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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光，中国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中国书法协会培训中心教授。在过去的57年岁月里，张旭光执著地走在书法这条道路上。无论是儿时为乡邻写春联，青年时在部队放电影、写幻灯片，还是在大专班学习电子专业课程，直到而立之年成为专业的书法工作者，他的大部分光阴都和书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始终在追随着自己的梦想，用一生做自己想做的事，那就是书法。
记者：近些年，您的书法受到业内外人士越来越多的关注。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可去年北京大学书法研究院聘请您为客座教授。请简单谈谈您是怎样和书法结缘并一路走到现在的?
张旭光：对于书法，我是“土八路”出身。我父亲在河北邯郸陶瓷厂工作，他的工作就是在瓷器上写字。他还很喜欢戏剧，我们家有许多剧本和唐代书法大家们的字帖，这些对我应该有一定启蒙作用。每到过年的时候，父亲给乡亲们写春联，我也跟着写。高中时，老师们就经常找我写字，装了框挂在家里。可以说是父亲和老师们的鼓励，培养了我最初对写字和书法的兴趣。
高中毕业入伍后，我先后在团和军部电影组放电影，做宣传工作。1979年，我参加了军里开办的电大班电子专业的学习，每天晚上还去书法培训班上课。这个培训班让我开始接受比较正规的书法训练，而不再停留在兴趣层面。后来的一次全军书法摄影美术展上，我得了一等奖。之后北京军区宣传部选人，要求写字好、写作能力强，懂数理化。借着这个机会，我来到了北京军区。
1988年，我在中国美术馆办了个人书法展，被报道为美术馆开馆以来办个人书法展最年轻的书法家，当时我33岁。这次展览让我真正走上了书法道路。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我选择了转业。1990年底，在当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高占祥同志的引荐下，我进入中国书法家协会，从事当代书法批评、教材编写和教学工作。那段时间，我对书法本体、技法和创作等方面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逐渐成为一个真正内行的书法人。
记者：您曾经认为书法语言离社会生活太遥远，太需要才华，也怀疑自己才华不够而多次动摇。能不能谈谈当时的情形?
张旭光：我们常说艺术源于生活，但很少有人深究书法是否源于生活。1992年我去西安参加国际书法研讨会，其间参观了碑林。碑林院子里有许多汉代石雕，那种开张、弥漫、凝重的气势让我很激动，当时我就想用书法来表现这种汉代浪漫主义。但尝试之后始终找不到感觉，我请教了一些老书法家，也都不得其法。如何才能用书法来表现当代人的生活体验?“古代书法大家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怀素观夏云多奇峰和宋人黄山谷见峡中荡桨而悟得书法”，我的体验印证了这些都是真实可能的。当时感觉自己“愚钝至极”，社会生活里的体验我无法表达。要实现这种升华只有一般的才华是不够的，所以我决定放弃。
但是想放弃的东西却始终放弃不了，瞬间可能具有永恒的意义，并成为一生要追求的理想。“非典”以后的一次创作中，我突然找到了自己一直在寻求的东西，并完成了第一次具有原生意义的创作。这距最初的困惑已经10年了。不过之后我没有刻意继续加强。我始终认为，文雅是书法的最高境界，弥漫和夸张不是。
记者：作为一门传统艺术，您如何理解书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张旭光：一件书法作品就是一个人全部素养的物化，知识、才情，修养、品味、人格理想、阅历等。作品摆出来，就代表了一个人的全部。书法又是一门综合艺术，与文学，美学，哲学，力学等都有关系。中国传统思想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修身来说，书法是最重要的途径，书法也一度成为士大夫阶层文化品味的表现。民间理解的书法就是写大字。在老百姓当中，对字的喜欢和审美也活在他们的血液当中。这些内容共同构成了书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义。
记者：书法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个人行为塑造具有哪些典型意义?
张旭光：我曾经专门写文章论述过这个问题。首先它具有审美价值，中国人祖祖辈辈都很看重字，认为它象征着吉祥，比如“福”、“寿”。人类社会往往就是按照人们的审美需要发展的。书法对于提高人的审美价值很有帮助。
书法还具有行为控制价值。让小孩子练习书法，让他们进入“起笔要逆锋，收笔要回锋”的规矩训练中，有利于培养他们的耐心。对书法家来说，到了一定阶段，书法也有抒发和宣泄情感的价值。
再次是科学认识价值。中国书法史在宋代以前，总的思想是道法自然，反对做作。宋代以后，讲究“书为心话”，性情的因素更多些。启功先生曾说，唐人以前，书法是自然流淌出来的，唐人时书法是嚷出来的，宋人是想出来的，元明清是仿出来的。自然是书法的最高要求。
最后是道德价值。书法是许多人都消费得起的艺术，参与人数众多。历代书法都是写一些名言警句，内容多围绕真善美，劝学、歌颂大好河山、爱国主义等励志箴言。
记者：在您看来，一个上进的书法家努力的方向应该是什么?
