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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治小说起源于西方，在日本近代思想家及文学家的努力下传播到了日本。明治初期尤其是在自由民权运动时期，日本文坛兴起了翻译政治小说和创作政治小说的热潮。政治小说在日本的兴起及发展与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衰紧密相连，是在日本从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文学题材。关于政治和文学的关系，文学家们有很多的观点和设想。作为一种文学形态，政治小说虽然和政治有关联，却不仅仅是有关政治和小说的论说。论文将在时代和社会的背景下考察日本政治小说的发生、兴盛以及文学功能，以求探明政治小说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中的意义和地位。
关键词：自由民权运动；翻译政治小说；政治小说；地位考察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6）06-0047-08
1. “政治小说”和自由民权运动
政治小说的缘起问题一度引起研究者的关注。1898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了著名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他指出：“政治小说之体，自泰西人始也”。日本学者菊池宽认为：“西方在18世纪末的大革命前期，一群文学家开始鼓吹政治思想。尤其是法兰西百科全书派作家的著述中，政治性的论说占据重要内容。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波斯人信札》把世人的注意力集中在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上。此后出现的伏尔泰、卢梭以及狄德罗等掀起了所谓的启蒙主义文学运动。把他们的小说称为 ‘政治小说’应该是没有什么异议的。”（菊池宽，1947： 172）叶凯蒂的研究曾精密地考察过政治小说在欧洲的历史，她发现“欧洲政治小说的起源，在于英国的首相狄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并声称政治小说是一种跨越国界的文学潮流，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学运动（叶凯蒂，2011： 154-165）。起源于西方的政治小说，在东方的日本也有回响的声音：日本政治小说。
明治十（1877）年前后，日本流行翻译小说。翻译小说在翻译和介绍西方名著方面成绩斐然，把西方启蒙思想传入日本，促进了日本明治时期政治小说的诞生。“和翻译小说几乎同时兴起的还有政治小说，政治小说也是一种小说，其中交织着政治思想和政治见解。明治十（1877）年到明治二十（1887）年间，日本社会关于政治上的议论日盛，政治运动也风起云涌。一些进步人士倡导自由平等思想，掀起了开设国会的运动。”（麻生磯次，1950： 194）日本政治小说的兴起和此处所言的“政治运动”紧密相关，日本社会当时最为激烈的“政治运动”就是自由民权运动。“明治七（1874）年，板垣退助和后藤象二郎等人向政府提交了请求设立民选议院的建议书，以此开始了浩浩荡荡的以开设国会、制定宪法、减轻地租、要求地方自治为核心内容的政治运动，史称‘自由民权运动’”（张龙妹、曲莉，2010： 353）。
由于明治维新建立起的是绝对主义的专制政府，日本各个阶层几乎都有自己的痛苦和不满。而自由民权运动点燃了日本全国性的体制变革运动。“据柳田泉的调查研究，‘自由民权运动’的领袖、时任自由党总理的板垣退助在访问法国期间曾面会法国大作家维克多·雨果，并就民权论与其交换意见。席间，雨果基于日本的现实情况，提议应尽量利用报纸等宣传媒体，在欧美政治类小说借以宣扬自由主义政论，得到板垣退助的赞同。”（张龙妹、曲莉，2010： 354）“看到了席卷全国的国民运动的威力后，感到恐怖的天皇政府和民间约定颁布亲民宪法，企图削弱自由民权运动情势。与此同时，政府还采取了强势镇压和分裂怀柔谋略。那些曾经发表过政治批判言论和暴露政治黑暗的报纸一个个被禁止发售甚至禁止发行。事态发展到最后，报社主笔乃至普通职员都被关进了监狱。除了对言论、集会的压迫逐日深重外，明治十七（1884）年政府瓦解了最前卫的自由党，此举导致自由党解体。”（日本近代文学館编，1978： 249）
在国家政治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自由民权运动的机关报社社长西园寺公望被迫辞去社长职务，被日本宫内厅召回到天皇身边，辅弼朝廷；民权运动的机关报纸《东洋自由报》在刊发34号后被迫停刊。自由民权运动的合法宣传渠道与启蒙活动变得越来越受到局限，必须尽快找到一种新的方式来打开僵局。因此“明治十五年（1882）左右，被追赶到无路可走的自由民权运动把政治小说当作一种新式武器，这样的选择很正确，同时也微妙地暗示了当时的社会形态”（日本近代文学館编，1978： 250）。政治小说作为特定的文学史概念随着一部部作品的出版逐渐建构起它的存在。政治小说“主要用来指称从明治十年中期到明治二十年初期流行的、仅仅限于自由民权系列的一批政治性宣传文学”（日本近代文学館编，1978： 249）。前期的政治小说以翻译雨果、大仲马的政治类题材小说为主，后期日本原创的政治小说日渐繁盛。
2. 翻译政治小说
自由民权运动的中江兆民（1847-1901），出身于土佐藩（高知县）的下级武士家庭。他从法国留学回国后，在东京开设了“法国学塾”。中江兆民给弟子讲授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他翻译的日语手抄本在明治九（1876）年前后流传到全国各地。他同时还开设了国会同盟。国会同盟成立一年后，自由民权运动的机关报纸《东洋自由新闻》开始发刊，公卿出身的西园寺公望担任社长，中江兆民担任主笔。小说《民权镜佐助的影子》在《东洋自由新闻》在最后一页连载，该小说同时也被《民权》连载。由于《民权镜佐助的影子》被认为带有对以天皇为首的政府进行批判的色彩，社长被迫辞职，两位职员被捕。其中的一位职员是小说的作者松泽久策。这次事情导致《东洋自由新闻》在发行34号以后停刊。打着“自由”旗号的报纸被迫停刊，其结局说明了自由民权运动在日本所遭遇的巨大阻力。
