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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贺聪最亲近的人？舍我其谁！这些年来，在家里一直是她照顾我，所谓投桃报李，也到了该我表现的时候了。发自内心地关心一次别人，这样的机会多难得……
2010年岁末，葛优是最忙碌的演员之一，《让子弹飞》《赵氏孤儿》《非诚勿扰2》三部贺岁片在身。但就在连轴转的繁忙中，葛优翘班了——他向剧组告假二十天，理由很简单——太太住院了。贺聪在医院躺了半个月，葛优就寸步不离地守了十五天。
如今，贺聪已经痊愈出院，葛优也可以跟我们说说老婆住院的那一段故事了……
贺聪这辈子第一次坐救护车，当上了重病号
贺聪是那种特别能扛痛扛病的女人。偶尔伤风感冒，自己在家煮姜汤冲板蓝根，最多服点感冒片。基本上，不是实在忍不住的状况，她都保持沉默，自己克服。
所以，结婚这么些年，除了每年我们俩一起去医院做个全面体检外，她几乎没因为自己这不舒服那不对劲去麻烦过医生。慢慢地，我也就习惯了她这种自己给自己当责任医生的状态，并对她的健康状况充满信心。
贺聪发病那天是2010年9月20号，恰好剧组休息我在家。一整天她的脸色都很难看，说肚子疼，没吃什么东西。我试探着问她要不要去医院，被断然回绝，她说可能是肠胃受凉，喝点热水休息一下就没事了。
翌日凌晨2点多，她把我叫醒了，用一种极力忍受着痛苦的声音告诉我她扛不住了，非常难受。我一下紧张起来，能让她觉得扛不住的，恐怕已不是小病小灾。
到了301医院急诊室，医生开了三针，说每针间隔半小时，三针打完了，她还是觉得疼痛难忍。医生说第三针是吗啡，连它都镇不住痛的话，问题就比较严重。
我跑上跑下地送血样尿样，早上8点，血检结果出来了——急性胰腺炎，必须住院治疗。
没病床，医院说只能在走道上支临时病床，等有了床位再转进去。我给朋友们打了一圈电话，问谁能托关系搞到床位。最后，梁天帮忙联系了一家私立医院，半小时后，贺聪这辈子第一次坐救护车，当上了重病号。
不需要手术，只用打针吃药卧床静养，我心想就当是让她作一次疗养了。我想得太简单了，随后发生的事情让我想起了很久以前看过的台湾作家郭衣洞写的文章中的一段：医生老爷是世上具有修理执照的一类人，说锯腿就锯腿，说开膛就开膛，你在哀哀叫唤之余，还得发自内心感谢他锯得好、开得妙……
没领教过医生下手狠辣的贺聪就被来了个下马威。插胃管，从鼻孔直接插进胃里，医生往里插，还吩咐她配合力度往下咽。不到30秒，贺聪满脸都是鼻涕眼泪，5分钟后，胃管插好了，她满头满脸满身大汗，瘫软了足有一个小时不能动弹。
体内有胃管尿管，体表还有各式各样的监测导线，测血压的测心跳的测呼吸的，手腕脚踝都没闲着，留置针头就插进去三个，一个打能量一个打消炎药，还有一个专门打一种进口药，连接上电子控制器，每分钟10滴，缓慢输入。
两天前还活蹦乱跳的一个人，转眼就变得像是实验室里的小白鼠，还是一只病怏怏的小白鼠。脸看起来心悸地苍白，两腮塌了进去，眼里是一种茫然和软弱——这还只是开始！
谁是贺聪最亲近的人？舍我其谁！
到了下午，得知这个消息的亲友们就开始来访。每一批来宾都很关心她的病情，我当然不能像新闻发言人一样说无可奉告。所以，每来一批人，我就要从贺聪头天不舒服讲起，再说到半夜去看急诊，再介绍上午的转院情况……
