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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底中央发布“八项规定”之后，以往一些被看成是政府花小钱的口子一一被堵住。百姓在拍手称快的同时也不禁在问：“这些省下来的钱能用到我们身上吗？”
是的，这些从官员嘴上省下来的钱有多少能花到百姓身上呢？在这当中，又有多少能用到扶贫上？
几十年的扶贫开发，财政扶贫资金过少一直受到热议。“北京修条地铁都要上百亿，全国这么多的贫困地区，三四百亿的资金能够用？”一位地方扶贫办人员曾向记者发过牢骚。
正因为扶贫资金少而珍贵，公务接待花费却居高不下，一些地方曝出的扶贫资金被贪污挪用才会愈发刺痛人们的神经，成为舆论口诛笔伐的焦点。一旦被要求做好扶贫工作，这些地区就会伸手要钱：“没钱扶不了贫。”
国家和政府除了增加扶贫资金投入外，还应该思考什么？能否优先发展贫困地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我国联结中亚、西亚最重要的省份。新疆的贫困地区涉及8地州、35个扶贫重点县市。按照2300元的扶贫标准，还有贫困户64万户，贫困人口273万，占全疆35个扶贫重点县（市）乡村人口总数的496%。
改革开放后，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初期，新疆采取了非均衡发展战略，这对于初期新疆实力的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利于打造新疆宏观经济增长极，但也客观形成了对疆内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南疆地区经济发展的忽视。
“九五”期间，新疆自治区政府意识到在继续加强天山北坡经济中心区开发建设的同时，要着力加速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积极扶持当时的南疆四地州和其他贫困县经济开发。此后的“十五”、“十一五”期间，自治区政府都出台了一些政策措施，促进疆内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协调发展，但仍无法实现贫困地区的根本脱贫。南疆三地州目前被列为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2020年前也要与全国一道同步建成小康社会，这个任务相当艰巨。
其实，在南疆三地州中，克孜勒苏柯尔克孜州是南疆地区矿产资源富集区，铁矿资源储量丰富，铅锌资源储量为全疆第一；喀什石膏储量居全国前茅，蛇纹岩储量居全国第三位；和田地区盛产享誉国内外的和田玉石。
有资源依旧没能致富.这不仅和当地的封闭落后有关，也和整个区内经济发展重心有关。那么新疆为什么不能提出优先发展贫困地区？这还是和各地干部所面临的GDP考核有关.他们有更实际的考量：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大多起步慢、收效低，全年只有区区的365天，这中间还穿插着月度、季度GDP考核，很多人没有胆量将自己的官位只寄希望于贫困地区的发展增速上。
不止是新疆，我国很多省区市都面临着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贫富差距扩大的态势。“不是富裕地区发展太快了，而是贫困地区发展太慢了”，这句话道出了很多贫困地区党政干部的心声。经济基础不行，经济社会还要协调发展，这也意味着贫困地区很难能够迎头赶上。
“优先发展贫困地区”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没有气魄上项目投巨资，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依旧会按部就班。虽然中央取消了一部分符合条件的扶贫重点县的GDP考核，但扶贫开发成效考核的任务更艰巨——经济发展可以靠调结构、促发展来实现，但扶贫工作除了自力更生还需外部援手，全国范围内真正能通过自身努力摘掉贫困帽子的贫困县本就凤毛麟角。能否解决返贫压力？
返贫一直是扶贫开发工作的严重威胁之一，我国贫困地区面临三大返贫因素威胁：大灾、大病和大学。这其中大病和大学都属于个体性因素，大灾则属于群体性因素。
