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都》与《兄弟》的歧路叙事:“冷处理”/狂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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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废都》和《兄弟》是当代文坛里颇受争议的两部作品,原因当属其中的自然主义客观描述。它们一定程度上解构了文学的严肃性,但作家正是运用对文学正宗所表达的美好神性做降落处理的叙事手法,达到同样的现实主义批判目的。作者的出发点不在于让神性真正的迷失,而是通过解构神性,来重新唤回它,以拯救堕落的人性,重构美好的精神世界。本文试在比较分析中,探究它们怎样在不同的歧路叙事中,完成相同的人性救赎目的。
  关键词:“冷处理”;狂欢化;人性;神性
  
  本文所说的歧路叙事就是指作家从与叙事目的相反的路径着手而达到叙述目的的一种手法。《废都》和《兄弟》即是运用这种叙事手法的典型作品,但是二者的叙述方式却是大相径庭的。两部作品中都涉及了一些所谓“滥俗”的叙述因子,然而,作家正是通过这种歧路叙事手法——异于直接表现纯真人性、高尚神性的手法来进行人性救赎,从而对其进行神性提升,具有更强烈的穿透力。这些消解神性的叙事质素往往只是窗口、起点、放大镜……值得注意的是:二者在具体的表达上却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废都》的讲述相对冷静,人物、故事都还在常理范围内出现、发生,一段堕落和下沉的叙事,给人的也是相应的沉闷和悲凉之感;然而,《兄弟》的叙事却是“歇斯底里”的,充满着夸张、戏谑、黑色幽默,作者天马行空地描绘了一幕幕爆炸式的令人发笑的闹剧,给人以喧闹、嘈杂的感觉。因此,两部作品的歧路叙事在人物、题材、表现手法、语言等表述方式上,都是很不相同的。
  一、文明/庸俗的人物比对
  《废都》里的人物都贴着知识分子的标签,行动尚“文明”、“体面”些。庄之蝶是西京城的大人物——省作协副主席、知名作家,为人崇敬。他虽然纵欲、堕落,表面上却依然落落大方、举止得体。这一圈子里的人,真才实学的不多,投机取巧的不少——周敏是借庄之蝶的推荐进了编辑部、孟云房的世故圆滑、龚靖元的浓重钱味、黄厂长的愚昧庸俗,连尼姑都是道貌岸然的。贾平凹能对这些“文明人”做“安稳”的描述,而《兄弟》则把人物搬上舞台,好好地表演了一番。借用巴赫金的狂欢化叙事哲学而论,“狂欢节的各种特点被引入文学作品就是狂欢化,于是大型的群众场面——狂欢广场、不分阶级等级的亲昵接触、插科打诨、粗鄙的对话属狂欢化”。①“在狂欢化小说中,有一类人物的出现几乎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狂欢式的人物,如小丑、傻瓜、骗子等形象,这类形象地位卑微,人物渺小,常常不会引起重视和评价,然而他们事实上有重要作用。”②《兄弟》的中心人物李光头,过早地成熟、说话粗鄙、思想低劣、行动怪异,他让瞎子、聋子、瘸子、傻子在福利厂里谋生,既做善事,又让他们发挥作用,把厂子维持下去;他还带领这样一帮人,向林红求爱,闹出了前所未有的大笑话……我们无法界定他的善恶,但他确是个胡闹的“天才”,现实的“胜利者”。作者就是想在这种夸张和戏谑的叙述中,让人们于笑声中反思人性、时代、社会等形而上的问题。
  二、颓废社会/荒诞时代的题材取舍
  关于《废都》的题材,可以认为是城镇题材、文人题材、文化寓言……但笔者认为,它的终极价值追求还在于对人性的拯救上。历史的变迁使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地位与处境发生了变化,成为边缘地带的“多余人”。“文人阶层面对大的气候与个人的困境和苦痛,开始分化。部分知识分子由失落、无奈、脆弱走向自恋、自虐、沦落、毁灭。《废都》正是当代城市文化中这些知识分子的一幅白描。”③庄之蝶就是一个被社会现实吞噬了人性而堕落的典型。他寄生在当代的现实中,却始终游离于它,像无根的浮萍,无处安歇,遂随风放逐,终而消逝。余华在《兄弟·后记》中说:“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④在两个时代中“《兄弟》给人呈现的是一个迷乱的生存世界,在这里,世界是迷乱的,人的行为也是迷乱的,并且是人自己创造了而后又深深陷入的迷乱世界。”⑤如第一个时代中的求婚情节、宋凡平之死的场景,第二个时代中的处美人大赛、求爱等场面,都是荒诞无稽的。这些时代交织的狂欢场景,让读者身临其境、触目惊心,被各种由此生成的力量鞭打着,生发出对社会的深沉忧虑和对价值的深刻反思。
