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
1936年5月东征战役结束后，中革军委决定兵站部部长杨立三（抗战期间任八路军后勤部部长，抗战后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任军委总后勤部部长）到红军大学学习，空出的兵站部部长一职由红一方面军后勤部部长杨至成兼任。这样，杨立三就走向了红军大学的课堂。
长征时，中央苏区瑞金红军大学被改编为军委干部团随军行动，到陕北后，与陕北红军干部学校合并，成立了工农红军学校，随后又改名为西北红军大学，校长周昆，政委袁国平。
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为提高干部队伍的军政素质，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随后，中共中央决定将西北红军大学定名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任命林彪为校长，毛泽东兼政委，罗瑞卿为教育长，袁国平为训练部长，周昆为校务部长，莫文骅为总支书记。
红军大学的学员被编为三个科，一科为师团级以上干部，二科为营连级干部，三科为排级干部。杨立三被编在一科进行学习，科长为陈光，政委为罗荣桓。同科的学员有罗瑞卿、谭政、彭雪枫、张爱萍、耿飚、贺晋年、赵尔陆、张达志、张经武、杨成武、刘亚楼、苏振华、陈士榘、谭冠三、郭述申、宋裕和、童小鹏、吴富善、洪水等。
1937年6月1日，红军大学（亦称抗大一期）在瓦窑堡米粮山红大校门前的广场上举行开学典礼。杨立三和大家一起，兴致勃勃排着队走向会场。
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发表了讲话。杨立三像往常一样，急忙掏出小笔记本进行记录。
毛泽东说：我们开办红军大学，是为了适应新的形势，迎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个黄埔军校，它的不少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战争。我们红大要继承黄埔好的精神，在新的革命战争中也要成为主导力量。为此我们的干部需要重新学习，重新训练，以便将来能够担负独当一面的工作。
毛泽东接着说：我们的干部，过去长期处于行军作战之中，没有时间学习，是从战争中学会了打仗。但革命需要有理论知识来指导。中国革命如果有100个真正精通马列主义的干部，那就等于革命成功了一半。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学习。
毛泽东讲完话后，周恩来、张闻天等也都作了热情的祝贺。从第二天起，杨立三和大家就进入了紧张的学习状态。
6月中下旬，国民党驻陕北的八十六师等部队乘红军主力西征之机，出兵袭击瓦窑堡，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大学便先后撤出瓦窑堡西进，于7月初到达保安县（今志丹县）落脚。
保安虽是个县城，但多次遭受国民党军队和反动民团的洗劫，全城只剩下十几户人家，百十口人。县政府驻在一个破窑洞里。
好在保安城外东北红岩石的山坡上，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石洞，大的高、宽各丈许，深一丈五尺左右，小的有大的一半左右，远看就像一排排马蜂窝，这些便成了抗日红军大学的新校舍。
杨立三和大家放下行李，便开始打扫和修整荒凉脏破的窑洞。没有门板，就在洞口挂个草帘子；没有铺板，就睡石板炕，坐石凳子。有一个大石洞可以坐100多人，作为上课的教室；唯一的一张破桌子是教员的讲桌，学员上课都坐石板凳。晚间每个班发一支蜡烛，大家围坐在蜡烛下，读书学文件，蜡烛熄灭后就在黑暗中进行讨论。
杨立三在红大较系统地学习了有关政治理论课程，也学习了有关军事课。听了毛泽东讲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听了杨尚昆讲的《政治常识》，主要内容为社会发展史；听了陆定一讲的《从国际共运到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听了李维汉讲的《党的建设》；听了博古讲的《联共（布）党史》和《列宁主义问题》；听了张闻天讲的《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和哲学课；听了吴亮平讲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周恩来每月一次的政治形势课。军事课方面听了林彪讲的《战役学》、李德讲的《兵团战术》，还有军事教员何堤舟等讲的《河川战斗》《村落战斗》《高山战斗》以及工兵、炮兵、装甲兵和简易测绘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二