抑制返贫扩大，关键在于救济制度是否完善，救济行动是否及时。近些年来我国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出台、调整政策，教育扶贫、大病保险和灾后重建规划等措施频繁见诸报端。但不可忽视的是，新型致贫因素正日益扩大其对扶贫开发工作的影响，也令控制返贫人数难上加难。
首当其冲的就是全球经济波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一场金融海啸使全球贫困人口增加了一个亿，中国年均减贫人数也从1378万人骤减到313万人。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统计数字显示：我国贫困人口中，短期贫困就占三分之一。2008、2009年连续两年均为贫困人口的有1356万人，有2241万人仅为当年贫困人口，占62.3%，这两年年均脱贫人口规模基本回归到2000—2003年的水平。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完成时限迫在眉睫，中国虽然是率先完成贫困人口减半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但在国际一体化的大背景下，特别是欧债危机和美国债务违约等一系列国际经济风波影响下，大规模返贫随时可能发生。
结婚本是一件大喜之事，但近年来，“结婚返贫”在中国内地农村屡见不鲜。绝大多数农村父母将“适婚儿子娶不到媳妇”归为自己的“无能”，因而催生出来的农村嫁女攀比之风令人大跌眼镜。媒体曾报道，在甘肃、陕西不少农村，拥有两三个待嫁女孩子的家庭竟能在一夜之间完成脱贫致富的“神话”。
根据甘肃省社科院对甘肃城乡“80后”人口的婚姻调查结果统计分析显示，“80后”选择结婚的主动性略低，父母意见对其择偶观念具有较大影响。面对高额彩礼，农村待嫁女青年一般都会表现出完全顺从父母意愿的态度。由此，家境窘迫的农村男方家庭不得不将“娶儿媳”的心愿寄托于其所能承担起“彩礼”价格的异乡。更有甚者，已经尝试接受“跨国婚姻”。
除了全球经济危机和结婚返贫外，计生超生罚款、赌博巨额欠账、人身意外亡故、高昂异地借读费等特殊因素都成为返贫形成的条件，这部分虽然只是小众，但其“威慑力”却足够影响大众。
未雨绸缪，面对返贫难题时才能得心应手。随着扶贫开发工作的不断深入，一些外部和内部的矛盾仍会不断爆发并影响扶贫工作的进度，这就需要扶贫系统通盘考量、因势利导，从制度和机制上统筹安排好。
能否做到匹夫有责？
中国过往的扶贫开发进程中，始终没有忽视社会力量的作用。新时期的农村扶贫开发已经打破了原有城市和乡村的界限，令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扶贫开发事业。
广东扶贫济困日已经连续举办四届，每年都是在6月30日，全省募集的大量资金都用于支持省内扶贫“双到”工作，支援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此后，江苏徐州、河南周口均启动“扶贫一日捐”活动，目的和广东如出一辙，都是号召全体公众弘扬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以举手之力帮扶弱势群体。
相对于这种全民皆兵式的宣传发动，各省实施的党政领导、政府机关一对一帮扶、驻村帮扶更易实施。无论是重庆，还是广东，抑或措施采取时间不长的内蒙古、河北和甘肃，干部下基层已经成为扶贫开发的一支重要队伍和新的力量。
但在轰轰烈烈之下依然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强捐、强扣、强制已经成为一些地区追逐全民向善文化所采用的非正常手段，这也使得很多人质疑扶贫捐款的纯洁性。
小学生要捐钱只能找家长要，而且还不能低于一定数额，要不很没面子；公务员捐款不能随意定捐款数额，而是按照摊派下来的指标和规定直接从工资中扣减。这些在2008年汶川地震出现的不和谐事件近几年一直在延续。
在党员干部下基层驻村帮困这股热潮中，政府机关单位何处拿钱帮村修路打井，党员干部“一帮一、一帮多”哪里来的余钱？记者曾经采访过一位某地市委组织部的挂职干部，他每段时间都要到所结对的穷亲戚家呆上一天，帮助干农活、解决困难，每次还要按照帮扶规定给予帮扶户300元现金或物资，而这些钱都来自自己微薄的工资。
