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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季羡林和任继愈两位大师在去年七月十一日同归道山,身影渐行渐远,留下的是无尽的哀思,无穷的思考,在国人的心头郁结着挥之不去的追思与怀想。
我是五八届的北大学生,曾不止一次地聆听过季羡林先生的教诲,而且数度谋面对谈。但较之大师亲朋故交,亲传弟子来,仍距之甚远,知之甚少。故而我只专注于内心的仰慕追怀,默念其卓越贡献,祝祷他老人家安然走好,并未敢贸然落笔为文。但大师生前苦心孤诣的谆谆“提醒”,挥之不去,有如千钧的分量,于是,才有了这篇迟到的追思,以期能敲响木铎,警示当世和来者。
我知道季羡林其人,是在念高中的时候,结缘却是一本梵文的译著。当时我正在北京四中读书,课余常常到西四把角的书店去看书。其时恰值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中国与印度因首次联合达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两国友好关系达到高峰,文化交流热络频繁。北京青年艺术剧院上演了一部印度古典诗剧——《沙恭达罗》。该剧是印度古代伟大诗人迦梨陀娑的杰作。为了演出和交流的需要,《沙恭达罗》一书在中国前后翻译出版了两个不同译者的版本。这部著名诗剧演绎了一个古印度优美的爱情故事,词语典雅动人,瑰丽多彩,堪与莎士比亚诗剧比美。故此,我看完了前一个较简约的译本之后,又欲罢不能地拜读了更加多彩多姿的第二个译本。这后一个版本特别酣畅淋漓的译文,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而该版本的校译者恰恰就是精通梵文的学者季羡林先生。可是,等我亲眼见到仰羡已久的季先生,目睹他那朴实的人格丰采却是时隔两年、考上北大之后的事了。
记得那是一九五八年新学年开学的第二天,在开学典礼的大会上。马寅初校长向新生介绍各系主任时,当念到东语系主任季羡林先生时,一位坐在台上穿着黑色中山装的中年人站了起来,亲切和蔼地向大家招了招手。我因为前面的“书缘”,就特别打量了一下季先生:在众多系主任中间,他显得朴素而身形高大,慈祥的脸上带着几分笑意,就像坐在你身边的一位大叔。
此后,在北大五年的“沸腾”的读书生活里,跟季先生的接触很少。因为我读的是历史系,很少与东语系有什么牵连。不过生活在燕园,自然知道季先生是一位名教授,而且是党员,一贯积极进步的红色专家。偶尔,在晨练的时候,也能在未名湖边,看到季先生散步徜徉的身影,……
我真正和季老认识并有过接触,是在“文革”以后的事。那时,我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从事道教与民间宗教的研究。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任继愈所长把季先生请来,为全所作有关中印文化交流的学术报告。通过这次报告,我才真正领略到了季先生博大精深的学术成就,精通古今印中历史文化的素养,对他产生了敬意。特别是他老人家依然如故,穿着朴素,一袭半新不旧的中山装,只是头发已经变白,脸上的皱纹增多了,一副谦和的长者风范。而他讲起高深的学问来,都能深入浅出,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因此,更油然而生出一种特别的亲近感。
这次学术报告已经过去了三十年,季先生讲过的一句话,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他说:“佛教的经典卷帙浩繁,动辄几千言,几万言,老长老长,内容玄奥精深,而且有某种玄妙神秘的东西在里边,很难读通读懂。说实话一般和尚和佛教学者,很少有人能全都读懂。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季老这番话与胡适日后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所说“学佛教的,就要像北京大学季羡林那样”的赞美话,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充分显示了季先生的为人谦虚,真诚坦率的品格。此后,在不同的学术会议上,或课题结项会上,我们又有过几次谋面和简短的交谈,加深了对季先生的了解。
季先生在《牛棚杂忆》里敞开心扉,回忆反思了自己在“文革”浩劫中的痛苦遭遇和种种磨难,表明自己对这段历史的立场和态度。并呼吁大家一起对“文革”进行深刻的反思。这使我进一步认识了季先生在关乎国家与民族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的光明磊落。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随着季先生学术著作和散文随笔的陆续出版,其学术地位也腾跃而起,大师、泰斗、国宝等荣誉头衔一个个加冕到了他的头上,令人瞩目。对此,他疾呼:摘掉大师、泰斗、国宝这三顶帽子,“还我自在之身”!他甚至自我解嘲地说:“我不是什么大师,我只是一个大猪(先生属猪)!”
