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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4日—28日，“海峡两岸《康熙字典》学术研讨会”在《康熙字典》总阅官陈廷敬的故里——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皇城村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中国文字学会、叶圣陶研究会与晋城市政府、阳城县政府联合举办，由全国十佳小康村之一的皇城村所属皇城相府集团具体承办。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新闻媒体工作者80多人参加了此次学术盛会。
会议的议题，一是《康熙字典》及陈廷敬学术思想研究，二是辞书编纂与文化传承研究。通过分组讨论和大会演讲进行交流的50多篇论文，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关于《康熙字典》本体的研究，即有关《康熙字典》编纂理论、体例、方法、价值、贡献等的研究，可分为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两个方面。
在微观研究方面，李淑萍的《论〈康熙字典〉古文形体之传承与价值》，从《康熙字典》古文来源、古文溯源举隅和引用书传古文次数统计三方面，论证了《康熙字典》是一部集字形之大成的字书，其所保留之古文异体，对后世编纂异体字典、提高阅读古籍能力和参校识读出土文字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和价值。张文彬的《〈康熙字典〉之部首与归部探析》，论述了清以前字书部首沿革，《康熙字典》归部的原则、类型及与《正字通》归部之比较，说明了《康熙字典》的价值及对后世的影响。沈宝春的《从〈说文〉到〈康熙字典〉——以释“小儿”诸字为例》，认为《康熙字典》虽依仿《字汇》、《正字通》体例所作，但最基本的原始依据是《说文》，所以论文从字义角度切入，选取《说文》一书中关涉“小儿”的24个字，与《康熙字典》的释义进行定量比较分析，论证了《康熙字典》在引用《说文》作词义的孳乳假借举证发挥之余，在推衍扩充小儿的视界，深化认知，阐明感情，普施教化等各个层面，进展并不多，从中略见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小儿”这一弱势群体关注不够。蔡鸿江的《〈康熙字典〉成书与同体字之析论》，探讨了《康熙字典》编纂之成因、体例之得失，论述了其中277个二文、三文、四文、五文、六文同体字的内涵意义。徐莉莉的《试论〈康熙字典〉的注音及其价值》，从《康熙字典》注音的指导思想和选材原则、对音义的辨析、注音材料的保用价值诸方面，论述了《康熙字典》全面收录中古注音资料的学术价值和为考察古音演变提供的便利，令使用者确实感到“开卷了然，无一义之不详，无一音之不备”。方向东的《从〈康熙字典〉引〈周礼〉看其文献价值》，逐字检核《康熙字典》征引《周礼》部分，并进行考察，发现王引之《字典考证》存在漏校之处，且与阮刻本《周礼注疏》多有不同之处，故《康熙字典》在保存文献方面的价值不容忽视。周荐的《〈康熙字典〉所见词汇现象零拾》，从词汇角度观察，通过若干例证，论述了《康熙字典》对词典编纂和词汇学研究的贡献。
在宏观研究方面，杨蓉蓉的《略论〈康熙字典〉》是一篇力作。作者在深入、系统地研究《康熙字典》的编纂宗旨与凡例的基础上，归纳为32条编纂细则，认为编纂者的设想和凡例堪称体大思精；同时对《康熙字典》实际编纂情况与问世以来的订误进行了考察，推测其具体编纂方法是：注音大抵归纳《说文》徐音，《广韵》、《集韵》、《古今韵会举要》、《洪武正韵》等反切并注以直音；古文主要取自《说文》、《玉篇》、《集韵》等书；释义中的异体字主要从《集韵》、《类篇》、《一切经音义》等书中收罗；叶音则主要取自《字汇》和《正字通》，又据《韵补》、《诗集传》而补充；释义和书证主要依据《正字通》，又补入其余韵书中《正字通》未收者及《渊鉴类函》、《佩文韵府》等书材料。因此，《康熙字典》才得以在短短六年时间内迅速成书。书中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误漏和缺憾，但其在辞书编纂史上的地位是不可磨灭的。