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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国际关系结构性矛盾加剧并引发新危机新挑战，大国博弈加剧。全球局势中不确定因素上升，地区稳定遭遇严峻挑战。然而，面对复杂局面，中国外交积极作为，因势利导，中国的国际处境得以改善，并在国际事务中充分发挥中国特色大国作用。
国际格局演变遭遇“新常态”
发展中国家继续集体崛起，西方实力相对下降，“南升北降”仍为大势所趋，世界多极化趋势继续发展。美国“一超”地位动摇，对世界掌控力减弱，单边黩武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去美元化、非美元化趋势显露，推动国际金融秩序重塑。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显著提高，成为推动国际体系变革和加强全球治理的生力军。
2014年，全球发展分化特点加剧。各国增长有高有低，政策有紧有松。发达经济体中，美国实现高增长而日欧增长率较低;美收紧货币，日欧继续实施量宽政策。金砖国家中，中国和印度高速增长，而巴西和俄罗斯面临经济滞胀、货币贬值、资金流出等困境，增速较低。多极化趋势在发展的同时遭遇阻力。发展中国家整体增长尽管仍保持较高水平，但增速放缓成为“新常态”，“南升北降”幅度收窄。
全球权力竞争发生复杂变化。权力的重心继续由美国和欧洲转向亚洲。与之相伴的是，国际关系进入不稳定时期，大国间竞争态势加剧。美国的霸权统治将逐渐消退。美虽然仍将是强大的军事大国，但伴随着其他大国信心和影响的增长，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将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一些国家和组织加入对地区和全球影响性竞争。同时应该看到，美国为保住其全球霸权地位，决意重振综合国力，在推进页岩气革命的同时，力推“再工业化”，重视创新驱动，美国到2014年年底成立八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美国经济有望步入中速增长。在外交上美国显示出历史性突破动向，在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压力下，美国为充分运用“巧实力”，鼓励古巴改革，宣布准备就恢复美古关系展开磋商。美国为保住其金融霸权地位，国会2014年再次未能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纳入拨款法案。显然，国际金融秩序重塑任重而道远，最大阻力则来自美国。
另外，非国家行为体兴起，其国际影响愈发不可忽视。2014年，“伊斯兰国”异军突起，攻城略地，打通地区国家边界，严重威胁西亚北非稳定。该股势力打乱了美国中东战略调整的部署和节奏，迫使其改变政策着力点的顺序，对美国总体战略布局也构成牵制。“伊斯兰国”损害伊朗、中国、俄罗斯、欧盟等大国和国际组织的利益，对南亚、中亚、外高加索、西非、东非等地区也产生溢出效应。
乌克兰危机触发
严重国际政治后果
以亚努科维奇政府宣布暂时中止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议和自贸区协定为导火索，以美欧为幕后黑手，以反对派走上街头为燃点，乌克兰危机一发不可收拾。亚努科维奇政权被推翻，克里米亚通过公投脱乌入俄，乌东南部陷入动荡。乌政府试图剿灭东南两州亲俄势力，俄罗斯普京发起的明斯克停火协议未能止熄战火燃烧。突如其来的马航空难事件，给乌克兰危机火上浇油。乌内战打响的同时，俄乌博弈加剧，俄与西方斗争深化。
乌克兰大选结果被美欧俄同时接受，但乌克兰并未“中立化”。乌克兰新政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加紧“入欧”，议会以压倒性优势通过法案，决定放弃不结盟地位，迈出投向“北约”重要步伐。乌克兰外交部长克利姆金说，放弃中立地位将表明乌克兰向欧洲和西方靠拢的决心，“这将（让我们）融入欧洲和欧洲—大西洋空间”。[1]俄罗斯面临艰难的“乌克兰保卫战”。
乌克兰危机导致严重的地缘政治与国际秩序后果。俄与西方关系跌入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谷。乌危机标志着美欧“双东扩”引发的地缘战略与安全矛盾总爆发，俄绝地反击，俄西关系陷入长期冲突。西方对俄罗斯挥舞制裁大棒。俄罗斯则针锋相对，做出“不容勒索”、“予以反击”等强硬表态。双方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挤压与反挤压、孤立与反孤立、制裁与反制裁斗争愈演愈烈。欧陆重新成为地缘政治较量前沿，再临传统安全风险，引发“新冷战”乃至新热战忧患。俄复兴遇阻，其主导的独联体一体化受挫。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准则遭逢挑战，西方在国际关系准则上的“双重标准”凸现。
