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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0月22日，芷兰雅集艺术月谈第四讲如期举办，主题是古陶瓷的鉴定。主讲嘉宾王春城先生，系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从事瓷器，杂项等研究鉴定工作35年，长期致力于中国古陶瓷发展史和古陶瓷鉴定的研究工作。担任《中国古陶瓷图典》执行编辑。曾参加《中国陶瓷史》《历代紫砂瑰宝》《紫砂传承精艺》《青花名瓷》《官窑名瓷》《首都博物馆藏瓷选》等书的编写工作。撰写了《青花瓷器起源》《漫谈瓷枕》《景德镇御器厂始烧年代考》《析论康熙款豇豆红瓷器》等论文二十余篇。 如何鉴赏中国古陶瓷?核心是两个字：自然。那么，好坏的标准是什么?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找到一些规律。传统的鉴定方法包括胎、釉、器型、纹饰、烧造方法等方面，这些还不够。我们不妨再从痕迹进行辅助鉴别。
正常的和人为的使用痕迹
传世的器物，一定要有使用的痕迹，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流散在民间，经历坎坷，和故宫这类特定的保存环境不一样，不可能非常光鲜。因此，在判断传世品时，自然使用痕迹是～个鉴定的方法。但是也有一个问题，作假的人在这一方面的理解比我们精到得多。他们是在研究的基础上仿制，不是凭空想象。比如磨损痕迹就可以做。其实磨损痕迹不是今天发明的，老一辈人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已经在应用了。我学徒时，甚至上世纪90年代初到上海文物商店，一进门就看到一个老先生腿上抱了件瓷器，手里拿了一块麂皮在揉。这种方法自民国以来经常用。教科书讲到判断的方法，麂皮揉过的东西有一个规律的螺旋痕迹，是擦出来的痕迹，和正常使用痕迹不一样，是人工作假时的痕迹。
今天的造假者都很浮躁，拿块麂皮慢慢擦的情况已经不多了，正是因为他们的浮躁，我们在鉴定中才有一些可借鉴的东西。他们浮躁到什么程度?去光，最早是用酸腐蚀，或者用一锅鸡油炸，用84消毒液泡，用氢氟酸，虽然有急活也有温活，但是都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比如说药物的气味，整体釉质的破坏和改变，不该磨损的地方被药物侵蚀了，药物侵蚀以后没有脱药处理，用清水泡的时间不长，诸如此类，都是我们在鉴定中可以捕捉到的一些辅助信息。 有一次鉴定活动中，一位老先生拿了一个将军罐，让我说出为什么是假的。我把罐子翻过来说：“我给您提个问题，圈足里面沿口的位置磨损程度为什么和外面的磨损程度是一致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能磨损这么一致?”老先生一点就透，“假的，不用说了”。瓷器有几种打磨方式。在烧造过程中有一个垫饼，垫饼和瓷器中间有垫沙，还有一些灰，比如稻壳灰或是细沙，便于拿出来以后把垫饼打掉。打掉以后底足上会有一些粘沙，比如说两个盘子或者是两个碗，底足对着底足一磨，沙自然掉了，这是一种磨的方法。这是出窑时的简单的打磨，是没有使用痕迹的。精细的打磨出使用痕迹要使用砂纸，顺着底足高低不平去打磨。由于手容易疲劳，不由自主就会把不该打磨的地方也打磨到了，这种不该打磨的地方就是我们在鉴定时捕捉的信息，能让我们知道是正常使用的痕迹，还是人为打磨的痕迹。
在釉上彩瓷中，以珐琅彩和普通粉彩为例。如果真正是康乾的珐琅彩器，即使流传到民间，也经历了坎坷，但是它的生存环境会相对好些，但是一般的粉彩器不那么走运，会有自然的损伤和爆彩，尤其是金彩最易损伤，会自然的剥落。琉璃厂的一位老先生跟我说过，他上班后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拿着鸡毛掸子把桌子上面、下面都掸到了，包括瓷器，唯独有金彩的地方不掸。鸡毛掸子产生的静电对它的损伤最大，天天那么掸，金彩很快就掉了。如果我们看到了一个器物，有金彩，特别光鲜，一点都没有剥落，或者是剥落很牵强，一定要打问号。因为金彩最容易受伤害，无论怎样都一定会剥落的，和别的彩不一样。