自由民权运动在发展过程中磕磕绊绊较多，最终，中江兆民离开了板垣退之助的自由党，回到“法国学塾”，着力打造理论杂志《欧美政理丛谈》。杂志的“文学”栏目连载翻译的法国革命故事。不仅如此，宫崎梦柳主宰的《自由新闻》以及大众版《插图自由》等也开始连载翻译小说。宫崎梦柳翻译了《沙俄虚无党 冤枉乃鞭笞》（1882）、《虚无党实传记 鬼啾啾》（1884）。 除了中江兆民和宫崎梦柳，日本还有其他的仁人志士致力于翻译西方的政治小说。“1878年，曾经在英国留学的织田纯一郎（1851-1919）翻译了英国通俗小说家布韦尔·李顿的《（欧洲奇事）花柳春话》，此书一出，深受日本读者的欢迎。由于翻译此书的成功，在日本形成了翻译带有政治色彩的西方小说的热潮。随之，李顿的《（开卷悲愤）慨世者传》（坪内逍遥译，1885）、《（讽世嘲俗）系思谈》（藤田茂吉、尾崎庸夫译，1885），迪斯累里的《（政党余谈）春莺啭》（关直彦译，1884）、《（三英双美）政海之情波》（渡边治译，1886），以及西欧其他作家描写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的小说《（法国革命起源）西洋血潮小暴风》（樱田百卫译，1882）、《（法兰西革命记）自由之凯歌》（宫崎梦柳译，1882）也先后问世”（郭延礼，1996： 117-120）。除了上述翻译的外国政治小说外，井上勤翻译了《佳人之血泪》（1887）、《妻子的叹息：政治小说》（1887），牛山鹤堂翻译了《梅蕾余薰：政治小说》（1887年），岛尾岩太郎翻译了《小人国发现録：政治小说》（1888）。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一波三折，让自由民权运动人士意识到：直白的、赤裸裸的政治理想虽然高尚可贵，但是在宣传上需要考虑得当策略和方法，才能达到既宣扬政治理想又不引起国家镇压的效果。这一想法的转变，方才让翻译政治小说在日本迅速流行起来。
宣传思想和策略的转变，使得他们对政治小说的翻译有了很强的目的性。再加上自由民权运动的领导人对西方政治小说十分了解和熟悉，在译本选择和翻译方面既有深刻的洞见又有翻译人才的便利。民权运动机关报纸以及杂志的发行，使得翻译政治小说在发表和传播方面得到最快速、最广泛的流通。“从翻译诗歌到翻译小说，这些在日本流行的政治小说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呢？第一是对自己真正想要表达的内容进行掩饰，说的是外国的事情，以此来躲避发行审查。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在报纸连载的第一回，一般都会附带作家或者译者的连载声明：‘这是发生在外国的事情，希望日本不会发生类似事件。’这句话几乎成了连载翻译政治小说的一个习惯性做法。”（伊藤整、下村富士男，1968： 128）
3. 日本政治小说
翻译的西方政治小说在日本发挥了启蒙作用，在这些翻译的政治小说流行的背后，日本作家创作的本土政治小说逐渐出现，并最后发展成了日本文学史上的固定文学概念：政治小说。《情海波澜：民权演义》（户田钦堂，聚星馆，1880）被认为是日本的第一部政治小说。这部小说以柳北成岛的手函作为开篇。这是柳北成岛给户田钦堂的手函。在手函中，柳北成岛提醒他注意读者群，内容尽量做到“轻妙”。序言对小说出版的前后经过有着详细的解说：“本篇小说脱稿之后直接就呈到了柳北成岛先生的书几案台之上，请求先生的指导。由于先生前几日身体因病感到不适，他推辞了这件事情，实在是万分遗憾。然而，如今接到了先生的手函，先生诚恳地示教于我。我将遵从先生的示教尽量让行文更加浅显易懂。在聚星馆的老板频频催促出版的情况下，我终于完成了此书。让各位看官久等，在此请您见谅”（戸田欽堂，1880： 3）。 “轻妙”是让文字表达浅显易懂，易于为广大读者接受。可见，政治小说在起步之初就关注读者群，关注小说的发行以及传播效果。书中的插画是宁齐所作：男主人公国府正文嘴里叼着烟斗，身着洋装，手拿西式洋伞；和国屋民次身穿日本和服，女主人公魁屋阿权跪坐在和国屋民次身边，两人同时望向国府正文。作家采用和汉混交文为每一出戏命名，这部小说总共五出戏，第一出：万缕绿垂杨柳雨，一枝红破海棠春；第二出：淡云酿雪入孤村，流水浮花归别涧；第三出：人情似纸张张薄，世事如碁着着新；第四出：静看简编多意味，起思宇宙有规模；第五出：醉尽巫阳梦里云，歌残翡翠簾前月。
《情海波澜：民权演绎》作为日本的第一部政治小说，“它采取近代以来沿袭古通俗小说的戏剧性的讽喻形式，表达了对自由民权的要求，以及阐明国民、民权和国会的关系”（叶渭渠，2009：159）。小说的目次采用戏曲形式“出”的记述方式，以及各个篇目小题目的拟定，均能够看出作家在创作中为了赢得读者的兴趣和好奇心在体例选择上的苦心。与此同时，也能看出政治小说在发展初期深受日本传统文学尤其是戏作文学影响的痕迹。
《情海波澜：民权演绎》以后，对日本社会影响比较深远的政治小说是矢野龙溪（1850-1931）的《经国美谈》，小说全名为《齐武名士 经国美谈》。“小说有前后两篇构成，前篇的主要内容是公元前4世纪希腊的小国齐武恢复民主政治的过程，后篇主要讲述了齐武抵抗大国斯巴达的侵略、弘扬国威的历程”（山田敬三，2012： 62）。前篇发表于1883年，后篇发表于1884年。“正如作者矢野龙溪自己所记，这是一篇‘齐武诸名士十九年间内除奸党外伸国势之经国美谈’。但它不止是一篇历史上的‘美谈’，作者在文章里明显导入了自己的政治理念。矢野龙溪在头脑中描绘的明治日本的理想状态，应该是像古希腊齐武实施民主共和制”（山田敬三，2012： 64）。矢野龙溪是明治时代的作家，担任《邮便报知新闻》的社长，同时还是一位政治家。“《经国美谈》在日本面世后，深受日本青年的欢迎，先后重印过数十版，成为当时以志士自诩的日本青年多数人拥有的读物。依田学海、成岛柳北、栗本锄云、藤田鸣鹤四位当时著名的汉学者，以汉文对此书作了评点。栗本锄云、藤田鸣鹤还分别为之写了序和跋”（邹振环，1996：132）。1900年2月至1901年1月11日，《经国美谈》的译文陆续刊登在《清议报》上。1902年由广智书局出版了单行本，同年又有商务印书馆的“说部丛书”本。《经国美谈》在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中间也反响热烈。胡适、邱菽园、蒋瑞藻、李伯元、郭沫若等人对这部书有过很高的评价。李健吾在幼年时期读过“说部丛书”版本的《经国美谈》。他这样描述对这部书的感觉：“当着这本破旧的《说部丛书》，好像当着一个我爱过的女孩子，如今她老了，我也老了，我以为我忘记了她，心却作怪似地粼粼起来。这是第一部走进我生命的小说，约莫我八九岁的光景。我很想把它比做我的初恋，其实胜似初恋，它给我带来的只是兴奋、酩酊和幸福”（李健吾，1986：290）。《经国美谈》之所以在日本和中国产生如此大的反向，山田敬三认为有三个原因：“一是因为矢野龙溪的《经国美谈》发表于自由民权运动的鼎盛时期。二是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故事讲述的非常有趣。三是作者是政变中下野的政府高级官员和及著名记者。著名的政治家执笔小说创作本身，就已经打破了传统的小说观念，打破了小说都是供“妇孺”消遣解闷的工具这一认识。”（山田敬三，2012： 62） 《经国美谈》虽然在日本影响很大，中国翻译的第一部日本政治小说却不是它，而是《佳人奇遇》。《佳人奇遇》被认为是“政治小说译述的开篇”（邹振环，1996： 127）。