理顺民间参与扶贫开发工作的思路是扶贫改革的一大关键点，要想高效高质的完成扶贫任务，民间不仅要在参与扶贫开发工作的深度上做稳做好，还要在社会公众的认知上下功夫。消除误解，告别强制，民间扶贫开发力量才能健康持续的释放热量。
是的，这些从官员嘴上省下来的钱有多少能花到百姓身上呢？在这当中，又有多少能用到扶贫上？
几十年的扶贫开发，财政扶贫资金过少一直受到热议。“北京修条地铁都要上百亿，全国这么多的贫困地区，三四百亿的资金能够用？”一位地方扶贫办人员曾向记者发过牢骚。
正因为扶贫资金少而珍贵，公务接待花费却居高不下，一些地方曝出的扶贫资金被贪污挪用才会愈发刺痛人们的神经，成为舆论口诛笔伐的焦点。一旦被要求做好扶贫工作，这些地区就会伸手要钱：“没钱扶不了贫。”
国家和政府除了增加扶贫资金投入外，还应该思考什么？能否优先发展贫困地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我国联结中亚、西亚最重要的省份。新疆的贫困地区涉及8地州、35个扶贫重点县市。按照2300元的扶贫标准，还有贫困户64万户，贫困人口273万，占全疆35个扶贫重点县（市）乡村人口总数的496%。
改革开放后，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初期，新疆采取了非均衡发展战略，这对于初期新疆实力的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利于打造新疆宏观经济增长极，但也客观形成了对疆内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南疆地区经济发展的忽视。
“九五”期间，新疆自治区政府意识到在继续加强天山北坡经济中心区开发建设的同时，要着力加速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积极扶持当时的南疆四地州和其他贫困县经济开发。此后的“十五”、“十一五”期间，自治区政府都出台了一些政策措施，促进疆内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协调发展，但仍无法实现贫困地区的根本脱贫。南疆三地州目前被列为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2020年前也要与全国一道同步建成小康社会，这个任务相当艰巨。
其实，在南疆三地州中，克孜勒苏柯尔克孜州是南疆地区矿产资源富集区，铁矿资源储量丰富，铅锌资源储量为全疆第一；喀什石膏储量居全国前茅，蛇纹岩储量居全国第三位；和田地区盛产享誉国内外的和田玉石。
有资源依旧没能致富.这不仅和当地的封闭落后有关，也和整个区内经济发展重心有关。那么新疆为什么不能提出优先发展贫困地区？这还是和各地干部所面临的GDP考核有关.他们有更实际的考量：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大多起步慢、收效低，全年只有区区的365天，这中间还穿插着月度、季度GDP考核，很多人没有胆量将自己的官位只寄希望于贫困地区的发展增速上。
不止是新疆，我国很多省区市都面临着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贫富差距扩大的态势。“不是富裕地区发展太快了，而是贫困地区发展太慢了”，这句话道出了很多贫困地区党政干部的心声。经济基础不行，经济社会还要协调发展，这也意味着贫困地区很难能够迎头赶上。
“优先发展贫困地区”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没有气魄上项目投巨资，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依旧会按部就班。虽然中央取消了一部分符合条件的扶贫重点县的GDP考核，但扶贫开发成效考核的任务更艰巨——经济发展可以靠调结构、促发展来实现，但扶贫工作除了自力更生还需外部援手，全国范围内真正能通过自身努力摘掉贫困帽子的贫困县本就凤毛麟角。能否解决返贫压力？
返贫一直是扶贫开发工作的严重威胁之一，我国贫困地区面临三大返贫因素威胁：大灾、大病和大学。这其中大病和大学都属于个体性因素，大灾则属于群体性因素。
抑制返贫扩大，关键在于救济制度是否完善，救济行动是否及时。近些年来我国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出台、调整政策，教育扶贫、大病保险和灾后重建规划等措施频繁见诸报端。但不可忽视的是，新型致贫因素正日益扩大其对扶贫开发工作的影响，也令控制返贫人数难上加难。
