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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美国著名的汉学家，是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作品的英文译者。出生于1939年。目前是英文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是有史以来翻译中文小说最多的翻译家。如今，葛浩文将“学者”特有的学术精神融入翻译工作，对待翻译和批评始终恪守忠实原著、谨慎取材的原则。葛浩文充分肯定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性、独特性，为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国际推广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将对他的翻译思想和风格进行探究。
【关键词】：葛浩文;现代中国文学;翻译风格;
作为将中国现当代文学介绍给欧美的、“公认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葛浩文陆续翻译了萧红的《呼兰河传》、莫言的《红高粱》、《丰乳肥臀》、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杨绛的《干校六记》、贾平凹的《浮躁》、冯骥才的《三寸金莲》、阿来的《尘埃落定》、刘恒的《黑的雪》、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王朔的《玩的就是心跳》、春树的《北京娃娃》、姜戎的《狼图腾》等大概三十五位中国知名作家的四十四部文学作品。当下，能将诸多中国现当代文学名家作品实现英译的可能只有葛一人。作为一个汉学家和翻译家，葛无疑推动了中国文学及文化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为提升中国文学的国际知名度夯实了基础。
在中国当代小说家中，莫言是作品被譯介至国外最多的一位。莫言的大部分长篇小说都被翻译成外文，且都有多种语言译本。其中，《红高粱家族》有16种译本，长篇小说《酒国》有6种，《丰乳肥臀》2种，《天堂蒜薹之歌》3种。在许多媒体和学界人士看来，在如今的英法主流阅读市场上，莫言作品的翻译既是中国作家中最多的，也是最精准的。无可否认，正如人们所认识到的，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翻译工作者、尤其是海外翻译家功不可没，如果莫言文学作品的翻译不是很好的话，也很难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李叶，2012）。
然而，对于所谓“莫言作品翻译最多也最精确”（邵璐，2012），“葛浩文译本非常忠实”的提法，学界也存在颇多争议。莫言通过翻译在国际上获得成功，真是得益于翻译得“精确”或“忠实”吗？葛浩文多次在接受媒体采访或撰文时，提及合作得最好的作家是莫言，因为莫言可任由他“自由发挥”（邵璐，2011）。莫言也曾为葛浩文译文的“不忠”辩护：“我和葛浩文教授有约在先，我希望他能在翻译的过程中，弥补我性描写不足的缺陷。因为我知道，一个美国人在性描写方面，总是比一个中国人更有经验”（莫言，2000）。
葛浩文在翻译《生死疲劳》时，对文化负载词进行了删减。通常情况下，在面对严肃文学时，译者对关键词的态度是，必须严谨评估文本，判定哪些词对主题、修辞或其他文本功能最重要，而哪些词相对次要，因为目标文本中的信息和风格会因译者的评估与决定而有得有失。葛浩文在处理对于目标读者略显陌生的文化负载词时，采取了大胆删减的手法。聚焦葛浩文的译者个人风格，通过对比莫言作品及其英译本，找出源文本与目标文本文体之差异，对当代中国文学翻译的文体研究不无启发。
对葛浩文来说，译者总是现身的，也总是隐身的。他做翻译不须借助高深的理论，而是像作家或诗人那样，一边写，一边摸索最恰当的表达方式。他认为译者选择作品来翻译时，不能仅仅以自己文化里通行的文学标准来判断，而不从中国文化的角度评估他们的作品。他不用脚注，必要时用解释性译文;在句法层面上保留原文的句子结构，一般连原文的标点都不轻易改动;在词法和修辞层面上做文章，这也是他最见功夫的地方。葛浩文的翻译是紧扣原文的。所谓归化的译法，在他那里不过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用得极少。他高超的翻译技巧并没有稀释原文的文化、修辞、词法等信息。在对待“译入语文化规范上”，他以巧妙的方式将原文信息不折不扣地传递给英语读者。严格地说，他采取的态度是有取有舍。
胡安江教授在《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研究》一文中提到葛浩文的翻译策略，指出：“实际上，葛氏的归化译法几乎见于他的每一部作品。”胡教授以葛浩文1968年译的《杀夫》、2002年的《尘埃落定》和《香港三部曲》为例，得出结论：“就英语世界而言，这样的书名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西方对于中国的所谓‘东方主义想象’。事实上，这三部书在西方世界不俗的销售业绩，再次证明了葛氏遵守译入语文化规范的归化式译法起了重要的作用。
翻译者在译文上总要留下即所谓的“个人印记”。无论译者如何朝原文靠拢，都无法做到韦努蒂所说的纯粹的“隐身”和“透明”。高明的译者隐得深一些，不过如此。资深译家如葛浩文，也不例外。但对葛浩文这样经验丰富的翻译家来说，绝不是归化或异化能限定的。
对葛浩文来说，“翻译永远意味着‘未完成’”，没有一部译作不是修改了四五遍以上才定稿的。一旦交付出版社，他就不敢重看自己的翻译，生怕忍不住動手修改;他甚至拒绝在新书发布会、读者见面会之类的公众场合朗读自己的译作，免得读了一两句就不满意而卡在那里。这位认真的翻译家，经常看出原著中的各种错误，以至于抱怨中国文学编辑总体素质欠佳。他力求自己的翻译“不比原文更坏”;但若有人说葛浩文的翻译比原文更好，他也会不悦。他不愿越俎代庖，替原文润色，改变作者的表达。他只想老老实实地尽一个译者的本分。
参考文献：
[1] Howard Goldblatt. Wolf Totem [M].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8.
