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2月13日，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这是继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我国植树节之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建国以来对绿化祖国所作出的第一个重大决议。20几年来，全民义务植树活动不断深入，中国成为世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神州大地森林覆盖率不断提高。在全国上下热烈庆祝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本刊记者采访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制定的亲历者、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国家林业局原副局长李昌鉴，请他谈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出台的前前后后。
　　
　　一场特大洪灾引发的深刻反思
　　
　　绿色中国：李常委，您好！我们知道在《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出台前，您作为林业部部长雍文涛同志的秘书和办公厅研究室副主任，直接参与了《决议》草案起草等有关工作，亲历了这个重大决定催生问世的决策和实施等许多细节。请您为广大读者谈谈出台《决议》的历史背景。
　　李昌鉴：好的。1981年夏天，我国四川、陕西等省，先后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灾害，长江、黄河上游连降暴雨，河水狂涨，一泻千里，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国家经济建设都造成了巨大损失。据当时的资料，仅四川省受灾县市达135个，50多个县以上城市、580多个场、镇被淹，受灾农田1200万亩，粮食减产30亿斤，上百万亩耕地被毁坏、上百万间房屋倒塌，直接经济损失约25亿元，无数受灾群众流离失所被迫转移……，这次特大洪灾为害之惨烈是近百年来没有过的。
　　这场灾难把人们惊呆了！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迫切任务就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切实保护好我们的国土。我记得一位哲人说过，“一个民族要不断进步，就必须及時经常地检讨自己，总结经验”，“应该认真地、全面地总结和汲取历史经验，乐亦鉴之，哀亦鉴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大灾之后，一场刻骨铭心的反思，在不同的层面上几乎同时在进行着。
　　
　　首先振臂一呼的是四川、陕西两省的党政主要领导同志。八月中旬，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谭启龙第一个站出来说，四川这次特大洪灾，除了大气环流造成暴雨的自然因素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长江上游森林遭到严重破坏”。他在灾后深入调研后又进一步指出，今后要减少洪灾，最根本的一条是保护森林、制止乱砍滥伐。黄河上游洪峰刚过，陕西省委第二书记、省长于明涛又专就陕西水灾发表谈话，指出江河上游森林植被的破坏是造成这次洪灾的一个重要原因，呼吁要坚决保护好现有森林，加快林业的恢复和发展。
　　大难当头，我们的科学家们心急如焚。水灾发生不久的8月22、24日，在“四川洪灾与森林关系”的学术座谈会上，中国科学院、中国林科院、北京林业院校的专家、学者，以大量的数据和事实论证了森林植被遭到破坏、生态失去平衡造成水、旱、风沙等自然灾害增加的严重后果。有的专家指出，这次受灾最重的嘉陵江、涪江、沱江流域，如果森林覆盖率高，洪灾可以大大减轻，甚至可以不造成灾难。如嘉陵江灾情严重的苍溪县有个龙王公社，由于五十年代大跃进时期大炼钢铁、大办食堂把树木砍光了，1964年三天内降水250毫米，一百多亩农田被冲毁，遭灾后他们重视了植树造林，使森林覆盖率恢复到30%。这次洪灾两天内降雨290毫米，比1964年的灾情还严重，但一亩农田也没有被冲垮。有的专家还列举了人们记忆犹新的1975年8月河南中部大水的惨痛教训。为什么在同一暴雨区的板桥、石漫滩、薄山、东风四个水库中，前两个水库大坝决口酿成大灾，后两个水库却安然度险？事后经有关方面调查，认为在诸多原因中，最主要的是与水库上游和库区周围森林植被的多少直接有关。前两个水库上游和库区周围森林覆盖率只有20%左右，而后两个水库则高达90%以上。专家所引用的上述两个案例足以说明，在大江大河上游和周围地区有林与无林确实大不一样！这是因为森林的保水作用十分惊人，一是树冠、树干、枝叶可以截留降水，缓和降水对地表的直接冲击，减少土砂流失；二是森林植被的枯落物和根系形成涵水孔隙，使降水迅速在林地下渗存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把森林称做“绿色水库”，形容森林“有雨它能容，无雨它能吐”。经过专家们两天的座谈论证，专家一致认为这次洪灾与长江、黄河上游森林植被严重破坏有关，建议国家采取果断措施制止乱砍滥伐，切实恢复和发展大江大河上游与流域两岸的森林。
　　