首当其冲的就是全球经济波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一场金融海啸使全球贫困人口增加了一个亿，中国年均减贫人数也从1378万人骤减到313万人。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统计数字显示：我国贫困人口中，短期贫困就占三分之一。2008、2009年连续两年均为贫困人口的有1356万人，有2241万人仅为当年贫困人口，占62.3%，这两年年均脱贫人口规模基本回归到2000—2003年的水平。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完成时限迫在眉睫，中国虽然是率先完成贫困人口减半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但在国际一体化的大背景下，特别是欧债危机和美国债务违约等一系列国际经济风波影响下，大规模返贫随时可能发生。
结婚本是一件大喜之事，但近年来，“结婚返贫”在中国内地农村屡见不鲜。绝大多数农村父母将“适婚儿子娶不到媳妇”归为自己的“无能”，因而催生出来的农村嫁女攀比之风令人大跌眼镜。媒体曾报道，在甘肃、陕西不少农村，拥有两三个待嫁女孩子的家庭竟能在一夜之间完成脱贫致富的“神话”。
根据甘肃省社科院对甘肃城乡“80后”人口的婚姻调查结果统计分析显示，“80后”选择结婚的主动性略低，父母意见对其择偶观念具有较大影响。面对高额彩礼，农村待嫁女青年一般都会表现出完全顺从父母意愿的态度。由此，家境窘迫的农村男方家庭不得不将“娶儿媳”的心愿寄托于其所能承担起“彩礼”价格的异乡。更有甚者，已经尝试接受“跨国婚姻”。
除了全球经济危机和结婚返贫外，计生超生罚款、赌博巨额欠账、人身意外亡故、高昂异地借读费等特殊因素都成为返贫形成的条件，这部分虽然只是小众，但其“威慑力”却足够影响大众。
未雨绸缪，面对返贫难题时才能得心应手。随着扶贫开发工作的不断深入，一些外部和内部的矛盾仍会不断爆发并影响扶贫工作的进度，这就需要扶贫系统通盘考量、因势利导，从制度和机制上统筹安排好。
能否做到匹夫有责？
中国过往的扶贫开发进程中，始终没有忽视社会力量的作用。新时期的农村扶贫开发已经打破了原有城市和乡村的界限，令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扶贫开发事业。
广东扶贫济困日已经连续举办四届，每年都是在6月30日，全省募集的大量资金都用于支持省内扶贫“双到”工作，支援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此后，江苏徐州、河南周口均启动“扶贫一日捐”活动，目的和广东如出一辙，都是号召全体公众弘扬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以举手之力帮扶弱势群体。
相对于这种全民皆兵式的宣传发动，各省实施的党政领导、政府机关一对一帮扶、驻村帮扶更易实施。无论是重庆，还是广东，抑或措施采取时间不长的内蒙古、河北和甘肃，干部下基层已经成为扶贫开发的一支重要队伍和新的力量。
但在轰轰烈烈之下依然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强捐、强扣、强制已经成为一些地区追逐全民向善文化所采用的非正常手段，这也使得很多人质疑扶贫捐款的纯洁性。
小学生要捐钱只能找家长要，而且还不能低于一定数额，要不很没面子；公务员捐款不能随意定捐款数额，而是按照摊派下来的指标和规定直接从工资中扣减。这些在2008年汶川地震出现的不和谐事件近几年一直在延续。
在党员干部下基层驻村帮困这股热潮中，政府机关单位何处拿钱帮村修路打井，党员干部“一帮一、一帮多”哪里来的余钱？记者曾经采访过一位某地市委组织部的挂职干部，他每段时间都要到所结对的穷亲戚家呆上一天，帮助干农活、解决困难，每次还要按照帮扶规定给予帮扶户300元现金或物资，而这些钱都来自自己微薄的工资。
理顺民间参与扶贫开发工作的思路是扶贫改革的一大关键点，要想高效高质的完成扶贫任务，民间不仅要在参与扶贫开发工作的深度上做稳做好，还要在社会公众的认知上下功夫。消除误解，告别强制，民间扶贫开发力量才能健康持续的释放热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