张旭光：宏观上看，目前整个书法队伍的审美取向是坚持传统，要有创新，取法多样化。坚持传统是书法自身的特殊规律决定的，新奇险怪不适用于书法。坚持传统的前提下，还要有创新，要有自己的性情和对书法的感悟。有人说传统是万岁，创新就是万岁加一岁，是有些道理的，创新必须建立在传统之上。书坛还讲求取法多样化，无论什么流派什么风格都是平等的，这是艺术规律。
从微观的审美取向来看，对一件作品有很多要求。写字的话，干净整齐对称利索就可以了，而书法讲究梳密关系、黑白关系、中锋运笔侧锋配合等。我认为一件书法作品的好坏，可以用“到位”和“味道”来评判：“到位”就是在技法层面上，从线条到结构挑不出毛病，十分完善，只有“到位”的作品才能保持较高的品味和格调；而“味道”是书法家个人的风格和个性、艺术的感染力，以及自己对生命的理解和表达，“味道”是作者才情的标志。这两点也是我们在评选书法作品时的主要标准。
记者：作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副秘书长，您认为目前我国书法发展处于什么状况，还存在哪些问题?
张旭光：整个书坛发展形势很好。书法热从上世纪80年代初一直到现在没有消退。
上世纪80年代初，好的作品大多出自老年人，像林散之、沙孟海、启功、舒同等，他们都有旧学底子。90年代中期以后，一批中年人经过努力，真正懂书法了，现在他们仍然发挥着骨干作用。而且书坛近20年的发展，出现了一批科班出身的年轻人，他们既有很传统的功力，又受过很专业的训练，还有现代的审美理念。所以，中青年是当代书坛的中坚力量，历次大展上获奖的基本都是他们，他们是整个书坛的希望。但年轻人缺乏综合素养，也有些急于求成的因素。而且，对于 书法来说，阅历也是不可替代的重要因素。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能够沉下心来慢慢修练。书坛现在提倡人格精神，倡导大家重读《易经》读《庄子》，就是这个道理。
记者：我们国家有许多书法从业者和爱好者，他们都很关心如何提高自己的书法创作水平。您对他们有哪些建议?
张旭光：以行书为例，写行书必写晋人。东晋是人类生命的觉醒时期，书法最能够代表当时魏晋风流，而写东晋就必须写《圣教序》，接着《手札》，然后再写《兰亭序》。《兰亭序》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许多人认为学行书应该从《兰亭序》开始。但它是王羲之在极富情感状态下书写的，他本身又是书法天才，让初学者临写《兰亭序》，不符合循序渐进的规律。所以，先写王羲之的《圣教序》会更好，它是很理性的编排作品，没有感情色彩。而且王羲之的字里有柔媚和文雅的一面，一经刻碑就有所减退，把握起来更容易。
记者：从2005年起，您救助了甘肃华池县60名小学生，负担他们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学习费用，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对于慈善和公益事业，您今年有什么打算?
张旭光：华池县是中共在北方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所在地，我主要是通过书法帮孩子们解决学杂费，每个孩子每年250元，我负责60个孩子，从一年级到小学毕业。去年年底孩子们寄了很多的成绩单和信，叔叔、伯伯、爷爷，叫什么的都有。
我今年总体上的思考是多做一些慈善。想办一次个人慈善拍卖，还是用在华池县。慈善总会的人介绍说，现在最困难的是高中生，可以用拍卖的钱办助学基金。我还在《慈善专刊》上办了一个专栏《善写人间》，为他们义务写稿件，希望能吸引更多的人参与慈善工作。在社会上，我做了一项义务写牌匾的工作，每月写10个。包括北京一些古老的街道上，牌匾上的字都是打印体，打印牌匾过多就成为一种污染，缺少文化底蕴。书写牌匾对于传承城市文化和城市美化都有帮助。从去年年底到现在，我已经写了40多个，大多写给学校、幼儿园、监狱、公园、报社等公共事业和文化事业单位。因为要挂出来，所以更加认真些，还要有所设计，比如幼儿园的“儿”字，我会把儿设计成一个小孩子的样子，带着滑雪帽，很形象。
记者：近些年，您的书法受到业内外人士越来越多的关注。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可去年北京大学书法研究院聘请您为客座教授。请简单谈谈您是怎样和书法结缘并一路走到现在的?
