈叔通、章锡琛或者他人之口说出。而高凤池对张元济的亲口评价、对自身出版生涯的叙述几无记载，略见于《本馆创业史》参见《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1897—1992）》，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页。，也就是说在以往对张高之争、书生派和教会派之争中，完全是一边倒的态势，没有来自高凤池一方的“自辩”。这次发现的高凤池日记，应该是一个很好的開始。
在已发表的日记中，高凤池也有一些记录涉及他与张元济的往来，以及对张元济的评价。高凤池在1930年3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
张菊生君来托介绍其远族孤孩至孤儿院读书，据言：该孩四岁，父亡母不能守，该嫡派只此一孩，故欲设法栽培之。按菊翁对宗族极为重视，闻其谱系、祠堂、祠产等事，因修辑整理，颇费心力。又承其面赠商务在印之《百衲本二十四史》样本一册。闻此出菊翁积年累月，向各方搜集善本，日夜校阅，标注武英殿版舛误之处甚多。频年以来，专事搜集海内孤本旧书，校刊影印，一方保存国粹，不使湮没，一方利用商务设备，发展其志愿。高凤池：《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明灯道声非常时期合刊》1939年第9期，第5页。
上述内容谈了两件事：一是张元济想介绍他年仅四岁的远族孤儿到高凤池创办的上海龙华孤儿院读书，引发他对张元济极为重视谱系、祠堂、祠产等宗族之事的赞同;二是张元济与其见面时送了商务印书馆正在印刷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样本一册，也就谈起张元济正在从事的古籍搜集、校勘、影印和出版工作，为的是“保存国粹”。与张元济退休后仍在商务从事出版有关的工作不同，高凤池则除了在经营一线工作以外，还在上海五洲大药房充任常务董事，另有慈善和宗教事务。
1929年11月，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鲍咸昌病逝，其职位1930年2月由王云五接替，但他提出出国考察半年后履职。1930年9月9日王云五回到上海，9月11日即向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提出了科学管理计划。高凤池在9月12日的日记中提到董事会的开会内容：
下午六时，商务之董事会开于香港路银行俱乐部，王云五君于本年二月间往欧美考察工厂管理法，今事竣于前日返国，将经过情形报告一切，大致此后公司决定用科学管理。又详述设立研究科、工力比较科、成本会计科、预算科等十二项。又会议时，张菊生君提出总经理王君薪水之外，加赠公费洋三百元，经理李、夏二君加赠公费洋各二百元。余因上次经理加薪，大闹工潮，时未一载，又欲提出此种新名目，恐再惹起工潮，故起而劝阻，张、王二君辩驳甚剧。高凤池：《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明灯道声非常时期合刊》1939年第10期，第17页。
在上海的银行俱乐部举行的是商务印书馆第376次会议，由董事长张元济主持。王云五提出的科学管理计划总计有2万字之多，涉及12项内容，但汇报时只是简略提到了大致内容。而《张元济年谱长编》还提到，此次董事会会议在此之外，还有其他议题：
请王拟具改良总务处组织草案，先生提议自本月份起，仍由公司致送王云五公费三百元，致送李拔可、夏鹏二经理各公费二百元。议决照办。张人凤、柳和城：《张元济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62页。
这实际引自《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会议记录簿》（稿本，商务印书馆藏），原文标明此次加薪是月薪，即王云五每月加薪300元，而不是一次性加薪300元。在1930年1月23日举行的商务印书馆董事会第369次会议，刚确定王云五的月薪为700元，而到同年9月其月薪即增加到1000元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409页。。
因此，对张元济的加薪提议，此次会议讨论虽然照办，但并非没有反对的声音。对经理层加薪鼓励，涉及的人虽少，但其后果可能甚大。当时的商务，屡有工潮发生，均是底层工人要求改善待遇，增加薪水。高凤池恐怕管理层动辄每月两三百元的加薪，会再次引起工人的不满，也许出于个人意气恩怨，因此起而反对。提议的张元济和受益的王云五对此加以辩驳，加薪的提案终获通过。高凤池在当日记下此事，终于九年之后公开。
高凤池1934年5月5日的日记还提到了张元济夫人许氏的去世：
张菊生先生之夫人患肺癌病已久，医药罔效，日前逝世。今日在中国殡仪馆成殓，素车白马，吊客盈门。菊翁对此丧事，既不发讣，亦不开吊，一洗俗礼，殊为难能。高凤池：《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明灯》1940年第279期，第18页。
作为商务印书馆同人，高凤池也参加了许氏夫人的大殓仪式，并非常认同张元济丧事简办的做法，认为“殊为难能”。
关于张、高二人之争，张元济在1920年致梁启超的信中提到即人才之争。如果说张元济的人才观是“喜新厌旧”，那么高凤池的人才观是什么呢？请看他1935年7月27日的日记：
事业成败，全系人才，已如上言，故事业需才，犹鱼之需水。凡事得其人未有不成，失其人未有不败，此先哲先贤所垂训也。然而“知人善任”四字岂易言哉？在自己要有卓识之目光，宽大之胸襟;对他人既知其长，亦当知其所短。凡夸者未必有真才，貌亲者每怀诡诈。故曰：才不如德，巧不如诚，勇敢不如有恒，口辩不如沉朴。陆宣公曰：“听其言未保其行，求其行或遗其才。校劳考则巧伪繁生，而贞方之人罕进。徇声华则趋竞弥长，而沉退之士莫升。自非素与交亲，备详本末，探其志行，阅其器能，然后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饰貌者不售其伪。”孔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 余与某公共事多年，钦佩其才略智能。因其爱护公司之切，望治之殷，慕才若渴，有饥不择食之概，加以性之卞急，一般巧佼急进、持有片长者，乃效毛遂自荐，争露头角，伪媚饰非，初则如鱼得水，相见恨晚。惟某公系饬躬励行，亢直端严，若辈又轻率浮躁，骄矜好名，大似齐王好竽，客乃善瑟，格格不相入，枘凿日甚。求时相见恨晚，拒时惟恐去之不速。观人之难，用人不易，犹如此哉！高凤池：《高翰卿近十二年日记选抄》，《明灯》1941年第289期，第13页。
在第一段中，高凤池提到了人才对事业成败的重要性。但是就自己从事多年管理的经验而言，他认为难在管理者“知人善任”，要将是否德诚作为用人的标准。
在第二段中，他提到了共事多年的“某公”，显然是指张元济。也许当时日记所记是真名，只是发表时改了，也未可知。在此，高凤池对张元济的才略智能、爱护公司、饬躬励行颇有欣赏之意，但又认为其用人存在偏颇之处。张元济急于用人，因此被一些有才无德之人所利用，最后反受其害。因此，他发出了“观人之难，用人不易”的感慨。
简而论之，张元济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人才，重在公司进步，希望将商务发展成为一座聚集英才的文化重镇，格局阔大;高凤池用停滞的眼光看待人才，旨在公司守成，满足于将商务做成一个用人非亲即旧的家族企业，格局狭小。
高凤池还在日记中提到了《翁同龢日记》在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情况。他在1935年9月15日写道：
即旧历八月十八日，星期日，天晴温和。余于民国十九年一月三十日即旧历庚午元旦重作日记，距今已五年八阅月，第七册开始矣。按各家日记之多，汗牛充栋，惟近世常熟翁文恭公日记推为圭臬，因公之文章、经济与书法，为当代所钦佩，且为师傅之尊，执政多年，宠幸逾恒，故公之日记脍炙人口，商务书馆不惜巨资觅稿影印。出版之日，海内人士以先睹为快，余尝过目，书法如生龙活虎，确是可爱。所记多官事，如政府宫门抄、某官升迁、某大员会话、某属禀到辞行，又奏稿谢恩、奉差考试、出行查办之日程，此外如亲友宴会、婚丧庆吊、本日写字若干开、寒暑时雨之类。若遇无事可记，只写月日而已，甚有四五日不记事而只写月日者，惟无论病健旅行，数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是为难能而可贵。按公之日记似乎平淡，不若湘乡曾文正公之多经纶文藻。高凤池：《高翰卿近十二年日记选抄》，《明灯》1941年第289期，第15页。
高凤池因为自己1930年元旦以来坚持每天记日记，想到了《翁同龢日记》的影印出版，但并未提到张元济的贡献。翁同龢本为张元济的恩师，经与翁家后人翁之熹商定，张元济不辞辛劳，于1925年7月影印出版了皇皇四十册《翁同龢日记》，并为之作跋，指出这部日记所具有的重要价值。高凤池也很看重这部日记的出版价值，并在日记中写下了读后的诸多感受。
五、与商务印书馆有关的记载
与商务印书馆有关的记载主要涉及馆务、人事，以及馆内教会派的一些活动等。
（一）商务印书馆馆务
关于商务印书馆的馆务，高凤池日记也有3条记录。
高凤池在1930年2月9日的日记记载：
下午三时，有商务股东八人集于一家春菜馆，彼此讨论公司事务。今因工潮猖獗，公司受损巨大，有何补救办法？一、现在公司办事政策之不合宜，如何纠正之。二、当得一才干名望之人为经理。三、组织股东团体，随时会议进行方法。高凤池：《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明灯道声非常时期合刊》1939年第9期，第4页。
1929年11月9日，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鲍咸昌去世，继任人选也提上议事日程。1930年1月23日，张元济主持商务董事会第369次会议，议决选任王云五出任总经理一职。1月25日，张元济与叶景葵受董事会委托访王云五，面呈总经理聘函。王云五答应2月7日到職。
