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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理由★2010年，于建嵘到处演讲，大声疾呼，致力在体制内寻找弥补社会裂痕的方法。他与万载县委书记在拆迁问题上的交锋，引发社会巨大反响，显现了一位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勇气。
人物简介：于建嵘，48岁，湖南衡阳人，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著有《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中国当代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等书；近年来在网络上撰写了大量关注民生的热点文章，影响广泛。
2010年年末，于建嵘怒了，一怒而走红网络。
“看到到处这么拆，心里很着急。”12月3日傍晚，在连续三次在饭桌上“拍案而起”之后，48岁的中国社科院农村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眉头锁紧，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自己这一年“火气很大”，因为遭遇了人生当中“最焦虑”“最辛苦”的事情却“常感无奈”。
“最痛心”之事
直接把于建嵘怒火点燃的是江西万载县委书记陈晓平，他在餐桌上指责受邀前来讲座的于建嵘，原因是当天（11月1日）后者在县委七百余人课堂上号召不要强拆老百姓房子。殊不知早已为强拆事件心急如焚的于建嵘“不识抬举”，愤然离席，并用手指急扣，通过手机发出了一条引发轩然大波的微博。
该微博仅140字：“昨晚深夜赶到万载县，今天给七百多人讲课，号召大家不要去拆老百姓房子。刚才吃饭，县委书记言称，为了发展，就得拆。我怒言，现代社会就是以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为基础，你们这些人最要做就是确保个人权利。他说，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我一怒推椅而起，离席而去。”
事隔一月，于建嵘坚持认为自己当时做得对，“放在今天发生此类事情，我依然会和他这样交锋”。在于建嵘看来，这是捍卫公民基本权利的斗争，并非一时冲动针对陈晓平个人。
于建嵘说，让他生气的不是某个人，而是一种行为——明明知道做了错事还要理直气壮地强拆老百姓住房。
今年3月份，他的心被一位跪地不起的老农深深触动了，埋下了11月发怒的导火索。
一天凌晨，天尚未放亮，于建嵘的家门就被敲开。敲门者是一位老农民，进来就跪下，哭诉自家房子要被拆掉了，希望于建嵘能帮他一把，否则一家人将身无居所。
“他就那样跪在我家里，我心里特别特别难过。”于建嵘说，这个老农的房子是祖祖辈辈住下来的，并不是违章建筑。“如果一个农民天天只想着保护自己的房子，那是件多么悲哀的事情！”
30年多年前，在于建嵘6岁到13岁整整七年里，由于没有户口、因租不到房被母亲带着到处流浪，“全部的家当就是一个锅、两床被子，母亲用一个平板车一拉就走。”
为了一位老农不再拉起平板车背井离乡地流浪，这件2010年“印象最深刻、最痛心的事件”让于建嵘踏上了为反对强拆鼓与呼的道路。
“最焦虑”之年
身材不高的于建嵘走路很快，一提起拆迁话题很容易就激动起来。他不住向记者重复一句话：“今年是我最感焦虑的一年。”
这一年，除了那位到家里长跪不起的老农，中国大地上发生过多起恶性拆迁事件。“今年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农村的大拆。”七年前曾获得“为了公共利益诤言奖”的于建嵘说，他并不反对因发展需要依法进行的合理拆迁，但是坚决反对践踏老百姓基本生存权利的强行拆迁。
其实，强拆问题存在已久，围绕该问题在去年岁尾已经有了著名的北大法学院五学者公开上书，要求修改拆迁条例，也曾一度引发社会各界强烈关注。
“他们当时讲的是城市拆迁问题，但是今年触到了这个社会最低的底线，就是农民的基本生存底线。”于建嵘认为，当持有公权力的一方为着短期利益要践踏老百姓、尤其是除了房子没有生活保障的农民的生存权利的时候，“必须有人站出来讲，一定要去呼吁”。
不但一个人讲，于建嵘还呼吁知识分子一起讲，“我们现在都没有办法，大家都要出来讲，否则将来真的是要有祸了。”身为国家社科基金关于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土地问题的调研专家，他认为当社会现实与基本理念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有责任讲出来。否则将愧对历史。这对于公共知识分子而言，是严重的失职。
针对时下拆迁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于建嵘认为，首先需要呼吁的是推进制度建设，其中最重要的是法治建设，“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司法如何承担起公平公正的重担”。
但是，利益立场不同的人并不会因为一名知识分子的言论而达成理解，这种现实也加剧了于建嵘的焦虑。回顾这一年，他的语调从高亢走向低沉，“实际上今年是我最焦虑的一年，也是收效不大的一年。参与推动的一些地方政改也都失败了。现在又天天吵架，心里特别焦虑。”