2007年我在沈阳，一位先生拿出一个康熙笔筒，拿出图录跟我说，故宫有一只，图案和他的这只一样。这件笔筒的胎和釉都没有问题，都非常漂亮。但是我想，康熙的东西故宫有一件，他有一件，这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么巧就被我碰上了?而且画的图案风格都一样?所以我多了一个心眼。我就想拿着笔筒到窗户边看看，还没有走到窗户我就回来了，我告诉他这个彩是后挂上的，剥掉金彩的部分有依稀可辨的痕迹，感觉像是衣服不容易被太阳晒到的部位的颜色比能晒到的部位稍微深一些。很显然，这个笔筒原本的图案剥彩剥得比较厉害，但又没有完全剥落。因为是一件不太著名的东西，造假者就索性把金彩完全打磨掉，照着故宫的图案重新附着，二次绘画上去，摇身一变成了官窑。因为大家都知道康熙早期不带官窑款的东西很多，宫里有的必定就是官窑，这样一来价值就不一样了。如果仅仅从胎釉来看，这件东西就很容易被人看走眼。
金用作彩料之前需要研磨。现代人浮躁，研磨到一定程度就用来装饰和绘画了，只有在烧出来以后才能看出来没有研磨到位，金的表面的颗粒状突出，和真品的平坦、光亮、自然的效果有非常明显的区别。拿放大镜看金彩，一看麻麻巴巴的，再结合其他特征，就能看出真伪了。当然这个程度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来把握，不是绝对的。
工艺痕迹
工艺痕迹应该说是非常复杂的，也非常难以搞懂。因为我不会拉坯，也不懂工艺。元代以前的老窑瓷器，器里面基本上是不修胎的，在拉坯的过程中会有约一厘米宽的螺旋式拉坯痕迹，呈沟槽状，或深或浅，因器型、窑口、生产地域不同而定。以前我认为凡是有这种拉坯痕迹都八九不离十，最近才知道现在仿古高手拉出来的痕迹特别像，靠这种工艺痕迹来判断是不行了。但是今天这种手拉坯的痕迹源自古代，这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因为手指、器型、地域不同、胎质不同，拉出的痕迹一定不同。如果就这些不同的方面再作深入的分析，假以时日又会得出一些体会。我们在收藏时，看瓷片，尤其是看器物里面的痕迹，去找体会，这是一个必要的过程。 对于印坯的瓷器，在印的过程中，一定会因手劲和顺序不同留下褶皱痕迹。在传统的炼泥工艺中，胎土在陈腐的过程中会产生气泡。而今天机械加工的泥土几乎没有气泡。但是褶皱痕迹、胎泥的气孔痕迹，现在的仿古技术都能够做出来，关键看你怎么鉴定。我的体会是一些粗制仿品器物上的气孔痕迹、褶皱痕迹过于集中，不够均匀自然。诸如此类工艺上的特征和痕迹，都是我们需要探讨的。 去景德镇一定要去瓷器市场看看。第一是买自己喜欢和需要的生活用品，绝对便宜。第二是要看作1日、仿古的品种，至少已经被人家淘汰了若干年以后的那些品种，我们可以去看看。因为在市场轮回中，我们还有机会看到这些品种的蛛丝马迹。我们只能从这些品种的对比中来提高我们的认识，这是非常好的历练。北京是 市场的龙头，基本上要比其他地区的市场要早两年。捕捉各种渠道、流向的信息对我们的鉴定和鉴赏有很大的帮助。
出土痕迹
出土痕迹是一个很重要的痕迹，但把握起来很困难。因为各地的土欣差异很大，而且附着部位不同，上质感也不同。瓷器一旦附着上泥土以后，和人为做上去的不一样。
人为附着的方法，一种是胶粘。无论是用乳胶、鸡蛋清，或是各种名样现代化的材料来黏合，都需要一层层的粘，粘完以后不能暴晒，一晒就裂了，必须慢慢阴干，让水分自然挥发，挥发以后能掸掉的就掸掉，掸不掉的就永远附着在上面了。这种刚着是没有层次的，即使有层次也不清晰。还有一种方法是埋在地里，埋两三年。埋三年以上的也有，但很少，也是因为现代人的浮躁。
出土器物埋在地下不是三五年，而是百年以上，或是窖藏，或是墓穴。古代墓穴虽然做过防水，但年复一年地下水不断渗透，干燥，再渗透，再干燥，砂土和泥土随之附着在器物的表面。 按中国人死者为大的习俗，随葬的器物原先一定是摆放整齐的。之所以挖掘以后是凌乱的状态，是因为地下水在不断的冲刷，但这也是有规律的，不是整体的覆盖和掩埋，而是从最先着水的部分开始，土的附着感是有层次的。我们可以到各地博物馆去看陶器、瓷器，去感觉不同出土地区的土质的感觉，逐渐把握这种层次感。 这种层次感主要表现在北方出土的器物上，黄河以北、淮河以北的地区几乎都有这种规律存在。但是到了南方，这种现象几乎没有。因为地下水太丰富了，出土的瓷器和用泥抹上去的痕迹几乎一样。景德镇出土痕迹作旧几乎达到了完美的程度，这是由它的土壤来决定的。这些现象需要我们推敲和琢磨。