　　面对洪灾肆虐林业主管部门更是坐不住了。当时的国家林业部立即组织工作组到灾区进行救灾和调研，同时召开各种会议分析洪灾的原因，特别总结了林业工作中应当吸取的教训。林业部工作组在灾区调研中了解到，森林遭到破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乱砍滥伐、过量采伐、毁林开荒、开山筑路、不合理放牧以及不采取防止水土流失措施在山区建设工矿企业等等，都是造成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的原因。他们在调查中发现，这次水灾的重灾区宜宾地区的叙永县，解放初期森林覆盖率为27%，81年已降为10.7%；四川全省解放初森林覆盖率为19%，当时已降为9%，大体上砍光了四川盆地周围的大部分森林，林地大多变成了今天的耕地，所以“一遇暴雨，山洪暴发，一泻千里，势不可挡”。在灾后调查的基础上，林业部把重点放在对建国以来林业工作指导方针的深刻反思上。他们痛心地感受到，这次四川、陕西等地水灾如此严重，与林业工作没有搞好有很大关系。尽管长期以来在广大林业职工的艰苦努力下，林业部门为支援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一点功不可没；但是，由于林业建设中没有认真贯彻以营林为基础的正确方针，相反却存在着单纯取材、重采轻造的错误倾向，这是造成林业工作难于改变面貌、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林业部门的同志深感责任重大，指出再也不能“吃祖宗饭、造子孙孽”了。据考证，黄河上游的西北黄土高原区，西周时期森林覆盖率约为50%以上，当时黄河许多支流尚清澈见底，从秦至清迭经耕垦，到解放初期森林覆盖率已下降至3%，造成了目前这种童山秃岭、千沟万壑、水土严重流失的状况。回顾林业发展史，面对当今的林业现实，在大自然的严酷报复之前，林业部的负责同志坚定地说，我们决不能重韬历史覆辙、再犯历史性错误了，必须从洪灾教训中惊醒，迅速振奋起来，把现有森林保护起来，把荒山秃岭尽快绿化起来，否则，我们还将遭到大自然更加严酷无情的惩罚。
　　这场大水也引起了国际友人的极大关注。时年八十四岁高龄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路易·艾黎，以他在中国五十多年的所见所闻，呼吁有关部门必须采取措施，保护森林资源，防止水土流失和沙漠扩大，从根本上减少水旱灾害的发生。他认为这是“中国的特大问题”。
　　
　　对这场特大洪灾的连锁反应，国家决策高层高度重视。八月中旬，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同志谈话的当天上午，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当即把国务院秘书长、国家农委和林业部负责同志找去，提出要认真研究四川水灾问题，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四川洪灾发生后，当时日理万机的邓小平同志一直惦记着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危。九月的一天，小平同志特地找了万里同志，小平同志说，“最近的洪灾问题涉及到林业，涉及到森林的过量采伐。看来宁可进口一点，也要少砍一点。报上对于采伐方式有争议，这些地方是否只搞间伐，不搞皆伐，特别是大面积的皆伐。”“看来中国的林业要上去，不采取一些有力措施还不行。是否可以规定每年每人都要种几棵树，比如种三棵或五棵树，要包种包活，多者受奖，无故不履行此项义务者受罚。国家在苗木方面予以支持。可否搞出一个文件由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施行，或者在人大常委会通过成为法律，及时施行。总之，要有进一步的办法。”（根据万里同志传达记录整理）我们当时听了传达后顿开茅塞，伟人就是伟人，小平同志的谈话是多么一针见血，多么高瞻远瞩！
　　
　　“吃一堑、长一智”，一场特大洪灾引发了从基层群众、地方领导、专家学者、主管部门到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共同反思。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正是这场最广泛、最深刻的总结与反思，直接催生着全民义务植树这个伟大运动的降临。
　　
　　鲜为人知的果断决策过程
　　
　　绿色中国：我们知道任何重大決议的出台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请您具体谈谈《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起草和决策是如何进行的？
　　李昌鉴：林业部党组得到邓小平同志关于林业问题的重要谈话以后，同志们都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兴奋，立即进行了传达和学习，几次开会讨论如何贯彻落实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谈话。党组领会小平同志谈话的主要精神，归纳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是要解决森林的集中过量采伐问题，把现有森林保护起来。同志们认为，小平同志提出的解决森林过量采伐问题，是根据我国森林资源极度贫乏的状况而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保护现存森林、扭转采育失调和生态环境继续恶化的正确方针。二是要动员十亿人民，人人动手，年年植树，迅速扩大我国的森林面积。大家认为，小平同志提出的有劳动能力的人每人每年都要种几棵树，这对加速绿化祖国的进程、治理山河、改变我国自然面貌、树立爱林护林的良好社会风尚都具有重要意义。林业部党组同志一致表示，要以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为契机，把中国林业引向中兴之路。