除了有慰问来人，还有慰问来电，很多一时来不了的朋友，专门打电话来问病情，也是需要逐一解释说明的。贺聪住院第一天晚上，我嘴里就含上了金嗓子喉宝。
Focus
除了搞外交工作，我还得负责内政。贺聪入住的是一个套间，她在里间躺着，外间是个接待室式的客厅。客人们进门都先去里间瞅瞅她，然后到外间由我作病情汇报。不过，我不能长时间呆在外间，因为贺聪用的药物有促汗的作用，所以每隔半小时就得进去给她擦一次身子——我对忙里忙外这个词有了很深刻的认识。
入院头两天，因为处在重症监护状态，除了嘴巴受累，真正需要我动手的活儿只有擦汗。第三天，拔除了胃管和呼吸机后，用得着我的地方就多了起来。
私立医院的服务意识远超公立医院。只要愿意按小时付费，就可以请24小时贴身服务的护士，保证把病人照顾得舒舒坦坦。我愿意掏这钱，但贺聪不愿意。她说不大能接受一个陌生人在她身上擦来擦去，扶她上厕所，给她梳头洗脸。我完全理解，换了我动弹不得地躺在床上，不管是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还是个身强体壮的大老爷们，我都不会愿意让他们来侍候我，尤其是当自己处于这种无助的病态前提下，内心唯一想接受的，就是身边最亲近的人的照顾和服侍。
谁是贺聪最亲近的人？舍我其谁！这些年来，在家里一直是她照顾我，所谓投桃报李，也到了该我表现的时候了。
观察病情是医生的活儿，打针换药是护士的事儿，我做的都是些非常小的琐事。比方早上6点半送晨尿去化验，7点去取结果，7点半送血样去化验，8点去取血象的结果，8点半端个盆子站在床边侍候她刷牙，然后换个盆子接热水让她洗脸，9点开始当天的输液，因为都是小瓶子药剂，所以要注意药水的进度，药快完的时候按呼叫铃叫护士来换药，要应她的要求不定期地用棉签蘸水涂抹她的嘴唇——因为禁水禁食，所以只能这样画饼充饥地满足一下她对于饮水的心理需求。当然，打针过程中还要应她的要求搀扶她去洗手间。
下午打完针后，可以用病房里的轮椅推她到小花园晒晒太阳。晚上如果她想洗澡的话，必须用医院提供的防水胶布把她手脚上的留置针头密封起来，再用防水胶袋套上去系紧。她自己是不能动手的，把浴缸放满水后，她只能举着双手把脚跷在浴缸的边上，以一种四脚朝天的姿势躺在浴缸里。我必须守在边上，因为这个姿势很容易不慎滑进水里呛水。
侍候贺聪洗完澡，自己再洗个澡之后，才是这一天最轻松的时段。里间有两张床，一张是病床一张是看护床，我们俩一人躺一张床，看看电视说说话。等她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进入睡眠状况了，我就可以休息了。不过不能进入深度睡眠，要时刻保持一份警觉，预防有什么突发状况时好叫医生……
单从劳动强度上来说，不高。但心理压力非常大，时刻处于一种担惊受怕的状态，脑子里面的弦始终处于紧绷状态。一天下来，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疲劳感和无力感。
发自内心地关心一次别人的机会多难得。
贺聪禁食，我的饮食也受了影响。医院有餐厅，还能送餐到病房，我妹葛佳还隔天就送汤过来给我加强营养。一开始，我坐在她床边上吃，发觉她的眼神不对劲——她不能吃，越不能吃就越馋，用一种特别灼热的眼神盯着那些食物。
为了避免刺激她，我转移到外间去吃，可对于一个数日米没沾牙的人来说，嗅觉变得格外灵敏，每次我吃饱喝足进去时，她都能闻出味来，然后就要无来由地烦躁上好一阵儿。