乌克兰危机使美国一石多鸟，初达夺乌弱俄拉欧及重振北约之目的。欧联美助乌抗俄的同时，力避自身利益受损，图谋利用明斯克停火协议等缓和紧张局势。日本不得不追随美欧制裁俄罗斯，同时寻机拉俄。俄在乌局势上与西方艰苦拉锯，在国际战略大棋局上则纵横捭阖。一是加强东向战略，提升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二是在美国敏感纵深“亮肌肉”，战略轰炸机、潜艇等“四面出击”，在中东、拉美、东北亚、极地、网络等要地动作频频;三是设法利用欧美矛盾与立场差异，加强对欧接触与谈判。但俄因油价暴跌和西方制裁，经济软肋被击中，正陷入金融与经济危机，对俄构成严重挑战。
乌克兰危机还意味着，全球形成亚太、中东和欧洲三大地缘政治对抗并行推进、发展、相互影响的局面，牵动国际战略格局深刻演变。俄与西方关系严重恶化意味着，布热津斯基等曾经鼓吹的将俄罗斯拉入西方阵营构筑大西方的战略设想破产，俄加入西方富国俱乐部并融入西方文明体系的追求遭受重挫，日本安倍政府则面临美俄二选一的难题，其拉俄对华的如意算盘落空。
在国际战略环境特别是西部安全环境恶化背景下，俄“安全防范向西，经济合作向东”的态势正在加速形成。中俄战略协作与务实合作进一步深化迎来重要机遇期。中俄在能源合作方面取得突破性成果，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上的合作得到加强。俄罗斯将更加重视与新兴大国和地区国家的合作，从而有利于推进金砖国家合作、上海合作组织和亚信会议等多边机制的发展。
三股恶势力呈回潮和蔓延之势
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离主义是对国家安定团结和世界和平发展危害极大的三股恶势力。2014年，三股势力抬头。联合国大会第69届会议一般性辩论及联合国其他会议一并表明，三股恶势力日益成为各方心头大患和重大关切，亟待加强共同应对。 “伊斯兰国”跃升为全球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恐怖组织，引起广泛警惕。其在叙利亚、伊拉克崛起，打破了西亚北非政治格局，严重影响地区稳定。“伊斯兰国”决意消灭以色列，挑战伊朗地缘战略利益和俄在中东“势力范围”。该势力严重影响美对伊拉克战争和对伊“民主改造”的成果。同时，扰乱美国中东战略调整的部署和节奏，迫使其改变政策着力点的顺序。将恐暴势头打下去，成为美国中东政策的当务之急，而更迭巴沙尔政权的选项不得不推迟。同时，“伊斯兰国”也对美推进亚太“再平衡”等其他战略重点构成牵制。其发誓占领新疆，对中国主权和国家统一构成潜在威胁。其吸引全球极端与恐暴分子加入“圣战”，并将恐怖威胁扩散到世界各地。各恐暴组织“学习借鉴”其斗争经验，阿塔、巴塔、“博科圣地”、利比亚原教旨主义武装等发动新攻势，印尼“伊斯兰团”宣布成立东南亚“伊斯兰国”，导致亚非两洲出现大范围动荡。美联合多国打击“伊斯兰国”，但未能遏制其扩张。
恐怖主义扩散趋势引发各方关切。除“伊斯兰国”外，索马里的青年党、西非的博科圣地以及基地组织都构成巨大威胁。中东地区冲突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恐怖和极端分子前往参战。这些恐怖势力一旦“回流”，将对各国、地区乃至国际安全与稳定构成严重挑战。社交媒介被用作恐怖极端组织煽动理念的阵地，策划恐怖袭击的手段，招募恐怖分子的平台，网络恐怖主义将成为威胁扩散的帮凶。
极端主义堪称恐怖主义的孪生兄弟。恐怖主义回潮伴随着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抬头和煽动性言论的蔓延。不同文明间联盟高级代表纳赛尔强调，极端暴力主义及其助长恐怖主义的作用是21世纪全人类所面临的挑战。恐怖组织和极端思想正在争取下一代。伊朗总统鲁哈尼强调，中东的许多地区目前正在极端主义的火焰中燃烧，极端分子从世界各地来到中东，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意识形态，这就是暴力和极端主义。西方在中东等地的战略性错误使这些地区滋生恐怖和极端分子，基地组织、塔利班以及现代极端主义团体被制造出来的经验表明，不能够利用极端团体来对付一个敌对国家，最后又对极端主义抬头的后果无动于衷。
分离主义和分裂势头抬升也引起高度关注。更多国家正在面临民族分离主义和政治分裂的严峻挑战。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造成分裂的政治正在抬头，即时通信、自由贸易和旅行便利被一些势力用来制造分裂。西方往往对分裂问题采取双重标准，纵容分裂政治，使问题火上浇油。
亚太地区大国战略博弈深化