　　经过充分的讨论研究，林业部党组向党中央、国务院写了《关于贯彻小平同志林业谈话的报告》，同时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拟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的决议》，为国务院代拟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的实施办法》。上述三个文件初稿写出后，部党组决定先分送正在参加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二十九个省、市、区主管农业的负责同志提出意见，进行修改。那几天，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又增添了新的话题。各省、市、区的负责同志一致拥护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认为这个谈话十分重要、十分及时，有的当即把谈话内容告诉在家的主要领导同志。大家希望尽快将文件上报中央，提请全国人大早日通过。对于具体如何开展义务植树工作，许多负责同志提了很好的意见，林业部党组都及时地采纳了。
　　10月17日，林业部党组将《关于贯彻小平同志林业谈话的报告》以及为全国人大、国务院代拟的另外两个文件一并报送党中央、国务院。
　　
　　10月18日，也就是林业部报送文件的第二天。人们在过星期天。但下午四时，林业部值班室的电话铃急促地响着：“中央书记处明天上午讨论林业部党组给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贯彻小平同志林业谈话的报告》，请部长参加。”这是中央办公厅打来的紧急电话。《报告》昨天才送出，中央书记处今天就安排讨论，相隔只有一天时间呀！中央领导同志工作那么繁忙，但处理事情如此迅速，这不仅再次说明中央对林业工作极为关怀，而且这种雷厉风行的作风，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亲自主持会议讨论了林业部的报告。会议集中研究了为全国人大代拟的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的议案。中央书记处经过讨论，一致同意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议并明确指出，开展全民义务植树，增加我国的森林覆盖面积，美化环境，是我国人民热爱祖国、建设祖国的实际行动，是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还指示林业部从1982年开始，应在全国抓六十个植树造林的重点，特别要抓那些树木很少的大中城市，在短期内改变面貌。耀邦同志反复强调，文件要面对十亿人民，要有思想性，有号召力。应当明确规定，十一岁以上的人，除老弱病残者外，都要积极参加义务植树，人民解放军、国家工作人员要带头参加。会议要求文件修改后再报送中央书记处准备第二次讨论。
　　林业部党组根据中央书记处会议精神抓紧进行修改。其间，两次召开有国家城建总局、团中央、总政、总后和几个省、市林业和园林部门同志参加的座谈会，努力按书记处提出的“仔细研究，精心设计”的要求，对文件的思想性作了较大的增强，对“实施办法”作了更周密的考虑。这样，为人大代拟的《决议》（草案）和为国务院代拟的《实施办法》两个文件，在11月5日前按时再次报送中央书记处。当时，胡耀邦同志正在辽宁等地视察。
　　
　　11月9日，耀邦同志视察回京后又一次亲自主持第二次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了林业部修改后的《决议》（草案）。中央书记处在讨论中指出：（1）青少年是植树造林、管理保护花木的一支重要力量。要对青少年进行爱护祖国一草一木、绿化祖国的教育，把它作为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2）城市没有绿化的地方很多，要首先把市区管辖范围的荒山荒地、道路、庭园、风景区、游览区等公共场所绿化好；（3）要提倡人人为绿化祖国、为子孙后代造福作贡献。不能参加义务植树劳动的老弱病残同志，也要根据自己的情况，为绿化祖国献计献策献资，尽一份义务；（4）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要从大规模育苗开始，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明年的重点是搞好育苗。要因地制宜，保证质量，包栽包活，防止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5）开展全民义务植树，实际上是一个群众运动，要造成一定声势。宣传报道要密切配合，好的登报表扬，差的批评；（6）要把义务植树的责任放到各级党委、人民政府和所有单位领导人身上。各级负责同志都要带头参加并领导好义务植树，狠抓几年，抓出成效。中央书记处会议不仅对林业部为人大、国务院代拟的文件稿提了修改意见，而且更重要的是对如何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提出许多具体指导性意见。