与杨蓉蓉论文同样着力的，是虞万里的《〈康熙字典〉总阅官、纂修官行历考实》。作者花大工夫，孜孜以求，从清代众多总集、文集、行状、墓志、年谱、笔记、方志、学案、家谱、年表、疑年录等文献中爬梳史料，逐一勾稽从总阅官张玉书、陈廷敬到纂修官之生平行事，就其字里籍贯、生卒年岁、科举及第年份、历任官职、个人特长、留存著作等详加考证，特别关注他们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至五十五年（1716年）字典编纂期间的行历，推测出字典的正式编纂当在康熙四十九年五月以后；此后两年间，张玉书、陈廷敬相继辞世，接着其他纂修官或革职离任，或庶务分心，故变故多端，机构不定，专门潜心编纂的人员和时间并不很多，而史料更无皇帝另命总阅官的载录，由此可知在康熙五十一年年底字典初稿已基本完成；作为总阅官，陈廷敬虽未终其职守，但他执掌字典编纂的二十个月恰是成书的关键时段，故称其为字典的总编纂当属实至名归。在此基础上，作者通过对编纂官员年龄、籍贯、身世、知识结构的考察分析，发现30位编纂官中江苏籍者竟占一半，且又都长于诗赋文章而略于音韵训诂等，从而对字典利弊得失之归因给出了新的合理解释和评判。
宏观研究的其他方面，有专门论述《康熙字典》成就的，如赵振铎的《从〈康熙字典〉看字典编纂的继承和创新》，徐时仪的《略论〈康熙字典〉的文化传承和创新》。前者通过与《字汇》、《正字通》的比较，论证了《康熙字典》在归部、收字、注音、释义、例证等方面的传承和发展，确如康熙帝上谕所说“增《字汇》之阙遗，删《正字通》之繁冗”。后者则从文化角度切入，指出“字典”之名并非《康熙字典》首创，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已有九处引用《字典》义训，可知唐以前已有用“字典”作书名者，《康熙字典》则传承了“字典”之名，第一次提出了关于字典的科学概念，并对字典的社会作用作了明确阐述，这在研究我国辞书编纂史和文化传承时是不可不提及的。此外还有评价《康熙字典》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如赵克勤的《〈康熙字典〉在辞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韩敬体的《〈康熙字典〉的主要特点及其在我国辞书史上的重要地位》、李建国的《〈康熙字典〉与古典语文规范的终结》、汪耀楠的《〈康熙字典〉的评价问题》、史建桥的《从〈康熙字典〉看辞书的继承与创新》、左松超的《〈康熙字典〉在字典编纂史上的成就和影响》，等等。如今，当历史的尘埃落定，重新审视近代学术演变之迹的时候，学人们力图客观、公正地评价《康熙字典》的功过得失，回复其本有的历史地位。《康熙字典》堪称集古代字书之大成而为现代字典之肇端。
二是关于陈廷敬其人其学的研究。陈廷敬是清康熙朝的高官重臣，曾任内阁学士，充经筵讲官，两次出任掌院学士，以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终其身。研究陈廷敬学术思想的论文，主要有詹海云的《论陈廷敬的实学》和蒋秋华的《陈廷敬与汪琬》。詹文着重论述作为重臣、学者和诗人的陈廷敬，在与康熙帝君臣遇合中的人格特质及其理想中的君王；蒋文则从诗友之会、推荐鸿博和别后存问三方面，考察了陈廷敬与才情超拔而特立独行的汪琬之间的友谊，从中略可窥见陈廷敬的道德文章。
三是关于辞书编纂与文化传承的研究。辞书是积累和传播学术文化的密集性载体，辞书编纂和修订累层地、接续地传播文化，对社会受众起着无言之师的教育作用。居蜜的《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康熙字典〉与中美外交文化史》，通过考证七部《康熙字典》经由美国驻华使节或传教士收集和私人收藏等途径，纳入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的事实，论述了《康熙字典》在辅助美华字的发明和应用、沟通中西文化方面所独具的桥梁作用，以及由此而展现的早期中美外交文化的历史。钟少华的《略论近代辞书之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以“天”、“理”、“学”三字为例，论述了《康熙字典》对汉字文化的思想、方法与内涵的规范，处处表现着官方认可的文化传承关系。