因此，高凤池2月9日日记提到的讨论公司事务的商务股东会，不知参加者为哪八位股东。所谈之事涉及公司面临的工潮、办事政策、经理选任、股东团体组织等。如果说“当得一才干名望之人为经理”中之“经理”即总经理，商务1月23日董事会已经选出王云五就职，为何2月9日股东会仍要选举总经理，难道是高凤池私下组织、有所企图的股东会？难道是教会派股东要推选一人担任总经理之下的经理，作为自己的代表？
1930年4月18日，高凤池在日记中还提道：
为商务股息事，与董、童、张、王等六人在大中华叙餐。高凤池：《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明灯道声非常时期合刊》1939年第9期，第5页。
“董、童、张、王”应该分别指股东董景安、童世亨、张廷桂、王完白。结合1930年2月9日日记中的“组织股东团体，随时会议进行方法”来看，似乎高凤池有所图谋。童世亨在1941年1月出版的《企业回忆录》提到，1927年高凤池退休之后，“既不得志于商务印书馆，退而邀集教会派同志，组织股东联益社，谋集股权以与张派相争，然终不敌张派权数之多”《藕初五十自述·企业回忆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页。，此“股东团体”应该是“股东联益社”，代表与高凤池相熟的教会派股东向董事会提案。
关于1930年4月18日教会派股东商量的“股息”事，体现在同年5月17日商务举行的第372次董事会会议上。股东联益社与童世亨提出“修改商务印书馆公司章程草案”，其中心之一就是扩大股东会权限，修改股息分派办法。但事关重大，最后议而未决，议定由张元济及高凤池等与原提议股东代表接洽后再议张人凤、柳和城：《张元济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53页。。到1930年7月8日，“修改公司章程起草委员会”成立，高凤池被指定为主席张人凤、柳和城：《张元济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56—857页。。股息分派办法修改之争是商务股东之间的一项长期议题，当另文探讨。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1月29日商务印书馆总馆、总厂遭到日机的反复轰炸，2月1日东方图书馆被日本浪人纵火，损失极其惨重。商务董事会紧急开会，处理善后事宜。高凤池记录了1932年2月6日的董事会开会情形： 下午三时，商务善后会集于梦翁宅中。王云五君提出清理善后办法十九条，选公司相当人才六十一人，设办事处于大马路。当时余有善后管见数条陈会。高凤池：《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明灯》1940年第272期，第13页。
经与《张元济年谱长编》《岫庐八十自述》比对，两者没有述及的内容是：高凤池指出王云五提出的善后办法总计19条，善后办事处人员总计61人，在大马路办公。他在会上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但未明说是否被采纳。
高凤池1932年2月11日的日记内容则不见于张元济和王云五的记载：
与王云五君谈商务善后甚详。承王君告以公司暂时不办编辑、印刷两部事，又言今设临时办事处于英租界美丰银行楼上等等，余闻之甚慰。致张子良、程雪门二君信，详述上海战事之剧，人民之痛苦。子良信中说及其妻女等已迁回浦东本乡。又得孙伯恒、张恩宝二君来信慰问。高凤池：《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明灯》1940年第272期，第14页。
在此次交谈甚详的会面中，王云五告诉高凤池暂时不办理编辑、印刷事务，集中处理善后事宜。另外就是高凤池与商务在香港、北平同事的信件往来内容。
高凤池1933年8月31日的日记提道：
下午商务董事会集于银行俱乐部，报告公司在香港建造规模宏大之工厂，为南方印刷之根据地。高凤池：《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明灯》1940年第276期，第8页。
此次召开的是商务董事会第412会议。此条与记载于《张元济年谱长编》的有关内容基本相同张人凤、柳和城：《张元济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29页。，不再赘述。
（二）与商务有关的人和事
除此之外，高凤池在日记中也记载了与商务印书馆有关的人和事。
他在1930年3月19日的日记中提道：
当余在商务办事时，迭接恐吓之信，故曾雇用保镖，备置手枪一柄。自退职以来，隐居简出，保镖早经辞去，手枪仍在，然固封深藏，从未一用。高凤池：《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明灯道声非常时期合刊》1939年第9期，第5页。
自1914年初总经理夏瑞芳被暗杀之后，其他商务高层如张元济、鲍咸昌、王云五也遭遇恐吓、绑架和暗杀之事，高凤池也不例外。他在商务任职时，曾多次接到恐吓信，因此雇用保镖，并自备手枪一支，以作防范，可窥当时上海治安之败坏。
1927年高凤池退休以后，特别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他将重心放在五洲大药房的经营之上，日记中多有记述。但作为商务的董事，他对商务不可能不闻不问，而且经常与人谈及感受，因此他在1930年6月14日的日记中写下“迩来喜谈商务印书馆，虽有所感触，究属气浮志躁也”高凤池：《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明灯道声非常时期合刊》1939年第9期，第6页。，显然有忏悔之意。
1930年6月19日的日记则谈到了夏瑞芳被暗杀之事及其缘由：
下午五时，夏氏家族为粹方先生而纪念会于闸北鸿德堂。按夏君于民国三年一月十日遇害，至今已十七年，合成阴寿六十岁。彼时，陈英士为上海都督，领有军队约千名，欲移驻闸北。此项军队纪律不严，闸北工商界虑其扰害不利，于是运动领事团出为反对，夏君亦发起反对之一。陈氏曾迭向夏君借款维持军饷，夏君拒之，因之怀恨甚深，乃使死党狙击之。此时商务正四面楚歌，谣言蜂起：一、适值向日本股东交涉收回股权。二、同业竞争剧烈，用种种阴险破坏。三、时局不靖，内战甚剧，几牵及全国。四、因时局关系，经济恐慌，公司与夏君之经济混淆，故形十分竭蹶。五、夏君本身负债累累，子女幼稚，中年遭变，犹如梁栋摧折，当时之危迫，无异坐困危城。乃十余年，公司发达，资本由数十万增至五百万，每年营业自二三百万增至千万，职工自五六百增至三千余人。即夏氏而言，亦日见富裕，昔负债者，今有资产巨万。子女皆成人，受有高等教育，出洋游学，男女婚嫁，宛然一大家庭，皆夏夫人含辛茹苦之力。高凤池：《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明灯道声非常时期合刊》1939年第9期，第6—7页。
他在此说明夏瑞芳被暗杀是因为得罪了上海都督陈英士。而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和夏氏家族正处于困难的境地：商务正面临与中华书局的激烈竞争，而夏瑞芳的公私不分不仅使自身负债累累，也拖累了商务印书馆。到了1930年，商务的资产已增至500万元，营业额高达一千万元，上海本部员工也有三千多人，均实现了五到十倍的增长。而有赖于夏瑞芳夫人的多方努力，夏氏家族也枝繁叶茂。
1930年11月20日的日记则提到了开明书店：
午刻，与谢颂羔、章锡三、陆桢祥三君叙餐。章君昔在商务编译所办事，今自办开明书店。因事业开展，印刷方面应不敷求，欲借陆君之华文印机铅字帮忙。高凤池：《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明灯道声非常时期合刊》1939年第11期，第18页。
章锡三即章錫珊，系章锡琛之弟，原来在商务的沈阳分店做会计，1926年8月与哥哥双双从商务离职，合资创办开明书店。四人聚餐，是因为章锡珊要找高凤池之妹夫陆桢祥帮忙印刷之事。
1931年7月5日的日记则提到推荐上海龙华孤儿院学生到商务任职之事：
在六七年前，有孤儿院学生季玉铭、潘国璋、王汉庸、陆才春、余忠旭等，荐入商务印书馆，派往香港分馆学业。光阴荏苒，诸生去时都系稚童，昨日由港例假回来，曾几何时，均已成为翩翩之少年矣。高凤池：《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明灯道声非常时期合刊》1939年第12期，第19页。
这些学生被推荐到商务的香港分馆工作，这既是他们的出路之一，也属于高凤池的慈善活动范围。而在这条日记的最后，他为教会派鸣不平，附笔感叹说：“商务书馆为非教会中人所占，如今教会中的孤儿无出路，亦一不幸之事也。”高凤池：《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明灯道声非常时期合刊》1939年第12期，第19页。意思是教会派在商务失势之后，教会收养的孤儿就少了一条出路。这应该也能说明高凤池的用人特点。 1931年8月15日的日记则记录了商务印书馆创办三十五周年纪念的盛况：
近日商务印书馆庆祝卅五年纪念，凡向该总分馆购书一元者，赠券洋二角;同人有演讲提灯各种游戏，十分热闹。按商务创办时资本三千余元，工人十余名，卅五年中日就月进，逐渐扩充，今有财产一千数百万元，职工人员并仰而食者何止万人！当时夏、鲍二君含辛茹苦事事躬亲，伟业已成，二君相继谢世。后起之人，但知公司规模之大、财产之富，那知创办者当日手足胼胝、惨淡经营之苦？希望继起者善保伟业，不负创业苦心，则幸甚矣。高凤池：《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明灯道声非常时期合刊》1939年第12期，第19页。
由于已逝去多年的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等创始人的惨淡经营，商务成就了资产千万、养活万人的伟业，让同为创始人的高凤池十分感慨，此时的他仿佛是局外人了。
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爆发让高凤池“连日为商务、五洲与自己家事，憧扰不宁”高凤池：《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明灯》1940年第272期，第14页。。3月10日的日记则提到了商务和他个人等在“一·二八”事变中的损失：