这里有一个重要细节要说一说：林业部原先报送的三个文件中，只提“开展全民义务植树”，不敢提“运动”二字，因为当时“文革”运动刚结束没几年，人们对“运动”的提法十分反感，但在书记处会议上有的领导同志说，今后别的运动我们不能再搞了，但义务植树这个运动一定要搞，甚至有的老同志激动地表示，只要我们不死，义务植树非抓到底不可！会后文件把“运动”二字加上去了，因而才有今天“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提法。正是在中央书记处的直接关怀和指示下，林业部为全国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代拟的《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草案）》经国务院审查同意，正式提交全国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1981年11月20日至25日，全国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认真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议案，决定提请11月30日召开的全国五届人大四次会议讨论通过。在大会开幕那天，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明确指出：“我国森林面积小，覆盖率低，水土流失严重，生态平衡的状况越来越差。这个问题，如果再不加以有效的解决，就将犯下影响子孙后代的历史性错误。”并请大会审议国务院提交的《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通过后公布施行。从二百多名人大常委会委员的审议，到3453名人大代表，包括列席的2229名政协委员和党政军负责人的广泛讨论，充分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和各方面人士对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重大意义有了新的认识，这本身也是一次成功的广泛动员宣传。年岁已高的人大常委周叔
　　
　　说，小平同志提议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是件大事，这是个战略问题。我走过不少地方，原来是“不毛之地”，可是植树后改良了土壤，调节了气候，农业也丰收了。今年的大水就跟森林破坏有关。植树这件事情同四化建设、同子孙后代利益关系重大，希望人大能快点通过施行。一直从事我国工业建设的人大常委沈鸿在审议时激动地说，雍文涛部长在《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说明》中，提出“发达的林业，是国家富足、民族繁荣、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这个话讲得太好了。不难设想，在一个光山秃岭的国度里怎么称得上建成现代化呢？同时我坚决同意开展一个全民性的义务植树运动。就在人大会议期间，沈鸿同志还专门给雍部长写了一封信，附上他精心设计的一张我国森林覆盖率、国土面积、木材产量跟世界各国的比较表，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差距，进一步说明开展义务植树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这样一位跟林业工作并无直接联系的搞工业的同志如此关心林业，说明国务院的议案充分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人大副委员长习仲勋在小组会上不时插话：“我今年六月率人大代表团去过芬兰，那里土壤肥沃，表土很厚，原因是森林多，覆盖率高，而且保护得好，一棵也不能随便砍。我国水土流失那么严重，主要是由于森林破坏造成的恶果！开展义务植树非搞不可！”副委员长、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说：“人民解放军和广大青少年在植树运动中是一支重要力量，要教育他们认识绿化祖国的重要性，积极踊跃参加。”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副委员长说：“植树造林很重要。全国森林覆盖率比解放初虽有提高，但有的地方如西藏却减少了。要严禁滥伐，对破坏林木、草皮的要给予惩罚。”全国人大代表、新疆自治区代表团团长铁木尔·达瓦买提十分激动地说：“小平同志七十多岁了，还亲自建议开展义务植树，这种关心子孙后代的精神是很感人的。这不仅是种几棵树的问题，而是激发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新疆占国土六分之一，但森林覆盖率只有0.9%，开展这样一个运动，对建设好新疆更有现实意义。我们新疆各族人民赞成这个决议，我想全国人民都会拥护这一决议。”总之，当大会审议义务植树这项议题时，全体人大代表、列席的政协委员个个情绪激昂，讨论气氛热烈非凡。
　　