出水痕迹
出水器物的痕迹很难鉴定。原来我以为很容易，凡是附着的全都是真的，不是靠一年半载能够形成的。后来有人告诉我，养殖箱里浸泡几个月就行了。而且上世纪80年代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拍卖的一批克拉克瓷，还有最近发现的南海沉船，船舱沉下去以后包装物保存得很完好，外壳被水生物附着以后，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屏障，里面的器物保护得特别好，和新的一样，什么痕迹也没有。
另外，器物被海水侵蚀了几百年，出水后一定要做脱盐处理，还原它的本来面目。不管是海捞瓷器，还是养殖箱瓷，95％以上应该都有脱盐处理的过程。就我目前所知，脱盐没有更多的过程，如果浮躁的话，要么用药物，或者是中和，或者干脆拿东西泡，基本上特别快，把表面的一层釉都伤了。这些痕迹将是我们关注的一个对象。
元青花的数量
今年首都博物馆和北京艺术博物馆共同举办了一个元青花大展，展出了73件元青花。这个展览引起了很多的话题，掀起了元青花问题的讨论热潮。事后民间收藏组织在上海举办了元青花研讨会。核心问题是民间到底有没有元青花?中国的元青花流传到今天到底有多少件?
我的观点是在民间肯定有元青花存在，且不乏精品。但是说到数据就很为难了，博物馆和古陶瓷研究的一些专家说最多超不过300件或400件；民间的收藏爱好者则认为目前国内外私人收藏的元青花达到了1.5万件。
300多件的数据是上世纪90年代留英考古学博士蒋奇栖女士在国外发表文章统计的。到今天又有新的发现，这种统计数据肯定不在其内，当然没有发表者也不在其内。首都博物馆藏的元青花，经过统计发表过的是9件，有时候是7件，其实达到了10多件，同类的东西没有必要发表。有很多人说自己收藏的物品在博物馆和图录上都没有发现相似的，所以是孤品。这不是标准。博物馆拥有上万件甚至几十万件的藏品，只有很少的放在展柜里。没有进展柜的文物有的是艺术价值还没有被充分认识，无法很好的诠释，还有一些更低档的东西只能作为资料。很多人收藏的就是这些最低档的，发表或展览或出版都不够级别，怎么能是孤品呢?我们要客观全面的思考问题。
我不相信民间有1.5万件元青花。虽然我没有看到这些东西，但是我发现在电视、媒体上在采访藏家的时候，背景照片大量的元青花是成双成对的，值得质疑。还有一个问题一体量。有的盘子口径达到1米多，大瓶将近一人多高，而且成双成对，我觉得不可信。元代烧制瓷器的生产力能否达到这种水平?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今天如果用传统的方法在景德镇甩柴窑烧制，柴窑窑门的宽度在60厘米左右，根本无法出入口径1米多的大盘。立着没有问题，但是盘子如果立起来放进去是不可能的。我们看到的大盘、大瓶很多都是用气窑烧造出来的，气窑可以设置十几个或者是更多的出火口，均匀受热，没有问题。元代的窑炉，包括今天使用的从清代延续至今的烧柴的窑炉，不可能具备烧造如此大件的条件，元代怎么可能出现这么大的盘子呢?这些问题值得思考。所以，民间如果存在着1.5万件元青花，而且是这么大体量的东西，这是值得研究的。
提问环节
提问：您说的使用痕迹对瓷器釉下气泡有什么影响?里，因为博物馆毕竟积累了几十年。真止摸清元肯花在民间的数量是一个谜，但是绝对不可能没有，这是我的观点。 提问：您对“国宝”献汶川事件有什么看法?
王春城：网上出来的新闻，同样一句话，标点符号标的不是位置，个别字眼一改动，意思都变了。事实上，“同宝献汶川”活动中的珐琅彩仡熏我没有见过，媒体记者采访我的时候没有提到献汶川的事，是因为元青花展览提到元青花问题，结果说到献汶川这里，我被忽悠了。我要是知道献汶川是爱心活动，那么再用专业的角度品头论是谈真假，那就太狭隘了。这件事不提就静静过去了。
提问：目前国外研究中国瓷器能达到什么地步?