[2]李叶. 文学评论家：莫言得诺奖 翻译功不可没[EB/OL]. [21]
人民网，2012-10-11. [2012-11-15]. http：//society.people.com.cn/GB/n/2012/1011/c1008-19235129.html
[3]邵璐. 翻译学的建构主义方法论 [J]. 翻译季刊，2007
[4]邵璐. 莫言小说英译研究[J] . 中国比较文学，2011
[5]邵璐. 文学中的模糊语言与翻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8] 2011b.
[6]邵璐. 西方翻译文体学研究（2006—2011）[J]. 中国翻译，[29] 2012（5）：10-15.
[7] 许钧. 翻译的危机与批评的缺席 [J]. 中国图书评论， 2005
[8]翻译家葛浩文与林丽君访谈录[J]. 中国翻译，2012
[9]季进. 我译故我在—葛浩文访谈录[J]. 当代作家评论，2009（6）：46.
[10]李文静. 中国文学英译的合作、协商与文化传播—汉英翻译家葛浩文与林丽君访谈录[J].中国翻译，2012（1）：60.
【关键词】：葛浩文;现代中国文学;翻译风格;
作为将中国现当代文学介绍给欧美的、“公认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葛浩文陆续翻译了萧红的《呼兰河传》、莫言的《红高粱》、《丰乳肥臀》、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杨绛的《干校六记》、贾平凹的《浮躁》、冯骥才的《三寸金莲》、阿来的《尘埃落定》、刘恒的《黑的雪》、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王朔的《玩的就是心跳》、春树的《北京娃娃》、姜戎的《狼图腾》等大概三十五位中国知名作家的四十四部文学作品。当下，能将诸多中国现当代文学名家作品实现英译的可能只有葛一人。作为一个汉学家和翻译家，葛无疑推动了中国文学及文化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为提升中国文学的国际知名度夯实了基础。
在中国当代小说家中，莫言是作品被譯介至国外最多的一位。莫言的大部分长篇小说都被翻译成外文，且都有多种语言译本。其中，《红高粱家族》有16种译本，长篇小说《酒国》有6种，《丰乳肥臀》2种，《天堂蒜薹之歌》3种。在许多媒体和学界人士看来，在如今的英法主流阅读市场上，莫言作品的翻译既是中国作家中最多的，也是最精准的。无可否认，正如人们所认识到的，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翻译工作者、尤其是海外翻译家功不可没，如果莫言文学作品的翻译不是很好的话，也很难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李叶，2012）。
然而，对于所谓“莫言作品翻译最多也最精确”（邵璐，2012），“葛浩文译本非常忠实”的提法，学界也存在颇多争议。莫言通过翻译在国际上获得成功，真是得益于翻译得“精确”或“忠实”吗？葛浩文多次在接受媒体采访或撰文时，提及合作得最好的作家是莫言，因为莫言可任由他“自由发挥”（邵璐，2011）。莫言也曾为葛浩文译文的“不忠”辩护：“我和葛浩文教授有约在先，我希望他能在翻译的过程中，弥补我性描写不足的缺陷。因为我知道，一个美国人在性描写方面，总是比一个中国人更有经验”（莫言，2000）。
葛浩文在翻译《生死疲劳》时，对文化负载词进行了删减。通常情况下，在面对严肃文学时，译者对关键词的态度是，必须严谨评估文本，判定哪些词对主题、修辞或其他文本功能最重要，而哪些词相对次要，因为目标文本中的信息和风格会因译者的评估与决定而有得有失。葛浩文在处理对于目标读者略显陌生的文化负载词时，采取了大胆删减的手法。聚焦葛浩文的译者个人风格，通过对比莫言作品及其英译本，找出源文本与目标文本文体之差异，对当代中国文学翻译的文体研究不无启发。