此次淞沪之战……商务印书馆在宝山路者，几完全被毁，约值六百万元……个人如王显华、鲍庆甲、鲍庆林、郁氏兄弟、陆桢祥、包文信诸君损失不赀。就余个人而言，八字桥之坟园祠屋全毁，恒业地产公司、铸丰搪瓷公司、商务印书馆各股本约计在五万元之间……高凤池：《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明灯》1940年第272期，第14页。
不仅是商务损失约六百万元，即便是王显华、鲍庆甲、鲍庆林、郁氏兄弟等商务教会派同人及高凤池本人也损失不小。
1932年10月1日的日记则记录了商务旧同事、总务处机要科科长盛同荪的丧礼：
下午三时在万国殡仪馆赴盛同荪君之丧。盛君系浙之宁绍世家，其父系前清翰林，迭任文职，仕林重之。余与盛君同事十年，其操守学识，为同人所器重，且作事稳健，有条不紊，乃敦品励学有守有为之人才也，在此壮年遽遭病逝，凡属亲友莫不惋惜。在一月之前，遇盛君尚倾盖话归，曾几何时，遽然长逝？噫！人生如蜉蝣，朝不保夕，今壮而健者逝矣！高凤池：《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明灯》1940年第275期，第25页。
盛同荪的英年早逝让年近七十的高凤池颇有感慨，张元济也为之送了挽联。
（三）教会派的宗教生活
高凤池日记还记载了商务印书馆中教会派的一些宗教生活。
1930年2月9日的日记记载他去上海宝乐安路的鸿德堂做礼拜。鸿德堂建于1925年，落成于1928年10月，系长老会沪北堂的新堂，因纪念美华书馆负责人之一费启鸿而得名。鸿德堂的建造花费不少，日记中的“教友中鲍夏兄妹二人各出洋万元”高凤池：《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明灯道声非常时期合刊》1939年第9期，第4页。，即指鲍咸恩、鲍咸昌、夏瑞芳夫人鲍钰均慷慨相助。
1933年9月21日的日记则记载了鲍哲才牧师的百岁阴寿典礼，并提道：
公有丈夫子三人，即咸恩、咸昌、咸亨。有女三位，长适张蟾芬君，次适夏粹芳君，三适郭秉文君。今三子三女，家业繁荣，子孙昌盛，为侪辈所称羡。高凤池：《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明灯》1940年第276期，第8页。
鲍哲才的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婿均在商务印书馆担任要职，为世人称羡。鲍咸恩和鲍咸昌与夏瑞芳一起创业，长期执掌印刷所，前者1910年早逝，后者1929年逝于总经理任上。幼子鲍咸亨先在海关工作，后加入商务。长女鲍大姑嫁给另一创办人张蟾芬，次女鲍翠芳（钰）即夏瑞芳夫人，幼女鲍翠凤（懿）嫁给郭秉文，后郭又娶了夏瑞芳之女夏璐德，曾在商务协助翻譯出版《汉英双解韦氏大学字典》。在鲍、夏两家的第三代中，由于父辈的安排，鲍咸恩之子鲍庆甲、鲍咸昌之子鲍庆林、夏瑞芳之子夏鹏（筱芳）均做到中层的职位。这种在姻亲基础上的人事安排是教会派在商务印书馆长期盘踞的有利因素。
《东成西就》一书提到，鲍庆林娶了高凤池的女儿高斐君罗元旭：《东成西就——七个华人基督教家族与中西交流百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85页。。但从高凤池日记中的有关记载来看，并非如此。1935年2月18日的日记记载：
近为道惠事十分系念，故昨日第二次往视其父庆甲，满拟与彼讨论一切，可惜父子都不在家。承其后妻某氏详述庆甲之近况与家庭艰难情形，余闻之，嗒然而回。
高凤池只有一女斐君、一子鹏云。从日记来看，道惠是高凤池的外孙，其父为鲍庆甲。因此高凤池的女婿是鲍庆甲而不是鲍庆林。按日记所附致道惠信中的“你是一个无母亲的孤儿”，高斐君已经过世，鲍庆甲再娶。
六、美华书馆
高凤池曾在美国长老会在上海创办的美华书馆任职21年，做到华经理的职位，因此他在日记中也有所记录。1930年11月20日的日记记载：
又据谢君言，美华书馆地产机器有全盘出售信息，嘱为留意。美华书馆系美国长老会所创办，已有七八十年之历史，为我国最早之印刷机关。凡我国铅印与印刷人才，皆发祥于此。余由学校毕业后，即入该馆办事，计二十年之久，亦余一生发轫之地。自十年以来，印刷蓬蓬勃勃，该馆机件陈旧落伍，即人才亦太暮气，年有亏折。按该馆之设，原为便利传道，不在谋利，故总差会有收息停办之表示。高凤池：《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明灯道声非常时期合刊》1939年第11期，第18页。
此时的美华书馆在机器、人才方面均无优势，濒临停办境地，与商务印书馆相比，呈现此伏彼起之势。
高凤池在次年9月23日的日记又提到美华书馆：
陈春生君来言美华书馆事。该馆为美国北长老会所创办，在我国第一最早印刷机关，有七十余年之历史。彼时我国虽有木版雕刻，迟钝粗鄙，该馆创铸字模，用活字机印，精美迅速，于是推行至石印彩印。书籍出版，迅如风驶电闪，日出万卷。余于一八八四年入该馆办事，初八年为校对，继五年为管理货栈，末后八年管理银钱账目，共计有二十一年之久。彼时主任为教士范约翰，后继以费启鸿教士。余在馆承蒙两教士优礼相待，乃于一九□五年离职，而入商务书馆，余一生事业发轫于此，故对该馆至今系恋无已。该馆（指美华书馆）初设于本埠小东门外十六铺，后迁至二摆渡北京路中市，约于一九□□年在北四川路购地十余亩，建造新式厂房，添备机械，规模扩大。彼时四川路一隅，荒芜冷僻，自经该馆建设工厂之后，地面日见繁盛，地价亦因之飞涨，至二三十倍之大，市面骤然热闹，皆赖该馆筚路蓝缕开创之功也。近十年来，该馆营业逐渐衰落，年有亏折，其原因如次：（一）暮气已深，积重难返;（二）机械陈旧，产生力减;（三）同业竞争，相形见绌。今闻美国总差会决计将该馆停办，将全部地产房屋机件生财出售。沧海桑田，盛衰无常，当余在馆办事时，为全国第一极大印刷机关。余闻之，不觉慨然有今昔之叹。高凤池：《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明灯道声非常时期合刊》1939年第12期，第20页。 高鳳池不仅提到自己在美华书馆的经历，也提到了美华书馆由盛转衰的历史及衰落的原因。
1931年10月24日的日记则提到了美华书馆歇业情况：
前日往美华书馆访该馆经理金多士君。金君系英之苏格兰人，和气诚笃，在馆服务垂五十年，余在该馆时承其优待。今闻美华将欲结束，金君预备回国。据金君言，纽约总差会在数十年前，彼时中国无印刷机关，总差会为便利传教起见，开设美华，印刷教会需用书籍;今中国印刷事业盛行，教会书籍，家家可印，且本馆之机件失时，营业难振。今昔情形悬殊，无存在之必要，故总差会决计将该馆结束停办。今已将全盘之地产房屋机器铅件如数出售于中国地产公司，约售银五十万两，草契已立，至年终银产两交云云。金君言时面有不豫之色，一则不愿离去久居之中国，一则忧一班年老工友之失业。余闻之，不觉感慨系之。盖余一生发轫于此，且受惠甚优，又当余服务时，该馆为全国最模范之大印刷局，今则衰落淘汰，大有沧桑之感。高凤池：《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明灯道声非常时期合刊》1939年第12期，第21页。
金多士英文名Gilbert McIntosh，苏格兰人，系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曾著有The Mission Press in China（《在华传教士出版简史》），在美华书馆出版。对于美华书馆在自己手上关门，金多士无奈失望，而高凤池对此也有沧桑之感。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高凤池在1930年9月13日的日记中还谈了对“言论出版自由”的认识：
国民政府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载在典章，但按之事实，绝端两歧，取缔之严，干渉之密，较之专制时代，有过之无不及者。今各报馆，派驻检查员，凡论说、新闻，须经该员检阅认可，始行登报。对出版书籍，审査极严，非恭维党义，不易批准;凡以前教科书，非独不准出售，且勒令将存书与版片销毁……高凤池：《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明灯道声非常时期合刊》1939年第10期，第17页。
他指出，国民政府1928年上台之后，确定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但是实际并非如此。书报审查极其严格，并影响了教科书出版。
七、结 语
高凤池日记，单从出版史料来讲，篇幅并不大。但从出版研究的角度而言，有些史料相当重要。而且日记中的其他内容较为丰富多样，研究者也可从多角度、多侧面进行研究，这正是高凤池日记的价值所在。笔者希望对此进行必要的勘误和注解，能够早日将其付诸出版。更奢望在高凤池的后人手中仍保存其日记的原本，有朝一日问世，为我们提供更多的研究史料。
〔作者叶新，北京印刷学院教授〕
The Value of the Diaries of Gao Fengchi as Materials for Studying the Publishing History
Ye Xin
Abstract：Based on the discovery and sorting of the diaries of Gao Fengchi， the paper engages in textual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the contents about Zhang Yuanji， the Commercial Press and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in these diaries in the order of diarykeeping aimed at highlighting the value of the Diaries of Gao Fengchi as good materials for studying the publishing history.