此书原作者柴四郎，笔名东海散士。“1898年12月13日，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他在横滨创办了《清议报》（旬刊），在《清议报》第一号上发表了《印译政治小说序》，这个就是梁启超翻译的东海散士《佳人之奇遇》的序言”（李慶国，1998： 62-73）。这个故事的开端始于回忆美国独立运动。美国的独立运动打败了英国王的支配地位，想要实施民政。参加独立革命运动的义勇军都是忠义之士。当主人公沉醉于梦想中的时候，忽然有两位美女出现在他的面前。一位是当时在对英独立战争中英勇奋战的英格兰流亡者，另一位女性在反抗西班牙绝对王权，企图在西班牙实行立宪制，由于行动失败，流亡到此地。就这样，日本、爱尔兰、西班牙的革命家开始相互熟悉，进而在一起商讨事情。就在此时，处在清政府支配下的中国人登场了。这个中国人首先要推翻中国的少数民族统治，然后再脱离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控制。不久，革命运动·独立运动的世界一览图就连起来了。西班牙、爱尔兰、中国，而后继之的有沙俄、印度、埃及、匈牙利、波兰等，每个国家的故事都借助他人之口展开了叙述。
由中华书局印行的《佳人奇遇》（梁启超，1947）封面上写着：新会梁启超任公著。“著”而不是“译”，在无意中说出了梁启超对原作的“增译”事实。《柴四郎<佳人奇遇>研究》对梁启超翻译《佳人奇遇》动机以及前后经过有着详细的考察：“柴四郎花了13年才完成了《佳人奇遇》。然而《佳人奇遇》全16卷于1897年出齐后不到一年，就被梁启超译成中文刊登在由他自己主编、刚刚开始在日本横滨发行的中文旬刊《清议报》上。梁译《佳人奇遇》发表后，日本学者立即为梁启超的文笔所折服，称之为‘原文以上的文章杰作’，甚至令打算将该小说汉译的日本人自愧不如，投笔作罢。（中略）是什么使得他对这部小说这么感兴趣以至于萌发动手翻译向中国读者介绍之心的呢？答案是《佳人奇遇》的政治内容吸引了梁启超。（中略）然而，梁启超的‘原文以上的文章杰作’并没有完全忠实于原文”（郑国和，2000： 240-246）。增译现象说明这部小说的内容以及政治观点具有独特性，致使梁启超在翻译时不得不改译，以适应中国当时的国情。与中华书局在署名上处理方式不同的是上海中国书局。上海中国书局印行《佳人之奇遇》的封面上赫然写着：东海散士著。小说内容配以入境入画的插图，读起来朗朗上口。
日本政治小说史上还有小说家末广铁肠（1849-1896）值得在此一书。末广铁肠是政治家，参加过自由民权运动，后来因为政见问题离开了自由党。在明治19（1886）年创作了政治小说《雪中梅》上下篇、《花间莺》上中下三篇（1887-1888）。《花间莺》被认为是《雪中梅》的续篇。《雪中梅》的主人公名为国野基，小说主要围绕着他和小春的恋爱关系展开。小说对开设国会、言论自由等有诸多议论。续篇《花间莺》中主人公和小春结婚了，主人公领导的自由党在国会中占据多数，在“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中落下帷幕，故事有了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末广铁肠的小说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秘密就在于他让政治小说向人情小说积极靠近”（伊藤整、下村富士男，1968： 142）。“日本的启蒙思想家以及民权派因而主张政治家亲自动笔来写政治小说，为的是左右舆论，影响民气。尾崎行雄曾说《雪中梅》的作者末广铁肠是‘旦现身为新闻记者，侃侃谔谔，痛论时弊，夕则现身为小说家，欲让举世之人皆于拍案呼快之际，尝不识不知之政界妙味’”（王晓平，2011：123）。 除了《雪中梅》和《花间莺》，末广铁肠还创作了多篇政治小说：『南海の激浪：政治小説』（青木嵩山堂.1892）、『治外法憲：政治小説』（政進圃.1888）、『花間鶯』（金港堂.1888）、『雨前の桜：政治小説』（博文堂[ほか].1888）、『南洋之大波瀾：政治小説』（春陽堂.1891）、『明治四十年の日本 政治小説』（青木嵩山堂.1893）、『大海原：政治小説』.（春陽堂.1894）、『二十三年未来記』（同盟書房.1896）、『戦後の日本：政治小説』（末広鉄腸 村松恒一郎.1897）。从列举的作品可以看出，末广铁肠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中，几乎一直在创作政治小说，影响着当时的日本文坛。
4. 政治小说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在近代日本的文学启蒙运动中，翻译的政治小说给日本国民送去了自由、分权、民权等内容，具有特殊的意义。日本本土的政治小说随着日本自由民权、立宪、开设议会等政治运动的发展而日渐繁盛。当《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1889年）、开设议会的民主要求实现以后，政治小说就面临着逐渐淡出文坛的命运。在政治小说宣扬政治家的政治理想、社会观念以及对未来社会构想的同时，小说改良运动在日本文坛也开始初露头角。小说改良运动“以坪内逍遥的文论《小说神髓》（1885）的出现为导火线。《小说神髓》批评了江户文学传统，排除了戏作文学的劝善惩恶主义，从封建性的文学观中解放小说，根据资产阶级文学观，以写实的手法来表现社会的人情和世态风俗，从而酿成改良的机制，促使写实主义小说《浮云》的诞生”（叶渭渠、唐月梅，2003： 80）。小说不应是传统的戏作文学，也不应是政治的喇叭，时代和社会对文学有了新的要求。
坪内逍遥被誉为日本近代文学改良运动的先驱者。评论家认为他在《小说神髓》（1885-1886）中表明了倡导写实主义的文学立场。
他从整个艺术本体论入手，大声疾呼小说不但在艺术殿堂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认为按照时代前进的趋势，小说的地位应当远远超出其他文学门类，如诗歌、戏剧等。因为他认为在人智日开的时代，人的思想的复杂性远非古代人所可梦见，而能刻画这种复杂的思想感情的，则非小说莫属。基于同一理由，他认为在小说领域内那些过去时代的“浪漫小说”、“寓意小说”都不可能满足时代的要求，只有“模拟小说”（写实主义小说）才是当今发展的必然趋势。（中略）坪内上面的主张，显然是受西方十九世纪特别是十九世纪下半期以英国文学为主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某些影响，强调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及心理活动。在绝大多数人还不知西方文学为何物的情况下，这样的见解在当时起着发聋振聩的作用。在坪内发表《小说神髓》之前，日本出现的“政治小说”无不都是作者将小说作为政治宣传鼓动的工具，将作品中的人物作为体现政治思想的傀儡，随意加以美化或丑化。