王春城：如果说国外和我们比，确切的说没有我们先进。因为第一手资料掌握在国内，新中国成立以后、大最科学发掘出土的材料都在我们这，而且我们的队伍日益壮大，知识化结构越米越年轻，越来越丰寓，前沿将永远被我们占据。但是在治学方面，我们的问题烂浮躁。人家足踏踏实实做学问。学术研究也是无国界的，需要交流和沟通。
提问；近年流行仪器检测，电视剧《雾里看花》中也提到了仪器梭测和传统鉴定，您怎么看待仪器检测和传统鉴定的区别?仪器检测手段未来是否可以代替传统鉴定?
王春城：史物鉴定在若千年以后势必要走上仪器检测这条路，这是肯定的。但是，就现在这种格局来看，还是处于无章无序的状态。所有的检测都是需要庞火的数据库支撑的，但现在所有的文物机构都不具备采集数据库的能力。大多数数据来源于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上世纪五六年代以来的检测报告。发表在《中国硅酸盐》杂志上。报告首先描述测试样品来源，某一个地层，谁 送来的，什么情况，当时的原生态是什么样的，现状是什么样的，经过什么样的方法取样，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进行分析，得出什么样的数据。也就是说，这个数据库在这套流程下是科学的，如果我们把这个数据库拿来应对万千世界，您说科学吗?我不知道。但是以后一定会走上仪器榆测的道路。里，因为博物馆毕竟积累了几十年。真止摸清元肯花在民间的数量是一个谜，但是绝对不可能没有，这是我的观点。 提问：您对“国宝”献汶川事件有什么看法?
王春城：网上出来的新闻，同样一句话，标点符号标的不是位置，个别字眼一改动，意思都变了。事实上，“同宝献汶川”活动中的珐琅彩仡熏我没有见过，媒体记者采访我的时候没有提到献汶川的事，是因为元青花展览提到元青花问题，结果说到献汶川这里，我被忽悠了。我要是知道献汶川是爱心活动，那么再用专业的角度品头论是谈真假，那就太狭隘了。这件事不提就静静过去了。
提问：目前国外研究中国瓷器能达到什么地步?
王春城：如果说国外和我们比，确切的说没有我们先进。因为第一手资料掌握在国内，新中国成立以后、大最科学发掘出土的材料都在我们这，而且我们的队伍日益壮大，知识化结构越米越年轻，越来越丰寓，前沿将永远被我们占据。但是在治学方面，我们的问题烂浮躁。人家足踏踏实实做学问。学术研究也是无国界的，需要交流和沟通。
提问；近年流行仪器检测，电视剧《雾里看花》中也提到了仪器梭测和传统鉴定，您怎么看待仪器检测和传统鉴定的区别?仪器检测手段未来是否可以代替传统鉴定?
王春城：史物鉴定在若千年以后势必要走上仪器检测这条路，这是肯定的。但是，就现在这种格局来看，还是处于无章无序的状态。所有的检测都是需要庞火的数据库支撑的，但现在所有的文物机构都不具备采集数据库的能力。大多数数据来源于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上世纪五六年代以来的检测报告。发表在《中国硅酸盐》杂志上。报告首先描述测试样品来源，某一个地层，谁送来的，什么情况，当时的原生态是什么样的，现状是什么样的，经过什么样的方法取样，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进行分析，得出什么样的数据。也就是说，这个数据库在这套流程下是科学的，如果我们把这个数据库拿来应对万千世界，您说科学吗?我不知道。但是以后一定会走上仪器榆测的道路。
“国宝献汶川”事件背景链接：
2009年4月，四川省收藏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伍叉江决定，将自己收藏的一件“清乾隆珐琅彩花薰冠架”捐给汶川灾区。随后，汶川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藏家的电话，纷纷表示“愿意捐出自己珍藏的国宝级藏品”。汶川县政府随后组织了“国宝献汶川”活动，共接受66件文物。报道称，这些文物都经过了专家的鉴定。如果这些待捐的文物都具有名贵的市场价值，那么一旦变现，对于汶川来说，就意味着多了数亿的灾后重建资金。 据报道，86件赠品中有三分之=是由上海市社科院社科报社网站所属的中国收藏家论坛的藏家捐的。该报社社长许明是该论坛的超级版主，也是发起论坛藏家参与此次捐赠活动的核心人物。
7月21日，汶川县政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组织了一场规模盛大的捐赠仪式，以回馈捐赠者的爱心。赠品的图片随后在收藏界流传开来。这些赠品中有不少于八件元青花，包括一件鬼谷子出山罐，另外还有数量不等的明宣德瓷、宋钧瓷、宋官窑和宋汝窑瓷器等。其中有一件“明宣德青花釉里红大盘”，直径达到1.8米。不少人对这批捐赠品提出质疑。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王春城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认为从生产工艺水平看，直径60厘米的宣德瓷器“闻所未闻”。捐赠者和质疑者双方最大的异议是在对元青花的认识上。