中美博弈进入深水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设计中，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多管齐下对中国布局设防，应对中国崛起。美国加强与地区国家的军事关系。美国与日本正在共同修改防卫合作指针，明显要将中国作为假想敌。美国与菲律宾签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使美军进入菲海空基地，并扩大轮换部署。美国部分解除对越南武器出口限制。美国表示计划增派驻扎在澳大利亚的部队。奥巴马总统访问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缅甸等国时，均谈到提供安全保障或援助。美加大地区军事投入，计划将每年在亚太地区举行的演习增加到130次，将港口访问增加到700次，对该地区的对外军事资助增加35%，军事培训和教育投入增加40%。[2]同时，美国持续对中国进行抵近侦察。美还借地区主权权益争端对华施压，借此“规范”中国行为。美官员公开指责中国“破坏南海地区的稳定”，并警告称如果国际秩序受到威胁，美不会无动于衷。美认为中方在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方面更加强硬，增加了地区国家担忧，并炒作中国军队加强军事演习训练、发展先进武器装备，可能对美国相关军事设施构成威胁。美国还继续对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指手画脚，并“警告”中国不要在南海设立防空识别区。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美国更多次无端对中国发难，甚至以所谓网络窃密为由起诉五名中国军官。美国无法推翻中美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的共识，却在执行过程中避重就轻。美国一方面要求中国与美合作，另一方面却回避在中国核心关切问题上给予应有尊重。尤其主权、领土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美国公然支持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对中国的挑衅，并高举“国际法、国际准则”旗帜，压中国澄清“九段线”。
中日关系症结在于日本政治右倾化。2014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继续追寻其所谓“正常国家化”目标。日方在历史问题上严重倒退，不顾中韩等周边国家抗议，美化侵略历史，否认强征慰安妇事实。日本政府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强推解禁集体自卫权，摆脱专守防卫原则对日本的制约，推进自卫队全球化，架空和平宪法，摆脱战后秩序。日本极力否认钓鱼岛争议。日首相借外交活动拉帮结派围堵中国。中日达成四点共识为两国关系带来转圜希望，但日方针对共识的负面言论和行动为两国关系蒙上阴影。
中国国际处境改善
中国国际处境由相对紧张转向相对宽松、缓和。这既是客观形势使然，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奋发有为的积极成果。
中国精心运作主场外交并大获成功。借助主场外交，中国提振亚信（CICA），倡导新亚洲观和亚洲安全观，举办史上最好APEC峰会，提出构建亚太梦，启动亚太自贸进程;致力于创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发展银行和丝路基金，力推“一带一路”倡议，与各方打造开放包容的利益与命运共同体。中国的主场外交成就足以彪炳史册。
中国大力推进周边外交，打造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2014年，中国与周边国家继续密集高层交往，各层次、各领域合作全面展开，彼此利益融合不断深化，相互理解逐步加强。继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之后，中国2014年又召开中、印、缅三国共同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活动，赋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的时代内涵，在周边和国际社会产生积极反响。中国推进同东北亚国家务实合作，习近平主席对韩国、蒙古进行专访，用“四个伙伴”丰富了中韩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将中蒙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继续推进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在2013年李克强总理提出的“2 7”合作框架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协力规划中国—东盟关系发展大战略等新建议。中方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谈判，商谈中国—东盟国家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事宜，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进入实质性磋商阶段。