Keywords：Gao Fengchi， diaries， Zhang Yuanji， the Commercial Press
【关键词】高凤池 日记 张元济 商务印书馆
在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商务”）早期的创业元老中，就地位而言，总经理夏瑞芳之下即张元济、高凤池二人。张元济（1867—1959），1901年投资商务，次年加入商务，曾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高凤池（1863—1950），字翰卿，1897年投资创办商务，1905年加入商务，曾任发行所所长、经理、总经理、监理等职，两人地位基本相同。在总经理夏瑞芳1914年年初被暗杀之后，张元济和高凤池均以董事身份，各自从编译所所长、经理的任上开始走上管理岗位，1926年、1927年两人分别以监理身份退休，共事十二年之久，其关系合作而不和谐，几致破裂。
高凤池出生于1863年（一说是1864年），1950年以87岁高龄去世;张元济晚四年出生，1959年去世时已92岁。与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印有模等商务高层不同，两人均属于长寿之人。大略说来，对早期商务印书馆高层的研究，以张元济为最多，然后是王云五，接着是夏瑞芳，而鲍咸恩、鲍咸昌、印有模少有问津，高凤池则目前尚未发现单篇之论述。
单就张元济和高凤池而言，虽然两人在商务的地位相似，但并不意味着学术界对他们的重视程度相当。与张元济身后特别是近四十年被推崇的境遇不同，高凤池的身后相当落寞，几不被人所知。张元济的有关研究林林总总，而高凤池的有关研究则寥寥无几，即使有，也是作为张元济的衬托而出现，与史料之缺乏不无关系。长期以来，与对张元济的肯定、推崇不同，老一辈出版人、出版学界对高凤池长期持否定态度，比如章锡琛认为高凤池“是个没有文化的工人出身，没有夏瑞芳的才干，却自高自大，一贯以创业的老板自居，为职工所不满”。简直是一无是处，似乎为以后的有关评价定了基调，是不是学术界对高凤池的态度也存在有失公允之处呢？这种缺憾是不是史料缺乏所致呢？
笔者最近偶尔在1939—1941年的《明灯道声非常时期合刊》《明灯》等杂志上发现了高凤池1930—1935年的日记摘抄并进行整理，发现其文笔畅通、感悟深刻，并非章锡琛所谓的“没有文化”之人。其日记内容主要涉及上海的宗教生活、孤儿教育、慈善事业、药房经营等方面。虽然高凤池已于1927年从商务退休，但还是长期担任董事，因此日记中也有与出版有关的史料，其中有些内容较为重要。
一、教会派和书生派
按陈叔通在《回忆商务印书馆》（1960年1月17日）一文中所言：“原来商务的主要人物大体上可分为教会派和非教会派两派。最初创办人全是同教会有关系的，夏瑞芳、鲍咸昌、高凤池等全是教会中人，张元济是非教会的。”参见《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1897—1987）》，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37页。此处只说张元济是非教会派，而不是书生派。
1912年至1925年任职商务的章锡琛在《漫谈商务印书馆》（1964）一文中进一步指出：
当时馆内已有“教会派”和“书生派”的名称。教会派对公司往往公私不分……夏被刺后，教会派准备由二鲍的儿女亲家高凤池继任总经理。他是个没有文化的工人出身，没有夏瑞芳的才干，却自高自大，一贯以创业的老板自居，为职工所不满。因此大多数董事主张请菊老继任，教会派却极力反对，董事会为了调和矛盾，决定在总经理之上设监理二人，由张菊生和高凤池担任，但不管实际事务，另聘大股东印有模为挂名总经理。次年11月，印在日本去世，由高凤池暂代。后来选任鲍咸昌为总经理，李拔可（宣龚，书生派）和王显华（教会派）为经理，形成对峙的局面。但教会派人能力薄弱，除印刷方面外，馆内外都对菊老特别信任，因而教会派势力逐渐衰弱。参见《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1897—1987）》，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09页。
章锡琛明确指出商务内部有教会派和书生派之分，而高凤池和张元济分别为两派推出的代表。章锡琛对教会派做出了“公私不分”的负面评价，以后的有关研究多从此说。
1926年，59岁的张元济主动退休;1927年，64岁的高凤池退休。特别是1929年11月总经理鲍咸昌去世之后，教会派逐渐凋零，其二代如夏瑞芳之子夏鹏、鲍咸恩之子鮑庆林不堪或者不就大任，王云五担任总经理意味着书生派终究占了上风。
二、高凤池日记之发表
高凤池日记的内容主要刊登于《明灯》杂志。《明灯》是上海广学会发行的一份综合性杂志，创办于1921年9月，止于1941年11月（第294期）。它由谢颂羔、陈德明编辑，曾与《道声》杂志合刊为《明灯道声非常时期合刊》《明灯道声合刊》。高凤池的日记从《明灯道声非常时期合刊》1939年9月（即《明灯》第268期）起连载，终于1941年8月（第291期），除了1940年2月（第273期）、1940年6月（第277期）、1940年11月（第282期）和12月（第283期）未刊登外，总计24期。另外，在《通问报》1942年第1778期还刊登了一次。先后名为《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高翰卿近十二年日记选抄》，由此可知从1930年直到1942年，高凤池一直在写日记。
高凤池在《明灯道声非常时期合刊》1939年9月首次刊登日记之时，在正文之前撰有《自序》一篇：
一物之微，得失存亡，似有定数。虽历经厄劫，以为毁亡，乃荏苒辗转，每在无意中获得，往往有之，其余日记失而复得之谓欤！当去年“八一三”沪战发生，仓猝出走，凡家具、服饰、书籍、古玩，均不及携带，被窃一空，所值巨万，殊属可惜！其中尤使余懊伤不置者，为日记八册，积七年之久，无论寒、暑、病、健，未尝间断，人虽视若刍狗，我乃珍同拱璧。自美租界开放出入后，曾一再搜寻，杳无影迹，以为毁灭无疑;不意于三月之杪，发现于宅边污潴之中。余见之，欣喜欲狂，惟经半载之久，历遭雨雪风沙、践踏畜矢，因之破烂漫漶，臭恶剥落，狼藉不堪。其中第四、第八两册，且凝结、破烂，不能开揭，全册三之一已剥落无存。故日记八册，非重行誊写不可。惟手续烦重，颇需时日，年来精力颓衰，疏懒无恒，书写迟滞，未知有恒竣事乎？踌躇再三，略书重行誊写日记缘起如右，并附旧日记摄影两帧于后。民国廿七年四月廿五日识于上海法租界迈尔西爱路客次。高凤池：《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明灯道声非常时期合刊》1939年第9期，第3—4页。 高凤池记日记从1930年初开始，到1937年8月已有日记八册。“八一三”事变爆发之后，他仓促离家避难，损失巨大。等他回家之时，珍同拱璧的日记不见踪影，让他懊伤不已。不料三个月之后，日记被发现在宅边污泥之中，残破不堪。因此他请《明灯》杂志记者帮忙整理发表。而这些发表的日记，经笔者整理的篇幅不到7万字，与已写日记相比，少了很多。高凤池曾在1932年9月1日记载：
余自民十九年元月重作日记，至今几及三载，约有十五万字。此三年之中，无论寒暑晴晦，未尝间断，然所记类皆时事及家庭琐事，刍狗糟粕，无意义，亦少寻味。拟自第四册起欲将先贤近哲之嘉言懿行及个人平日之应世接物，加以磋磨，发抒而记录之，砥砺观察，用作晚年改过进善之助云耳。高凤池：《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明灯》1940年第274期，第12页。
如果不到三年即有15万字，按1年6万字算，坚持8年则有近48万字，已发表篇幅仅13%左右，殊为可惜。据《高翰卿先生八十寿》中的“六十万言记事珠。（数十年日记，寒暑无间）”艾园：《高翰卿先生八十寿》，《新闻报》，1943年6月20日，第4页。诗句，当时他的日记已有60万字，不知此后还有没有日记，更不知现在是否还有留存。
与张元济不同，高凤池在商务任职时并未留有日记;且与张元济日记重在馆事不同，高凤池日记则偏生活化，主要是“时事及家庭琐事”和“先贤近哲之嘉言懿行及个人平日之应世接物”。如果说张元济日记是“工作日记”，工作中有生活，简要记录，不重文采，那么高凤池日记就是“生活日记”，生活中有工作，铺陈文字，重在感悟。
日记署名是“凤池原作 君默抄录”，抄录者“君默”不知为何人。以后抄录者则改为“记者”，更不知为何人，也不知和“君默”是否是同一人。高凤池日记本是私密，不为发表而记。如果公开发表，涉及时人时事，难免有删改之处，或为稿主授意，或为“记者”操刀。高凤池日记发表的删节在所难免，但其史料价值的珍贵性不言而喻，可以从多方面进行解读。
三、自述印刷、出版经历
高凤池1927年从商务印书馆退休，到1933年已经是七十高龄，因此他在日记中两次总结了以往的人生经历。
他在1933年5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