　　12月13日下午四时，在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三千多名人大代表庄严地通过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决议》全文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议案。会议认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建设社会主义、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是治理山河，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一項重大战略措施。为了加速实现绿化祖国的宏伟目标，发扬中华民族植树爱林的优良传统，进一步树立集体主义、共产主义道德风尚，会议决定开展全民性的义务植树运动。凡是条件具备的地方，年满十一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除老弱病残者外，因地制宜，每人每年义务植树三至五棵，或者完成相应劳动量的育苗、管护和其他绿化任务。会议责成国务院根据决议精神制订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办法，并公布施行。会议号召，勤劳智慧的全国民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以高度的爱国热忱，人人动手，年年植树，愚公移山，坚持不懈，为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共同奋斗！”从此，全民义务植树作为一种法律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遵守而载入史册。
　　现在回想起这样一件大事的决策过程，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从洪灾发生后小平同志九月谈话开始，到林业部两次报告，中央书记处会议两次讨论，由国务院提议全国人大最后审议通过，前后不到三个月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做出如此重大的决策，牵涉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其间人们付出的辛劳可想而知，更重要的是它充分反映了这件事符合民心、顺乎民意，也表明了国家最高决策者为民办实事的政治魄力，还足以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独特政治优势。
　　
　　《决议》通过后的落实措施
　　
　　绿色中国：全国人大《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公布以后，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和广泛支持，这个事实本身就生动地说明，人大的《决议》代表了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知道再好的决议如果落实不好也将成为一纸空文，请问当时是如何落实《决议》的？
　　李昌鉴：当时，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的直接部署下，采取了一系列的落实举措。
　　首先由国务院制定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办法》。这是落实人大《决议》的重要步骤和根本保证，把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纳入了有组织、有领导的、有章可循的轨道。《实施办法》在头一年开展义务植树之前的1982年2月28日正式公布施行。《实施办法》共十三条，对有关细节都作出明确规定，如：要求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均应成立绿化委员会全面负责此项工作的组织领导；要搞好义务植树的宣传；规定男十一岁至六十岁、女十一岁至五十五岁的中国公民除丧失劳动能力者外，均应承担义务植树任务；还就义务植树的性质、范围、林权、苗木、管护、检查、奖惩、规划等作了规定。
　　在《实施办法》公布的同时成立了中央绿化委员会。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万里任主任，林业部部长雍文涛、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国家建委主任韩光任副主任，委员还有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总工会、教育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解放军总参谋部、轻工部、农业部、城建总局等部门的负责同志。中央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林业部，下设城市组（在城建总局），农村组（在林业部），部队组（在总后勤部）。《实施办法》公布当天，万里同志就主持召开了中央绿化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对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起步之年作出部署。在中央的带动下，各省、市、区绿化委员会相继成立，主任均由当地的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如首都绿委会由北京市市长焦若愚担任、新疆自治区绿委会由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担任，截至当年三月，已有二十七个省、市、区和370多个市、县成立绿化委员会，从组织上保证了对开展义务植树运动的领导。