杨立三长期在部队搞后勤，出于职业的特点和习惯，他到红大上学后就特别注意学校的后勤供应工作。
在当时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党中央对红大学员的生活很关心，周恩来亲自规定红大一科的伙食费每人每天一角钱，还可以实报实销。而当时部队的伙食费是每人每天五分钱，机关是三分钱。学校可以用这些伙食费到农村集市上买些猪和羊回来自养，过一月半月就宰杀一只，用于改善生活。平时学校主要吃的是小米，菜有土豆、白菜和干豆角，要是能吃顿炖羊肉和荞麦面，那就算是改善伙食了。
当时，红军干部的津贴费很少，不少干部要吸烟，要买毛巾、肥皂和牙膏，钱不够用。周恩来调查研究以后，决定学员每月发五元零用钱，使大家手头宽松多了。杨立三从周恩来那里学到了许多管家的本领。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实现了大会师。杨立三听到这个消息后，和所有同学一样高兴，大家吃饭时谈，睡觉时也谈。他希望早点见到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参谋长等老首长、老战友和老熟人。屈指算来，他们离开中央红军随红四方面军南下已一年有余。
11月30日，周恩来偕同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及红二、四方面军的部分领导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同志来到了保安，同中共中央会合了。
12月6日，红军大学举行了热烈的欢迎大会。朱总司令来到会场和大家一一握手。杨立三看着苍老了许多的总司令，只感到眼里潮乎乎的。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要求抗日，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这件事一时成了红大学员议论的中心。
毛泽东来红大讲课时，杨立三和许多学员围着他问：“毛主席，现在捉到了蒋介石，是杀还是放？”
毛泽东问大家：“你们说呢？”
“他是人民公敌，应该杀！”不少人喊。
毛泽东笑笑说：“我和你们的想法不一样，蒋介石恶贯满盈，千刀万剐都应该，但我想给大家提个问题，你们是想继续打内战呢，还是想一起去打日本侵略者？” 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抗大的供应工作一直很关心。一次，学校为解决新成立学员队的开办费问题，给毛泽东写了报告，毛泽东立即批给后勤部部长叶季壮：“凡是抗大林校长写报告要的财物，一律照发。”周恩来也多次指示有关部门，对抗大“经费要打得宽一点，要保证教职员工和学员的生活，尽量要多拨一些大米和白面，对聘请的高级教授一定要照顾好”。
当时，抗大的教员除中央、军委和学校的领导兼职讲课外，还聘请了一些教授、专家和学者，如任白戈、艾思奇、徐懋庸、何思源、张庆孚等。根据中央首长的指示，校务部在搞好大家生活的同时，对教员和一些教授给予了特别的关照，对他们每月额外补助两斤大米、一斤鸡蛋和几斤白面，吸烟的还发给四包纸烟。
四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抗大第二期学员立即毕业，奔赴抗日前线。
第二期学员毕业后，第三期即开始招生。谁知这期比起上期来的人数更是猛增，不几天报名人数就超过了3000人，所有的地方都住满了，招待所连打地铺的地方都没有了。为此经学校领导同意，抗大贴出了“名额已满，暂时停止招生”的布告，从延安城一直贴到了通向延安的各县，如三原、洛川、宜君、甘泉等。同时也通知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让他们把把关。
这件事被毛泽东知道了，他把杨立三和周文龙找去谈话说：“停止招生的布告出得不好，应再出布告继续招生。”他看到杨、周二人脸上有疑虑之色，就接着说：
“抗大就是要为抗日战争培养干部，越多越好，岂有停止招生之理。要知道，本来有些知识青年听说延安生活苦，抗大条件差，要住窑洞，吃小米饭，究竟来不来投考下不了决心。一旦见了布告，青年们好奇心大：学校这么苦，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去投考呢？我们也不如去延安看看，这样来的人反倒更多了。所以布告一出，恐怕与你们的愿望起相反的作用。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来者不拒，来了就应该收嘛！”
“可是……”杨立三刚开口，毛泽东接着说：“要钱我批，要房就盖嘛，还可以把一些队分散开，到离延安远一点的地方去办学，到洛川，到瓦窑堡，到蟠龙，到乔儿沟等地方去。”
毛泽东的指示，透彻明确，使杨立三和周文龙心里豁然开朗，他们向学校领导汇报后，又贴出了继续招生的布告。