中国实现对中亚国家访问全覆盖，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分别成功访问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C线通气并启动D线建设，建立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签署了商谈十年之久的上海合作组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开启了上合组织的扩员进程。中国加强与南亚国家友好合作，习近平主席访问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建立中马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宣布启动中斯自贸区谈判，启动科伦坡港口城项目，有力推进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3] 中国推动大国关系健康发展。乘势而为，加强了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取得重大务实合作成果。中国力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美方承认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强调中美强有力关系是美“亚太再平衡”核心。同时，美国对华“合作共赢”需求有所上升。美国欢迎中方加大对美投资，承诺对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中国投资者保持开放的投资环境，重申其开放投资政策以及依法以公平和平等方式对待所有投资者的承诺，宣布对华新签证措施。美国强调中美在朝鲜半岛去核化、伊朗核问题、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中东等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希望中国与美国进行合作。中国致力于将中欧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结合起来，共同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为中欧合作注入新动力。
中国积极管控分歧，提出解决南海问题“双轨思路”，与日达成四点原则共识，改善对越关系，与美达成海上意外相遇准则，中美签署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和公海海域海空军事安全行为准则。
中国开展新一轮改革开放，释放市场、资本魅力和威力，推介中国发展前景光明论和机遇论，增强了国际影响力，提升了国际地位和声望。
结
国际格局演变遭遇“新常态”
发展中国家继续集体崛起，西方实力相对下降，“南升北降”仍为大势所趋，世界多极化趋势继续发展。美国“一超”地位动摇，对世界掌控力减弱，单边黩武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去美元化、非美元化趋势显露，推动国际金融秩序重塑。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显著提高，成为推动国际体系变革和加强全球治理的生力军。
2014年，全球发展分化特点加剧。各国增长有高有低，政策有紧有松。发达经济体中，美国实现高增长而日欧增长率较低;美收紧货币，日欧继续实施量宽政策。金砖国家中，中国和印度高速增长，而巴西和俄罗斯面临经济滞胀、货币贬值、资金流出等困境，增速较低。多极化趋势在发展的同时遭遇阻力。发展中国家整体增长尽管仍保持较高水平，但增速放缓成为“新常态”，“南升北降”幅度收窄。
全球权力竞争发生复杂变化。权力的重心继续由美国和欧洲转向亚洲。与之相伴的是，国际关系进入不稳定时期，大国间竞争态势加剧。美国的霸权统治将逐渐消退。美虽然仍将是强大的军事大国，但伴随着其他大国信心和影响的增长，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将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一些国家和组织加入对地区和全球影响性竞争。同时应该看到，美国为保住其全球霸权地位，决意重振综合国力，在推进页岩气革命的同时，力推“再工业化”，重视创新驱动，美国到2014年年底成立八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美国经济有望步入中速增长。在外交上美国显示出历史性突破动向，在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压力下，美国为充分运用“巧实力”，鼓励古巴改革，宣布准备就恢复美古关系展开磋商。美国为保住其金融霸权地位，国会2014年再次未能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纳入拨款法案。显然，国际金融秩序重塑任重而道远，最大阻力则来自美国。
