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展堂是香港的一个传奇人物。他儿时随家人从上海迁居香港，13岁丧父，从此与母亲、弟弟和妹妹相依为命，挑起家庭重担。少年时做过银行信差、餐馆杂工。1957年，16岁的徐展堂白手起家，经营过食肆、油漆、广告招牌制作等生意。1970年代初，香港經济萧条，他冒险大手购入股票、房地产，因此致富。1980年代初，中英开始回归谈判，香港地产低潮，展堂再次出手，大获成功。之后收购香港老字号中华制漆厂、香港城巴集团和英国伦敦首都城巴、北海集团，成为跨越香港、英伦、新加坡、中国大陆等地的大企业家。
　　徐展堂不仅是商界翘楚，也是世界著名的“古董大亨”，跻身全球五大收藏家之列，且是其中惟一的华人。1991年，展堂在香港成立中国第一家私人博物馆——徐氏艺术馆。馆内收藏有他的两千多件珍品，请来大英博物馆的Shangraw出任总监，被公认为全球五大私人博物馆之一。
　　他性格豪爽、热情好客、三教九流都可以结为知己。他既是最资深的港区全国政协常委，又和英国上流社会、政界人物稔熟，多次捐钱给保守党，周旋于中英两国之间，为香港顺利回归作出了特殊贡献。1991年，徐展堂捐出125万英镑及一批文物给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在查尔斯王储建议下，博物馆于当年6月建成以其命名的“徐展堂中国艺术馆”。开幕日，查尔斯王储主持剪彩，徐展堂十分自豪，包了4架飞机，接亲友前往英国观礼。1990年代起，徐展堂以动辄数千万元的大手笔，在香港、中国及澳洲、加拿大等地，成立8个以其命名的博物馆，创造了“世界之最”。美国杂志《Worldlink》选他为1991年度世界“艺术大使”。

　　2002年底，我应吴征、杨澜夫妇之邀出任香港《成报》总编辑。吴征担心自己资历太浅，请徐展堂任社长。记得第一次会面是在旧中银大厦顶楼的“中国会”里，那是他和“上海滩”老板邓永锵一起创办的高级私人会所。在香港的中外政商界人物都喜欢在此谈笑风生。展堂和我一见如故，一方面是彼此意气相投，另一方面也是有很多共同的朋友。从此我就一直称他展堂大哥。当晚我们一起喝了好几瓶茅台。大哥见我酒量了得更是开心，说要拉我加入他们的“茅台之友会”。
　　我俩的交往就此密切起来。有朋自远方来，大哥在中国会请客，往往会打电话招饮。有时候也会约我一起去炮台山一家日本小餐馆密酌，他一直是这里的常客。大哥藏有茅台酒厂为他特制的茅台酒，可是尝过我从广州三九胃泰仓库里找到的1979年产杜康酒后，每次招饮都忘不了提醒我：带上你的杜康。他喜欢看我酒酣耳热之余使酒骂座，说这才是承思真性情的流露。有时我说话过于偏激，他也会笑着劝阻。
　　那些年，展堂的事业走入低谷。1993年，在港澳办支持下，他拉来李嘉诚、何鸿燊、利汉钊等富豪，成立专门投资内地的新中港集团。1997金融风暴下，新中港岌岌可危，其他股东袖手旁观。李嘉诚曾表示愿意分担部分债务，但被展堂婉拒。他情愿一个人扛下全部债务也不求人，甚至以个人担保作抵押。结果被官司弄得焦头烂额，不得不卖掉所持的城巴股份，甚至把心爱的古董也出售抵债。
　　有一次，展堂大哥告诉我：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落井下石，首先追债的不是英资汇丰银行，而是几家中资银行。尽管元气大伤，他仍保持豁达的心态，豪气依旧。每到夜晚，中国会里仍是灯火通明，高朋满座，杯觥交错。他曾偷偷告诉我：每年招待费用就高达六百多万港元。他曾答应向九龙的一家医院捐赠扩建病房的1000万港元。院方见他身家缩水，就来婉转地询问原先的承诺是否仍然算数。展堂大哥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算数！他转身对我说：“卖掉一个明代瓷器，这笔钱就有了。”话虽说得轻巧，但我深知那无疑是挖了他的心头肉啊！
　　2004年末，吴征要转手《成报》，展堂大哥知道后很着急，深怕我们这班弟兄失业。他伤感地对我说：“如果早几年，我就把报纸买下来，让你去打理。可惜现在我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你给我点时间，我去想办法筹钱。”可是这年头谁肯拿钱办报啊。大哥在商界转了个圈都没着落，无奈地说：“实在不行，我拿钱出来办个收藏杂志，让你去编吧。”我安慰他：“没关系，我找个糊口的饭碗还是有把握的。”不久以后，我下海经商，公司就租在徐展堂的北海中心里。我们又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了。不过，大哥的酒量每况愈下。他数年前脑部动了手术，不适合再喝酒，可无论谁去劝都没有用。
　　2008年我关了公司，去太湖边跟着南怀瑾静修，和展堂的往来就越来越少了。最后一次见面是2009年，他在中国会宴请一批台湾新闻界的朋友，约我作陪。当晚人多话杂，我们没有深谈，总以为还有机会见面。想不到第二年春，我敬爱的展堂大哥就走了，终年6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