不做道德典范
10月8号下午北京市东城区党校讲课；
10号上午江西公安厅，下午南昌公安局；
11号—14号清华、人大、北大、清华；
15号山西编办；
19号厦门大学；
20号广西编办；
22号杭州市委党校；
23号山东大讲堂；
25号浦东干部学院
……
以上是于建嵘给《中国新闻周刊》出示的今年10月份讲课表，“除了长假和一天休息，其他每天都在到处讲。”
于建嵘坦言，他有時“真的不想去讲了”，但是，“我想了一下，自己没有别的本事”。于是，只有硬着头皮讲，希望让更多的地方官员和相关主管单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推进解决问题而不是与老百姓对抗。
为此，他三个月前刚刚出版了《抗争性政治》一书。在书中他认为，当今，国家和社会之间依然没有明确的边界划分，“导致国家不断侵入社会领域，‘合法’掠夺社会拥有的正当利益”，从而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
他著此书的目的，就是试图划定涉及冲突的各个因素的清晰边界，从而使得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有效地预防和化解社会冲突。
不停讲的结果，收获很多正面反馈，有些人在现场就哭了，也有些人在课后找到于建嵘进一步探讨。
但是，“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于建嵘也很清楚，自己所讲的其实很多地方执政者都心知肚明，这也成为他最辛苦之余备感无奈之处。有些人夸赞讲得好，但私下里找到他说：于老师，我们没有办法。
类似经历也让于建嵘“感觉很没有办法”，但是，他用“即便如此，我还是要一直讲下去”的话语来告诉记者自己并不悲观。
对于自称“最辛苦”的于建嵘，围观者也不是个个买他的账，一些人用“作秀”“为出名”之类的词语评论他。
“有人追问我的动机，我说没有为什么，我要出名，做梦都为了出名。”于建嵘反问，“我出名有错吗？”
于建嵘认为，目前就是要把问题放在道德的最低点来讲。“我脾气不好，没有崇高的道德，我承认。但是大家应面对自己的问题或错误，才是正确的态度”。
同时，于建嵘有些遗憾地说，由于到处讲课，他这一年疏于学术研究，“有点不安分”。但是，在静态的理论研究和动态的奔走之间，他还是选择了后者，甚至称“我在想明年是不是开着车到处去揭露”。
“但是估计无法实现。”于建嵘说完，自我解嘲地哈哈大笑。
不管怎样，无意于树立道德典范的于建嵘，用他的“火爆”脾气在虎年之尾彰显了自己的活力。他说他要寻找填补社会裂痕的办法和合力；他说这一年如果别人评价他的时候说“他，于建嵘，讲了人话”，他就满足了；他说他不考虑有权者、有闲者和社会舆论对他的评价，“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人物简介：于建嵘，48岁，湖南衡阳人，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著有《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中国当代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等书；近年来在网络上撰写了大量关注民生的热点文章，影响广泛。
2010年年末，于建嵘怒了，一怒而走红网络。
“看到到处这么拆，心里很着急。”12月3日傍晚，在连续三次在饭桌上“拍案而起”之后，48岁的中国社科院农村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眉头锁紧，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自己这一年“火气很大”，因为遭遇了人生当中“最焦虑”“最辛苦”的事情却“常感无奈”。
“最痛心”之事
直接把于建嵘怒火点燃的是江西万载县委书记陈晓平，他在餐桌上指责受邀前来讲座的于建嵘，原因是当天（11月1日）后者在县委七百余人课堂上号召不要强拆老百姓房子。殊不知早已为强拆事件心急如焚的于建嵘“不识抬举”，愤然离席，并用手指急扣，通过手机发出了一条引发轩然大波的微博。
该微博仅140字：“昨晚深夜赶到万载县，今天给七百多人讲课，号召大家不要去拆老百姓房子。刚才吃饭，县委书记言称，为了发展，就得拆。我怒言，现代社会就是以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为基础，你们这些人最要做就是确保个人权利。他说，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我一怒推椅而起，离席而去。”
事隔一月，于建嵘坚持认为自己当时做得对，“放在今天发生此类事情，我依然会和他这样交锋”。在于建嵘看来，这是捍卫公民基本权利的斗争，并非一时冲动针对陈晓平个人。
于建嵘说，让他生气的不是某个人，而是一种行为——明明知道做了错事还要理直气壮地强拆老百姓住房。
今年3月份，他的心被一位跪地不起的老农深深触动了，埋下了11月发怒的导火索。
一天凌晨，天尚未放亮，于建嵘的家门就被敲开。敲门者是一位老农民，进来就跪下，哭诉自家房子要被拆掉了，希望于建嵘能帮他一把，否则一家人将身无居所。