另外，非国家行为体兴起，其国际影响愈发不可忽视。2014年，“伊斯兰国”异军突起，攻城略地，打通地区国家边界，严重威胁西亚北非稳定。该股势力打乱了美国中东战略调整的部署和节奏，迫使其改变政策着力点的顺序，对美国总体战略布局也构成牵制。“伊斯兰国”损害伊朗、中国、俄罗斯、欧盟等大国和国际组织的利益，对南亚、中亚、外高加索、西非、东非等地区也产生溢出效应。
乌克兰危机触发
严重国际政治后果
以亚努科维奇政府宣布暂时中止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议和自贸区协定为导火索，以美欧为幕后黑手，以反对派走上街头为燃点，乌克兰危机一发不可收拾。亚努科维奇政权被推翻，克里米亚通过公投脱乌入俄，乌东南部陷入动荡。乌政府试图剿灭东南两州亲俄势力，俄罗斯普京发起的明斯克停火协议未能止熄战火燃烧。突如其来的马航空难事件，给乌克兰危机火上浇油。乌内战打响的同时，俄乌博弈加剧，俄与西方斗争深化。
乌克兰大选结果被美欧俄同时接受，但乌克兰并未“中立化”。乌克兰新政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加紧“入欧”，议会以压倒性优势通过法案，决定放弃不结盟地位，迈出投向“北约”重要步伐。乌克兰外交部长克利姆金说，放弃中立地位将表明乌克兰向欧洲和西方靠拢的决心，“这将（让我们）融入欧洲和欧洲—大西洋空间”。[1]俄罗斯面临艰难的“乌克兰保卫战”。
乌克兰危机导致严重的地缘政治与国际秩序后果。俄与西方关系跌入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谷。乌危机标志着美欧“双东扩”引发的地缘战略与安全矛盾总爆发，俄绝地反击，俄西关系陷入长期冲突。西方对俄罗斯挥舞制裁大棒。俄罗斯则针锋相对，做出“不容勒索”、“予以反击”等强硬表态。双方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挤压与反挤压、孤立与反孤立、制裁与反制裁斗争愈演愈烈。欧陆重新成为地缘政治较量前沿，再临传统安全风险，引发“新冷战”乃至新热战忧患。俄复兴遇阻，其主导的独联体一体化受挫。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准则遭逢挑战，西方在国际关系准则上的“双重标准”凸现。
乌克兰危机使美国一石多鸟，初达夺乌弱俄拉欧及重振北约之目的。欧联美助乌抗俄的同时，力避自身利益受损，图谋利用明斯克停火协议等缓和紧张局势。日本不得不追随美欧制裁俄罗斯，同时寻机拉俄。俄在乌局势上与西方艰苦拉锯，在国际战略大棋局上则纵横捭阖。一是加强东向战略，提升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二是在美国敏感纵深“亮肌肉”，战略轰炸机、潜艇等“四面出击”，在中东、拉美、东北亚、极地、网络等要地动作频频;三是设法利用欧美矛盾与立场差异，加强对欧接触与谈判。但俄因油价暴跌和西方制裁，经济软肋被击中，正陷入金融与经济危机，对俄构成严重挑战。
乌克兰危机还意味着，全球形成亚太、中东和欧洲三大地缘政治对抗并行推进、发展、相互影响的局面，牵动国际战略格局深刻演变。俄与西方关系严重恶化意味着，布热津斯基等曾经鼓吹的将俄罗斯拉入西方阵营构筑大西方的战略设想破产，俄加入西方富国俱乐部并融入西方文明体系的追求遭受重挫，日本安倍政府则面临美俄二选一的难题，其拉俄对华的如意算盘落空。
在国际战略环境特别是西部安全环境恶化背景下，俄“安全防范向西，经济合作向东”的态势正在加速形成。中俄战略协作与务实合作进一步深化迎来重要机遇期。中俄在能源合作方面取得突破性成果，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上的合作得到加强。俄罗斯将更加重视与新兴大国和地区国家的合作，从而有利于推进金砖国家合作、上海合作组织和亚信会议等多边机制的发展。
三股恶势力呈回潮和蔓延之势
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离主义是对国家安定团结和世界和平发展危害极大的三股恶势力。2014年，三股势力抬头。联合国大会第69届会议一般性辩论及联合国其他会议一并表明，三股恶势力日益成为各方心头大患和重大关切，亟待加强共同应对。 “伊斯兰国”跃升为全球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恐怖组织，引起广泛警惕。其在叙利亚、伊拉克崛起，打破了西亚北非政治格局，严重影响地区稳定。“伊斯兰国”决意消灭以色列，挑战伊朗地缘战略利益和俄在中东“势力范围”。该势力严重影响美对伊拉克战争和对伊“民主改造”的成果。同时，扰乱美国中东战略调整的部署和节奏，迫使其改变政策着力点的顺序。将恐暴势头打下去，成为美国中东政策的当务之急，而更迭巴沙尔政权的选项不得不推迟。同时，“伊斯兰国”也对美推进亚太“再平衡”等其他战略重点构成牵制。其发誓占领新疆，对中国主权和国家统一构成潜在威胁。其吸引全球极端与恐暴分子加入“圣战”，并将恐怖威胁扩散到世界各地。各恐暴组织“学习借鉴”其斗争经验，阿塔、巴塔、“博科圣地”、利比亚原教旨主义武装等发动新攻势，印尼“伊斯兰团”宣布成立东南亚“伊斯兰国”，导致亚非两洲出现大范围动荡。美联合多国打击“伊斯兰国”，但未能遏制其扩张。