解决校舍紧缺的问题，是盖房好，还是打窑洞好呢？杨立三和周文龙特地找来延安有经验的工匠们进行集思广益，他们普遍认为在延安这个地方挖窑洞比盖房好，主要是省工省料，造价低，来得快；另外住窑洞冬暖夏凉，又便于防空。
杨立三和周文龙研究后，确认了挖窑洞的方案，并报学校领导批准。
之后，他们便带着两个老工匠去选址，他们先出延安北门，走遍了大砭沟、小砭沟，勘察山坡上的土质；再过延河，到河东岸勘察杨家岭、王家坪东山一带的土质情况，最后选定了几个理想的山坡。
于是，一场全校性的打窑建校运动在抗大上上下下展开了。为了做到速度快，质量好，安全高效，校务部还成立了两支技术队伍：一是由老工匠组成的技术指导队，先由他们作出示范，提出要求，教给大家基本方法，之后就到各处进行巡回指导；二是由学员中会木工、铁工的人组成的工程辅助队，负责修造打窑洞的工具和门窗等。
当时共有4个学员大队，16个中队，每个中队3个区队，9个班，每班12个人。经计算，每个学员中队需窑洞15个，面积约250平方米。
大家心中有数以后，劳动热情分外高涨，工地上歌声、喊声不断，各区队和班组展开了竞赛，校领导和学员队的红军干部带头抡镐大干，许世友、王建安、杜义德、郭鹏、卢冬生等成为大家公认的打窑猛将。女学员也不甘落后，她们土里滚，泥里爬，一身汗，一身泥，不少女青年把打窑洞看作上抗大的第一个考验。赵寿山将军（后任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的女儿挖的窑洞，被同学们风趣地称为“赵小姐窑洞”。
经过两个月的辛勤劳动，全校师生共打窑洞175孔，加上校务部雇请泥瓦工挖的几十孔，全校共挖窑洞200多孔，面积达3000多平方米，解决了近千人的宿舍、教室、图书馆和教研室的用房。他们还在校区修了一条3000米长的公路，被命名为“抗大公路”。
抗大的“窑洞大学”成了延安的一景，每当临夜，华灯初上，满山遍野层层窑洞中的点点灯火，给古城延安增添了无限神圣的气氛。从大后方一些大城市来的青年学员自豪地说：“这美丽的夜景，完全可以和陪都山城重庆媲美！”
新校舍举行落成典礼时，毛泽东参加大会并讲了话，赠送了他书写的“我们的伟大事业”的横匾，热情称赞了抗大学员的创业精神。延安的群众也深为抗大学员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感动，给抗大送来一块大匾，上书九个大字：劳动者可以创造世界！
随后，杨立三被点将第三次出任总兵站部部长，奔赴华北抗日前线。
1936年5月东征战役结束后，中革军委决定兵站部部长杨立三（抗战期间任八路军后勤部部长，抗战后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任军委总后勤部部长）到红军大学学习，空出的兵站部部长一职由红一方面军后勤部部长杨至成兼任。这样，杨立三就走向了红军大学的课堂。
长征时，中央苏区瑞金红军大学被改编为军委干部团随军行动，到陕北后，与陕北红军干部学校合并，成立了工农红军学校，随后又改名为西北红军大学，校长周昆，政委袁国平。
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为提高干部队伍的军政素质，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随后，中共中央决定将西北红军大学定名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任命林彪为校长，毛泽东兼政委，罗瑞卿为教育长，袁国平为训练部长，周昆为校务部长，莫文骅为总支书记。
红军大学的学员被编为三个科，一科为师团级以上干部，二科为营连级干部，三科为排级干部。杨立三被编在一科进行学习，科长为陈光，政委为罗荣桓。同科的学员有罗瑞卿、谭政、彭雪枫、张爱萍、耿飚、贺晋年、赵尔陆、张达志、张经武、杨成武、刘亚楼、苏振华、陈士榘、谭冠三、郭述申、宋裕和、童小鹏、吴富善、洪水等。
1937年6月1日，红军大学（亦称抗大一期）在瓦窑堡米粮山红大校门前的广场上举行开学典礼。杨立三和大家一起，兴致勃勃排着队走向会场。
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发表了讲话。杨立三像往常一样，急忙掏出小笔记本进行记录。
毛泽东说：我们开办红军大学，是为了适应新的形势，迎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个黄埔军校，它的不少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战争。我们红大要继承黄埔好的精神，在新的革命战争中也要成为主导力量。为此我们的干部需要重新学习，重新训练，以便将来能够担负独当一面的工作。
毛泽东接着说：我们的干部，过去长期处于行军作战之中，没有时间学习，是从战争中学会了打仗。但革命需要有理论知识来指导。中国革命如果有100个真正精通马列主义的干部，那就等于革命成功了一半。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学习。