……旧历四月十八日为余七十生辰。孤客在杭，悲喜交集。追思已往，镜花水月，无异黄粱一梦。七十年中劳苦忧伤，备尝辛酸，穷达利钝，历经沧桑。余家素贫，早年丧父，全赖我母纺织存活，十一岁入南门清心义塾半工半读，日后能知艰辛者，由幼年苦学所致也。二十一岁入美华书馆任校对事，余问世任事之第一朝也。四十二岁入商务印书馆，至六十而告老家居。三十以前困于经济，日坐愁城，时虞断炊;三十以后，渐见宽裕，有拨云雾见天日之概。综余一生，得上帝之恩独厚，故顺境多而蹇运少，每遇大病灾祸，都能逢凶化吉，在此晚年，可以无忧无虑、足食足衣、身康力健、家庭雍穆者，诚异数也。余生于十九世纪，长于二十世纪，乃在科学昌明繁华之上海，世事递变，月异而岁不同，可谓我生之幸，亦可谓我生之不幸。因科学愈昌明，人心愈险恶，物货愈文明，杀人利器亦愈演进。高凤池：《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明灯》1940年第276期，第7页。
但在发表时，高凤池又在日记的最后加了一句：“按，余生日乃阴歷五月十八，非四月十八日。”所以到了阴历五月十八日，也就是阳历6月10日，他又再次总结了他的一生：
……旧历五月十八日为余七十生辰，夕阳衔山，如蚕作茧，不觉感慨系之。退思已往，无异镜花水月，一梦黄粱。七十年中，劳苦忧伤，备尝艰辛，悲欢通塞，历经沧桑。余家寒素，早年失怙，全赖我母纺织存活。十一岁入清心义塾，该校为美国教会所设。时当南北花旗黑奴争战之后，经济竭蹶，学生半工半读，日后余稍知艰辛者，全由髫龄苦学所造成。二十一岁入美华书馆办事，该馆为我国印刷事业之先师，亦系造成印刷人才之渊薮。四十二岁入商务印书馆，至六十四岁而告老家居。当余服务两馆时，为该两馆极盛时代，一系印刷著名，一系出版冠众。三十年前，曾与同志创中国基督徒会，提倡我国教会自立，又设上海孤儿院，开慈善事业之风气，嗣因人事变迁，不能始终其事，甚以为憾。三十岁以前，困于经济，日处愁城，常以衣食为虑;三十以后，渐见宽裕，有拨云雾见天日之概。综余一生，得上帝恩赐独厚，故顺境多而蹇运少，每逢大病灾患，皆能化凶成吉，在此晚年，可以温饱无虑、身康力健、家庭安祥者，诚上主特恩也。余羡慕宋朝范仲淹公之为人，方正廉直，乐善好施，因幼年贫苦，虽位高禄厚，终其身未尝丰衣美食。公内刚外和，待属下虽严厉而有恩意，交朋友以疏淡而久敬，文治武功，道德文章，论者为赵宋第一完人。《圣经》六十六卷，余最喜读《诗篇》，有诗词、祷吿、颂扬、忏悔、谢恩各体，为大卫晩年所作，一生精神所集，词藻富丽，如《左氏春秋》;其缠绵处，犹儿童向慈母娓娓诉话。每当忧患愁闷时，独坐静室，将第百十九篇读之，心怡神旷，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概。余生于十九世纪，长于二十世纪，适在科学昌明极繁华之上海中区，世事递变，物质演进，月异而岁不同。当余童稚时，上海尚属海滨一村落，浦江两岸，芦苇满望，租界简陋;如今九江芜湖，不足百年，已成世界最大都会。变迁之骤、进步之速，为梦想所不及。余以生此时代为有幸，亦以生此时代为大不幸。盖科学愈昌盛，人心愈险恶，物质愈文明，道德愈堕落。当余书此日记时，正敌军飞机肆虐轰毁榆热，军缩会议破坏于日内瓦，经济会议开始于伦敦，上海绑票暗杀案迭起不穷。世界之乱、人心不良，莫此为甚，殊堪浩叹。虎赞：《高翰卿先生访问记》，《小五洲》1937年第8期，第2页。
此篇日记见于《小五洲》杂志1937年第8期上的《高翰卿先生访问记》一文，可知在1939年9月《明灯道声非常时期合刊》刊登高凤池日记之前，其日记内容已有所披露。6月10日的日记与5月12日的内容颇多重合，显然是在陆续增订而成。
与出版有关的内容，5月12日的日记是为“二十一岁入美华书馆任校对事，余问世任事之第一朝也。四十二岁入商务印书馆，至六十而告老家居”，较为简单。6月10日的日记为“二十一岁入美华书馆办事，该馆为我国印刷事业之先师，亦系造成印刷人才之渊薮。四十二岁入商务印书馆，至六十四岁而告老家居。当余服务两馆时，为该两馆极盛时代”。对前者60岁的告老退休年龄，后者改为更为准确的64岁。他对先后服务多年的美华书馆、商务印书馆的评价是“一系印刷著名，一系出版冠众”，对自己四十多年的印刷出版从业经历颇为自豪。 四、对张元济的记载和评价
张元济和高凤池在商务印书馆的管理层面共事12年之久，共事而不和谐，其经历对双方而言都不甚愉快。张元济1920年辞去经理职务之后，在给好友梁启超的回信中提到自己辞职的理由：
缘与总经理高君翰卿宗旨不合，弟意在于进步，而高君则注重保守。即如用人，弟主张求新，而高君则偏于求旧。隐忍五年，今乃爆发。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21—222页。
可见，他和高凤池之争实际上是进步与保守之争，是用人新旧之争，事关全国乃至远东第一、世界第三的商务印书馆应往何处去的重大选择。毕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下，商务印书馆已呈落后、保守之态势。
此次张元济以退为进，逼迫高凤池和自己同居监理之位，鲍咸昌担任虚职性的总经理兼印刷所所长，书生派的李拔可、教会派的王显华同为经理，又聘请王云五担任编译所所长，为把商务带向光明的前景做了较好的制度安排，顺应了历史潮流。
以往论述中对高凤池的评价，都是从张元济、陈叔通、章锡琛或者他人之口说出。而高凤池对张元济的亲口评价、对自身出版生涯的叙述几无记载，略见于《本馆创业史》参见《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1897—1992）》，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页。，也就是说在以往对张高之争、书生派和教会派之争中，完全是一边倒的态势，没有来自高凤池一方的“自辩”。这次发现的高凤池日记，应该是一个很好的開始。
在已发表的日记中，高凤池也有一些记录涉及他与张元济的往来，以及对张元济的评价。高凤池在1930年3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
张菊生君来托介绍其远族孤孩至孤儿院读书，据言：该孩四岁，父亡母不能守，该嫡派只此一孩，故欲设法栽培之。按菊翁对宗族极为重视，闻其谱系、祠堂、祠产等事，因修辑整理，颇费心力。又承其面赠商务在印之《百衲本二十四史》样本一册。闻此出菊翁积年累月，向各方搜集善本，日夜校阅，标注武英殿版舛误之处甚多。频年以来，专事搜集海内孤本旧书，校刊影印，一方保存国粹，不使湮没，一方利用商务设备，发展其志愿。高凤池：《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明灯道声非常时期合刊》1939年第9期，第5页。
上述内容谈了两件事：一是张元济想介绍他年仅四岁的远族孤儿到高凤池创办的上海龙华孤儿院读书，引发他对张元济极为重视谱系、祠堂、祠产等宗族之事的赞同;二是张元济与其见面时送了商务印书馆正在印刷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样本一册，也就谈起张元济正在从事的古籍搜集、校勘、影印和出版工作，为的是“保存国粹”。与张元济退休后仍在商务从事出版有关的工作不同，高凤池则除了在经营一线工作以外，还在上海五洲大药房充任常务董事，另有慈善和宗教事务。
1929年11月，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鲍咸昌病逝，其职位1930年2月由王云五接替，但他提出出国考察半年后履职。1930年9月9日王云五回到上海，9月11日即向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提出了科学管理计划。高凤池在9月12日的日记中提到董事会的开会内容：
下午六时，商务之董事会开于香港路银行俱乐部，王云五君于本年二月间往欧美考察工厂管理法，今事竣于前日返国，将经过情形报告一切，大致此后公司决定用科学管理。又详述设立研究科、工力比较科、成本会计科、预算科等十二项。又会议时，张菊生君提出总经理王君薪水之外，加赠公费洋三百元，经理李、夏二君加赠公费洋各二百元。余因上次经理加薪，大闹工潮，时未一载，又欲提出此种新名目，恐再惹起工潮，故起而劝阻，张、王二君辩驳甚剧。高凤池：《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明灯道声非常时期合刊》1939年第10期，第17页。
在上海的银行俱乐部举行的是商务印书馆第376次会议，由董事长张元济主持。王云五提出的科学管理计划总计有2万字之多，涉及12项内容，但汇报时只是简略提到了大致内容。而《张元济年谱长编》还提到，此次董事会会议在此之外，还有其他议题：
请王拟具改良总务处组织草案，先生提议自本月份起，仍由公司致送王云五公费三百元，致送李拔可、夏鹏二经理各公费二百元。议决照办。张人凤、柳和城：《张元济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62页。