恐怖主义扩散趋势引发各方关切。除“伊斯兰国”外，索马里的青年党、西非的博科圣地以及基地组织都构成巨大威胁。中东地区冲突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恐怖和极端分子前往参战。这些恐怖势力一旦“回流”，将对各国、地区乃至国际安全与稳定构成严重挑战。社交媒介被用作恐怖极端组织煽动理念的阵地，策划恐怖袭击的手段，招募恐怖分子的平台，网络恐怖主义将成为威胁扩散的帮凶。
极端主义堪称恐怖主义的孪生兄弟。恐怖主义回潮伴随着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抬头和煽动性言论的蔓延。不同文明间联盟高级代表纳赛尔强调，极端暴力主义及其助长恐怖主义的作用是21世纪全人类所面临的挑战。恐怖组织和极端思想正在争取下一代。伊朗总统鲁哈尼强调，中东的许多地区目前正在极端主义的火焰中燃烧，极端分子从世界各地来到中东，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意识形态，这就是暴力和极端主义。西方在中东等地的战略性错误使这些地区滋生恐怖和极端分子，基地组织、塔利班以及现代极端主义团体被制造出来的经验表明，不能够利用极端团体来对付一个敌对国家，最后又对极端主义抬头的后果无动于衷。
分离主义和分裂势头抬升也引起高度关注。更多国家正在面临民族分离主义和政治分裂的严峻挑战。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造成分裂的政治正在抬头，即时通信、自由贸易和旅行便利被一些势力用来制造分裂。西方往往对分裂问题采取双重标准，纵容分裂政治，使问题火上浇油。
亚太地区大国战略博弈深化
中美博弈进入深水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设计中，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多管齐下对中国布局设防，应对中国崛起。美国加强与地区国家的军事关系。美国与日本正在共同修改防卫合作指针，明显要将中国作为假想敌。美国与菲律宾签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使美军进入菲海空基地，并扩大轮换部署。美国部分解除对越南武器出口限制。美国表示计划增派驻扎在澳大利亚的部队。奥巴马总统访问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缅甸等国时，均谈到提供安全保障或援助。美加大地区军事投入，计划将每年在亚太地区举行的演习增加到130次，将港口访问增加到700次，对该地区的对外军事资助增加35%，军事培训和教育投入增加40%。[2]同时，美国持续对中国进行抵近侦察。美还借地区主权权益争端对华施压，借此“规范”中国行为。美官员公开指责中国“破坏南海地区的稳定”，并警告称如果国际秩序受到威胁，美不会无动于衷。美认为中方在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方面更加强硬，增加了地区国家担忧，并炒作中国军队加强军事演习训练、发展先进武器装备，可能对美国相关军事设施构成威胁。美国还继续对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指手画脚，并“警告”中国不要在南海设立防空识别区。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美国更多次无端对中国发难，甚至以所谓网络窃密为由起诉五名中国军官。美国无法推翻中美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的共识，却在执行过程中避重就轻。美国一方面要求中国与美合作，另一方面却回避在中国核心关切问题上给予应有尊重。尤其主权、领土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美国公然支持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对中国的挑衅，并高举“国际法、国际准则”旗帜，压中国澄清“九段线”。
中日关系症结在于日本政治右倾化。2014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继续追寻其所谓“正常国家化”目标。日方在历史问题上严重倒退，不顾中韩等周边国家抗议，美化侵略历史，否认强征慰安妇事实。日本政府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强推解禁集体自卫权，摆脱专守防卫原则对日本的制约，推进自卫队全球化，架空和平宪法，摆脱战后秩序。日本极力否认钓鱼岛争议。日首相借外交活动拉帮结派围堵中国。中日达成四点共识为两国关系带来转圜希望，但日方针对共识的负面言论和行动为两国关系蒙上阴影。
中国国际处境改善
中国国际处境由相对紧张转向相对宽松、缓和。这既是客观形势使然，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奋发有为的积极成果。