张旭光：对于书法，我是“土八路”出身。我父亲在河北邯郸陶瓷厂工作，他的工作就是在瓷器上写字。他还很喜欢戏剧，我们家有许多剧本和唐代书法大家们的字帖，这些对我应该有一定启蒙作用。每到过年的时候，父亲给乡亲们写春联，我也跟着写。高中时，老师们就经常找我写字，装了框挂在家里。可以说是父亲和老师们的鼓励，培养了我最初对写字和书法的兴趣。
高中毕业入伍后，我先后在团和军部电影组放电影，做宣传工作。1979年，我参加了军里开办的电大班电子专业的学习，每天晚上还去书法培训班上课。这个培训班让我开始接受比较正规的书法训练，而不再停留在兴趣层面。后来的一次全军书法摄影美术展上，我得了一等奖。之后北京军区宣传部选人，要求写字好、写作能力强，懂数理化。借着这个机会，我来到了北京军区。
1988年，我在中国美术馆办了个人书法展，被报道为美术馆开馆以来办个人书法展最年轻的书法家，当时我33岁。这次展览让我真正走上了书法道路。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我选择了转业。1990年底，在当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高占祥同志的引荐下，我进入中国书法家协会，从事当代书法批评、教材编写和教学工作。那段时间，我对书法本体、技法和创作等方面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逐渐成为一个真正内行的书法人。
记者：您曾经认为书法语言离社会生活太遥远，太需要才华，也怀疑自己才华不够而多次动摇。能不能谈谈当时的情形?
张旭光：我们常说艺术源于生活，但很少有人深究书法是否源于生活。1992年我去西安参加国际书法研讨会，其间参观了碑林。碑林院子里有许多汉代石雕，那种开张、弥漫、凝重的气势让我很激动，当时我就想用书法来表现这种汉代浪漫主义。但尝试之后始终找不到感觉，我请教了一些老书法家，也都不得其法。如何才能用书法来表现当代人的生活体验?“古代书法大家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怀素观夏云多奇峰和宋人黄山谷见峡中荡桨而悟得书法”，我的体验印证了这些都是真实可能的。当时感觉自己“愚钝至极”，社会生活里的体验我无法表达。要实现这种升华只有一般的才华是不够的，所以我决定放弃。
但是想放弃的东西却始终放弃不了，瞬间可能具有永恒的意义，并成为一生要追求的理想。“非典”以后的一次创作中，我突然找到了自己一直在寻求的东西，并完成了第一次具有原生意义的创作。这距最初的困惑已经10年了。不过之后我没有刻意继续加强。我始终认为，文雅是书法的最高境界，弥漫和夸张不是。
记者：作为一门传统艺术，您如何理解书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张旭光：一件书法作品就是一个人全部素养的物化，知识、才情，修养、品味、人格理想、阅历等。作品摆出来，就代表了一个人的全部。书法又是一门综合艺术，与文学，美学，哲学，力学等都有关系。中国传统思想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修身来说，书法是最重要的途径，书法也一度成为士大夫阶层文化品味的表现。民间理解的书法就是写大字。在老百姓当中，对字的喜欢和审美也活在他们的血液当中。这些内容共同构成了书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义。
记者：书法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个人行为塑造具有哪些典型意义?
张旭光：我曾经专门写文章论述过这个问题。首先它具有审美价值，中国人祖祖辈辈都很看重字，认为它象征着吉祥，比如“福”、“寿”。人类社会往往就是按照人们的审美需要发展的。书法对于提高人的审美价值很有帮助。
书法还具有行为控制价值。让小孩子练习书法，让他们进入“起笔要逆锋，收笔要回锋”的规矩训练中，有利于培养他们的耐心。对书法家来说，到了一定阶段，书法也有抒发和宣泄情感的价值。
再次是科学认识价值。中国书法史在宋代以前，总的思想是道法自然，反对做作。宋代以后，讲究“书为心话”，性情的因素更多些。启功先生曾说，唐人以前，书法是自然流淌出来的，唐人时书法是嚷出来的，宋人是想出来的，元明清是仿出来的。自然是书法的最高要求。
最后是道德价值。书法是许多人都消费得起的艺术，参与人数众多。历代书法都是写一些名言警句，内容多围绕真善美，劝学、歌颂大好河山、爱国主义等励志箴言。
记者：在您看来，一个上进的书法家努力的方向应该是什么?