毛泽东讲完话后，周恩来、张闻天等也都作了热情的祝贺。从第二天起，杨立三和大家就进入了紧张的学习状态。
6月中下旬，国民党驻陕北的八十六师等部队乘红军主力西征之机，出兵袭击瓦窑堡，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大学便先后撤出瓦窑堡西进，于7月初到达保安县（今志丹县）落脚。
保安虽是个县城，但多次遭受国民党军队和反动民团的洗劫，全城只剩下十几户人家，百十口人。县政府驻在一个破窑洞里。
好在保安城外东北红岩石的山坡上，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石洞，大的高、宽各丈许，深一丈五尺左右，小的有大的一半左右，远看就像一排排马蜂窝，这些便成了抗日红军大学的新校舍。
杨立三和大家放下行李，便开始打扫和修整荒凉脏破的窑洞。没有门板，就在洞口挂个草帘子；没有铺板，就睡石板炕，坐石凳子。有一个大石洞可以坐100多人，作为上课的教室；唯一的一张破桌子是教员的讲桌，学员上课都坐石板凳。晚间每个班发一支蜡烛，大家围坐在蜡烛下，读书学文件，蜡烛熄灭后就在黑暗中进行讨论。
杨立三在红大较系统地学习了有关政治理论课程，也学习了有关军事课。听了毛泽东讲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听了杨尚昆讲的《政治常识》，主要内容为社会发展史；听了陆定一讲的《从国际共运到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听了李维汉讲的《党的建设》；听了博古讲的《联共（布）党史》和《列宁主义问题》；听了张闻天讲的《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和哲学课；听了吴亮平讲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周恩来每月一次的政治形势课。军事课方面听了林彪讲的《战役学》、李德讲的《兵团战术》，还有军事教员何堤舟等讲的《河川战斗》《村落战斗》《高山战斗》以及工兵、炮兵、装甲兵和简易测绘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二
杨立三长期在部队搞后勤，出于职业的特点和习惯，他到红大上学后就特别注意学校的后勤供应工作。
在当时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党中央对红大学员的生活很关心，周恩来亲自规定红大一科的伙食费每人每天一角钱，还可以实报实销。而当时部队的伙食费是每人每天五分钱，机关是三分钱。学校可以用这些伙食费到农村集市上买些猪和羊回来自养，过一月半月就宰杀一只，用于改善生活。平时学校主要吃的是小米，菜有土豆、白菜和干豆角，要是能吃顿炖羊肉和荞麦面，那就算是改善伙食了。
当时，红军干部的津贴费很少，不少干部要吸烟，要买毛巾、肥皂和牙膏，钱不够用。周恩来调查研究以后，决定学员每月发五元零用钱，使大家手头宽松多了。杨立三从周恩来那里学到了许多管家的本领。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实现了大会师。杨立三听到这个消息后，和所有同学一样高兴，大家吃饭时谈，睡觉时也谈。他希望早点见到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参谋长等老首长、老战友和老熟人。屈指算来，他们离开中央红军随红四方面军南下已一年有余。
11月30日，周恩来偕同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及红二、四方面军的部分领导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同志来到了保安，同中共中央会合了。
12月6日，红军大学举行了热烈的欢迎大会。朱总司令来到会场和大家一一握手。杨立三看着苍老了许多的总司令，只感到眼里潮乎乎的。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要求抗日，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这件事一时成了红大学员议论的中心。
毛泽东来红大讲课时，杨立三和许多学员围着他问：“毛主席，现在捉到了蒋介石，是杀还是放？”
毛泽东问大家：“你们说呢？”
“他是人民公敌，应该杀！”不少人喊。