中国精心运作主场外交并大获成功。借助主场外交，中国提振亚信（CICA），倡导新亚洲观和亚洲安全观，举办史上最好APEC峰会，提出构建亚太梦，启动亚太自贸进程;致力于创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发展银行和丝路基金，力推“一带一路”倡议，与各方打造开放包容的利益与命运共同体。中国的主场外交成就足以彪炳史册。
中国大力推进周边外交，打造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2014年，中国与周边国家继续密集高层交往，各层次、各领域合作全面展开，彼此利益融合不断深化，相互理解逐步加强。继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之后，中国2014年又召开中、印、缅三国共同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活动，赋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的时代内涵，在周边和国际社会产生积极反响。中国推进同东北亚国家务实合作，习近平主席对韩国、蒙古进行专访，用“四个伙伴”丰富了中韩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将中蒙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继续推进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在2013年李克强总理提出的“2 7”合作框架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协力规划中国—东盟关系发展大战略等新建议。中方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谈判，商谈中国—东盟国家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事宜，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进入实质性磋商阶段。中国实现对中亚国家访问全覆盖，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分别成功访问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C线通气并启动D线建设，建立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签署了商谈十年之久的上海合作组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开启了上合组织的扩员进程。中国加强与南亚国家友好合作，习近平主席访问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建立中马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宣布启动中斯自贸区谈判，启动科伦坡港口城项目，有力推进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3] 中国推动大国关系健康发展。乘势而为，加强了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取得重大务实合作成果。中国力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美方承认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强调中美强有力关系是美“亚太再平衡”核心。同时，美国对华“合作共赢”需求有所上升。美国欢迎中方加大对美投资，承诺对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中国投资者保持开放的投资环境，重申其开放投资政策以及依法以公平和平等方式对待所有投资者的承诺，宣布对华新签证措施。美国强调中美在朝鲜半岛去核化、伊朗核问题、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中东等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希望中国与美国进行合作。中国致力于将中欧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结合起来，共同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为中欧合作注入新动力。
中国积极管控分歧，提出解决南海问题“双轨思路”，与日达成四点原则共识，改善对越关系，与美达成海上意外相遇准则，中美签署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和公海海域海空军事安全行为准则。
中国开展新一轮改革开放，释放市场、资本魅力和威力，推介中国发展前景光明论和机遇论，增强了国际影响力，提升了国际地位和声望。
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