钟文还以《康熙字典》出版百年后英国人马礼逊的《华英字典》中上述三字的释义书证相比照，论证了近代辞书的文化传承和创新主要表现为：一是使汉字概念与西方文字概念顺利接轨，建构了中西方的双向知识桥梁，让中外人士能互相通过辞书这样的载体进行学习和了解；二是打破中华传统文化经常以官方认可的唯一方式为准的格局，强调实用、教育、启蒙，将民间的非官方文化传承引进文化载体中，大大扩展了中华文化的历史空间；三是扩大了汉语概念，特别是从“字”本位向“词”本位发展，从而使得汉语概念向更准确、更丰富的方向前进。温端政的《语典的兴起及其对文化传承的贡献》，通过考察近二十年来我国语典出版的类型多样化、规模大型化和品种系列化的状况，论述了语典对文化传承的主要贡献：一是语典把语按照一定的规则汇集在一起，加以诠释，把民族的传统文化系统地、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二是语典通过语义的诠释和语源的探究，深刻地揭示语的文化内涵，发挥其弘扬传统文化的特殊作用；三是语典充分展示了语的表达方式的形象性，显示了民族文化的魅力，为文化传承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语典是近年来新出现的辞书品种，文章呼吁学界应重视对语典的研究。
围绕辞书与文化传承问题展开的研究，还有关于专书纂修考订的论文，如陈鸿森的《阮元〈经籍籑诂〉纂修考》、王继如的《〈辞海〉修读谈片》等；有关于辞书编纂设想的论文，如詹鄞鑫的《谈通假字字典编纂的几个问题》、郭芹纳的《陕西方言词语的训诂与词书的编纂》、苏宝荣的《大型汉语语文辞书音序编排的处理原则》；有关于专书中字词考释的论文，如郑卜五的《“绝”不是“继”——探讨段玉裁补〈说文解字〉的一个小瑕疵》、林清源的《郭店楚简〈语丛四〉“车辙之黾NCC2C”考释》、张显成的《银雀山汉简中〈说文〉未收之秦汉字》等，恕不一一备述。
此次会议是海峡两岸学者首度联袂共同探讨《康熙字典》的编纂理论、方法、成就、价值及其地位，弘扬中华辞书文化的专题学术会议。就会议论文的内容、方法而言，大别有二：一类学者从微观入手，长于专深考证，且题涉文史；一类学者则就宏观着眼，喜为博通的研讨，放眼高远。学术会议原本是以文会友、切磋学问之能事，通过会议交流，专精与博通互补，微观与宏观相融，两种治学方法结合，相得益彰，更能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论文显示，多年来台湾学者对《康熙字典》的研究从未间断，已有多部专书问世，而大陆学者的研究曾一度中辍，近三十年来虽然文章渐多，但仍需深入开掘，迎头赶上。
会议的议题，一是《康熙字典》及陈廷敬学术思想研究，二是辞书编纂与文化传承研究。通过分组讨论和大会演讲进行交流的50多篇论文，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关于《康熙字典》本体的研究，即有关《康熙字典》编纂理论、体例、方法、价值、贡献等的研究，可分为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两个方面。
在微观研究方面，李淑萍的《论〈康熙字典〉古文形体之传承与价值》，从《康熙字典》古文来源、古文溯源举隅和引用书传古文次数统计三方面，论证了《康熙字典》是一部集字形之大成的字书，其所保留之古文异体，对后世编纂异体字典、提高阅读古籍能力和参校识读出土文字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和价值。张文彬的《〈康熙字典〉之部首与归部探析》，论述了清以前字书部首沿革，《康熙字典》归部的原则、类型及与《正字通》归部之比较，说明了《康熙字典》的价值及对后世的影响。沈宝春的《从〈说文〉到〈康熙字典〉——以释“小儿”诸字为例》，认为《康熙字典》虽依仿《字汇》、《正字通》体例所作，但最基本的原始依据是《说文》，所以论文从字义角度切入，选取《说文》一书中关涉“小儿”的24个字，与《康熙字典》的释义进行定量比较分析，论证了《康熙字典》在引用《说文》作词义的孳乳假借举证发挥之余，在推衍扩充小儿的视界，深化认知，阐明感情，普施教化等各个层面，进展并不多，从中略见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小儿”这一弱势群体关注不够。蔡鸿江的《〈康熙字典〉成书与同体字之析论》，探讨了《康熙字典》编纂之成因、体例之得失，论述了其中277个二文、三文、四文、五文、六文同体字的内涵意义。