（刘振瀛，1991： 67-68） 《小说神髓》中明确了小说的创作理念以后，坪內逍遥创作了《当世书生气质》。此书开辟了与政治小说完全不同的一条文学新路：把人和人情置于小说的中心位置。文学的近代或者近代文学的开始应该以新的小说理论与实践作品的出现作为开端。那么，和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衰关联紧密的政治小说自然是近代小说产生的背景之一。在自由民权运动中，政治小说的功能性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政治小说对国民的文学启蒙作用也是有目共睹。政治小说和谈论政治的小说不是同等概念。小田切秀雄曾说，若把谈论政治的小说都叫做政治小说的话，那么明治30年代德富芦花的长篇小说《黑潮》、木下尚江的《火柱》、昭和初年的无产阶级文学、战后中野重治的《甲乙丙丁》等都变成了政治小说。可是，大家都不把它们归为政治小说的一列。此外还有不少和政治有关的小说都没有被纳入政治小说的系列。“政治小说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固定的文学史概念。政治小说这个称呼仅仅限于那些在明治十年中期到明治二十年代初期盛行的、和自由民权运动相关联的一群政治宣传文学”（日本近代文学館，1978： 249）。
虽然后来和政治有关的小说均不再被称为政治小说，然而，政治小说在自由民权运动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对国民的启蒙功能还是被人们接受并继承下来。明治时期德富芦花的《黑潮》（1903）于1902年1月到6月在《国民新闻》上连载，1903年2月自费出版。全书由政治斗争和家庭冲突两条纵线交错组成，从不同侧面表现了明治20年代日本的社会现实。“他在《黑潮》的出版扉页上做了如下诠释：‘正如黑潮的热流冲刷着我们的海洋一样，让人道主义的潮流也来清洗我们的国家……’”（蓝泰凯，2009： 210）。这部小说被大家看作是社会主义小说。“《黑潮》充满了蓬勃的时代气息，真实地反映了日本十九世纪末叶的社会风貌。作品具有一定的感染力和认识价值”（德富芦花 著，1989： 479）。木下尚江（1869-1937）受到《黑潮》的启迪，创作了他的第一部小说《火柱》（1904）。虽然《黑潮》和《火柱》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又有一定的政治思想，在文学史上把它们称为“社会小说”。
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政治小说在传播民权、介绍西方新思潮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被认为是新文学的曙光，它所发挥的启蒙功用广受大家认可。政治小说采用的传统戏作文学形式中蕴含着民权、立宪等革新思想，从这点来看，它既是传统文学向近代文学转换的过渡桥梁，又是近代文学的启蒙先师。昭和初年的无产阶级运动也从政治小说中汲取智慧和营养，有人甚至把小说作为“革命进军的喇叭”。这一时期虽然也出现了几部宣传无产阶级思想的小说，但是这些小说都不被称为政治小说，而是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无产阶级文学。政治和文学的关系，在日本文学界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这既是政治小说这一文学概念的模糊性和广义性所致，又是文学和社会关系紧密相连的表征。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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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tatus of Political Novels in Japanese Modern Literature
HOU Dongmei
（Schoo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Qufu Normal University， Rizhao 276826）
Abstract： Political novels originated from the West and were spread to Japan with the help of the Japanese modern thinkers and litterateurs. During the early Meiji period， especially the days of Free Civil Rights Movement， the translation and composition of political novels were on the rise in Japanese literary circles. Political novels as a new subject of literary works emerg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Japanes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feudal society to modern society. Its development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ise and fall of Free Civil Rights Movement. As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literature， the litterateurs have many arguments and assumptions. As a literary form， they are not just about the arguments of politics and novels， though related to the former. The paper attempts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and literary functions of political novels in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so as to explore their significance and position in Japanese modern literature history.