据报道，“国宝献汶川”活动组织者原计划先在深圳举行义拍义卖活动，但始料未及的文物真假问题让这个计划延期，活动最终改为将捐赠文物作为向捐助汶川灾后重建的爱心企业表达感谢的“纪念品”。
正常的和人为的使用痕迹
传世的器物，一定要有使用的痕迹，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流散在民间，经历坎坷，和故宫这类特定的保存环境不一样，不可能非常光鲜。因此，在判断传世品时，自然使用痕迹是～个鉴定的方法。但是也有一个问题，作假的人在这一方面的理解比我们精到得多。他们是在研究的基础上仿制，不是凭空想象。比如磨损痕迹就可以做。其实磨损痕迹不是今天发明的，老一辈人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已经在应用了。我学徒时，甚至上世纪90年代初到上海文物商店，一进门就看到一个老先生腿上抱了件瓷器，手里拿了一块麂皮在揉。这种方法自民国以来经常用。教科书讲到判断的方法，麂皮揉过的东西有一个规律的螺旋痕迹，是擦出来的痕迹，和正常使用痕迹不一样，是人工作假时的痕迹。
今天的造假者都很浮躁，拿块麂皮慢慢擦的情况已经不多了，正是因为他们的浮躁，我们在鉴定中才有一些可借鉴的东西。他们浮躁到什么程度?去光，最早是用酸腐蚀，或者用一锅鸡油炸，用84消毒液泡，用氢氟酸，虽然有急活也有温活，但是都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比如说药物的气味，整体釉质的破坏和改变，不该磨损的地方被药物侵蚀了，药物侵蚀以后没有脱药处理，用清水泡的时间不长，诸如此类，都是我们在鉴定中可以捕捉到的一些辅助信息。 有一次鉴定活动中，一位老先生拿了一个将军罐，让我说出为什么是假的。我把罐子翻过来说：“我给您提个问题，圈足里面沿口的位置磨损程度为什么和外面的磨损程度是一致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能磨损这么一致?”老先生一点就透，“假的，不用说了”。瓷器有几种打磨方式。在烧造过程中有一个垫饼，垫饼和瓷器中间有垫沙，还有一些灰，比如稻壳灰或是细沙，便于拿出来以后把垫饼打掉。打掉以后底足上会有一些粘沙，比如说两个盘子或者是两个碗，底足对着底足一磨，沙自然掉了，这是一种磨的方法。这是出窑时的简单的打磨，是没有使用痕迹的。精细的打磨出使用痕迹要使用砂纸，顺着底足高低不平去打磨。由于手容易疲劳，不由自主就会把不该打磨的地方也打磨到了，这种不该打磨的地方就是我们在鉴定时捕捉的信息，能让我们知道是正常使用的痕迹，还是人为打磨的痕迹。
在釉上彩瓷中，以珐琅彩和普通粉彩为例。如果真正是康乾的珐琅彩器，即使流传到民间，也经历了坎坷，但是它的生存环境会相对好些，但是一般的粉彩器不那么走运，会有自然的损伤和爆彩，尤其是金彩最易损伤，会自然的剥落。琉璃厂的一位老先生跟我说过，他上班后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拿着鸡毛掸子把桌子上面、下面都掸到了，包括瓷器，唯独有金彩的地方不掸。鸡毛掸子产生的静电对它的损伤最大，天天那么掸，金彩很快就掉了。如果我们看到了一个器物，有金彩，特别光鲜，一点都没有剥落，或者是剥落很牵强，一定要打问号。因为金彩最容易受伤害，无论怎样都一定会剥落的，和别的彩不一样。
2007年我在沈阳，一位先生拿出一个康熙笔筒，拿出图录跟我说，故宫有一只，图案和他的这只一样。这件笔筒的胎和釉都没有问题，都非常漂亮。但是我想，康熙的东西故宫有一件，他有一件，这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么巧就被我碰上了?而且画的图案风格都一样?所以我多了一个心眼。我就想拿着笔筒到窗户边看看，还没有走到窗户我就回来了，我告诉他这个彩是后挂上的，剥掉金彩的部分有依稀可辨的痕迹，感觉像是衣服不容易被太阳晒到的部位的颜色比能晒到的部位稍微深一些。很显然，这个笔筒原本的图案剥彩剥得比较厉害，但又没有完全剥落。因为是一件不太著名的东西，造假者就索性把金彩完全打磨掉，照着故宫的图案重新附着，二次绘画上去，摇身一变成了官窑。因为大家都知道康熙早期不带官窑款的东西很多，宫里有的必定就是官窑，这样一来价值就不一样了。如果仅仅从胎釉来看，这件东西就很容易被人看走眼。
