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川盐济楚”是在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四川食盐进入淮盐引地楚岸销售。“川盐济楚”在缓解清政府财政困难，解决湖广人民淡食之忧，促进四川盐业发展，沉重打击封建专商引岸制度等方面具有重大影响和意义。
　　[关键词]川盐济楚　盐业发展　专商引岸
　　
　　中国行盐制度，某产区之盐限定行销某区域，不许越雷池一步。楚岸是湖北湖南及其相邻的一些州县，地广人多，素不产盐，历来是国内最大的食盐销售市场之一，在清代前中期，楚岸一直由实力雄厚的淮盐独占。但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革命席卷大江南北，阻碍了淮盐通道，使食盐供应短缺，盐课收入锐减，军饷困难。为解决困难，户部议准：“川粤盐斤入楚，无论商民，均许自行贩销。”于是川盐源源不断地运销湖广市场，这就是“川盐济楚”。“川盐济楚”具有重大意义和影响，本文拟在这方面做一具体探究。
　　
　　缓解了清政府财政困难
　　
　　古代盐赋一直是国库收入大宗，直到清代，仍居天下财赋四分之一，其中两淮(淮南、淮北)最多，淮盐引岸中又以两湖市场最大。作为国库收入重要来源的淮盐，在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在两湖“片引不行”，这严重影响了清政府财政收入。此时正值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时期，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白银外流、银贵钱贱问题更加严重。而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对国库本已虚弱的清王朝更是雪上加霜。
　　为解决财政困难，户部提出，“此后湖南、湖北需盐接济，应饬令仿明王守仁立厂抽税之法，凡川粤盐斤人楚，无论商民，均许自行贩鬻，不必由官借运。惟择楚省堵私隘口，专驻道府大员，设点抽税，或将本色抽收，或全折色输纳，均十取一二，以为定制，一税之后，给照放行”①。于是在咸丰三年(1853年)，湖北省首先在长江进入湖北的人口，即巴东县的万户沱设立了川盐分局卡，实行对四川盐的调查和征税。咸丰五年(1855年)在宜昌设立了湖北川盐总局，同治六年(1867年)在沙市设立了稽查分局，咸丰七年(1857年)还在巴东县的平善坝设立了调查食盐量和盐税缴纳与否的掣验厂。除设卡收税外，清政府为解决军饷问题，咸丰三年(1853年)还规定军需供给由地方督抚或统兵将领自行筹集。从此，设卡抽收厘金成为军饷的主要来源，而厘金中，盐厘为主要收入来源。
　　在“川盐济楚”中，通过设卡征收税厘，四川税额大量增加。据王守基在《四川盐法议略》中所记，“川盐济楚”前，四川盐课额有限，正课只有14余万两，正杂课加在一起也不过30余万两。“川盐济楚”后，川盐盐课急剧增长，咸丰年间在征收“关厘”、“厂厘”、“局厘”以后，每年课入达200余万两，最高时可达到四五百万两。由此四川财政由外省协济一跃而为协济外省。同时，在楚岸也对川盐征收税厘，仅厘金一项，据同治七年(1868年)李鸿章称：“鄂省财赋以盐厘为大宗，每年川盐济楚湖广所收盐厘不下100万两。”
　　
　　解决了湖广人民淡食之虑
　　
　　“川盐济楚”也解决了湖广人民淡食之虑。由于川盐自长江顺流而下，运输便捷，同时川盐色白质干，两湖人民喜食，加之川商经营灵活，所以川盐在两湖市场销售情况极好。咸丰七年(1857年)，胡林翼奏称：“约计人楚之盐，以旺月计算，约合川省水引九百余张。”按道光三十年(1850年)核定章程，水引一张计捆巴盐8千斤，花盐1万斤，每月人楚川盐九百引，按巴盐、花盐各半计算，即为800万斤左右，年销量在1亿斤左右。到同治二年(1863年)，湖北全境皆食川盐，湖南省之岳州、常德、澧州等府州属地，直至省城都是川盐销地。同治八年、九年(1869年、1870年)，川盐在湖北省年销量已经超过1.2亿斤。川盐大量销售，基本解决了湖广人民淡食之忧。
　　
　　促进了四川盐业发展
　　
　　随着川盐在湖广市场的畅销，极大地刺激了四川盐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井灶增多，技术提高，产量增大。一是私井大量出现。“川盐济楚”后，私井广泛开凿。据光绪《四川盐法志》记载：“射蓬各地，私井日开，近年则几无处不有。”二是一些原已淤塞的盐井在川盐济楚中，修旧凿新，井灶又发展起来。三是原有的大盐场进一步发展。如犍为盐场，在乾嘉年间有井1206眼，煎锅1654口，“川盐济楚”后，其井达到两千余眼，锅也达到近两千口。再如自流井盐场，据统计，咸同年间盐井数达到728眼，灶锅达到7919口，而咸丰前井灶不过400百余眼，锅不过1000余口，井眼增加了1倍，锅口增加近8倍。
