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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战之争
编者按:回归货币本位
货币是政治。让货币回归货币本位,则是更大的政治。
随着G20首尔峰会的临近,中国如何获得全方位的战略突围和从被动到主动的出击?在当今世界货币格局中,中国如何利用占据着极为显著的优势地位,规避国家和市场秩序紧张与风险和有效掌握货币的奥秘或货币锚原理之间的决定性关系。为博弈全球货币大棋局的变革,做出中国在全球货币框架原理创新和世界共赢的货币改革等积极贡献。
世界经济的复苏越来越遭遇诸多不确定性的袭击。欧元区经济新一轮的剧烈震荡再次给全球带来挥之不去的阴影。一眼望去,以需求和供给构造的世界市场经济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因国际收支体系内生巨大不平衡的沟壑困扰。
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主要供给方,正面临外部需求不足的市场萎缩;而依靠消费信贷缓解社会矛盾的传统发达国家因债务缠身也已经无力维系往日阔气的需求支付。世界经济因此正陷入凯恩斯所谓的“需求不足”的市场困境之中。当然,弗里德曼主义者更愿意坚信应将其归结为是“货币供给不足”所造成的。此外,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众多的理由将之定论为系“生产过剩”所导致的。尽管学术争论各有千秋,不争的事实是,世界经济正在遭遇极为深层次上的全球化挑战。
然而,不幸的是,政治家们,尤其是西方民主体制下的政治家们受民主代表制的约束,每当关乎人类共同利益的大事件发生时,很少愿意关注深层次和人类整体性的议题及挑战。他们宁愿像鸵鸟一般把头插在沙窝里只去关心自己的民主议题,也不愿意寻找自身是否是导致当前困境的根源之所在。面对世界经济之未来整体增长所遭遇的诸多难题,他们看到的解决路径只集中在让人民币升值的零和选择上。可问题是,世界经济复苏之路有如此之多——至少还有如下六种,为什么偏偏拿人民币升值劫贫济富来实施拯救呢?
首先,让人民币在汇率上升值是可以较为有力地促进世界经济整体复苏的,但这种代价为什么主要由收入低下的中国人来支付呢?为什么不让那些有贸易逆差的发达国家的人工也按中国的收入标准来执行,这样调整的结果不同样也可以给其出口业带来巨大、甚至更大的外贸竞争优势吗?世界经济为什么不以这种方式来获得复苏呢?
假如欧美出口业工人的工资都以月薪300美元支付(相当于人民币2000元),奥巴马的出口战略不就一夜之间可以实现了吗?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困境不也随之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全面的改善吗?希腊已经开始这样实施福利制度改革了。欧美为什么不能以相同的方式按照市场竞争的原则来增进自身的外贸竞争力呢?为什么辛勤劳动且收入少的中国人要被剥夺正当获利的机会,而不劳或少劳且福利高的发达国家公民却需要被保护呢?
一方面保护着政治操纵的高福利最低工资制度,一方面让按自由市场原则支付劳动报酬、收入不足欧美人工酬薪八分之一的中国人去为前者提供生活安保,欧美政治家们的人权信仰和道德准则都跑哪里去了呢?
其次,现实中的收支不平衡困境到底是由中国顺差为根源所造成的呢?还是因美国追求其美元充当国际贸易结算货币主导权所根本导致的呢?按照美联储现任主席伯南克所代表的观点(也是当年凯恩斯的观点),调整贸易收支不平衡的责任不能只局限于逆差国,相反顺差国同样、甚至负有更多的责任而为之。
那么请问,美国是否愿意让渡出由其美元充当国际结算货币的垄断权地位呢?如果是,人民币在汇率上的升值,从原理上讲就是必要的。倘若如此,让渡操作的原理也很简单。美国只需在中国境内发行以人民币为计价单位的某种债券,总额暂定9000亿美元x6.8102人民币/美元(来源6月23日牌价—— 人民银行网站)=61291.8亿人民币,然后以这种债券融资作为抵押向中国再融资9000亿美元。其结果是,在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中,61291.8亿人民币就将第一次成为其“外汇储备”。此时,人民币开始走向国际化的条件随之成熟。美国只有不断向中国出口才能最终偿还61291.8亿人民币。如此一来,全球贸易收支不平衡的状态不就可以获得大幅度的根本性改善了吗?世界经济的整体复苏不也随之可以获得更大幅度的促进吗?
因为,此时人民币本身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需求性动力。不过,美国愿意如此吗?如果不愿意的话,那么美国逼迫人民币在汇率上升值的动机就远不止是为了解决因贸易收支不平衡所牵制的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当前困境。如此,中国又为什么要拿自己的人民币升值劫贫济富来拯救高人均收入国的社保呢?
