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人的低调及其他种种原因，一个毫不逊色于“二战”时期著名的“敦刻尔克撤退”的出色“撤退”案例，未能出现于任何军校教案或其他案例教材中，即便是中文历史书，对此也往往一笔带过。
　　这就是发生在1938年的“宜昌撤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将四川确定为战时大后方。因此，全国各地的工厂、学校及各类机构拟陆续搬至重庆及周边地区。但入川的铁路已被日军的连番轰炸破坏得无法开运，当时的公路零散且不能直接入川，航运成为唯一的选择，而入川的航运门户是宜昌。
　　于是，至1938年，大量工厂设备、军用民用物资、各类人员，均集结于小小的宜昌城。当时，距宜昌仅三百公里的武汉三镇的汉口已失守，宜昌也岌岌可危。将人员设备物资快速撤至重庆，成为当务之急。恰在此时，张自忠将军统帅的第33集团军的数十万出川增援的军队及相关军事与武器装备，正在汉水防线阻击日军，他们急待通过长江航线奔赴战场。此外还有一个客观因素在于：此时离长江进入枯水期，只有40余天的时间。
　　当时川运航线上最大的民营航运公司民生公司的总经理卢作孚如此记述当时的状况：“大半年间，以扬子江中下游及海运轮船的全力，将所有一切人员和器材，集中到了宜昌。扬子江上游运输能力究嫌太小，汉口陷落后，还有三万以上待运的人员，九万吨以上待运的器材，在宜昌拥塞着。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
　　运输业专业人士根据当时长江的全部运力与需要撤退的人员物资计算，要将所有人、物撤至重庆，至少需要一年时间。在这样的危难关头，卢作孚及其民生公司全体员工挺身而出，决定全力共纾国难。但除了卢作孚一人以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人认为可以在40天内完成如此大规模的撤退。1938年10月23日，卢作孚到达宜昌。此时的宜昌早已陷入混乱，江面停满货物与船只，上空则是日本战机的不停轰炸，人们乱作一团、船票一票难求。
　　卢作孚首先稳定人心，在码头上召开的露天大会上承诺：请相信我们民生公司，请所有机构与人员听从指挥，我们一定将所有人与货在40天内运抵重庆。人们虽然将信将疑，但由于卢作孚与民生公司的良好声誉，大家鼓掌表示支持，许多滞留多时的人泪流满面。此后，卢作孚通宵达旦开始调配与巡查，精于数学的他采用“三段航运法”，即民生公司的二十余艘船全部加入“大撤退”，除了军用及其他极重要的物资与体积庞大的大型机械设备直接运往重庆外，其他的物资分门别类运到万县、奉节、巫山、巴东就返回，也有少部分运到三峡峡口就卸下，民生公司的船只当天返回宜昌；民生公司再在卸货当地租船或以自家的船统一安排后运往重庆。这样的安排使得初次航程缩短一半以上（当时宜昌至重庆一趟船的正常往返时间是六天），从敌机的轰炸中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
　　卢作孚勉励全体员工：“国家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他们以科学的安排、忘我的态度、众志成城为国奉献的精神，在日机的轰炸中完成了数十万吨货物的运送、难以计数的包括难童与军队在内的人员的运输，最终完成了此次艰难的大撤退。而代价是民生公司牺牲117名员工、76名员工致残、22艘大船中的16艘船只被炸沉炸毁、所租或相关70艘船舶遭炸伤。民生公司需要赔偿各方的是一个天文数字，而他们所收的货运款是平常的十分之一。此外，直至1940年，民生公司还从多个城市将兵工器材与航空器材抢运入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卢作孚及其领导的民生公司，挽救了国家危亡，挽救了当时的中国工业，挽救了需要撤退的各行各业的精英的宝贵生命。
　　值得一提的是，敦刻尔克大撤退由专业的军事部门指挥、倾全国之力完成，而宜昌大撤退则依靠的是实业家卢作孚和他执掌的民生公司。这样的案例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写成军事案例、MBA管理案例等等。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其价值。而卢作孚正代表了这样一类中国人：具有超卓的能力与情怀，在危难关头，可以为国家奉献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