Key words： Free Civil Rights Movement； translation； political novels； status
作者简介：侯冬梅，女，曲阜师范大学翻译学院讲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日本近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
通讯地址：山东省日照曲阜师范大学翻译学院，邮编276826
E-mail：houdongmei210@yeah.net
（责任编辑：刘芳）
关键词：自由民权运动；翻译政治小说；政治小说；地位考察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6）06-0047-08
1. “政治小说”和自由民权运动
政治小说的缘起问题一度引起研究者的关注。1898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了著名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他指出：“政治小说之体，自泰西人始也”。日本学者菊池宽认为：“西方在18世纪末的大革命前期，一群文学家开始鼓吹政治思想。尤其是法兰西百科全书派作家的著述中，政治性的论说占据重要内容。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波斯人信札》把世人的注意力集中在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上。此后出现的伏尔泰、卢梭以及狄德罗等掀起了所谓的启蒙主义文学运动。把他们的小说称为 ‘政治小说’应该是没有什么异议的。”（菊池宽，1947： 172）叶凯蒂的研究曾精密地考察过政治小说在欧洲的历史，她发现“欧洲政治小说的起源，在于英国的首相狄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并声称政治小说是一种跨越国界的文学潮流，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学运动（叶凯蒂，2011： 154-165）。起源于西方的政治小说，在东方的日本也有回响的声音：日本政治小说。
明治十（1877）年前后，日本流行翻译小说。翻译小说在翻译和介绍西方名著方面成绩斐然，把西方启蒙思想传入日本，促进了日本明治时期政治小说的诞生。“和翻译小说几乎同时兴起的还有政治小说，政治小说也是一种小说，其中交织着政治思想和政治见解。明治十（1877）年到明治二十（1887）年间，日本社会关于政治上的议论日盛，政治运动也风起云涌。一些进步人士倡导自由平等思想，掀起了开设国会的运动。”（麻生磯次，1950： 194）日本政治小说的兴起和此处所言的“政治运动”紧密相关，日本社会当时最为激烈的“政治运动”就是自由民权运动。“明治七（1874）年，板垣退助和后藤象二郎等人向政府提交了请求设立民选议院的建议书，以此开始了浩浩荡荡的以开设国会、制定宪法、减轻地租、要求地方自治为核心内容的政治运动，史称‘自由民权运动’”（张龙妹、曲莉，2010： 353）。
由于明治维新建立起的是绝对主义的专制政府，日本各个阶层几乎都有自己的痛苦和不满。而自由民权运动点燃了日本全国性的体制变革运动。“据柳田泉的调查研究，‘自由民权运动’的领袖、时任自由党总理的板垣退助在访问法国期间曾面会法国大作家维克多·雨果，并就民权论与其交换意见。席间，雨果基于日本的现实情况，提议应尽量利用报纸等宣传媒体，在欧美政治类小说借以宣扬自由主义政论，得到板垣退助的赞同。”（张龙妹、曲莉，2010： 354）“看到了席卷全国的国民运动的威力后，感到恐怖的天皇政府和民间约定颁布亲民宪法，企图削弱自由民权运动情势。与此同时，政府还采取了强势镇压和分裂怀柔谋略。那些曾经发表过政治批判言论和暴露政治黑暗的报纸一个个被禁止发售甚至禁止发行。事态发展到最后，报社主笔乃至普通职员都被关进了监狱。除了对言论、集会的压迫逐日深重外，明治十七（1884）年政府瓦解了最前卫的自由党，此举导致自由党解体。”（日本近代文学館编，1978： 249）
在国家政治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自由民权运动的机关报社社长西园寺公望被迫辞去社长职务，被日本宫内厅召回到天皇身边，辅弼朝廷；民权运动的机关报纸《东洋自由报》在刊发34号后被迫停刊。自由民权运动的合法宣传渠道与启蒙活动变得越来越受到局限，必须尽快找到一种新的方式来打开僵局。因此“明治十五年（1882）左右，被追赶到无路可走的自由民权运动把政治小说当作一种新式武器，这样的选择很正确，同时也微妙地暗示了当时的社会形态”（日本近代文学館编，1978： 250）。政治小说作为特定的文学史概念随着一部部作品的出版逐渐建构起它的存在。政治小说“主要用来指称从明治十年中期到明治二十年初期流行的、仅仅限于自由民权系列的一批政治性宣传文学”（日本近代文学館编，1978： 249）。前期的政治小说以翻译雨果、大仲马的政治类题材小说为主，后期日本原创的政治小说日渐繁盛。
2. 翻译政治小说
自由民权运动的中江兆民（1847-1901），出身于土佐藩（高知县）的下级武士家庭。他从法国留学回国后，在东京开设了“法国学塾”。中江兆民给弟子讲授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他翻译的日语手抄本在明治九（1876）年前后流传到全国各地。他同时还开设了国会同盟。国会同盟成立一年后，自由民权运动的机关报纸《东洋自由新闻》开始发刊，公卿出身的西园寺公望担任社长，中江兆民担任主笔。小说《民权镜佐助的影子》在《东洋自由新闻》在最后一页连载，该小说同时也被《民权》连载。由于《民权镜佐助的影子》被认为带有对以天皇为首的政府进行批判的色彩，社长被迫辞职，两位职员被捕。其中的一位职员是小说的作者松泽久策。这次事情导致《东洋自由新闻》在发行34号以后停刊。打着“自由”旗号的报纸被迫停刊，其结局说明了自由民权运动在日本所遭遇的巨大阻力。