第三,如果说当今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困境根源在于中国出口业价格竞争优势的冲击,那么促进中国政府实施制定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度安排,难道不比施压人民币升值来得更直接和长远吗?
毕竟,以中国政府主导来提升其劳动力成本,首先会导致国内通货膨胀的必然发生。而中国国内的适度通胀,在汇率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又会导致进口业的同步增长——进而可以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只要这种路径调控得当:CPI有更合理的上升空间,房地产行业的利润率得到有效控制,那么新的国际比较需求就会以增量的方式被释放出来。这种方法难道不是一种更加温和、且可以确保世界经济当事各方都能受益的路径选择吗?
第四,与创建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大背景不同,当时美国无法将其所拥有的庞大贸易顺差储备投入到欧洲经济体之中——那时,国际资本账户还未彼此开放。相比之下,眼前的中国已将9000亿美元之多的外汇储备以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的方式输送给美国市场了。所以,根本不存在凯恩斯当年所担忧的流动性枯竭的不平衡问题。而且在纯央行信用货币体制下,无论是否收支平衡,各国都始终拥有各自法定信用货币的创造权——印制钞票和发行货币的权力。流动性不足的历史局限已成过去。
取而代之的是,投资不足、就业乏力、增长受阻之内外双重不均衡困境的出现。所以,由中资机构携外汇走出去、增大对外投资和加大进口幅度,最好来一次相当于“欧洲复兴计划”那样大规模的对外投资,比如“世界经济复苏计划”,难道不是促进世界经济整体复苏和更有效增长的另外一种选择路径吗?
第五,如果信仰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佳效率机制的话,那么世界经济之各种债务的重组就是符合这种信条的。既然已经债台高筑,有的甚至接近主权破产,为什么不以历史惯例来变卖自己所拥有的诸多资产,像英国二战时那样,不仅让渡了包括海外军事基地在内的各种有价值的资产来支付其进口所需,就连金融霸主地位最后也一同过渡给了“布雷顿森林和约体系”。
美国为什么不能出售其可以出售但不愿意出售的优良高科技产品给中国,以求化解当前因国际收支不平衡而导致的贸易逆差呢?显然,背后的理由犹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当你如此居心叵测提防中国的时候,又怎能寄希望于中国成为世界理想主义的新领军国呢?
无疑,美国政治家们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就已习惯于坐享天上掉下来的“铸币税大馅饼”。他们世袭了借助玩弄汇率政治把戏贪图利益最大化的美梦。这是美国世纪开始衰落的核心根源之所在。如果美国真的想解决自己的贸易逆差困境,协助世界经济快速走出复苏的困境,大量次优道路不是随处可供选择吗?老牌欧洲同样如此。亦即,世界经济复苏所真正面临的困境并不是汇率问题,而根本地是世界政治大格局变迁的全球博弈较量。难道不是如此吗?
第六,失去货币锚的世界经济正面临着物价、增长、就业和汇率相互背离困境的挑战。这些挑战已经远比凯恩斯困境(内外不可同时均衡困境)、米德困境(固定汇率制国际资本无法流动困境)、特里芬困境(布雷顿森林体系困境)、和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之“三角形不可能困境”(货币政策独立、汇率选择、资本自由流动不可兼得困境)深远得多。所以世界经济当前所遭遇的困境从根本上讲是“世界经济货币锚”出现了问题。
不首先解决“货币锚的健康问题”,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就是望梅止渴、不可图及的。任何促进世界经济复苏的努力都会落入到传统“零和博弈”的政治图谋中而收效甚微。
为此,除创建全球超主权货币来全面拯救世界经济之外,还有一条道路可供选择:将世界各国央行所持有的“外汇储备”债券化——由被持币国向“外汇储备国”发行汇率等值的当地国货币债券。这种制度安排是使像美国一样的“通货国”也过渡到持有“外汇储备”,从而确保“世界多极化货币锚体系”的诞生。由此所释放出来的世界新需求无疑将是巨大的。全球汇率体系也会因此而走向比当前更加稳定的市场均衡新体系。世界经济的复苏难道不会由此获得巨大的活力和新生吗?
迫使人民币升值来拯救世界经济的复苏和美国国家不断增长的债务困境,是一种过分零和式的政治企图。这种非合作型博弈根本无纳什解。美国正在制造的贸易保护主义的“高关税威慑力”,不足以拯救美国的困境,而只能是一个纸老虎,不会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效果收益。只有以人类共赢的新思维才可以确保世界经济的可持续性复苏和全面振兴!