我的餐厅于是转移到了走廊尽头的大阳台上。9月的温度比较宜人，坐在露天的木头椅子上，很有点野餐的韵致。不过，吃饱喝足的好日子在贺聪解除了禁食监护后，就此结束。
因为肠胃修养太久，她只能循序渐进地慢慢恢复。先是婴儿米粉，然后是白粥，再是只加一点点盐的面条。
先是想吃不能吃，现在是能吃不让吃。在这样比较不人道的折磨之下，贺聪发脾气了，冒出了小孩子的性格，吵嚷着要出院吃馆子，吃死了也比躺在这儿吞代餐来得舒坦。
劝服无效的结果是，我把自己搭了进去——成了“陪病”，每天陪她吃一模一样的东西。
她的心理平衡了，我的肠胃失衡了。吃那些清汤寡水，第一顿还成，第二顿就觉得胃里冒酸水，第三顿就完全找不到饱的感觉了——买一斤清汤面，贺聪吃下去二两，剩下的我全吞了，肚子很胀，但心里依然有强烈的饥饿感。
次日趁着贺聪做详检的15分钟，我溜进餐厅点了个卤猪手以最快的速度吞了进去。推她回病房的路上，她很伤感地说：唉，饿得太狠，都出现幻觉了，我现在闻什么都是一股卤猪手的味儿……
随后的日子，我变成了一个称职的特工。一方面，尽职尽责地充当“陪病”人员，另一方面，抓住一切她不留意的机会偷嘴。为了防止她再次出现“幻觉”，我随身携带一瓶液体口香糖，偷完嘴之后马上在嘴里喷一点儿。
国庆长假结束那天，我跟贺聪一起“刑满释放”。为了表示庆祝，我在功德林摆了一桌斋菜，只叫了几个最好的朋友，梁天夸我这些天一直在医院“24小时贴身陪护”，很模范。酒意盎然下，我想起了十几年前拍《永失我爱》时说过的一段台词：假设你所爱的人得了不治之症，你会离开他吗？是啊，谁都不会离开，都会积极赶来表忠心的，百般安慰、殷勤备至、海誓山盟，做给别人也做给自己看。爱情、美德、高尚情操，起码在一开始是要来上这么一套的，发自内心地关心一次别人，这样的机会多难得……[本文谢绝转载网摘]
2010年岁末，葛优是最忙碌的演员之一，《让子弹飞》《赵氏孤儿》《非诚勿扰2》三部贺岁片在身。但就在连轴转的繁忙中，葛优翘班了——他向剧组告假二十天，理由很简单——太太住院了。贺聪在医院躺了半个月，葛优就寸步不离地守了十五天。
如今，贺聪已经痊愈出院，葛优也可以跟我们说说老婆住院的那一段故事了……
贺聪这辈子第一次坐救护车，当上了重病号
贺聪是那种特别能扛痛扛病的女人。偶尔伤风感冒，自己在家煮姜汤冲板蓝根，最多服点感冒片。基本上，不是实在忍不住的状况，她都保持沉默，自己克服。
所以，结婚这么些年，除了每年我们俩一起去医院做个全面体检外，她几乎没因为自己这不舒服那不对劲去麻烦过医生。慢慢地，我也就习惯了她这种自己给自己当责任医生的状态，并对她的健康状况充满信心。
贺聪发病那天是2010年9月20号，恰好剧组休息我在家。一整天她的脸色都很难看，说肚子疼，没吃什么东西。我试探着问她要不要去医院，被断然回绝，她说可能是肠胃受凉，喝点热水休息一下就没事了。
翌日凌晨2点多，她把我叫醒了，用一种极力忍受着痛苦的声音告诉我她扛不住了，非常难受。我一下紧张起来，能让她觉得扛不住的，恐怕已不是小病小灾。
到了301医院急诊室，医生开了三针，说每针间隔半小时，三针打完了，她还是觉得疼痛难忍。医生说第三针是吗啡，连它都镇不住痛的话，问题就比较严重。
我跑上跑下地送血样尿样，早上8点，血检结果出来了——急性胰腺炎，必须住院治疗。