　　同时，富商大贾在利益驱动下蜂涌入井，以累万盈千之银投入盐业生产，为凿井采卤采气和制盐技术提高奠定了基础。如在自流井地区，盐工们根据凿井过程中不同的工序和遇到的不同情况研制了100多种工具，井深达千米以上者屡见不鲜。为了在同一口井能水气共采，还发明了“裸井采气法”。丰富的卤源和天然气，使盐产量、质量大大提高。咸丰(1851～1861年)以后，自流井年产盐大体保持在三至四亿斤左右，最高年产量曾高达六亿斤，与“川盐济楚”前相比，常年增长4.6倍，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井盐产地。
　　出现了以富荣为中心的近代手工工场。一是富荣盐场内部有了明确分工。就每一井灶而言，有司井、司牛、司车、司蔑、司梆、司漕、司涧、司火、司草，还有医工、井工、铁匠、木匠等。而整个盐场内各种职业的分工更是类别繁多，有山匠、盐匠、灶头、担水夫、担盐夫、盐船夫等。二是盐场规模很大，各工种按劳取酬。正如李榕在《自流井记》中记载：“担水之夫约有万，其力最强，担可三百斤，往复运送，日值可得千饯。盐船之夫其数倍于担水夫，担盐夫又倍之，其价稍差。盐匠、山匠、灶头，操此三艺者约有万，其价益昂。”三是盐场管理体系逐渐完备。“盐厂之管事有四：规画形式，督工匠以凿井者，为井之管事。综核水火，计成数以烧盐者，为灶之管事。安置竹笕，由近及远以达成水者，为笕之管事。储盐运盐，行水陆以权交易者，为号之管事”，“凡计议官私厂务者，谓之档首。商酌买卖盐斤与时为低昂者，谓之经纪。驱使杂佣接待宾客者，谓之外场”。这里的井、灶、笕、号诸“管事”以及“档首”、“经纪”、“外场”等，都是盐场的管理人员，这些都表明在富荣地区已经出现了近代手工工场。
　　出现了集井、灶、枧、号于一身的盐商资本集团。在“川盐济楚”中发展最快的富荣盐场，出现了盐商资本集团，其代表为“自流井四大家族”，即李四友堂、王三畏堂、胡慎怡堂、颜桂馨堂。他们集资凿井，经营枧运，联合运销食盐。如李四友堂，在“川盐济楚”中联合晋商新开凿了100余口盐井，其盐场用工1300多名。还与王三畏堂的王朗云、王相荣，以及陈辉延等合资往湖广运销食盐，在三四年间就获取了巨额利润。同时他们为凿井、枧运等，还通过租借、人股、借贷客资等方式，取得大量地产。如李四友堂拥有能收5000石田租的土地，王三畏堂拥有能收 17000石田租的土地，“富甲全川”。在利益驱使下，四大家族通过合资、借贷、人股等各种方式，已迅速形成盐商资本集团，推动了四川盐业发展。
　　
　　沉重打击了封建盐业专商引岸制
　　
　　在中国封建社会，盐业经济是由国家垄断并严格控制的。清王朝对盐业的控制主要偏重于流通环节，采取的方式是专商引岸制。其特点是：盐商认销岸，以销岸确定盐产地，根据所领盐额运输食盐；政府掌握盐引以确定产销额数，据此征榷盐税。引岸制度将食盐的生产与流通规模定向地限制于法定的区域内，形成一块块相互割据的封建世袭领地。专商引岸制不考虑生产技术水平高低，市场供求关系状况等内在经济因素的变化，是封建政府的强制性经济，目的是把盐业经济固定在小农经济基础上。
　　但专商引岸制在“川盐济楚”中却受到沉重打击。在“川盐济楚”中规定，不管是川盐还是潞盐，也不管是商人还是平民，都可以自由贩卖。这就打破了清政府规定的楚岸是淮盐计岸，是淮盐销区的定制，使楚地盐市场成为了自由市场。在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之后，曾国藩要求“禁川复淮”，恢复楚岸作为淮盐引地。虽然历经曾国藩、李翰章、刘坤一等不断上奏力争要求“禁川复淮”，恢复楚岸作为淮盐引地，也实施了对川盐的“重抽厘金”、“以征为禁”的政策，但最终也未能实行“禁川复淮”，而是实行了“淮川分界”政策，即半禁川半复淮。直到清末，尽管各方都承认湖广是淮盐引地，但淮盐计岸一直无法收回，楚地的专商引岸制受到沉重打击。
　　四川的专商引岸制也受到沉重打击。如奉节在盐法上非报部盐区，规定配食云(阳)厂盐引，但咸丰初年，乡民开始淘井试煎，产盐极旺，奉节地区食盐自给，云阳盐厂在奉节的盐引无法销售。有的盐场也因“川盐济楚”后运往楚地销售更便捷、得利而放弃了原配岸。此类状况使得四川原有引岸被打破，盐引税额难以征收，因而四川实行了“盐课归丁”，即将盐引课摊入地丁银内征收抵补，食盐任听民间贩销。“盐课归丁”实际是对自由贩销的承认，可见四川的专商引岸制所受的打击程度。
　　总之，“川盐济楚”严重打击了封建专商引岸制，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盐业走向市场化，同时它促进了四川盐业发展，为四川盐业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作者单位：乐山师范学院政法系；本文系为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资助项目，编号：YWHM06—06；四川旅游发展研究中心资助项目，编号：LY 08—10；乐山市2008年重点科技计划项目，编号：08JRK113)
　　
　　注释
　　①丁宝桢：《四川盐法志》(卷十一)《济楚上》，光绪八年刊。
　　②李榕：《自流井记》，《十三峰书屋文稿》(卷一)，光绪十六至十八年龙安书院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