(作者系广东共赢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编者按:回归货币本位
货币是政治。让货币回归货币本位,则是更大的政治。
随着G20首尔峰会的临近,中国如何获得全方位的战略突围和从被动到主动的出击?在当今世界货币格局中,中国如何利用占据着极为显著的优势地位,规避国家和市场秩序紧张与风险和有效掌握货币的奥秘或货币锚原理之间的决定性关系。为博弈全球货币大棋局的变革,做出中国在全球货币框架原理创新和世界共赢的货币改革等积极贡献。
世界经济的复苏越来越遭遇诸多不确定性的袭击。欧元区经济新一轮的剧烈震荡再次给全球带来挥之不去的阴影。一眼望去,以需求和供给构造的世界市场经济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因国际收支体系内生巨大不平衡的沟壑困扰。
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主要供给方,正面临外部需求不足的市场萎缩;而依靠消费信贷缓解社会矛盾的传统发达国家因债务缠身也已经无力维系往日阔气的需求支付。世界经济因此正陷入凯恩斯所谓的“需求不足”的市场困境之中。当然,弗里德曼主义者更愿意坚信应将其归结为是“货币供给不足”所造成的。此外,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众多的理由将之定论为系“生产过剩”所导致的。尽管学术争论各有千秋,不争的事实是,世界经济正在遭遇极为深层次上的全球化挑战。
然而,不幸的是,政治家们,尤其是西方民主体制下的政治家们受民主代表制的约束,每当关乎人类共同利益的大事件发生时,很少愿意关注深层次和人类整体性的议题及挑战。他们宁愿像鸵鸟一般把头插在沙窝里只去关心自己的民主议题,也不愿意寻找自身是否是导致当前困境的根源之所在。面对世界经济之未来整体增长所遭遇的诸多难题,他们看到的解决路径只集中在让人民币升值的零和选择上。可问题是,世界经济复苏之路有如此之多——至少还有如下六种,为什么偏偏拿人民币升值劫贫济富来实施拯救呢?
首先,让人民币在汇率上升值是可以较为有力地促进世界经济整体复苏的,但这种代价为什么主要由收入低下的中国人来支付呢?为什么不让那些有贸易逆差的发达国家的人工也按中国的收入标准来执行,这样调整的结果不同样也可以给其出口业带来巨大、甚至更大的外贸竞争优势吗?世界经济为什么不以这种方式来获得复苏呢?
假如欧美出口业工人的工资都以月薪300美元支付(相当于人民币2000元),奥巴马的出口战略不就一夜之间可以实现了吗?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困境不也随之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全面的改善吗?希腊已经开始这样实施福利制度改革了。欧美为什么不能以相同的方式按照市场竞争的原则来增进自身的外贸竞争力呢?为什么辛勤劳动且收入少的中国人要被剥夺正当获利的机会,而不劳或少劳且福利高的发达国家公民却需要被保护呢?
一方面保护着政治操纵的高福利最低工资制度,一方面让按自由市场原则支付劳动报酬、收入不足欧美人工酬薪八分之一的中国人去为前者提供生活安保,欧美政治家们的人权信仰和道德准则都跑哪里去了呢?
其次,现实中的收支不平衡困境到底是由中国顺差为根源所造成的呢?还是因美国追求其美元充当国际贸易结算货币主导权所根本导致的呢?按照美联储现任主席伯南克所代表的观点(也是当年凯恩斯的观点),调整贸易收支不平衡的责任不能只局限于逆差国,相反顺差国同样、甚至负有更多的责任而为之。
那么请问,美国是否愿意让渡出由其美元充当国际结算货币的垄断权地位呢?如果是,人民币在汇率上的升值,从原理上讲就是必要的。倘若如此,让渡操作的原理也很简单。美国只需在中国境内发行以人民币为计价单位的某种债券,总额暂定9000亿美元x6.8102人民币/美元(来源6月23日牌价—— 人民银行网站)=61291.8亿人民币,然后以这种债券融资作为抵押向中国再融资9000亿美元。其结果是,在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中,61291.8亿人民币就将第一次成为其“外汇储备”。此时,人民币开始走向国际化的条件随之成熟。美国只有不断向中国出口才能最终偿还61291.8亿人民币。如此一来,全球贸易收支不平衡的状态不就可以获得大幅度的根本性改善了吗?世界经济的整体复苏不也随之可以获得更大幅度的促进吗?
因为,此时人民币本身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需求性动力。不过,美国愿意如此吗?如果不愿意的话,那么美国逼迫人民币在汇率上升值的动机就远不止是为了解决因贸易收支不平衡所牵制的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当前困境。如此,中国又为什么要拿自己的人民币升值劫贫济富来拯救高人均收入国的社保呢?