古语曰:“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水必湍之。”针对季先生学术与节操上的闲言碎语,跟随着其名声不断跃升也在暗地里流传开来。如有人对其当全中国人民奋起抗日的时候,他却仍安然地在希特勒德国留学十年,愤愤不平。……又对季先生在解放后各项政治运动中都是积极紧跟者,入党、“升官”哪个都没落下,表示难以理解。而且在学术上也有指疑之处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流言蜚语确有很大的杀伤力,既能迷惑那些不知真相的普通人,又能满足某些“怀才不遇”的文化人的虚荣心……但是,所有这一切,季羡林先生坦言自己也是个普通人,从不讳言自身的不足与过失,而且敢于曝羞晾丑。他是这样反思自己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曲折经历的:
我同绝大多数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和教师一样,怀着绝对虔诚的心情,向往光明,向往进步。觉得自己真正站起来了,大有飘飘然羽化而成仙之感,有点忘乎所以了。我从一个最初喊什么人万岁都有点忸怩的低级水平,一踏上“革命”之路,便步步登高,飞驰前进;再加上天纵睿智,虔诚无垠,全心全意,投入造神运动中。常言道:“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群策群力,造出了神,又自己膜拜,完全自觉自愿,决无半点勉强。对自己则认真进行思想改造。原来以为自己这个知识分子,虽有缺点,并无罪恶;但是,经不住社会上根红苗壮阶层的人士天天时时在你耳边聒噪:“你们知识分子身体脏,思想臭!”西方人说:“谎言说上一千遍就成真理。”此话就应在我们身上,积久而成了一种“原罪”感,怎样改造也没有用,只有心甘情愿地居于“老九”的地位,改造、改造、再改造,直改造得懵懵懂懂,“两渚崖之间,不辨牛马”。然而涅难望,苦海无边,而自己却仍然是膜拜不息。通过无数次的运动一直到十年浩劫自己被关进牛棚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皮开肉绽,仍然不停的膜拜,其精诚之心真可以惊天地泣鬼神了。改革开放以后,自己脑袋里才裂开了一点缝,“觉今是而昨非”,然而自己已快到耄耋之年,垂垂老矣,离鲁迅在《过客》一文讲到的长满了百合花的地方不远了。(《季羡林自传》,358页)
请看这段坦诚而又精粹入木三分的自我反省,不正是千百万知识分子走过的血迹斑斑爬行勇往直前的生命之路吗?!季羡林先生,正如陈寅恪、顾准、巴金、钱学森等伟大爱国知识分子一样,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的魂魄与良心,是中国人民刚正不阿的脊梁!