徐莉莉的《试论〈康熙字典〉的注音及其价值》，从《康熙字典》注音的指导思想和选材原则、对音义的辨析、注音材料的保用价值诸方面，论述了《康熙字典》全面收录中古注音资料的学术价值和为考察古音演变提供的便利，令使用者确实感到“开卷了然，无一义之不详，无一音之不备”。方向东的《从〈康熙字典〉引〈周礼〉看其文献价值》，逐字检核《康熙字典》征引《周礼》部分，并进行考察，发现王引之《字典考证》存在漏校之处，且与阮刻本《周礼注疏》多有不同之处，故《康熙字典》在保存文献方面的价值不容忽视。周荐的《〈康熙字典〉所见词汇现象零拾》，从词汇角度观察，通过若干例证，论述了《康熙字典》对词典编纂和词汇学研究的贡献。
在宏观研究方面，杨蓉蓉的《略论〈康熙字典〉》是一篇力作。作者在深入、系统地研究《康熙字典》的编纂宗旨与凡例的基础上，归纳为32条编纂细则，认为编纂者的设想和凡例堪称体大思精；同时对《康熙字典》实际编纂情况与问世以来的订误进行了考察，推测其具体编纂方法是：注音大抵归纳《说文》徐音，《广韵》、《集韵》、《古今韵会举要》、《洪武正韵》等反切并注以直音；古文主要取自《说文》、《玉篇》、《集韵》等书；释义中的异体字主要从《集韵》、《类篇》、《一切经音义》等书中收罗；叶音则主要取自《字汇》和《正字通》，又据《韵补》、《诗集传》而补充；释义和书证主要依据《正字通》，又补入其余韵书中《正字通》未收者及《渊鉴类函》、《佩文韵府》等书材料。因此，《康熙字典》才得以在短短六年时间内迅速成书。书中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误漏和缺憾，但其在辞书编纂史上的地位是不可磨灭的。与杨蓉蓉论文同样着力的，是虞万里的《〈康熙字典〉总阅官、纂修官行历考实》。作者花大工夫，孜孜以求，从清代众多总集、文集、行状、墓志、年谱、笔记、方志、学案、家谱、年表、疑年录等文献中爬梳史料，逐一勾稽从总阅官张玉书、陈廷敬到纂修官之生平行事，就其字里籍贯、生卒年岁、科举及第年份、历任官职、个人特长、留存著作等详加考证，特别关注他们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至五十五年（1716年）字典编纂期间的行历，推测出字典的正式编纂当在康熙四十九年五月以后；此后两年间，张玉书、陈廷敬相继辞世，接着其他纂修官或革职离任，或庶务分心，故变故多端，机构不定，专门潜心编纂的人员和时间并不很多，而史料更无皇帝另命总阅官的载录，由此可知在康熙五十一年年底字典初稿已基本完成；作为总阅官，陈廷敬虽未终其职守，但他执掌字典编纂的二十个月恰是成书的关键时段，故称其为字典的总编纂当属实至名归。在此基础上，作者通过对编纂官员年龄、籍贯、身世、知识结构的考察分析，发现30位编纂官中江苏籍者竟占一半，且又都长于诗赋文章而略于音韵训诂等，从而对字典利弊得失之归因给出了新的合理解释和评判。
宏观研究的其他方面，有专门论述《康熙字典》成就的，如赵振铎的《从〈康熙字典〉看字典编纂的继承和创新》，徐时仪的《略论〈康熙字典〉的文化传承和创新》。前者通过与《字汇》、《正字通》的比较，论证了《康熙字典》在归部、收字、注音、释义、例证等方面的传承和发展，确如康熙帝上谕所说“增《字汇》之阙遗，删《正字通》之繁冗”。后者则从文化角度切入，指出“字典”之名并非《康熙字典》首创，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已有九处引用《字典》义训，可知唐以前已有用“字典”作书名者，《康熙字典》则传承了“字典”之名，第一次提出了关于字典的科学概念，并对字典的社会作用作了明确阐述，这在研究我国辞书编纂史和文化传承时是不可不提及的。此外还有评价《康熙字典》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如赵克勤的《〈康熙字典〉在辞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韩敬体的《〈康熙字典〉的主要特点及其在我国辞书史上的重要地位》、李建国的《〈康熙字典〉与古典语文规范的终结》、汪耀楠的《〈康熙字典〉的评价问题》、史建桥的《从〈康熙字典〉看辞书的继承与创新》、左松超的《〈康熙字典〉在字典编纂史上的成就和影响》，等等。如今，当历史的尘埃落定，重新审视近代学术演变之迹的时候，学人们力图客观、公正地评价《康熙字典》的功过得失，回复其本有的历史地位。《康熙字典》堪称集古代字书之大成而为现代字典之肇端。