第三,如果说当今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困境根源在于中国出口业价格竞争优势的冲击,那么促进中国政府实施制定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度安排,难道不比施压人民币升值来得更直接和长远吗?
毕竟,以中国政府主导来提升其劳动力成本,首先会导致国内通货膨胀的必然发生。而中国国内的适度通胀,在汇率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又会导致进口业的同步增长——进而可以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只要这种路径调控得当:CPI有更合理的上升空间,房地产行业的利润率得到有效控制,那么新的国际比较需求就会以增量的方式被释放出来。这种方法难道不是一种更加温和、且可以确保世界经济当事各方都能受益的路径选择吗?
第四,与创建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大背景不同,当时美国无法将其所拥有的庞大贸易顺差储备投入到欧洲经济体之中——那时,国际资本账户还未彼此开放。相比之下,眼前的中国已将9000亿美元之多的外汇储备以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的方式输送给美国市场了。所以,根本不存在凯恩斯当年所担忧的流动性枯竭的不平衡问题。而且在纯央行信用货币体制下,无论是否收支平衡,各国都始终拥有各自法定信用货币的创造权——印制钞票和发行货币的权力。流动性不足的历史局限已成过去。
取而代之的是,投资不足、就业乏力、增长受阻之内外双重不均衡困境的出现。所以,由中资机构携外汇走出去、增大对外投资和加大进口幅度,最好来一次相当于“欧洲复兴计划”那样大规模的对外投资,比如“世界经济复苏计划”,难道不是促进世界经济整体复苏和更有效增长的另外一种选择路径吗?
第五,如果信仰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佳效率机制的话,那么世界经济之各种债务的重组就是符合这种信条的。既然已经债台高筑,有的甚至接近主权破产,为什么不以历史惯例来变卖自己所拥有的诸多资产,像英国二战时那样,不仅让渡了包括海外军事基地在内的各种有价值的资产来支付其进口所需,就连金融霸主地位最后也一同过渡给了“布雷顿森林和约体系”。
美国为什么不能出售其可以出售但不愿意出售的优良高科技产品给中国,以求化解当前因国际收支不平衡而导致的贸易逆差呢?显然,背后的理由犹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当你如此居心叵测提防中国的时候,又怎能寄希望于中国成为世界理想主义的新领军国呢?
无疑,美国政治家们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就已习惯于坐享天上掉下来的“铸币税大馅饼”。他们世袭了借助玩弄汇率政治把戏贪图利益最大化的美梦。这是美国世纪开始衰落的核心根源之所在。如果美国真的想解决自己的贸易逆差困境,协助世界经济快速走出复苏的困境,大量次优道路不是随处可供选择吗?老牌欧洲同样如此。亦即,世界经济复苏所真正面临的困境并不是汇率问题,而根本地是世界政治大格局变迁的全球博弈较量。难道不是如此吗?
第六,失去货币锚的世界经济正面临着物价、增长、就业和汇率相互背离困境的挑战。这些挑战已经远比凯恩斯困境(内外不可同时均衡困境)、米德困境(固定汇率制国际资本无法流动困境)、特里芬困境(布雷顿森林体系困境)、和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之“三角形不可能困境”(货币政策独立、汇率选择、资本自由流动不可兼得困境)深远得多。所以世界经济当前所遭遇的困境从根本上讲是“世界经济货币锚”出现了问题。
不首先解决“货币锚的健康问题”,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就是望梅止渴、不可图及的。任何促进世界经济复苏的努力都会落入到传统“零和博弈”的政治图谋中而收效甚微。
为此,除创建全球超主权货币来全面拯救世界经济之外,还有一条道路可供选择:将世界各国央行所持有的“外汇储备”债券化——由被持币国向“外汇储备国”发行汇率等值的当地国货币债券。这种制度安排是使像美国一样的“通货国”也过渡到持有“外汇储备”,从而确保“世界多极化货币锚体系”的诞生。由此所释放出来的世界新需求无疑将是巨大的。全球汇率体系也会因此而走向比当前更加稳定的市场均衡新体系。世界经济的复苏难道不会由此获得巨大的活力和新生吗?
迫使人民币升值来拯救世界经济的复苏和美国国家不断增长的债务困境,是一种过分零和式的政治企图。这种非合作型博弈根本无纳什解。美国正在制造的贸易保护主义的“高关税威慑力”,不足以拯救美国的困境,而只能是一个纸老虎,不会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效果收益。只有以人类共赢的新思维才可以确保世界经济的可持续性复苏和全面振兴!
(作者系广东共赢经济学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