毛泽东笑笑说：“我和你们的想法不一样，蒋介石恶贯满盈，千刀万剐都应该，但我想给大家提个问题，你们是想继续打内战呢，还是想一起去打日本侵略者？” 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抗大的供应工作一直很关心。一次，学校为解决新成立学员队的开办费问题，给毛泽东写了报告，毛泽东立即批给后勤部部长叶季壮：“凡是抗大林校长写报告要的财物，一律照发。”周恩来也多次指示有关部门，对抗大“经费要打得宽一点，要保证教职员工和学员的生活，尽量要多拨一些大米和白面，对聘请的高级教授一定要照顾好”。
当时，抗大的教员除中央、军委和学校的领导兼职讲课外，还聘请了一些教授、专家和学者，如任白戈、艾思奇、徐懋庸、何思源、张庆孚等。根据中央首长的指示，校务部在搞好大家生活的同时，对教员和一些教授给予了特别的关照，对他们每月额外补助两斤大米、一斤鸡蛋和几斤白面，吸烟的还发给四包纸烟。
四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抗大第二期学员立即毕业，奔赴抗日前线。
第二期学员毕业后，第三期即开始招生。谁知这期比起上期来的人数更是猛增，不几天报名人数就超过了3000人，所有的地方都住满了，招待所连打地铺的地方都没有了。为此经学校领导同意，抗大贴出了“名额已满，暂时停止招生”的布告，从延安城一直贴到了通向延安的各县，如三原、洛川、宜君、甘泉等。同时也通知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让他们把把关。
这件事被毛泽东知道了，他把杨立三和周文龙找去谈话说：“停止招生的布告出得不好，应再出布告继续招生。”他看到杨、周二人脸上有疑虑之色，就接着说：
“抗大就是要为抗日战争培养干部，越多越好，岂有停止招生之理。要知道，本来有些知识青年听说延安生活苦，抗大条件差，要住窑洞，吃小米饭，究竟来不来投考下不了决心。一旦见了布告，青年们好奇心大：学校这么苦，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去投考呢？我们也不如去延安看看，这样来的人反倒更多了。所以布告一出，恐怕与你们的愿望起相反的作用。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来者不拒，来了就应该收嘛！”
“可是……”杨立三刚开口，毛泽东接着说：“要钱我批，要房就盖嘛，还可以把一些队分散开，到离延安远一点的地方去办学，到洛川，到瓦窑堡，到蟠龙，到乔儿沟等地方去。”
毛泽东的指示，透彻明确，使杨立三和周文龙心里豁然开朗，他们向学校领导汇报后，又贴出了继续招生的布告。
解决校舍紧缺的问题，是盖房好，还是打窑洞好呢？杨立三和周文龙特地找来延安有经验的工匠们进行集思广益，他们普遍认为在延安这个地方挖窑洞比盖房好，主要是省工省料，造价低，来得快；另外住窑洞冬暖夏凉，又便于防空。
杨立三和周文龙研究后，确认了挖窑洞的方案，并报学校领导批准。
之后，他们便带着两个老工匠去选址，他们先出延安北门，走遍了大砭沟、小砭沟，勘察山坡上的土质；再过延河，到河东岸勘察杨家岭、王家坪东山一带的土质情况，最后选定了几个理想的山坡。
于是，一场全校性的打窑建校运动在抗大上上下下展开了。为了做到速度快，质量好，安全高效，校务部还成立了两支技术队伍：一是由老工匠组成的技术指导队，先由他们作出示范，提出要求，教给大家基本方法，之后就到各处进行巡回指导；二是由学员中会木工、铁工的人组成的工程辅助队，负责修造打窑洞的工具和门窗等。
当时共有4个学员大队，16个中队，每个中队3个区队，9个班，每班12个人。经计算，每个学员中队需窑洞15个，面积约250平方米。
大家心中有数以后，劳动热情分外高涨，工地上歌声、喊声不断，各区队和班组展开了竞赛，校领导和学员队的红军干部带头抡镐大干，许世友、王建安、杜义德、郭鹏、卢冬生等成为大家公认的打窑猛将。女学员也不甘落后，她们土里滚，泥里爬，一身汗，一身泥，不少女青年把打窑洞看作上抗大的第一个考验。赵寿山将军（后任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的女儿挖的窑洞，被同学们风趣地称为“赵小姐窑洞”。
经过两个月的辛勤劳动，全校师生共打窑洞175孔，加上校务部雇请泥瓦工挖的几十孔，全校共挖窑洞200多孔，面积达3000多平方米，解决了近千人的宿舍、教室、图书馆和教研室的用房。他们还在校区修了一条3000米长的公路，被命名为“抗大公路”。
抗大的“窑洞大学”成了延安的一景，每当临夜，华灯初上，满山遍野层层窑洞中的点点灯火，给古城延安增添了无限神圣的气氛。从大后方一些大城市来的青年学员自豪地说：“这美丽的夜景，完全可以和陪都山城重庆媲美！”
新校舍举行落成典礼时，毛泽东参加大会并讲了话，赠送了他书写的“我们的伟大事业”的横匾，热情称赞了抗大学员的创业精神。延安的群众也深为抗大学员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感动，给抗大送来一块大匾，上书九个大字：劳动者可以创造世界！
随后，杨立三被点将第三次出任总兵站部部长，奔赴华北抗日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