金用作彩料之前需要研磨。现代人浮躁，研磨到一定程度就用来装饰和绘画了，只有在烧出来以后才能看出来没有研磨到位，金的表面的颗粒状突出，和真品的平坦、光亮、自然的效果有非常明显的区别。拿放大镜看金彩，一看麻麻巴巴的，再结合其他特征，就能看出真伪了。当然这个程度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来把握，不是绝对的。
工艺痕迹
工艺痕迹应该说是非常复杂的，也非常难以搞懂。因为我不会拉坯，也不懂工艺。元代以前的老窑瓷器，器里面基本上是不修胎的，在拉坯的过程中会有约一厘米宽的螺旋式拉坯痕迹，呈沟槽状，或深或浅，因器型、窑口、生产地域不同而定。以前我认为凡是有这种拉坯痕迹都八九不离十，最近才知道现在仿古高手拉出来的痕迹特别像，靠这种工艺痕迹来判断是不行了。但是今天这种手拉坯的痕迹源自古代，这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因为手指、器型、地域不同、胎质不同，拉出的痕迹一定不同。如果就这些不同的方面再作深入的分析，假以时日又会得出一些体会。我们在收藏时，看瓷片，尤其是看器物里面的痕迹，去找体会，这是一个必要的过程。 对于印坯的瓷器，在印的过程中，一定会因手劲和顺序不同留下褶皱痕迹。在传统的炼泥工艺中，胎土在陈腐的过程中会产生气泡。而今天机械加工的泥土几乎没有气泡。但是褶皱痕迹、胎泥的气孔痕迹，现在的仿古技术都能够做出来，关键看你怎么鉴定。我的体会是一些粗制仿品器物上的气孔痕迹、褶皱痕迹过于集中，不够均匀自然。诸如此类工艺上的特征和痕迹，都是我们需要探讨的。 去景德镇一定要去瓷器市场看看。第一是买自己喜欢和需要的生活用品，绝对便宜。第二是要看作1日、仿古的品种，至少已经被人家淘汰了若干年以后的那些品种，我们可以去看看。因为在市场轮回中，我们还有机会看到这些品种的蛛丝马迹。我们只能从这些品种的对比中来提高我们的认识，这是非常好的历练。北京是 市场的龙头，基本上要比其他地区的市场要早两年。捕捉各种渠道、流向的信息对我们的鉴定和鉴赏有很大的帮助。
出土痕迹
出土痕迹是一个很重要的痕迹，但把握起来很困难。因为各地的土欣差异很大，而且附着部位不同，上质感也不同。瓷器一旦附着上泥土以后，和人为做上去的不一样。
人为附着的方法，一种是胶粘。无论是用乳胶、鸡蛋清，或是各种名样现代化的材料来黏合，都需要一层层的粘，粘完以后不能暴晒，一晒就裂了，必须慢慢阴干，让水分自然挥发，挥发以后能掸掉的就掸掉，掸不掉的就永远附着在上面了。这种刚着是没有层次的，即使有层次也不清晰。还有一种方法是埋在地里，埋两三年。埋三年以上的也有，但很少，也是因为现代人的浮躁。
出土器物埋在地下不是三五年，而是百年以上，或是窖藏，或是墓穴。古代墓穴虽然做过防水，但年复一年地下水不断渗透，干燥，再渗透，再干燥，砂土和泥土随之附着在器物的表面。 按中国人死者为大的习俗，随葬的器物原先一定是摆放整齐的。之所以挖掘以后是凌乱的状态，是因为地下水在不断的冲刷，但这也是有规律的，不是整体的覆盖和掩埋，而是从最先着水的部分开始，土的附着感是有层次的。我们可以到各地博物馆去看陶器、瓷器，去感觉不同出土地区的土质的感觉，逐渐把握这种层次感。 这种层次感主要表现在北方出土的器物上，黄河以北、淮河以北的地区几乎都有这种规律存在。但是到了南方，这种现象几乎没有。因为地下水太丰富了，出土的瓷器和用泥抹上去的痕迹几乎一样。景德镇出土痕迹作旧几乎达到了完美的程度，这是由它的土壤来决定的。这些现象需要我们推敲和琢磨。
出水痕迹
出水器物的痕迹很难鉴定。原来我以为很容易，凡是附着的全都是真的，不是靠一年半载能够形成的。后来有人告诉我，养殖箱里浸泡几个月就行了。而且上世纪80年代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拍卖的一批克拉克瓷，还有最近发现的南海沉船，船舱沉下去以后包装物保存得很完好，外壳被水生物附着以后，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屏障，里面的器物保护得特别好，和新的一样，什么痕迹也没有。
另外，器物被海水侵蚀了几百年，出水后一定要做脱盐处理，还原它的本来面目。不管是海捞瓷器，还是养殖箱瓷，95％以上应该都有脱盐处理的过程。就我目前所知，脱盐没有更多的过程，如果浮躁的话，要么用药物，或者是中和，或者干脆拿东西泡，基本上特别快，把表面的一层釉都伤了。这些痕迹将是我们关注的一个对象。
元青花的数量
今年首都博物馆和北京艺术博物馆共同举办了一个元青花大展，展出了73件元青花。这个展览引起了很多的话题，掀起了元青花问题的讨论热潮。事后民间收藏组织在上海举办了元青花研讨会。核心问题是民间到底有没有元青花?中国的元青花流传到今天到底有多少件?