这实际引自《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会议记录簿》（稿本，商务印书馆藏），原文标明此次加薪是月薪，即王云五每月加薪300元，而不是一次性加薪300元。在1930年1月23日举行的商务印书馆董事会第369次会议，刚确定王云五的月薪为700元，而到同年9月其月薪即增加到1000元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409页。。
因此，对张元济的加薪提议，此次会议讨论虽然照办，但并非没有反对的声音。对经理层加薪鼓励，涉及的人虽少，但其后果可能甚大。当时的商务，屡有工潮发生，均是底层工人要求改善待遇，增加薪水。高凤池恐怕管理层动辄每月两三百元的加薪，会再次引起工人的不满，也许出于个人意气恩怨，因此起而反对。提议的张元济和受益的王云五对此加以辩驳，加薪的提案终获通过。高凤池在当日记下此事，终于九年之后公开。
高凤池1934年5月5日的日记还提到了张元济夫人许氏的去世：
张菊生先生之夫人患肺癌病已久，医药罔效，日前逝世。今日在中国殡仪馆成殓，素车白马，吊客盈门。菊翁对此丧事，既不发讣，亦不开吊，一洗俗礼，殊为难能。高凤池：《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明灯》1940年第279期，第18页。
作为商务印书馆同人，高凤池也参加了许氏夫人的大殓仪式，并非常认同张元济丧事简办的做法，认为“殊为难能”。
关于张、高二人之争，张元济在1920年致梁启超的信中提到即人才之争。如果说张元济的人才观是“喜新厌旧”，那么高凤池的人才观是什么呢？请看他1935年7月27日的日记：
事业成败，全系人才，已如上言，故事业需才，犹鱼之需水。凡事得其人未有不成，失其人未有不败，此先哲先贤所垂训也。然而“知人善任”四字岂易言哉？在自己要有卓识之目光，宽大之胸襟;对他人既知其长，亦当知其所短。凡夸者未必有真才，貌亲者每怀诡诈。故曰：才不如德，巧不如诚，勇敢不如有恒，口辩不如沉朴。陆宣公曰：“听其言未保其行，求其行或遗其才。校劳考则巧伪繁生，而贞方之人罕进。徇声华则趋竞弥长，而沉退之士莫升。自非素与交亲，备详本末，探其志行，阅其器能，然后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饰貌者不售其伪。”孔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 余与某公共事多年，钦佩其才略智能。因其爱护公司之切，望治之殷，慕才若渴，有饥不择食之概，加以性之卞急，一般巧佼急进、持有片长者，乃效毛遂自荐，争露头角，伪媚饰非，初则如鱼得水，相见恨晚。惟某公系饬躬励行，亢直端严，若辈又轻率浮躁，骄矜好名，大似齐王好竽，客乃善瑟，格格不相入，枘凿日甚。求时相见恨晚，拒时惟恐去之不速。观人之难，用人不易，犹如此哉！高凤池：《高翰卿近十二年日记选抄》，《明灯》1941年第289期，第13页。
在第一段中，高凤池提到了人才对事业成败的重要性。但是就自己从事多年管理的经验而言，他认为难在管理者“知人善任”，要将是否德诚作为用人的标准。
在第二段中，他提到了共事多年的“某公”，显然是指张元济。也许当时日记所记是真名，只是发表时改了，也未可知。在此，高凤池对张元济的才略智能、爱护公司、饬躬励行颇有欣赏之意，但又认为其用人存在偏颇之处。张元济急于用人，因此被一些有才无德之人所利用，最后反受其害。因此，他发出了“观人之难，用人不易”的感慨。
简而论之，张元济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人才，重在公司进步，希望将商务发展成为一座聚集英才的文化重镇，格局阔大;高凤池用停滞的眼光看待人才，旨在公司守成，满足于将商务做成一个用人非亲即旧的家族企业，格局狭小。
高凤池还在日记中提到了《翁同龢日记》在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情况。他在1935年9月15日写道：
即旧历八月十八日，星期日，天晴温和。余于民国十九年一月三十日即旧历庚午元旦重作日记，距今已五年八阅月，第七册开始矣。按各家日记之多，汗牛充栋，惟近世常熟翁文恭公日记推为圭臬，因公之文章、经济与书法，为当代所钦佩，且为师傅之尊，执政多年，宠幸逾恒，故公之日记脍炙人口，商务书馆不惜巨资觅稿影印。出版之日，海内人士以先睹为快，余尝过目，书法如生龙活虎，确是可爱。所记多官事，如政府宫门抄、某官升迁、某大员会话、某属禀到辞行，又奏稿谢恩、奉差考试、出行查办之日程，此外如亲友宴会、婚丧庆吊、本日写字若干开、寒暑时雨之类。若遇无事可记，只写月日而已，甚有四五日不记事而只写月日者，惟无论病健旅行，数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是为难能而可贵。按公之日记似乎平淡，不若湘乡曾文正公之多经纶文藻。高凤池：《高翰卿近十二年日记选抄》，《明灯》1941年第289期，第15页。
高凤池因为自己1930年元旦以来坚持每天记日记，想到了《翁同龢日记》的影印出版，但并未提到张元济的贡献。翁同龢本为张元济的恩师，经与翁家后人翁之熹商定，张元济不辞辛劳，于1925年7月影印出版了皇皇四十册《翁同龢日记》，并为之作跋，指出这部日记所具有的重要价值。高凤池也很看重这部日记的出版价值，并在日记中写下了读后的诸多感受。
五、与商务印书馆有关的记载
与商务印书馆有关的记载主要涉及馆务、人事，以及馆内教会派的一些活动等。
（一）商务印书馆馆务
关于商务印书馆的馆务，高凤池日记也有3条记录。
高凤池在1930年2月9日的日记记载：
下午三时，有商务股东八人集于一家春菜馆，彼此讨论公司事务。今因工潮猖獗，公司受损巨大，有何补救办法？一、现在公司办事政策之不合宜，如何纠正之。二、当得一才干名望之人为经理。三、组织股东团体，随时会议进行方法。高凤池：《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明灯道声非常时期合刊》1939年第9期，第4页。
1929年11月9日，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鲍咸昌去世，继任人选也提上议事日程。1930年1月23日，张元济主持商务董事会第369次会议，议决选任王云五出任总经理一职。1月25日，张元济与叶景葵受董事会委托访王云五，面呈总经理聘函。王云五答应2月7日到職。
因此，高凤池2月9日日记提到的讨论公司事务的商务股东会，不知参加者为哪八位股东。所谈之事涉及公司面临的工潮、办事政策、经理选任、股东团体组织等。如果说“当得一才干名望之人为经理”中之“经理”即总经理，商务1月23日董事会已经选出王云五就职，为何2月9日股东会仍要选举总经理，难道是高凤池私下组织、有所企图的股东会？难道是教会派股东要推选一人担任总经理之下的经理，作为自己的代表？
1930年4月18日，高凤池在日记中还提道：
为商务股息事，与董、童、张、王等六人在大中华叙餐。高凤池：《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明灯道声非常时期合刊》1939年第9期，第5页。
“董、童、张、王”应该分别指股东董景安、童世亨、张廷桂、王完白。结合1930年2月9日日记中的“组织股东团体，随时会议进行方法”来看，似乎高凤池有所图谋。童世亨在1941年1月出版的《企业回忆录》提到，1927年高凤池退休之后，“既不得志于商务印书馆，退而邀集教会派同志，组织股东联益社，谋集股权以与张派相争，然终不敌张派权数之多”《藕初五十自述·企业回忆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页。，此“股东团体”应该是“股东联益社”，代表与高凤池相熟的教会派股东向董事会提案。
关于1930年4月18日教会派股东商量的“股息”事，体现在同年5月17日商务举行的第372次董事会会议上。股东联益社与童世亨提出“修改商务印书馆公司章程草案”，其中心之一就是扩大股东会权限，修改股息分派办法。但事关重大，最后议而未决，议定由张元济及高凤池等与原提议股东代表接洽后再议张人凤、柳和城：《张元济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53页。。到1930年7月8日，“修改公司章程起草委员会”成立，高凤池被指定为主席张人凤、柳和城：《张元济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56—857页。。股息分派办法修改之争是商务股东之间的一项长期议题，当另文探讨。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1月29日商务印书馆总馆、总厂遭到日机的反复轰炸，2月1日东方图书馆被日本浪人纵火，损失极其惨重。商务董事会紧急开会，处理善后事宜。高凤池记录了1932年2月6日的董事会开会情形： 下午三时，商务善后会集于梦翁宅中。王云五君提出清理善后办法十九条，选公司相当人才六十一人，设办事处于大马路。当时余有善后管见数条陈会。高凤池：《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明灯》1940年第272期，第13页。