哲人其萎,大师已逝,重新拜读老人家的大作遗言,他晚年曾对我们的一再嘱咐、呼吁和警示,更显得语重心长。在此,仅举最要者三件事:
第一件,就是他曾谆谆告诫人们:必须严肃认真地找出造成空前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发生的原因;而且还必须严肃认真地总结出十年“文革”给我们带来的深刻教训。只有这样,才能挖掉病根,消除隐患,使中国走上崛起腾飞的坦途。这是季先生生前一再明确提出的公开“建议”。
于是,季先生自己率先垂范,敞开心扉,将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一五一十地袒露出来,这就是写成于一九九二年、出版于一九九八年的《牛棚杂忆》。希图以此打开全民反思文化大革命的“闸门”。然而,跟进者却稀而又少。
第二件,季先生坚持唯物史观,力主彻底破除个人迷信。他在《皇帝——代序》中,对唐太宗李世民,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指出他曾干了许多昏庸无道的坏事,促使人们对这个备受赞扬的所谓“好皇帝”,有个清醒的看法。
当有人就此向季先生请教时,他老人家进一步指出:“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并没有什么好皇帝,即使有那么几个,也只能是相对而言。”所以,他“希望今后年轻人学习历史时,千万不要一上来就被什么太祖、太宗、高祖的‘丰功伟绩’给迷惑住,以为他们是什么大英雄,了不起的大人物,而看不到他们卑劣的一面”(转引自《明报》二○○九年八月号,张世林:《君子一诺》)。
季羡林先生关于皇帝的论述,是针对我国文化影视界一股脑儿美化歌颂皇帝的丰功伟绩的热潮,从戏说到正剧,都充斥着康熙、雍正、乾隆等皇帝的雄才大略,还有什么天下第一帝秦始皇、汉武大帝、秦王李世民以及起于草莽的朱元璋等等,好像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皇帝老子们创造的历史,广大人民群众只是一些任人拨弄驱使的奴仆与工具而已!这种毒化青年头脑,颠倒历史,唯皇帝是问的历史观,必须颠倒过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正本清源,以正视听。
第三件,是季先生积一生的阅历,根据自己学贯中西的学识高度和老而弥坚的聪慧颖悟,大胆地预测:“东西方文化的发展规律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十一世纪东方文化将再领风骚”。
一九九○年他在《二十一世纪:东西文化的转折点》中写道:
一个世纪末并不一定意味着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但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末却有这个意味。英国史学家汤因比主张,每一个文明(文化)都有一个诞生、成长、兴盛、衰微、灭亡的过程,哪一个文明也不能永垂不朽。专就东西文化而论,我主张“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辉煌了二三百年的西方文化(英、法、德,特别是美国独占鳌头乃至称霸世界,有目共睹——笔者注)已经是强弩之末,它产生的弊端贻害全球、并将影响人类前途。西方有识之士也看到了这一点(季老举出英国诗人雪莱早已预言过)。因此,我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现在这个世纪末可能就是由西向东的转折点。(见《分析不是研究学问的唯一手段》一文)
季先生这一预测,遭到不少人的批评、反对,甚至上纲上线。但季先生自己自我解嘲地说:“老夫聊发义理狂”,“发表出不少怪论”,但独对“怪论”之一的“东方文化将再领风骚”的预断,坚信不疑。他郑重声明:此一预测,绝非心血来潮,也并非为狭隘民族心理、为受压迫者出气,而是“几经考虑,慎思明辨,深信不疑”。且到底“是否真理,要靠实践,兼历史和时间的检验”。他还进一步论证说:
从人类历史来看,文化一旦产生,必然就会融合。……问题是怎么融合?有人主张东西方文化对等融合。我则认为,融合有主次之分。过去的融合以西方为主;二十一世纪的融合,则必以东方为主。这就是我经常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同上,283页)
这位百岁老人,经历过几个“朝代”,亲历过旧中国蒋介石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十年德国留学生活,见证了这个以理论思维见长的民族,陷入狂热呼喊“希特勒万岁”的嚎叫而带来的灾难;又亲身体验了新中国成立,以俄为师,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政治运动频繁,直到十年浩劫,备受“反面教员”残酷煎熬,才从“懵懂愚钝”中惊醒;且面临全球化的大背景,面对中国和平崛起,“通古今之变,成一定之言”,才郑重严肃地做出二十一世纪将是东方文化主导世界的世纪的预测。
按照季老先生的“预测”,中国在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则必须以东方文化(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主导、为基础,充分吸收利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同时还必须借鉴一切国家的先进思想理论和建国经验,再根据我国的具体社会现实情况,才能在实践中多谋善断地开创并走出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来!这将是石破天惊的伟大事业。作为中华民族的后代子孙应该有此豪情壮志,有此开辟广阔新天地,走前人从未走过又没有现成经验可循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气魄才对!