我的观点是在民间肯定有元青花存在，且不乏精品。但是说到数据就很为难了，博物馆和古陶瓷研究的一些专家说最多超不过300件或400件；民间的收藏爱好者则认为目前国内外私人收藏的元青花达到了1.5万件。
300多件的数据是上世纪90年代留英考古学博士蒋奇栖女士在国外发表文章统计的。到今天又有新的发现，这种统计数据肯定不在其内，当然没有发表者也不在其内。首都博物馆藏的元青花，经过统计发表过的是9件，有时候是7件，其实达到了10多件，同类的东西没有必要发表。有很多人说自己收藏的物品在博物馆和图录上都没有发现相似的，所以是孤品。这不是标准。博物馆拥有上万件甚至几十万件的藏品，只有很少的放在展柜里。没有进展柜的文物有的是艺术价值还没有被充分认识，无法很好的诠释，还有一些更低档的东西只能作为资料。很多人收藏的就是这些最低档的，发表或展览或出版都不够级别，怎么能是孤品呢?我们要客观全面的思考问题。
我不相信民间有1.5万件元青花。虽然我没有看到这些东西，但是我发现在电视、媒体上在采访藏家的时候，背景照片大量的元青花是成双成对的，值得质疑。还有一个问题一体量。有的盘子口径达到1米多，大瓶将近一人多高，而且成双成对，我觉得不可信。元代烧制瓷器的生产力能否达到这种水平?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今天如果用传统的方法在景德镇甩柴窑烧制，柴窑窑门的宽度在60厘米左右，根本无法出入口径1米多的大盘。立着没有问题，但是盘子如果立起来放进去是不可能的。我们看到的大盘、大瓶很多都是用气窑烧造出来的，气窑可以设置十几个或者是更多的出火口，均匀受热，没有问题。元代的窑炉，包括今天使用的从清代延续至今的烧柴的窑炉，不可能具备烧造如此大件的条件，元代怎么可能出现这么大的盘子呢?这些问题值得思考。所以，民间如果存在着1.5万件元青花，而且是这么大体量的东西，这是值得研究的。
提问环节
提问：您说的使用痕迹对瓷器釉下气泡有什么影响?里，因为博物馆毕竟积累了几十年。真止摸清元肯花在民间的数量是一个谜，但是绝对不可能没有，这是我的观点。 提问：您对“国宝”献汶川事件有什么看法?
王春城：网上出来的新闻，同样一句话，标点符号标的不是位置，个别字眼一改动，意思都变了。事实上，“同宝献汶川”活动中的珐琅彩仡熏我没有见过，媒体记者采访我的时候没有提到献汶川的事，是因为元青花展览提到元青花问题，结果说到献汶川这里，我被忽悠了。我要是知道献汶川是爱心活动，那么再用专业的角度品头论是谈真假，那就太狭隘了。这件事不提就静静过去了。
提问：目前国外研究中国瓷器能达到什么地步?
王春城：如果说国外和我们比，确切的说没有我们先进。因为第一手资料掌握在国内，新中国成立以后、大最科学发掘出土的材料都在我们这，而且我们的队伍日益壮大，知识化结构越米越年轻，越来越丰寓，前沿将永远被我们占据。但是在治学方面，我们的问题烂浮躁。人家足踏踏实实做学问。学术研究也是无国界的，需要交流和沟通。
提问；近年流行仪器检测，电视剧《雾里看花》中也提到了仪器梭测和传统鉴定，您怎么看待仪器检测和传统鉴定的区别?仪器检测手段未来是否可以代替传统鉴定?