张旭光：宏观上看，目前整个书法队伍的审美取向是坚持传统，要有创新，取法多样化。坚持传统是书法自身的特殊规律决定的，新奇险怪不适用于书法。坚持传统的前提下，还要有创新，要有自己的性情和对书法的感悟。有人说传统是万岁，创新就是万岁加一岁，是有些道理的，创新必须建立在传统之上。书坛还讲求取法多样化，无论什么流派什么风格都是平等的，这是艺术规律。
从微观的审美取向来看，对一件作品有很多要求。写字的话，干净整齐对称利索就可以了，而书法讲究梳密关系、黑白关系、中锋运笔侧锋配合等。我认为一件书法作品的好坏，可以用“到位”和“味道”来评判：“到位”就是在技法层面上，从线条到结构挑不出毛病，十分完善，只有“到位”的作品才能保持较高的品味和格调；而“味道”是书法家个人的风格和个性、艺术的感染力，以及自己对生命的理解和表达，“味道”是作者才情的标志。这两点也是我们在评选书法作品时的主要标准。
记者：作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副秘书长，您认为目前我国书法发展处于什么状况，还存在哪些问题?
张旭光：整个书坛发展形势很好。书法热从上世纪80年代初一直到现在没有消退。
上世纪80年代初，好的作品大多出自老年人，像林散之、沙孟海、启功、舒同等，他们都有旧学底子。90年代中期以后，一批中年人经过努力，真正懂书法了，现在他们仍然发挥着骨干作用。而且书坛近20年的发展，出现了一批科班出身的年轻人，他们既有很传统的功力，又受过很专业的训练，还有现代的审美理念。所以，中青年是当代书坛的中坚力量，历次大展上获奖的基本都是他们，他们是整个书坛的希望。但年轻人缺乏综合素养，也有些急于求成的因素。而且，对于 书法来说，阅历也是不可替代的重要因素。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能够沉下心来慢慢修练。书坛现在提倡人格精神，倡导大家重读《易经》读《庄子》，就是这个道理。
记者：我们国家有许多书法从业者和爱好者，他们都很关心如何提高自己的书法创作水平。您对他们有哪些建议?
张旭光：以行书为例，写行书必写晋人。东晋是人类生命的觉醒时期，书法最能够代表当时魏晋风流，而写东晋就必须写《圣教序》，接着《手札》，然后再写《兰亭序》。《兰亭序》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许多人认为学行书应该从《兰亭序》开始。但它是王羲之在极富情感状态下书写的，他本身又是书法天才，让初学者临写《兰亭序》，不符合循序渐进的规律。所以，先写王羲之的《圣教序》会更好，它是很理性的编排作品，没有感情色彩。而且王羲之的字里有柔媚和文雅的一面，一经刻碑就有所减退，把握起来更容易。
记者：从2005年起，您救助了甘肃华池县60名小学生，负担他们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学习费用，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对于慈善和公益事业，您今年有什么打算?
张旭光：华池县是中共在北方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所在地，我主要是通过书法帮孩子们解决学杂费，每个孩子每年250元，我负责60个孩子，从一年级到小学毕业。去年年底孩子们寄了很多的成绩单和信，叔叔、伯伯、爷爷，叫什么的都有。
我今年总体上的思考是多做一些慈善。想办一次个人慈善拍卖，还是用在华池县。慈善总会的人介绍说，现在最困难的是高中生，可以用拍卖的钱办助学基金。我还在《慈善专刊》上办了一个专栏《善写人间》，为他们义务写稿件，希望能吸引更多的人参与慈善工作。在社会上，我做了一项义务写牌匾的工作，每月写10个。包括北京一些古老的街道上，牌匾上的字都是打印体，打印牌匾过多就成为一种污染，缺少文化底蕴。书写牌匾对于传承城市文化和城市美化都有帮助。从去年年底到现在，我已经写了40多个，大多写给学校、幼儿园、监狱、公园、报社等公共事业和文化事业单位。因为要挂出来，所以更加认真些，还要有所设计，比如幼儿园的“儿”字，我会把儿设计成一个小孩子的样子，带着滑雪帽，很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