自由民权运动在发展过程中磕磕绊绊较多，最终，中江兆民离开了板垣退之助的自由党，回到“法国学塾”，着力打造理论杂志《欧美政理丛谈》。杂志的“文学”栏目连载翻译的法国革命故事。不仅如此，宫崎梦柳主宰的《自由新闻》以及大众版《插图自由》等也开始连载翻译小说。宫崎梦柳翻译了《沙俄虚无党 冤枉乃鞭笞》（1882）、《虚无党实传记 鬼啾啾》（1884）。 除了中江兆民和宫崎梦柳，日本还有其他的仁人志士致力于翻译西方的政治小说。“1878年，曾经在英国留学的织田纯一郎（1851-1919）翻译了英国通俗小说家布韦尔·李顿的《（欧洲奇事）花柳春话》，此书一出，深受日本读者的欢迎。由于翻译此书的成功，在日本形成了翻译带有政治色彩的西方小说的热潮。随之，李顿的《（开卷悲愤）慨世者传》（坪内逍遥译，1885）、《（讽世嘲俗）系思谈》（藤田茂吉、尾崎庸夫译，1885），迪斯累里的《（政党余谈）春莺啭》（关直彦译，1884）、《（三英双美）政海之情波》（渡边治译，1886），以及西欧其他作家描写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的小说《（法国革命起源）西洋血潮小暴风》（樱田百卫译，1882）、《（法兰西革命记）自由之凯歌》（宫崎梦柳译，1882）也先后问世”（郭延礼，1996： 117-120）。除了上述翻译的外国政治小说外，井上勤翻译了《佳人之血泪》（1887）、《妻子的叹息：政治小说》（1887），牛山鹤堂翻译了《梅蕾余薰：政治小说》（1887年），岛尾岩太郎翻译了《小人国发现録：政治小说》（1888）。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一波三折，让自由民权运动人士意识到：直白的、赤裸裸的政治理想虽然高尚可贵，但是在宣传上需要考虑得当策略和方法，才能达到既宣扬政治理想又不引起国家镇压的效果。这一想法的转变，方才让翻译政治小说在日本迅速流行起来。
宣传思想和策略的转变，使得他们对政治小说的翻译有了很强的目的性。再加上自由民权运动的领导人对西方政治小说十分了解和熟悉，在译本选择和翻译方面既有深刻的洞见又有翻译人才的便利。民权运动机关报纸以及杂志的发行，使得翻译政治小说在发表和传播方面得到最快速、最广泛的流通。“从翻译诗歌到翻译小说，这些在日本流行的政治小说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呢？第一是对自己真正想要表达的内容进行掩饰，说的是外国的事情，以此来躲避发行审查。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在报纸连载的第一回，一般都会附带作家或者译者的连载声明：‘这是发生在外国的事情，希望日本不会发生类似事件。’这句话几乎成了连载翻译政治小说的一个习惯性做法。”（伊藤整、下村富士男，1968： 128）
3. 日本政治小说
翻译的西方政治小说在日本发挥了启蒙作用，在这些翻译的政治小说流行的背后，日本作家创作的本土政治小说逐渐出现，并最后发展成了日本文学史上的固定文学概念：政治小说。《情海波澜：民权演义》（户田钦堂，聚星馆，1880）被认为是日本的第一部政治小说。这部小说以柳北成岛的手函作为开篇。这是柳北成岛给户田钦堂的手函。在手函中，柳北成岛提醒他注意读者群，内容尽量做到“轻妙”。序言对小说出版的前后经过有着详细的解说：“本篇小说脱稿之后直接就呈到了柳北成岛先生的书几案台之上，请求先生的指导。由于先生前几日身体因病感到不适，他推辞了这件事情，实在是万分遗憾。然而，如今接到了先生的手函，先生诚恳地示教于我。我将遵从先生的示教尽量让行文更加浅显易懂。在聚星馆的老板频频催促出版的情况下，我终于完成了此书。让各位看官久等，在此请您见谅”（戸田欽堂，1880： 3）。 “轻妙”是让文字表达浅显易懂，易于为广大读者接受。可见，政治小说在起步之初就关注读者群，关注小说的发行以及传播效果。书中的插画是宁齐所作：男主人公国府正文嘴里叼着烟斗，身着洋装，手拿西式洋伞；和国屋民次身穿日本和服，女主人公魁屋阿权跪坐在和国屋民次身边，两人同时望向国府正文。作家采用和汉混交文为每一出戏命名，这部小说总共五出戏，第一出：万缕绿垂杨柳雨，一枝红破海棠春；第二出：淡云酿雪入孤村，流水浮花归别涧；第三出：人情似纸张张薄，世事如碁着着新；第四出：静看简编多意味，起思宇宙有规模；第五出：醉尽巫阳梦里云，歌残翡翠簾前月。
《情海波澜：民权演绎》作为日本的第一部政治小说，“它采取近代以来沿袭古通俗小说的戏剧性的讽喻形式，表达了对自由民权的要求，以及阐明国民、民权和国会的关系”（叶渭渠，2009：159）。小说的目次采用戏曲形式“出”的记述方式，以及各个篇目小题目的拟定，均能够看出作家在创作中为了赢得读者的兴趣和好奇心在体例选择上的苦心。与此同时，也能看出政治小说在发展初期深受日本传统文学尤其是戏作文学影响的痕迹。
《情海波澜：民权演绎》以后，对日本社会影响比较深远的政治小说是矢野龙溪（1850-1931）的《经国美谈》，小说全名为《齐武名士 经国美谈》。“小说有前后两篇构成，前篇的主要内容是公元前4世纪希腊的小国齐武恢复民主政治的过程，后篇主要讲述了齐武抵抗大国斯巴达的侵略、弘扬国威的历程”（山田敬三，2012： 62）。前篇发表于1883年，后篇发表于1884年。“正如作者矢野龙溪自己所记，这是一篇‘齐武诸名士十九年间内除奸党外伸国势之经国美谈’。但它不止是一篇历史上的‘美谈’，作者在文章里明显导入了自己的政治理念。矢野龙溪在头脑中描绘的明治日本的理想状态，应该是像古希腊齐武实施民主共和制”（山田敬三，2012： 64）。矢野龙溪是明治时代的作家，担任《邮便报知新闻》的社长，同时还是一位政治家。“《经国美谈》在日本面世后，深受日本青年的欢迎，先后重印过数十版，成为当时以志士自诩的日本青年多数人拥有的读物。依田学海、成岛柳北、栗本锄云、藤田鸣鹤四位当时著名的汉学者，以汉文对此书作了评点。栗本锄云、藤田鸣鹤还分别为之写了序和跋”（邹振环，1996：132）。1900年2月至1901年1月11日，《经国美谈》的译文陆续刊登在《清议报》上。1902年由广智书局出版了单行本，同年又有商务印书馆的“说部丛书”本。《经国美谈》在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中间也反响热烈。胡适、邱菽园、蒋瑞藻、李伯元、郭沫若等人对这部书有过很高的评价。李健吾在幼年时期读过“说部丛书”版本的《经国美谈》。他这样描述对这部书的感觉：“当着这本破旧的《说部丛书》，好像当着一个我爱过的女孩子，如今她老了，我也老了，我以为我忘记了她，心却作怪似地粼粼起来。这是第一部走进我生命的小说，约莫我八九岁的光景。我很想把它比做我的初恋，其实胜似初恋，它给我带来的只是兴奋、酩酊和幸福”（李健吾，1986：290）。《经国美谈》之所以在日本和中国产生如此大的反向，山田敬三认为有三个原因：“一是因为矢野龙溪的《经国美谈》发表于自由民权运动的鼎盛时期。二是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故事讲述的非常有趣。三是作者是政变中下野的政府高级官员和及著名记者。著名的政治家执笔小说创作本身，就已经打破了传统的小说观念，打破了小说都是供“妇孺”消遣解闷的工具这一认识。”（山田敬三，2012： 62） 《经国美谈》虽然在日本影响很大，中国翻译的第一部日本政治小说却不是它，而是《佳人奇遇》。《佳人奇遇》被认为是“政治小说译述的开篇”（邹振环，1996： 127）。此书原作者柴四郎，笔名东海散士。“1898年12月13日，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他在横滨创办了《清议报》（旬刊），在《清议报》第一号上发表了《印译政治小说序》，这个就是梁启超翻译的东海散士《佳人之奇遇》的序言”（李慶国，1998： 62-73）。这个故事的开端始于回忆美国独立运动。美国的独立运动打败了英国王的支配地位，想要实施民政。参加独立革命运动的义勇军都是忠义之士。当主人公沉醉于梦想中的时候，忽然有两位美女出现在他的面前。一位是当时在对英独立战争中英勇奋战的英格兰流亡者，另一位女性在反抗西班牙绝对王权，企图在西班牙实行立宪制，由于行动失败，流亡到此地。就这样，日本、爱尔兰、西班牙的革命家开始相互熟悉，进而在一起商讨事情。就在此时，处在清政府支配下的中国人登场了。这个中国人首先要推翻中国的少数民族统治，然后再脱离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控制。不久，革命运动·独立运动的世界一览图就连起来了。西班牙、爱尔兰、中国，而后继之的有沙俄、印度、埃及、匈牙利、波兰等，每个国家的故事都借助他人之口展开了叙述。