王春城：史物鉴定在若千年以后势必要走上仪器检测这条路，这是肯定的。但是，就现在这种格局来看，还是处于无章无序的状态。所有的检测都是需要庞火的数据库支撑的，但现在所有的文物机构都不具备采集数据库的能力。大多数数据来源于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上世纪五六年代以来的检测报告。发表在《中国硅酸盐》杂志上。报告首先描述测试样品来源，某一个地层，谁 送来的，什么情况，当时的原生态是什么样的，现状是什么样的，经过什么样的方法取样，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进行分析，得出什么样的数据。也就是说，这个数据库在这套流程下是科学的，如果我们把这个数据库拿来应对万千世界，您说科学吗?我不知道。但是以后一定会走上仪器榆测的道路。里，因为博物馆毕竟积累了几十年。真止摸清元肯花在民间的数量是一个谜，但是绝对不可能没有，这是我的观点。 提问：您对“国宝”献汶川事件有什么看法?
王春城：网上出来的新闻，同样一句话，标点符号标的不是位置，个别字眼一改动，意思都变了。事实上，“同宝献汶川”活动中的珐琅彩仡熏我没有见过，媒体记者采访我的时候没有提到献汶川的事，是因为元青花展览提到元青花问题，结果说到献汶川这里，我被忽悠了。我要是知道献汶川是爱心活动，那么再用专业的角度品头论是谈真假，那就太狭隘了。这件事不提就静静过去了。
提问：目前国外研究中国瓷器能达到什么地步?
王春城：如果说国外和我们比，确切的说没有我们先进。因为第一手资料掌握在国内，新中国成立以后、大最科学发掘出土的材料都在我们这，而且我们的队伍日益壮大，知识化结构越米越年轻，越来越丰寓，前沿将永远被我们占据。但是在治学方面，我们的问题烂浮躁。人家足踏踏实实做学问。学术研究也是无国界的，需要交流和沟通。
提问；近年流行仪器检测，电视剧《雾里看花》中也提到了仪器梭测和传统鉴定，您怎么看待仪器检测和传统鉴定的区别?仪器检测手段未来是否可以代替传统鉴定?
王春城：史物鉴定在若千年以后势必要走上仪器检测这条路，这是肯定的。但是，就现在这种格局来看，还是处于无章无序的状态。所有的检测都是需要庞火的数据库支撑的，但现在所有的文物机构都不具备采集数据库的能力。大多数数据来源于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上世纪五六年代以来的检测报告。发表在《中国硅酸盐》杂志上。报告首先描述测试样品来源，某一个地层，谁送来的，什么情况，当时的原生态是什么样的，现状是什么样的，经过什么样的方法取样，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进行分析，得出什么样的数据。也就是说，这个数据库在这套流程下是科学的，如果我们把这个数据库拿来应对万千世界，您说科学吗?我不知道。但是以后一定会走上仪器榆测的道路。
“国宝献汶川”事件背景链接：
2009年4月，四川省收藏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伍叉江决定，将自己收藏的一件“清乾隆珐琅彩花薰冠架”捐给汶川灾区。随后，汶川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藏家的电话，纷纷表示“愿意捐出自己珍藏的国宝级藏品”。汶川县政府随后组织了“国宝献汶川”活动，共接受66件文物。报道称，这些文物都经过了专家的鉴定。如果这些待捐的文物都具有名贵的市场价值，那么一旦变现，对于汶川来说，就意味着多了数亿的灾后重建资金。 据报道，86件赠品中有三分之=是由上海市社科院社科报社网站所属的中国收藏家论坛的藏家捐的。该报社社长许明是该论坛的超级版主，也是发起论坛藏家参与此次捐赠活动的核心人物。
7月21日，汶川县政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组织了一场规模盛大的捐赠仪式，以回馈捐赠者的爱心。赠品的图片随后在收藏界流传开来。这些赠品中有不少于八件元青花，包括一件鬼谷子出山罐，另外还有数量不等的明宣德瓷、宋钧瓷、宋官窑和宋汝窑瓷器等。其中有一件“明宣德青花釉里红大盘”，直径达到1.8米。不少人对这批捐赠品提出质疑。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王春城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认为从生产工艺水平看，直径60厘米的宣德瓷器“闻所未闻”。捐赠者和质疑者双方最大的异议是在对元青花的认识上。
据报道，“国宝献汶川”活动组织者原计划先在深圳举行义拍义卖活动，但始料未及的文物真假问题让这个计划延期，活动最终改为将捐赠文物作为向捐助汶川灾后重建的爱心企业表达感谢的“纪念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