对葛浩文来说，译者总是现身的，也总是隐身的。他做翻译不须借助高深的理论，而是像作家或诗人那样，一边写，一边摸索最恰当的表达方式。他认为译者选择作品来翻译时，不能仅仅以自己文化里通行的文学标准来判断，而不从中国文化的角度评估他们的作品。他不用脚注，必要时用解释性译文;在句法层面上保留原文的句子结构，一般连原文的标点都不轻易改动;在词法和修辞层面上做文章，这也是他最见功夫的地方。葛浩文的翻译是紧扣原文的。所谓归化的译法，在他那里不过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用得极少。他高超的翻译技巧并没有稀释原文的文化、修辞、词法等信息。在对待“译入语文化规范上”，他以巧妙的方式将原文信息不折不扣地传递给英语读者。严格地说，他采取的态度是有取有舍。
胡安江教授在《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研究》一文中提到葛浩文的翻译策略，指出：“实际上，葛氏的归化译法几乎见于他的每一部作品。”胡教授以葛浩文1968年译的《杀夫》、2002年的《尘埃落定》和《香港三部曲》为例，得出结论：“就英语世界而言，这样的书名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西方对于中国的所谓‘东方主义想象’。事实上，这三部书在西方世界不俗的销售业绩，再次证明了葛氏遵守译入语文化规范的归化式译法起了重要的作用。
翻译者在译文上总要留下即所谓的“个人印记”。无论译者如何朝原文靠拢，都无法做到韦努蒂所说的纯粹的“隐身”和“透明”。高明的译者隐得深一些，不过如此。资深译家如葛浩文，也不例外。但对葛浩文这样经验丰富的翻译家来说，绝不是归化或异化能限定的。
对葛浩文来说，“翻译永远意味着‘未完成’”，没有一部译作不是修改了四五遍以上才定稿的。一旦交付出版社，他就不敢重看自己的翻译，生怕忍不住動手修改;他甚至拒绝在新书发布会、读者见面会之类的公众场合朗读自己的译作，免得读了一两句就不满意而卡在那里。这位认真的翻译家，经常看出原著中的各种错误，以至于抱怨中国文学编辑总体素质欠佳。他力求自己的翻译“不比原文更坏”;但若有人说葛浩文的翻译比原文更好，他也会不悦。他不愿越俎代庖，替原文润色，改变作者的表达。他只想老老实实地尽一个译者的本分。
参考文献：
[1] Howard Goldblatt. Wolf Totem [M].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8.
[2]李叶. 文学评论家：莫言得诺奖 翻译功不可没[EB/OL]. [21]
人民网，2012-10-11. [2012-11-15]. http：//society.people.com.cn/GB/n/2012/1011/c1008-19235129.html
[3]邵璐. 翻译学的建构主义方法论 [J]. 翻译季刊，2007
[4]邵璐. 莫言小说英译研究[J] . 中国比较文学，2011
[5]邵璐. 文学中的模糊语言与翻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8] 2011b.
[6]邵璐. 西方翻译文体学研究（2006—2011）[J]. 中国翻译，[29] 2012（5）：10-15.
[7] 许钧. 翻译的危机与批评的缺席 [J]. 中国图书评论， 2005
[8]翻译家葛浩文与林丽君访谈录[J]. 中国翻译，2012
[9]季进. 我译故我在—葛浩文访谈录[J]. 当代作家评论，2009（6）：46.
[10]李文静. 中国文学英译的合作、协商与文化传播—汉英翻译家葛浩文与林丽君访谈录[J].中国翻译，2012（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