  三、“冷处理”/狂欢化的表述差异
  《废都》倾向于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始终围绕着现实的中心,进行现实主义的批判和价值取舍。贾平凹对都市社会进行了冷静的反思,于无动于衷的冷漠和无奈的“幽默”中表达了悲凉的失望。“在小说中,作者让奶牛开口说话, 通过它的眼光去看待世界,借以传达他对城市文明的批判”。⑥作者以兽的眼光看人性,并将救赎理想寄托于牲畜身上,可见,贾平凹是淡漠而清醒的,更是无奈的。而《兄弟》则更多地采用了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比如变形、夸张、荒诞等,到处都显得喧闹无比,充满狂欢化叙事,不似《废都》沉重。王建刚在《狂欢诗学——巴赫金文学思想研究》中写道:“狂欢的本质:边缘状态中生命意识的爆喷。”⑦“狂欢化有以下几个特点:平等性、宣泄性、颠覆性、大众化、怪诞离奇性等。”⑧李光头是个“胡作非为”的人,他导演的一幕幕丑剧,令人啼笑皆非。最典型地是他带着福利厂里的残疾员工向林红求爱:两个瘸子的左右不一让三个傻子迟疑不决,傻子的忽左忽右又使后面四个瞎子“撞得晕头转向”——两个往后走了,一个被梧桐树挡住了,只有一个还在继续往前走着……这无比热闹、让人爆笑的场面,引来无数人的围观,共同完成了这场闹剧的整体建构。狂欢性是与严肃性对立的,“作为边缘性的延伸,狂欢也是倒置的生活,它将边缘两侧的生活换位,使生活的双重性凸显出来。”⑨作家正是借此夸张、荒诞、戏谑的边缘场面的描写,让人们了解这个时代、社会的双重性,从而造成反讽和强化的效果,让叙述指向叙述背面的旨意而达到叙述目的。
  四、文雅/粗暴的言语选择
  《废都》中有的场景比较庸俗,而叙述语言较《兄弟》而言还是比较文人化的。这也可以窥见贾平凹对古典文化的热爱与眷恋。小说中像唐宛儿、柳月这样的未受过多少学校教育的人嘴里说出的话都带着些文气。知识崇拜隐现于作品中:庄之蝶吸引众多女性的一个重要筹码,除去已有的地位外,还有他的知识。唐宛儿就是一个愿意为了带给他创作灵感而献出自己的女人。《兄弟》则主要写了趣味低级的李光头,运用的语言也是与之匹配的话语系统,比《废都》要张狂得多,夸张得多。作者用李光头这样忘乎所以的人物为自己的歧路叙事找到合理的承载体。他的肆无忌惮的荒诞表演是与当时激进、混乱的时代和社会共震的。作者就是要通过这种夸大的描述,拉伸读者的体验时空,引发更宽广的震撼和反思。
  《废都》与《兄弟》具有共同的题旨——都运用了与高扬人性理想相反的歧路叙事方法,来反映现实社会与时代的不良发展态势对人性的挤压而导致的变形,最终指向对人性的关怀和救赎。然而,二者采取的叙事策略却是全然不同的。《废都》的处理相对冷静和收敛,是建立在现实主义叙事基础之上的“放纵”,作者于不动声色中寄予了他的深切思考;而《兄弟》则采取了狂欢化叙事,将负面的现实加以提炼并夸大,在荒诞、怪异的热闹场面中,完成他的社会历史剖析和人性拯救归复。可以说,二者都是用歧路叙事的手法,通过反向的神性降落,来完成人性的救赎和向神性的升华。
  
  注 释:
  ①董小英.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M].北京:三联书店,1994.
  ②⑧卢海霞.试析余华《兄弟》的狂欢化色彩[J].安徽文学,2008(8):15—16.
  ③杨景生.城市文化中人文知识分子的沦落——贾平凹《废都》争鸣研究[J].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24(6):105—108.
  ④余华.兄弟[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
  ⑤俞敏华.“迷乱的在场与希望的缺失”——解读余华《兄弟》的精神价值取向[J].理论与创作,2007(4):86—89.
  ⑥黄好霞.废墟中的反思一一评贾平凹的《废都》[J].南方论刊,2005(6):54—56.
  ⑦⑨王建刚.狂欢诗学——巴赫金文学思想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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