经与《张元济年谱长编》《岫庐八十自述》比对，两者没有述及的内容是：高凤池指出王云五提出的善后办法总计19条，善后办事处人员总计61人，在大马路办公。他在会上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但未明说是否被采纳。
高凤池1932年2月11日的日记内容则不见于张元济和王云五的记载：
与王云五君谈商务善后甚详。承王君告以公司暂时不办编辑、印刷两部事，又言今设临时办事处于英租界美丰银行楼上等等，余闻之甚慰。致张子良、程雪门二君信，详述上海战事之剧，人民之痛苦。子良信中说及其妻女等已迁回浦东本乡。又得孙伯恒、张恩宝二君来信慰问。高凤池：《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明灯》1940年第272期，第14页。
在此次交谈甚详的会面中，王云五告诉高凤池暂时不办理编辑、印刷事务，集中处理善后事宜。另外就是高凤池与商务在香港、北平同事的信件往来内容。
高凤池1933年8月31日的日记提道：
下午商务董事会集于银行俱乐部，报告公司在香港建造规模宏大之工厂，为南方印刷之根据地。高凤池：《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明灯》1940年第276期，第8页。
此次召开的是商务董事会第412会议。此条与记载于《张元济年谱长编》的有关内容基本相同张人凤、柳和城：《张元济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29页。，不再赘述。
（二）与商务有关的人和事
除此之外，高凤池在日记中也记载了与商务印书馆有关的人和事。
他在1930年3月19日的日记中提道：
当余在商务办事时，迭接恐吓之信，故曾雇用保镖，备置手枪一柄。自退职以来，隐居简出，保镖早经辞去，手枪仍在，然固封深藏，从未一用。高凤池：《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明灯道声非常时期合刊》1939年第9期，第5页。
自1914年初总经理夏瑞芳被暗杀之后，其他商务高层如张元济、鲍咸昌、王云五也遭遇恐吓、绑架和暗杀之事，高凤池也不例外。他在商务任职时，曾多次接到恐吓信，因此雇用保镖，并自备手枪一支，以作防范，可窥当时上海治安之败坏。
1927年高凤池退休以后，特别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他将重心放在五洲大药房的经营之上，日记中多有记述。但作为商务的董事，他对商务不可能不闻不问，而且经常与人谈及感受，因此他在1930年6月14日的日记中写下“迩来喜谈商务印书馆，虽有所感触，究属气浮志躁也”高凤池：《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明灯道声非常时期合刊》1939年第9期，第6页。，显然有忏悔之意。
1930年6月19日的日记则谈到了夏瑞芳被暗杀之事及其缘由：
下午五时，夏氏家族为粹方先生而纪念会于闸北鸿德堂。按夏君于民国三年一月十日遇害，至今已十七年，合成阴寿六十岁。彼时，陈英士为上海都督，领有军队约千名，欲移驻闸北。此项军队纪律不严，闸北工商界虑其扰害不利，于是运动领事团出为反对，夏君亦发起反对之一。陈氏曾迭向夏君借款维持军饷，夏君拒之，因之怀恨甚深，乃使死党狙击之。此时商务正四面楚歌，谣言蜂起：一、适值向日本股东交涉收回股权。二、同业竞争剧烈，用种种阴险破坏。三、时局不靖，内战甚剧，几牵及全国。四、因时局关系，经济恐慌，公司与夏君之经济混淆，故形十分竭蹶。五、夏君本身负债累累，子女幼稚，中年遭变，犹如梁栋摧折，当时之危迫，无异坐困危城。乃十余年，公司发达，资本由数十万增至五百万，每年营业自二三百万增至千万，职工自五六百增至三千余人。即夏氏而言，亦日见富裕，昔负债者，今有资产巨万。子女皆成人，受有高等教育，出洋游学，男女婚嫁，宛然一大家庭，皆夏夫人含辛茹苦之力。高凤池：《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明灯道声非常时期合刊》1939年第9期，第6—7页。
他在此说明夏瑞芳被暗杀是因为得罪了上海都督陈英士。而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和夏氏家族正处于困难的境地：商务正面临与中华书局的激烈竞争，而夏瑞芳的公私不分不仅使自身负债累累，也拖累了商务印书馆。到了1930年，商务的资产已增至500万元，营业额高达一千万元，上海本部员工也有三千多人，均实现了五到十倍的增长。而有赖于夏瑞芳夫人的多方努力，夏氏家族也枝繁叶茂。
1930年11月20日的日记则提到了开明书店：
午刻，与谢颂羔、章锡三、陆桢祥三君叙餐。章君昔在商务编译所办事，今自办开明书店。因事业开展，印刷方面应不敷求，欲借陆君之华文印机铅字帮忙。高凤池：《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明灯道声非常时期合刊》1939年第11期，第18页。
章锡三即章錫珊，系章锡琛之弟，原来在商务的沈阳分店做会计，1926年8月与哥哥双双从商务离职，合资创办开明书店。四人聚餐，是因为章锡珊要找高凤池之妹夫陆桢祥帮忙印刷之事。
1931年7月5日的日记则提到推荐上海龙华孤儿院学生到商务任职之事：
在六七年前，有孤儿院学生季玉铭、潘国璋、王汉庸、陆才春、余忠旭等，荐入商务印书馆，派往香港分馆学业。光阴荏苒，诸生去时都系稚童，昨日由港例假回来，曾几何时，均已成为翩翩之少年矣。高凤池：《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明灯道声非常时期合刊》1939年第12期，第19页。
这些学生被推荐到商务的香港分馆工作，这既是他们的出路之一，也属于高凤池的慈善活动范围。而在这条日记的最后，他为教会派鸣不平，附笔感叹说：“商务书馆为非教会中人所占，如今教会中的孤儿无出路，亦一不幸之事也。”高凤池：《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明灯道声非常时期合刊》1939年第12期，第19页。意思是教会派在商务失势之后，教会收养的孤儿就少了一条出路。这应该也能说明高凤池的用人特点。 1931年8月15日的日记则记录了商务印书馆创办三十五周年纪念的盛况：
近日商务印书馆庆祝卅五年纪念，凡向该总分馆购书一元者，赠券洋二角;同人有演讲提灯各种游戏，十分热闹。按商务创办时资本三千余元，工人十余名，卅五年中日就月进，逐渐扩充，今有财产一千数百万元，职工人员并仰而食者何止万人！当时夏、鲍二君含辛茹苦事事躬亲，伟业已成，二君相继谢世。后起之人，但知公司规模之大、财产之富，那知创办者当日手足胼胝、惨淡经营之苦？希望继起者善保伟业，不负创业苦心，则幸甚矣。高凤池：《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明灯道声非常时期合刊》1939年第12期，第19页。
由于已逝去多年的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等创始人的惨淡经营，商务成就了资产千万、养活万人的伟业，让同为创始人的高凤池十分感慨，此时的他仿佛是局外人了。
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爆发让高凤池“连日为商务、五洲与自己家事，憧扰不宁”高凤池：《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明灯》1940年第272期，第14页。。3月10日的日记则提到了商务和他个人等在“一·二八”事变中的损失：
此次淞沪之战……商务印书馆在宝山路者，几完全被毁，约值六百万元……个人如王显华、鲍庆甲、鲍庆林、郁氏兄弟、陆桢祥、包文信诸君损失不赀。就余个人而言，八字桥之坟园祠屋全毁，恒业地产公司、铸丰搪瓷公司、商务印书馆各股本约计在五万元之间……高凤池：《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明灯》1940年第272期，第14页。
不仅是商务损失约六百万元，即便是王显华、鲍庆甲、鲍庆林、郁氏兄弟等商务教会派同人及高凤池本人也损失不小。
1932年10月1日的日记则记录了商务旧同事、总务处机要科科长盛同荪的丧礼：
下午三时在万国殡仪馆赴盛同荪君之丧。盛君系浙之宁绍世家，其父系前清翰林，迭任文职，仕林重之。余与盛君同事十年，其操守学识，为同人所器重，且作事稳健，有条不紊，乃敦品励学有守有为之人才也，在此壮年遽遭病逝，凡属亲友莫不惋惜。在一月之前，遇盛君尚倾盖话归，曾几何时，遽然长逝？噫！人生如蜉蝣，朝不保夕，今壮而健者逝矣！高凤池：《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明灯》1940年第275期，第25页。
盛同荪的英年早逝让年近七十的高凤池颇有感慨，张元济也为之送了挽联。