“他就那样跪在我家里，我心里特别特别难过。”于建嵘说，这个老农的房子是祖祖辈辈住下来的，并不是违章建筑。“如果一个农民天天只想着保护自己的房子，那是件多么悲哀的事情！”
30年多年前，在于建嵘6岁到13岁整整七年里，由于没有户口、因租不到房被母亲带着到处流浪，“全部的家当就是一个锅、两床被子，母亲用一个平板车一拉就走。”
为了一位老农不再拉起平板车背井离乡地流浪，这件2010年“印象最深刻、最痛心的事件”让于建嵘踏上了为反对强拆鼓与呼的道路。
“最焦虑”之年
身材不高的于建嵘走路很快，一提起拆迁话题很容易就激动起来。他不住向记者重复一句话：“今年是我最感焦虑的一年。”
这一年，除了那位到家里长跪不起的老农，中国大地上发生过多起恶性拆迁事件。“今年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农村的大拆。”七年前曾获得“为了公共利益诤言奖”的于建嵘说，他并不反对因发展需要依法进行的合理拆迁，但是坚决反对践踏老百姓基本生存权利的强行拆迁。
其实，强拆问题存在已久，围绕该问题在去年岁尾已经有了著名的北大法学院五学者公开上书，要求修改拆迁条例，也曾一度引发社会各界强烈关注。
“他们当时讲的是城市拆迁问题，但是今年触到了这个社会最低的底线，就是农民的基本生存底线。”于建嵘认为，当持有公权力的一方为着短期利益要践踏老百姓、尤其是除了房子没有生活保障的农民的生存权利的时候，“必须有人站出来讲，一定要去呼吁”。
不但一个人讲，于建嵘还呼吁知识分子一起讲，“我们现在都没有办法，大家都要出来讲，否则将来真的是要有祸了。”身为国家社科基金关于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土地问题的调研专家，他认为当社会现实与基本理念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有责任讲出来。否则将愧对历史。这对于公共知识分子而言，是严重的失职。
针对时下拆迁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于建嵘认为，首先需要呼吁的是推进制度建设，其中最重要的是法治建设，“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司法如何承担起公平公正的重担”。
但是，利益立场不同的人并不会因为一名知识分子的言论而达成理解，这种现实也加剧了于建嵘的焦虑。回顾这一年，他的语调从高亢走向低沉，“实际上今年是我最焦虑的一年，也是收效不大的一年。参与推动的一些地方政改也都失败了。现在又天天吵架，心里特别焦虑。”
不做道德典范
10月8号下午北京市东城区党校讲课；
10号上午江西公安厅，下午南昌公安局；
11号—14号清华、人大、北大、清华；
15号山西编办；
19号厦门大学；
20号广西编办；
22号杭州市委党校；
23号山东大讲堂；
25号浦东干部学院
……
以上是于建嵘给《中国新闻周刊》出示的今年10月份讲课表，“除了长假和一天休息，其他每天都在到处讲。”
于建嵘坦言，他有時“真的不想去讲了”，但是，“我想了一下，自己没有别的本事”。于是，只有硬着头皮讲，希望让更多的地方官员和相关主管单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推进解决问题而不是与老百姓对抗。
为此，他三个月前刚刚出版了《抗争性政治》一书。在书中他认为，当今，国家和社会之间依然没有明确的边界划分，“导致国家不断侵入社会领域，‘合法’掠夺社会拥有的正当利益”，从而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
他著此书的目的，就是试图划定涉及冲突的各个因素的清晰边界，从而使得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有效地预防和化解社会冲突。
不停讲的结果，收获很多正面反馈，有些人在现场就哭了，也有些人在课后找到于建嵘进一步探讨。
但是，“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于建嵘也很清楚，自己所讲的其实很多地方执政者都心知肚明，这也成为他最辛苦之余备感无奈之处。有些人夸赞讲得好，但私下里找到他说：于老师，我们没有办法。
类似经历也让于建嵘“感觉很没有办法”，但是，他用“即便如此，我还是要一直讲下去”的话语来告诉记者自己并不悲观。
对于自称“最辛苦”的于建嵘，围观者也不是个个买他的账，一些人用“作秀”“为出名”之类的词语评论他。
“有人追问我的动机，我说没有为什么，我要出名，做梦都为了出名。”于建嵘反问，“我出名有错吗？”
于建嵘认为，目前就是要把问题放在道德的最低点来讲。“我脾气不好，没有崇高的道德，我承认。但是大家应面对自己的问题或错误，才是正确的态度”。
同时，于建嵘有些遗憾地说，由于到处讲课，他这一年疏于学术研究，“有点不安分”。但是，在静态的理论研究和动态的奔走之间，他还是选择了后者，甚至称“我在想明年是不是开着车到处去揭露”。
“但是估计无法实现。”于建嵘说完，自我解嘲地哈哈大笑。
不管怎样，无意于树立道德典范的于建嵘，用他的“火爆”脾气在虎年之尾彰显了自己的活力。他说他要寻找填补社会裂痕的办法和合力；他说这一年如果别人评价他的时候说“他，于建嵘，讲了人话”，他就满足了；他说他不考虑有权者、有闲者和社会舆论对他的评价，“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