　　在北京及时召开了全民义务植树绿化首都万人动员大会。在一年一度的植树节（3月12日）到来的前一天，也就是在人大《决议》公布的头一年这个背景下召开这样的动员大会，意义非同寻常。万里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作了重要讲话，他明确指出“今年是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第一年，全国各族人民，各行各业，都要积极行动起来，讲求实效，扎扎实实地搞好今年的植树造林，使运动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他特别说到，“今年的植树节，随着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展开，将使这个传统节日增添新的光辉。”
　　
　　就在人大《决议》刚刚公布、国务院的《实施办法》还未出台的时候，林业部在1982年的元旦前后召开了全国林业厅长会议，对第一年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做出安排，措施主要有四项：一是充分认识义务植树的重要意义；二是切实做好义务植树的规划；三是准备好需要的苗木；四是加强对义务植树运动的领导。由于林业主管部门抓得早、行动快、安排细，地方党政领导重视，使人大《决议》和国务院的部署得以一一落到实处。
　　1982年是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头一年。第一年干得如何呢？最关心的莫过于这件事的倡议者邓小平同志。为此，雍文涛和杨钟两同志以中央绿化委员会负责人的名义向邓小平同志写了一份报告。《报告》称“一年来，全民义务植树运动发展是健康的，起步是好的，取得了比预料还好的成效。”据当时的资料，党中央、国务院各部门有294名正副部长、1689名司局级干部到北京市郊参加了义务植树，解放军驻京部队军以上干部800多名参加了营区和地方的义务植树。全国大中城市当年植树9500万株，比上年翻了一番；特别是军队系统，“四旁”植树3923万株、成片造林15万亩、育苗2万多亩，分别是上年的200%、194%、296%。各地反映，这场义务植树运动尽管刚刚起步，但声势之大、行动之快、动员人数之多、效果之显著，是建国以来绿化工作中少有的。义务植树有力地推动了整个造林绿化事业，当年全国造林的数量和质量均好于往年。为了消除人们最大的一个疑虑，就是如何力戒形式主义、注意质量、讲求实效，这也是小平同志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他们在《报告》中特别注意汇报了这一点，指出这场运动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避免了过去长期在“左”的影响下搞政治运动、搞大轰大嗡的形式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力保植树的质量和成效。尽管是义务植树起步年，有的单位动员人数众多、植树距离又远（如中直机关到十三陵植树），有的植树地段的条件极差（如北京南口荒滩），有的植树用地奇缺（如苏州市），有的碰到百年未遇的大旱（如辽宁的昌图），但他们都克服了困难，使义务植树运动开展得既有声有色，又扎扎实实。特别是第一年的好开头，增强了人们绿化祖国的信心。他们告诉小平同志：“今年的义务植树运动已给首都绿化工作带来了生气勃勃的新气象。北京郊区的南口，是由鹅卵石冲积起来的大面积荒滩，十三陵则是大面积岩石裸露的荒地。这两个地方，是首都绿化工作的‘老大难’地带，过去人们一提就摇头。但经过今年的实践，北京市及昌平县的同志都充满了信心，认为只要坚持今年这股劲头实干下去，南口用三年时间，十三陵用五年时间，就可以完成绿化任务。（注：至今任务均早已完成）这种自信心的确立，在开展义务植树运动之前是难于想象的。像北京这样的事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
　　小平同志看到《报告》兴奋至极。《报告》是1982年12月24日写的，小平同志12月26日就作了批示，据说是文件一送到就阅批的：“这个报告令人高兴。这件事，要坚持二十年，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扎实。为了保证实效，应有切实可行的检查和奖惩制度。别的意见没有了。”小平同志的重要批示下达后，万里同志在一次贯彻落实的会议上对小平同志的批示说了他的理解和贯彻意见，现在重读起来备感意味深长。万里同志会议一开始就说：“在1982年全民义务植树运动已经结束、1983年即将开始的时候，雍文涛、杨钟同志把义务植树工作的情况汇报送给小平同志，他很快就批了。小平同志的批示，言简意赅。大家知道，小平同志是抓战略问题的，考虑问题总是从战略出发的。可见这件事是多么重要！小平同志批示的第一句话‘这件事令人高兴’。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提议开展全民义务植树，人大会议作出决议以后，全党全军全民热烈拥护，踊跃参加，而且一年就做出了成绩，怎么不令人高兴呢？第二句话‘这件事，要坚持二十年，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扎实’，这个要求是相当高的。第三句话‘为了保证实效，应有切实可行的检查和奖惩制度’。我们过去的植树造林实效不太大，多年以来，每年都种栽了多少多少株树，其实成活成林却不多，因此要有检查和奖惩制度。”万里在会议结束时又说一段：“我所说的中心是如何保证小平同志重要批示的贯彻执行。归纳起来，就是要‘提高认识，加强领导，统一规划，扎扎实实，持之以恒，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七句四言，一共二十八个字。希望大家都按这个办。1983年要做得更好一点，到1990年取得更大成绩，20年后，我们的环境有一个重大的改变，祖国的山河更加壮丽。这样，我们这一代，总算有点知识，有点远见，为造福子孙后代做了一件大好事。”