（三）教会派的宗教生活
高凤池日记还记载了商务印书馆中教会派的一些宗教生活。
1930年2月9日的日记记载他去上海宝乐安路的鸿德堂做礼拜。鸿德堂建于1925年，落成于1928年10月，系长老会沪北堂的新堂，因纪念美华书馆负责人之一费启鸿而得名。鸿德堂的建造花费不少，日记中的“教友中鲍夏兄妹二人各出洋万元”高凤池：《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明灯道声非常时期合刊》1939年第9期，第4页。，即指鲍咸恩、鲍咸昌、夏瑞芳夫人鲍钰均慷慨相助。
1933年9月21日的日记则记载了鲍哲才牧师的百岁阴寿典礼，并提道：
公有丈夫子三人，即咸恩、咸昌、咸亨。有女三位，长适张蟾芬君，次适夏粹芳君，三适郭秉文君。今三子三女，家业繁荣，子孙昌盛，为侪辈所称羡。高凤池：《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明灯》1940年第276期，第8页。
鲍哲才的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婿均在商务印书馆担任要职，为世人称羡。鲍咸恩和鲍咸昌与夏瑞芳一起创业，长期执掌印刷所，前者1910年早逝，后者1929年逝于总经理任上。幼子鲍咸亨先在海关工作，后加入商务。长女鲍大姑嫁给另一创办人张蟾芬，次女鲍翠芳（钰）即夏瑞芳夫人，幼女鲍翠凤（懿）嫁给郭秉文，后郭又娶了夏瑞芳之女夏璐德，曾在商务协助翻譯出版《汉英双解韦氏大学字典》。在鲍、夏两家的第三代中，由于父辈的安排，鲍咸恩之子鲍庆甲、鲍咸昌之子鲍庆林、夏瑞芳之子夏鹏（筱芳）均做到中层的职位。这种在姻亲基础上的人事安排是教会派在商务印书馆长期盘踞的有利因素。
《东成西就》一书提到，鲍庆林娶了高凤池的女儿高斐君罗元旭：《东成西就——七个华人基督教家族与中西交流百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85页。。但从高凤池日记中的有关记载来看，并非如此。1935年2月18日的日记记载：
近为道惠事十分系念，故昨日第二次往视其父庆甲，满拟与彼讨论一切，可惜父子都不在家。承其后妻某氏详述庆甲之近况与家庭艰难情形，余闻之，嗒然而回。
高凤池只有一女斐君、一子鹏云。从日记来看，道惠是高凤池的外孙，其父为鲍庆甲。因此高凤池的女婿是鲍庆甲而不是鲍庆林。按日记所附致道惠信中的“你是一个无母亲的孤儿”，高斐君已经过世，鲍庆甲再娶。
六、美华书馆
高凤池曾在美国长老会在上海创办的美华书馆任职21年，做到华经理的职位，因此他在日记中也有所记录。1930年11月20日的日记记载：
又据谢君言，美华书馆地产机器有全盘出售信息，嘱为留意。美华书馆系美国长老会所创办，已有七八十年之历史，为我国最早之印刷机关。凡我国铅印与印刷人才，皆发祥于此。余由学校毕业后，即入该馆办事，计二十年之久，亦余一生发轫之地。自十年以来，印刷蓬蓬勃勃，该馆机件陈旧落伍，即人才亦太暮气，年有亏折。按该馆之设，原为便利传道，不在谋利，故总差会有收息停办之表示。高凤池：《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明灯道声非常时期合刊》1939年第11期，第18页。
此时的美华书馆在机器、人才方面均无优势，濒临停办境地，与商务印书馆相比，呈现此伏彼起之势。
高凤池在次年9月23日的日记又提到美华书馆：
陈春生君来言美华书馆事。该馆为美国北长老会所创办，在我国第一最早印刷机关，有七十余年之历史。彼时我国虽有木版雕刻，迟钝粗鄙，该馆创铸字模，用活字机印，精美迅速，于是推行至石印彩印。书籍出版，迅如风驶电闪，日出万卷。余于一八八四年入该馆办事，初八年为校对，继五年为管理货栈，末后八年管理银钱账目，共计有二十一年之久。彼时主任为教士范约翰，后继以费启鸿教士。余在馆承蒙两教士优礼相待，乃于一九□五年离职，而入商务书馆，余一生事业发轫于此，故对该馆至今系恋无已。该馆（指美华书馆）初设于本埠小东门外十六铺，后迁至二摆渡北京路中市，约于一九□□年在北四川路购地十余亩，建造新式厂房，添备机械，规模扩大。彼时四川路一隅，荒芜冷僻，自经该馆建设工厂之后，地面日见繁盛，地价亦因之飞涨，至二三十倍之大，市面骤然热闹，皆赖该馆筚路蓝缕开创之功也。近十年来，该馆营业逐渐衰落，年有亏折，其原因如次：（一）暮气已深，积重难返;（二）机械陈旧，产生力减;（三）同业竞争，相形见绌。今闻美国总差会决计将该馆停办，将全部地产房屋机件生财出售。沧海桑田，盛衰无常，当余在馆办事时，为全国第一极大印刷机关。余闻之，不觉慨然有今昔之叹。高凤池：《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明灯道声非常时期合刊》1939年第12期，第20页。 高鳳池不仅提到自己在美华书馆的经历，也提到了美华书馆由盛转衰的历史及衰落的原因。
1931年10月24日的日记则提到了美华书馆歇业情况：
前日往美华书馆访该馆经理金多士君。金君系英之苏格兰人，和气诚笃，在馆服务垂五十年，余在该馆时承其优待。今闻美华将欲结束，金君预备回国。据金君言，纽约总差会在数十年前，彼时中国无印刷机关，总差会为便利传教起见，开设美华，印刷教会需用书籍;今中国印刷事业盛行，教会书籍，家家可印，且本馆之机件失时，营业难振。今昔情形悬殊，无存在之必要，故总差会决计将该馆结束停办。今已将全盘之地产房屋机器铅件如数出售于中国地产公司，约售银五十万两，草契已立，至年终银产两交云云。金君言时面有不豫之色，一则不愿离去久居之中国，一则忧一班年老工友之失业。余闻之，不觉感慨系之。盖余一生发轫于此，且受惠甚优，又当余服务时，该馆为全国最模范之大印刷局，今则衰落淘汰，大有沧桑之感。高凤池：《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明灯道声非常时期合刊》1939年第12期，第21页。
金多士英文名Gilbert McIntosh，苏格兰人，系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曾著有The Mission Press in China（《在华传教士出版简史》），在美华书馆出版。对于美华书馆在自己手上关门，金多士无奈失望，而高凤池对此也有沧桑之感。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高凤池在1930年9月13日的日记中还谈了对“言论出版自由”的认识：
国民政府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载在典章，但按之事实，绝端两歧，取缔之严，干渉之密，较之专制时代，有过之无不及者。今各报馆，派驻检查员，凡论说、新闻，须经该员检阅认可，始行登报。对出版书籍，审査极严，非恭维党义，不易批准;凡以前教科书，非独不准出售，且勒令将存书与版片销毁……高凤池：《高翰卿近九年日记选抄》，《明灯道声非常时期合刊》1939年第10期，第17页。
他指出，国民政府1928年上台之后，确定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但是实际并非如此。书报审查极其严格，并影响了教科书出版。
七、结 语
高凤池日记，单从出版史料来讲，篇幅并不大。但从出版研究的角度而言，有些史料相当重要。而且日记中的其他内容较为丰富多样，研究者也可从多角度、多侧面进行研究，这正是高凤池日记的价值所在。笔者希望对此进行必要的勘误和注解，能够早日将其付诸出版。更奢望在高凤池的后人手中仍保存其日记的原本，有朝一日问世，为我们提供更多的研究史料。
〔作者叶新，北京印刷学院教授〕
The Value of the Diaries of Gao Fengchi as Materials for Studying the Publishing History
Ye Xin
Abstract：Based on the discovery and sorting of the diaries of Gao Fengchi， the paper engages in textual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the contents about Zhang Yuanji， the Commercial Press and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in these diaries in the order of diarykeeping aimed at highlighting the value of the Diaries of Gao Fengchi as good materials for studying the publishing history.
Keywords：Gao Fengchi， diaries， Zhang Yuanji， the Commercial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