没病床，医院说只能在走道上支临时病床，等有了床位再转进去。我给朋友们打了一圈电话，问谁能托关系搞到床位。最后，梁天帮忙联系了一家私立医院，半小时后，贺聪这辈子第一次坐救护车，当上了重病号。
不需要手术，只用打针吃药卧床静养，我心想就当是让她作一次疗养了。我想得太简单了，随后发生的事情让我想起了很久以前看过的台湾作家郭衣洞写的文章中的一段：医生老爷是世上具有修理执照的一类人，说锯腿就锯腿，说开膛就开膛，你在哀哀叫唤之余，还得发自内心感谢他锯得好、开得妙……
没领教过医生下手狠辣的贺聪就被来了个下马威。插胃管，从鼻孔直接插进胃里，医生往里插，还吩咐她配合力度往下咽。不到30秒，贺聪满脸都是鼻涕眼泪，5分钟后，胃管插好了，她满头满脸满身大汗，瘫软了足有一个小时不能动弹。
体内有胃管尿管，体表还有各式各样的监测导线，测血压的测心跳的测呼吸的，手腕脚踝都没闲着，留置针头就插进去三个，一个打能量一个打消炎药，还有一个专门打一种进口药，连接上电子控制器，每分钟10滴，缓慢输入。
两天前还活蹦乱跳的一个人，转眼就变得像是实验室里的小白鼠，还是一只病怏怏的小白鼠。脸看起来心悸地苍白，两腮塌了进去，眼里是一种茫然和软弱——这还只是开始！
谁是贺聪最亲近的人？舍我其谁！
到了下午，得知这个消息的亲友们就开始来访。每一批来宾都很关心她的病情，我当然不能像新闻发言人一样说无可奉告。所以，每来一批人，我就要从贺聪头天不舒服讲起，再说到半夜去看急诊，再介绍上午的转院情况……
除了有慰问来人，还有慰问来电，很多一时来不了的朋友，专门打电话来问病情，也是需要逐一解释说明的。贺聪住院第一天晚上，我嘴里就含上了金嗓子喉宝。
Focus
除了搞外交工作，我还得负责内政。贺聪入住的是一个套间，她在里间躺着，外间是个接待室式的客厅。客人们进门都先去里间瞅瞅她，然后到外间由我作病情汇报。不过，我不能长时间呆在外间，因为贺聪用的药物有促汗的作用，所以每隔半小时就得进去给她擦一次身子——我对忙里忙外这个词有了很深刻的认识。
入院头两天，因为处在重症监护状态，除了嘴巴受累，真正需要我动手的活儿只有擦汗。第三天，拔除了胃管和呼吸机后，用得着我的地方就多了起来。
私立医院的服务意识远超公立医院。只要愿意按小时付费，就可以请24小时贴身服务的护士，保证把病人照顾得舒舒坦坦。我愿意掏这钱，但贺聪不愿意。她说不大能接受一个陌生人在她身上擦来擦去，扶她上厕所，给她梳头洗脸。我完全理解，换了我动弹不得地躺在床上，不管是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还是个身强体壮的大老爷们，我都不会愿意让他们来侍候我，尤其是当自己处于这种无助的病态前提下，内心唯一想接受的，就是身边最亲近的人的照顾和服侍。
谁是贺聪最亲近的人？舍我其谁！这些年来，在家里一直是她照顾我，所谓投桃报李，也到了该我表现的时候了。
观察病情是医生的活儿，打针换药是护士的事儿，我做的都是些非常小的琐事。比方早上6点半送晨尿去化验，7点去取结果，7点半送血样去化验，8点去取血象的结果，8点半端个盆子站在床边侍候她刷牙，然后换个盆子接热水让她洗脸，9点开始当天的输液，因为都是小瓶子药剂，所以要注意药水的进度，药快完的时候按呼叫铃叫护士来换药，要应她的要求不定期地用棉签蘸水涂抹她的嘴唇——因为禁水禁食，所以只能这样画饼充饥地满足一下她对于饮水的心理需求。当然，打针过程中还要应她的要求搀扶她去洗手间。