我想,这或许正是季羡林生前苦心孤诣思考过,且做出坚定不移的判断,逝世后在天之灵仍热切盼望等待实现的理想吧!
我是五八届的北大学生,曾不止一次地聆听过季羡林先生的教诲,而且数度谋面对谈。但较之大师亲朋故交,亲传弟子来,仍距之甚远,知之甚少。故而我只专注于内心的仰慕追怀,默念其卓越贡献,祝祷他老人家安然走好,并未敢贸然落笔为文。但大师生前苦心孤诣的谆谆“提醒”,挥之不去,有如千钧的分量,于是,才有了这篇迟到的追思,以期能敲响木铎,警示当世和来者。
我知道季羡林其人,是在念高中的时候,结缘却是一本梵文的译著。当时我正在北京四中读书,课余常常到西四把角的书店去看书。其时恰值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中国与印度因首次联合达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两国友好关系达到高峰,文化交流热络频繁。北京青年艺术剧院上演了一部印度古典诗剧——《沙恭达罗》。该剧是印度古代伟大诗人迦梨陀娑的杰作。为了演出和交流的需要,《沙恭达罗》一书在中国前后翻译出版了两个不同译者的版本。这部著名诗剧演绎了一个古印度优美的爱情故事,词语典雅动人,瑰丽多彩,堪与莎士比亚诗剧比美。故此,我看完了前一个较简约的译本之后,又欲罢不能地拜读了更加多彩多姿的第二个译本。这后一个版本特别酣畅淋漓的译文,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而该版本的校译者恰恰就是精通梵文的学者季羡林先生。可是,等我亲眼见到仰羡已久的季先生,目睹他那朴实的人格丰采却是时隔两年、考上北大之后的事了。
记得那是一九五八年新学年开学的第二天,在开学典礼的大会上。马寅初校长向新生介绍各系主任时,当念到东语系主任季羡林先生时,一位坐在台上穿着黑色中山装的中年人站了起来,亲切和蔼地向大家招了招手。我因为前面的“书缘”,就特别打量了一下季先生:在众多系主任中间,他显得朴素而身形高大,慈祥的脸上带着几分笑意,就像坐在你身边的一位大叔。
此后,在北大五年的“沸腾”的读书生活里,跟季先生的接触很少。因为我读的是历史系,很少与东语系有什么牵连。不过生活在燕园,自然知道季先生是一位名教授,而且是党员,一贯积极进步的红色专家。偶尔,在晨练的时候,也能在未名湖边,看到季先生散步徜徉的身影,……
我真正和季老认识并有过接触,是在“文革”以后的事。那时,我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从事道教与民间宗教的研究。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任继愈所长把季先生请来,为全所作有关中印文化交流的学术报告。通过这次报告,我才真正领略到了季先生博大精深的学术成就,精通古今印中历史文化的素养,对他产生了敬意。特别是他老人家依然如故,穿着朴素,一袭半新不旧的中山装,只是头发已经变白,脸上的皱纹增多了,一副谦和的长者风范。而他讲起高深的学问来,都能深入浅出,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因此,更油然而生出一种特别的亲近感。
这次学术报告已经过去了三十年,季先生讲过的一句话,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他说:“佛教的经典卷帙浩繁,动辄几千言,几万言,老长老长,内容玄奥精深,而且有某种玄妙神秘的东西在里边,很难读通读懂。说实话一般和尚和佛教学者,很少有人能全都读懂。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季老这番话与胡适日后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所说“学佛教的,就要像北京大学季羡林那样”的赞美话,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充分显示了季先生的为人谦虚,真诚坦率的品格。此后,在不同的学术会议上,或课题结项会上,我们又有过几次谋面和简短的交谈,加深了对季先生的了解。
季先生在《牛棚杂忆》里敞开心扉,回忆反思了自己在“文革”浩劫中的痛苦遭遇和种种磨难,表明自己对这段历史的立场和态度。并呼吁大家一起对“文革”进行深刻的反思。这使我进一步认识了季先生在关乎国家与民族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的光明磊落。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随着季先生学术著作和散文随笔的陆续出版,其学术地位也腾跃而起,大师、泰斗、国宝等荣誉头衔一个个加冕到了他的头上,令人瞩目。对此,他疾呼:摘掉大师、泰斗、国宝这三顶帽子,“还我自在之身”!他甚至自我解嘲地说:“我不是什么大师,我只是一个大猪(先生属猪)!”