由中华书局印行的《佳人奇遇》（梁启超，1947）封面上写着：新会梁启超任公著。“著”而不是“译”，在无意中说出了梁启超对原作的“增译”事实。《柴四郎<佳人奇遇>研究》对梁启超翻译《佳人奇遇》动机以及前后经过有着详细的考察：“柴四郎花了13年才完成了《佳人奇遇》。然而《佳人奇遇》全16卷于1897年出齐后不到一年，就被梁启超译成中文刊登在由他自己主编、刚刚开始在日本横滨发行的中文旬刊《清议报》上。梁译《佳人奇遇》发表后，日本学者立即为梁启超的文笔所折服，称之为‘原文以上的文章杰作’，甚至令打算将该小说汉译的日本人自愧不如，投笔作罢。（中略）是什么使得他对这部小说这么感兴趣以至于萌发动手翻译向中国读者介绍之心的呢？答案是《佳人奇遇》的政治内容吸引了梁启超。（中略）然而，梁启超的‘原文以上的文章杰作’并没有完全忠实于原文”（郑国和，2000： 240-246）。增译现象说明这部小说的内容以及政治观点具有独特性，致使梁启超在翻译时不得不改译，以适应中国当时的国情。与中华书局在署名上处理方式不同的是上海中国书局。上海中国书局印行《佳人之奇遇》的封面上赫然写着：东海散士著。小说内容配以入境入画的插图，读起来朗朗上口。
日本政治小说史上还有小说家末广铁肠（1849-1896）值得在此一书。末广铁肠是政治家，参加过自由民权运动，后来因为政见问题离开了自由党。在明治19（1886）年创作了政治小说《雪中梅》上下篇、《花间莺》上中下三篇（1887-1888）。《花间莺》被认为是《雪中梅》的续篇。《雪中梅》的主人公名为国野基，小说主要围绕着他和小春的恋爱关系展开。小说对开设国会、言论自由等有诸多议论。续篇《花间莺》中主人公和小春结婚了，主人公领导的自由党在国会中占据多数，在“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中落下帷幕，故事有了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末广铁肠的小说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秘密就在于他让政治小说向人情小说积极靠近”（伊藤整、下村富士男，1968： 142）。“日本的启蒙思想家以及民权派因而主张政治家亲自动笔来写政治小说，为的是左右舆论，影响民气。尾崎行雄曾说《雪中梅》的作者末广铁肠是‘旦现身为新闻记者，侃侃谔谔，痛论时弊，夕则现身为小说家，欲让举世之人皆于拍案呼快之际，尝不识不知之政界妙味’”（王晓平，2011：123）。 除了《雪中梅》和《花间莺》，末广铁肠还创作了多篇政治小说：『南海の激浪：政治小説』（青木嵩山堂.1892）、『治外法憲：政治小説』（政進圃.1888）、『花間鶯』（金港堂.1888）、『雨前の桜：政治小説』（博文堂[ほか].1888）、『南洋之大波瀾：政治小説』（春陽堂.1891）、『明治四十年の日本 政治小説』（青木嵩山堂.1893）、『大海原：政治小説』.（春陽堂.1894）、『二十三年未来記』（同盟書房.1896）、『戦後の日本：政治小説』（末広鉄腸 村松恒一郎.1897）。从列举的作品可以看出，末广铁肠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中，几乎一直在创作政治小说，影响着当时的日本文坛。
4. 政治小说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在近代日本的文学启蒙运动中，翻译的政治小说给日本国民送去了自由、分权、民权等内容，具有特殊的意义。日本本土的政治小说随着日本自由民权、立宪、开设议会等政治运动的发展而日渐繁盛。当《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1889年）、开设议会的民主要求实现以后，政治小说就面临着逐渐淡出文坛的命运。在政治小说宣扬政治家的政治理想、社会观念以及对未来社会构想的同时，小说改良运动在日本文坛也开始初露头角。小说改良运动“以坪内逍遥的文论《小说神髓》（1885）的出现为导火线。《小说神髓》批评了江户文学传统，排除了戏作文学的劝善惩恶主义，从封建性的文学观中解放小说，根据资产阶级文学观，以写实的手法来表现社会的人情和世态风俗，从而酿成改良的机制，促使写实主义小说《浮云》的诞生”（叶渭渠、唐月梅，2003： 80）。小说不应是传统的戏作文学，也不应是政治的喇叭，时代和社会对文学有了新的要求。
坪内逍遥被誉为日本近代文学改良运动的先驱者。评论家认为他在《小说神髓》（1885-1886）中表明了倡导写实主义的文学立场。
他从整个艺术本体论入手，大声疾呼小说不但在艺术殿堂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认为按照时代前进的趋势，小说的地位应当远远超出其他文学门类，如诗歌、戏剧等。因为他认为在人智日开的时代，人的思想的复杂性远非古代人所可梦见，而能刻画这种复杂的思想感情的，则非小说莫属。基于同一理由，他认为在小说领域内那些过去时代的“浪漫小说”、“寓意小说”都不可能满足时代的要求，只有“模拟小说”（写实主义小说）才是当今发展的必然趋势。（中略）坪内上面的主张，显然是受西方十九世纪特别是十九世纪下半期以英国文学为主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某些影响，强调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及心理活动。在绝大多数人还不知西方文学为何物的情况下，这样的见解在当时起着发聋振聩的作用。在坪内发表《小说神髓》之前，日本出现的“政治小说”无不都是作者将小说作为政治宣传鼓动的工具，将作品中的人物作为体现政治思想的傀儡，随意加以美化或丑化。（刘振瀛，1991： 67-68） 《小说神髓》中明确了小说的创作理念以后，坪內逍遥创作了《当世书生气质》。此书开辟了与政治小说完全不同的一条文学新路：把人和人情置于小说的中心位置。文学的近代或者近代文学的开始应该以新的小说理论与实践作品的出现作为开端。那么，和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衰关联紧密的政治小说自然是近代小说产生的背景之一。在自由民权运动中，政治小说的功能性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政治小说对国民的文学启蒙作用也是有目共睹。政治小说和谈论政治的小说不是同等概念。小田切秀雄曾说，若把谈论政治的小说都叫做政治小说的话，那么明治30年代德富芦花的长篇小说《黑潮》、木下尚江的《火柱》、昭和初年的无产阶级文学、战后中野重治的《甲乙丙丁》等都变成了政治小说。可是，大家都不把它们归为政治小说的一列。此外还有不少和政治有关的小说都没有被纳入政治小说的系列。“政治小说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固定的文学史概念。政治小说这个称呼仅仅限于那些在明治十年中期到明治二十年代初期盛行的、和自由民权运动相关联的一群政治宣传文学”（日本近代文学館，1978： 249）。