　　
　　从1981年夏天的特大洪災到当年年底人大作出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积极的“亡羊补牢”。为了把绿化祖国山河这件大事做得更好，在国务院的批准下，先后在我国长江、黄河、珠江等大江大河上游实施了长江防护林、黄河防护林、珠江防护林、辽河流域防护林、淮河太湖防护林等十大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2002年又把全国的防护林体系建设整合为天然林保护工程、“三北”与长江防护林、环北京治沙防沙工程等“六大工程”。为了更好地支持全民义务植树的持久展开，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国绿化基金会，当时的国家副主席乌兰夫（1985至1990年）担任了首任基金会主席，后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1990至1999年），八、九届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1999至2005年），十、十一届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2005年至今）相继担任这个基金会名誉主席。我在担任李瑞环同志办公室主任时，林业部通过我征求李主席意见，瑞环同志对我说：“别的社会职务我都可以不当，这个我一定当！”可见，我们国家的历届领导人把义务植树确实当成特别重要的事情看待了。
　　
　　全民义务植树
　　中华大地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绿色中国：《决议》出台近三十年来，中国全民义务植树开展得如火如荼，中国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改变。您作为一名亲历者对《决议》产生的作用给与怎样的评价？
　　李昌鉴：从1979年全国人大确立植树节到现在30年时间的绿化成效如何呢？我这里引用林业主管部门新近提供的几组数字说明：到2007年底，全国按照《决议》规定有109.8亿人次参加义务植树，累计植树515.4亿株，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成效最显著的植树运动，使我国的国土绿化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是森林资源不断增加。森林面积已从1981年的17.29亿亩增加到26.2亿亩，森林覆盖率从12%提高到18.21%，成为世界上森林资源增长最快的国家。二是美化了城市面貌。城市绿化覆盖率由1981年的10.1%提高到35.11%，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由3.45平方米提高到8.30平方米。三是提高了森林的储碳能力。有专家统计，1980至2005年中国植树造林累计净吸收约30.6亿吨二氧化碳，为减缓气候变暖做出了积极贡献。四是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由于森林的生态功能、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增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稳产高产和区域经济发展，农民收入明显增加，人们的生态文明意识也随之增强。我1993年从中央办公厅重新调回林业部，也曾担任过中央绿化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室副主任，分管过造林绿化工作，对上述情况有所了解，对这些年来的成效深受鼓舞。
　　
　　近30年义务植树的卓著成效，使我们始终忘不了小平同志作为这件大事倡导者的身体力行和率先垂范。从1979年中国的第一个植树节开始直到1989年的植树季节（因为各地植树季节不同，北京的义务植树活动，经耀邦同志提议，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决定从1985年起改为每年四月的第一个休息日），小平同志不顾高龄，年复一年地坚持参加义务植树共十一次。在他的带动下，历届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的负责同志，以及各部门、各单位、各地方的负责人，同广大军民一起认真履行《决议》规定的法定义务。
　　现在，每当春回大地，从东海之滨到天山脚下，从黑龙江畔到西沙群岛，到处是人们挥舞银锄义务植树造林的动人场面，这就是在当今中华大地上呈现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这道“风景线”形成至今已有30年，它从一个方面支撑着中国的生态文明和现代化，抗拒着全球气候的暖化，昭示着人类保护地球、建设家园的良好愿望和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