古语曰:“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水必湍之。”针对季先生学术与节操上的闲言碎语,跟随着其名声不断跃升也在暗地里流传开来。如有人对其当全中国人民奋起抗日的时候,他却仍安然地在希特勒德国留学十年,愤愤不平。……又对季先生在解放后各项政治运动中都是积极紧跟者,入党、“升官”哪个都没落下,表示难以理解。而且在学术上也有指疑之处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流言蜚语确有很大的杀伤力,既能迷惑那些不知真相的普通人,又能满足某些“怀才不遇”的文化人的虚荣心……但是,所有这一切,季羡林先生坦言自己也是个普通人,从不讳言自身的不足与过失,而且敢于曝羞晾丑。他是这样反思自己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曲折经历的:
我同绝大多数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和教师一样,怀着绝对虔诚的心情,向往光明,向往进步。觉得自己真正站起来了,大有飘飘然羽化而成仙之感,有点忘乎所以了。我从一个最初喊什么人万岁都有点忸怩的低级水平,一踏上“革命”之路,便步步登高,飞驰前进;再加上天纵睿智,虔诚无垠,全心全意,投入造神运动中。常言道:“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群策群力,造出了神,又自己膜拜,完全自觉自愿,决无半点勉强。对自己则认真进行思想改造。原来以为自己这个知识分子,虽有缺点,并无罪恶;但是,经不住社会上根红苗壮阶层的人士天天时时在你耳边聒噪:“你们知识分子身体脏,思想臭!”西方人说:“谎言说上一千遍就成真理。”此话就应在我们身上,积久而成了一种“原罪”感,怎样改造也没有用,只有心甘情愿地居于“老九”的地位,改造、改造、再改造,直改造得懵懵懂懂,“两渚崖之间,不辨牛马”。然而涅难望,苦海无边,而自己却仍然是膜拜不息。通过无数次的运动一直到十年浩劫自己被关进牛棚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皮开肉绽,仍然不停的膜拜,其精诚之心真可以惊天地泣鬼神了。改革开放以后,自己脑袋里才裂开了一点缝,“觉今是而昨非”,然而自己已快到耄耋之年,垂垂老矣,离鲁迅在《过客》一文讲到的长满了百合花的地方不远了。(《季羡林自传》,358页)
请看这段坦诚而又精粹入木三分的自我反省,不正是千百万知识分子走过的血迹斑斑爬行勇往直前的生命之路吗?!季羡林先生,正如陈寅恪、顾准、巴金、钱学森等伟大爱国知识分子一样,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的魂魄与良心,是中国人民刚正不阿的脊梁!