下午打完针后，可以用病房里的轮椅推她到小花园晒晒太阳。晚上如果她想洗澡的话，必须用医院提供的防水胶布把她手脚上的留置针头密封起来，再用防水胶袋套上去系紧。她自己是不能动手的，把浴缸放满水后，她只能举着双手把脚跷在浴缸的边上，以一种四脚朝天的姿势躺在浴缸里。我必须守在边上，因为这个姿势很容易不慎滑进水里呛水。
侍候贺聪洗完澡，自己再洗个澡之后，才是这一天最轻松的时段。里间有两张床，一张是病床一张是看护床，我们俩一人躺一张床，看看电视说说话。等她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进入睡眠状况了，我就可以休息了。不过不能进入深度睡眠，要时刻保持一份警觉，预防有什么突发状况时好叫医生……
单从劳动强度上来说，不高。但心理压力非常大，时刻处于一种担惊受怕的状态，脑子里面的弦始终处于紧绷状态。一天下来，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疲劳感和无力感。
发自内心地关心一次别人的机会多难得。
贺聪禁食，我的饮食也受了影响。医院有餐厅，还能送餐到病房，我妹葛佳还隔天就送汤过来给我加强营养。一开始，我坐在她床边上吃，发觉她的眼神不对劲——她不能吃，越不能吃就越馋，用一种特别灼热的眼神盯着那些食物。
为了避免刺激她，我转移到外间去吃，可对于一个数日米没沾牙的人来说，嗅觉变得格外灵敏，每次我吃饱喝足进去时，她都能闻出味来，然后就要无来由地烦躁上好一阵儿。
我的餐厅于是转移到了走廊尽头的大阳台上。9月的温度比较宜人，坐在露天的木头椅子上，很有点野餐的韵致。不过，吃饱喝足的好日子在贺聪解除了禁食监护后，就此结束。
因为肠胃修养太久，她只能循序渐进地慢慢恢复。先是婴儿米粉，然后是白粥，再是只加一点点盐的面条。
先是想吃不能吃，现在是能吃不让吃。在这样比较不人道的折磨之下，贺聪发脾气了，冒出了小孩子的性格，吵嚷着要出院吃馆子，吃死了也比躺在这儿吞代餐来得舒坦。
劝服无效的结果是，我把自己搭了进去——成了“陪病”，每天陪她吃一模一样的东西。
她的心理平衡了，我的肠胃失衡了。吃那些清汤寡水，第一顿还成，第二顿就觉得胃里冒酸水，第三顿就完全找不到饱的感觉了——买一斤清汤面，贺聪吃下去二两，剩下的我全吞了，肚子很胀，但心里依然有强烈的饥饿感。
次日趁着贺聪做详检的15分钟，我溜进餐厅点了个卤猪手以最快的速度吞了进去。推她回病房的路上，她很伤感地说：唉，饿得太狠，都出现幻觉了，我现在闻什么都是一股卤猪手的味儿……
随后的日子，我变成了一个称职的特工。一方面，尽职尽责地充当“陪病”人员，另一方面，抓住一切她不留意的机会偷嘴。为了防止她再次出现“幻觉”，我随身携带一瓶液体口香糖，偷完嘴之后马上在嘴里喷一点儿。
国庆长假结束那天，我跟贺聪一起“刑满释放”。为了表示庆祝，我在功德林摆了一桌斋菜，只叫了几个最好的朋友，梁天夸我这些天一直在医院“24小时贴身陪护”，很模范。酒意盎然下，我想起了十几年前拍《永失我爱》时说过的一段台词：假设你所爱的人得了不治之症，你会离开他吗？是啊，谁都不会离开，都会积极赶来表忠心的，百般安慰、殷勤备至、海誓山盟，做给别人也做给自己看。爱情、美德、高尚情操，起码在一开始是要来上这么一套的，发自内心地关心一次别人，这样的机会多难得……[本文谢绝转载网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