虽然后来和政治有关的小说均不再被称为政治小说，然而，政治小说在自由民权运动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对国民的启蒙功能还是被人们接受并继承下来。明治时期德富芦花的《黑潮》（1903）于1902年1月到6月在《国民新闻》上连载，1903年2月自费出版。全书由政治斗争和家庭冲突两条纵线交错组成，从不同侧面表现了明治20年代日本的社会现实。“他在《黑潮》的出版扉页上做了如下诠释：‘正如黑潮的热流冲刷着我们的海洋一样，让人道主义的潮流也来清洗我们的国家……’”（蓝泰凯，2009： 210）。这部小说被大家看作是社会主义小说。“《黑潮》充满了蓬勃的时代气息，真实地反映了日本十九世纪末叶的社会风貌。作品具有一定的感染力和认识价值”（德富芦花 著，1989： 479）。木下尚江（1869-1937）受到《黑潮》的启迪，创作了他的第一部小说《火柱》（1904）。虽然《黑潮》和《火柱》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又有一定的政治思想，在文学史上把它们称为“社会小说”。
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政治小说在传播民权、介绍西方新思潮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被认为是新文学的曙光，它所发挥的启蒙功用广受大家认可。政治小说采用的传统戏作文学形式中蕴含着民权、立宪等革新思想，从这点来看，它既是传统文学向近代文学转换的过渡桥梁，又是近代文学的启蒙先师。昭和初年的无产阶级运动也从政治小说中汲取智慧和营养，有人甚至把小说作为“革命进军的喇叭”。这一时期虽然也出现了几部宣传无产阶级思想的小说，但是这些小说都不被称为政治小说，而是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无产阶级文学。政治和文学的关系，在日本文学界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这既是政治小说这一文学概念的模糊性和广义性所致，又是文学和社会关系紧密相连的表征。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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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tatus of Political Novels in Japanese Modern Literature
HOU Dongmei
（Schoo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Qufu Normal University， Rizhao 276826）
Abstract： Political novels originated from the West and were spread to Japan with the help of the Japanese modern thinkers and litterateurs. During the early Meiji period， especially the days of Free Civil Rights Movement， the translation and composition of political novels were on the rise in Japanese literary circles. Political novels as a new subject of literary works emerg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Japanes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feudal society to modern society. Its development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ise and fall of Free Civil Rights Movement. As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literature， the litterateurs have many arguments and assumptions. As a literary form， they are not just about the arguments of politics and novels， though related to the former. The paper attempts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and literary functions of political novels in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so as to explore their significance and position in Japanese modern literature history.
Key words： Free Civil Rights Movement； translation； political novels； status
作者简介：侯冬梅，女，曲阜师范大学翻译学院讲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日本近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
通讯地址：山东省日照曲阜师范大学翻译学院，邮编276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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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