哲人其萎,大师已逝,重新拜读老人家的大作遗言,他晚年曾对我们的一再嘱咐、呼吁和警示,更显得语重心长。在此,仅举最要者三件事:
第一件,就是他曾谆谆告诫人们:必须严肃认真地找出造成空前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发生的原因;而且还必须严肃认真地总结出十年“文革”给我们带来的深刻教训。只有这样,才能挖掉病根,消除隐患,使中国走上崛起腾飞的坦途。这是季先生生前一再明确提出的公开“建议”。
于是,季先生自己率先垂范,敞开心扉,将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一五一十地袒露出来,这就是写成于一九九二年、出版于一九九八年的《牛棚杂忆》。希图以此打开全民反思文化大革命的“闸门”。然而,跟进者却稀而又少。
第二件,季先生坚持唯物史观,力主彻底破除个人迷信。他在《皇帝——代序》中,对唐太宗李世民,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指出他曾干了许多昏庸无道的坏事,促使人们对这个备受赞扬的所谓“好皇帝”,有个清醒的看法。
当有人就此向季先生请教时,他老人家进一步指出:“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并没有什么好皇帝,即使有那么几个,也只能是相对而言。”所以,他“希望今后年轻人学习历史时,千万不要一上来就被什么太祖、太宗、高祖的‘丰功伟绩’给迷惑住,以为他们是什么大英雄,了不起的大人物,而看不到他们卑劣的一面”(转引自《明报》二○○九年八月号,张世林:《君子一诺》)。
季羡林先生关于皇帝的论述,是针对我国文化影视界一股脑儿美化歌颂皇帝的丰功伟绩的热潮,从戏说到正剧,都充斥着康熙、雍正、乾隆等皇帝的雄才大略,还有什么天下第一帝秦始皇、汉武大帝、秦王李世民以及起于草莽的朱元璋等等,好像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皇帝老子们创造的历史,广大人民群众只是一些任人拨弄驱使的奴仆与工具而已!这种毒化青年头脑,颠倒历史,唯皇帝是问的历史观,必须颠倒过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正本清源,以正视听。
第三件,是季先生积一生的阅历,根据自己学贯中西的学识高度和老而弥坚的聪慧颖悟,大胆地预测:“东西方文化的发展规律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十一世纪东方文化将再领风骚”。
一九九○年他在《二十一世纪:东西文化的转折点》中写道:
一个世纪末并不一定意味着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但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末却有这个意味。英国史学家汤因比主张,每一个文明(文化)都有一个诞生、成长、兴盛、衰微、灭亡的过程,哪一个文明也不能永垂不朽。专就东西文化而论,我主张“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辉煌了二三百年的西方文化(英、法、德,特别是美国独占鳌头乃至称霸世界,有目共睹——笔者注)已经是强弩之末,它产生的弊端贻害全球、并将影响人类前途。西方有识之士也看到了这一点(季老举出英国诗人雪莱早已预言过)。因此,我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现在这个世纪末可能就是由西向东的转折点。(见《分析不是研究学问的唯一手段》一文)
季先生这一预测,遭到不少人的批评、反对,甚至上纲上线。但季先生自己自我解嘲地说:“老夫聊发义理狂”,“发表出不少怪论”,但独对“怪论”之一的“东方文化将再领风骚”的预断,坚信不疑。他郑重声明:此一预测,绝非心血来潮,也并非为狭隘民族心理、为受压迫者出气,而是“几经考虑,慎思明辨,深信不疑”。且到底“是否真理,要靠实践,兼历史和时间的检验”。他还进一步论证说:
从人类历史来看,文化一旦产生,必然就会融合。……问题是怎么融合?有人主张东西方文化对等融合。我则认为,融合有主次之分。过去的融合以西方为主;二十一世纪的融合,则必以东方为主。这就是我经常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同上,283页)
这位百岁老人,经历过几个“朝代”,亲历过旧中国蒋介石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十年德国留学生活,见证了这个以理论思维见长的民族,陷入狂热呼喊“希特勒万岁”的嚎叫而带来的灾难;又亲身体验了新中国成立,以俄为师,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政治运动频繁,直到十年浩劫,备受“反面教员”残酷煎熬,才从“懵懂愚钝”中惊醒;且面临全球化的大背景,面对中国和平崛起,“通古今之变,成一定之言”,才郑重严肃地做出二十一世纪将是东方文化主导世界的世纪的预测。
按照季老先生的“预测”,中国在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则必须以东方文化(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主导、为基础,充分吸收利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同时还必须借鉴一切国家的先进思想理论和建国经验,再根据我国的具体社会现实情况,才能在实践中多谋善断地开创并走出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来!这将是石破天惊的伟大事业。作为中华民族的后代子孙应该有此豪情壮志,有此开辟广阔新天地,走前人从未走过又没有现成经验可循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气魄才对!
我想,这或许正是季羡林生前苦心孤诣思考过,且做出坚定不移的判断,逝世后在天之灵仍热切盼望等待实现的理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