二是关于陈廷敬其人其学的研究。陈廷敬是清康熙朝的高官重臣，曾任内阁学士，充经筵讲官，两次出任掌院学士，以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终其身。研究陈廷敬学术思想的论文，主要有詹海云的《论陈廷敬的实学》和蒋秋华的《陈廷敬与汪琬》。詹文着重论述作为重臣、学者和诗人的陈廷敬，在与康熙帝君臣遇合中的人格特质及其理想中的君王；蒋文则从诗友之会、推荐鸿博和别后存问三方面，考察了陈廷敬与才情超拔而特立独行的汪琬之间的友谊，从中略可窥见陈廷敬的道德文章。
三是关于辞书编纂与文化传承的研究。辞书是积累和传播学术文化的密集性载体，辞书编纂和修订累层地、接续地传播文化，对社会受众起着无言之师的教育作用。居蜜的《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康熙字典〉与中美外交文化史》，通过考证七部《康熙字典》经由美国驻华使节或传教士收集和私人收藏等途径，纳入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的事实，论述了《康熙字典》在辅助美华字的发明和应用、沟通中西文化方面所独具的桥梁作用，以及由此而展现的早期中美外交文化的历史。钟少华的《略论近代辞书之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以“天”、“理”、“学”三字为例，论述了《康熙字典》对汉字文化的思想、方法与内涵的规范，处处表现着官方认可的文化传承关系。钟文还以《康熙字典》出版百年后英国人马礼逊的《华英字典》中上述三字的释义书证相比照，论证了近代辞书的文化传承和创新主要表现为：一是使汉字概念与西方文字概念顺利接轨，建构了中西方的双向知识桥梁，让中外人士能互相通过辞书这样的载体进行学习和了解；二是打破中华传统文化经常以官方认可的唯一方式为准的格局，强调实用、教育、启蒙，将民间的非官方文化传承引进文化载体中，大大扩展了中华文化的历史空间；三是扩大了汉语概念，特别是从“字”本位向“词”本位发展，从而使得汉语概念向更准确、更丰富的方向前进。温端政的《语典的兴起及其对文化传承的贡献》，通过考察近二十年来我国语典出版的类型多样化、规模大型化和品种系列化的状况，论述了语典对文化传承的主要贡献：一是语典把语按照一定的规则汇集在一起，加以诠释，把民族的传统文化系统地、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二是语典通过语义的诠释和语源的探究，深刻地揭示语的文化内涵，发挥其弘扬传统文化的特殊作用；三是语典充分展示了语的表达方式的形象性，显示了民族文化的魅力，为文化传承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语典是近年来新出现的辞书品种，文章呼吁学界应重视对语典的研究。
围绕辞书与文化传承问题展开的研究，还有关于专书纂修考订的论文，如陈鸿森的《阮元〈经籍籑诂〉纂修考》、王继如的《〈辞海〉修读谈片》等；有关于辞书编纂设想的论文，如詹鄞鑫的《谈通假字字典编纂的几个问题》、郭芹纳的《陕西方言词语的训诂与词书的编纂》、苏宝荣的《大型汉语语文辞书音序编排的处理原则》；有关于专书中字词考释的论文，如郑卜五的《“绝”不是“继”——探讨段玉裁补〈说文解字〉的一个小瑕疵》、林清源的《郭店楚简〈语丛四〉“车辙之黾NCC2C”考释》、张显成的《银雀山汉简中〈说文〉未收之秦汉字》等，恕不一一备述。
此次会议是海峡两岸学者首度联袂共同探讨《康熙字典》的编纂理论、方法、成就、价值及其地位，弘扬中华辞书文化的专题学术会议。就会议论文的内容、方法而言，大别有二：一类学者从微观入手，长于专深考证，且题涉文史；一类学者则就宏观着眼，喜为博通的研讨，放眼高远。学术会议原本是以文会友、切磋学问之能事，通过会议交流，专精与博通互补，微观与宏观相融，两种治学方法结合，相得益彰，更能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论文显示，多年来台湾学者对《康熙字典》的研究从未间断，已有多部专书问世，而大陆学者的研究曾一度中辍，近三十年来虽然文章渐多，但仍需深入开掘，迎头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