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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礼义之邦”，讲究人情往来、礼尚往来，这自然无可厚非，也属于人之常情。但不幸的是，在历史的演变中，人情和礼义也常常出现“基因变异”，导致人情变味，礼义变质。
当下，尤其要警惕的是人情往来中“夹带”礼尚往来中“掩藏”着的腐败。
通常，人情往来中的腐败，主要发生在传统佳节，因为这往往是国人传统中礼尚往来的高峰，一些人以过年过节人情所需这种传统习俗为借口送礼，从土特产到礼品，从购物卡到红包，堂而皇之地搞不正之风，导致腐败发生。
投入型——物质和感情“双管齐下”
国人因为讲究人情、礼尚往来，一些人便充分利用这一“文化传统”，并“做足文章”，以人情往来作掩护，将请客送礼，包括贿送钱物，作为“投资”——既是不折不扣的“物质投资”，又隐藏着“感情投资”。从近年查处的案件看，人情往来中的腐败行为中的行贿者，有的利用节日的人情往来淡化“办事”——既有私人之事，也有为公家（部门、单位）争取项目和资金。其目的，有的以节日“小意思”而图日后“钓大鱼”，有的还走“迂回”路线，在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身上“下功夫”……于是，人情变质为腐败，具体说，就是把人情往来异变为了利益交换，在送礼一方，变成了贿送，在领导干部一方，则变成了寻租（受贿）。
细分起来，人情往来分为两类，一类是私钱贿送，一类是公款贿送。目的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为私，一类是为公。然而，不管是私钱还是公款，也不管是为私还是为公，最终都导致了腐败。
最近，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通报了多起查处的违纪案件。其中，湖南省司法厅副厅长为其子大办婚宴收取礼金，受到党内警告处分。今年1月3日，王亲生副厅长儿子举行婚宴，“奇”的是，照该副厅长的说法是“我没发请帖，不知道他们怎么就来了”，结果是，当天，省司法厅及株洲、张家界、常德、郴州等地司法机关的“至少八辆警车”齐聚长沙圣爵菲斯大酒店楼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最后司法系统还是来了二三十人”。当天，宴开28桌，可谓“济济一堂”。
中央对这样的“小事”如此高度重视，严肃处理，就是因为近些年来，这种通过红白喜事的人情往来，而导致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已属于“公开的秘密”。确实，那种表面上看是民间的风俗习惯，举办者和参加者也往往认为是人情往来，其实，背后却是权力在发生作用。或者说，是权力像磁铁一样强力“吸引”着利益相关人员前来“贺喜”，或“拜年”，或“探望”……
湖南湘潭市原副市长朱少中就是如此。他收受钱财的次数仅检察机关指控的就有60多次，但他每次收受的数额并不大，且大都是在各种年节假日、生日及他家办婚丧事宜期间收下的。也因此，朱少中称：“这些人和我的关系都很好，我收的钱很多是他们以‘人情’的名义送的。”
“目的性”明确的，则更多了。
某私营煤厂的小老板希望一家大型国有煤厂帮自己代销，为此，小老板费尽心机找到国有煤厂的厂长、财务科长、经营科长等一干“实权”人物，先是趁过年上这些干部的家里拜年，给孩子的红包也就千儿八百。熟悉后，往来便逐渐频繁，发展到平时也不时登门拜访、探望老人。等到大家熟悉到不分彼此之后，他便提出了代销的要求，厂长、科长们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就这样，人情往来之后，小老板生意红火。到案发，小老板已经挣了150万元，而国有煤厂的几个“实权”人物也“各得其所”，厂长“获利”也不少，有13万元左右。最后，自然是厂长和其他五名干部都一起跌进了人情往来的腐败泥潭。
当然，更多的是利用节日的人情搞腐败。每逢节日，一些个人和单位就抓住“机会”，带着厚礼到领导家里或上级机关拜访，其中，有的甚至以单位名义公开“活动”。某年春节前夕，湖南省国土测绘局就向相关党政机关的149人赠送礼物礼金，对象绝大多数是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还有，一些单位和个人出钱为领导节假日出游“埋单”。有的是公家解决部分车船费和住宿费，有的完全由公费报销旅游费用，有的将旅游费用摊派给下属单位及有关企业。江苏赣榆县原县委书记鹿崇友逢年过节喜欢携全家外出旅游，在当地是“公开的秘密”。许多人都知道他有这个“雅好”，于是，一到过年过节，许多单位和老板就主动出钱，或者索性安排妥帖旅游事宜。在任期间，他先后到北京、上海、西安、大连、深圳、青岛等地过年过节，吃、住、行全由单位和老板包了。此外，一些人尤其是老板喜欢逢年过节邀请领导干部到宾馆酒楼吃喝玩乐，有的干脆买好年夜饭的订单，作为贺礼送给领导。
今年7月因收受60余人贿赂款1407.9万元、另有893.6万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而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河南公司原董事长李长轩，就是一个在人情往来中积聚巨额财富的官员。绝大部分送钱的人都是披着人情往来的外衣在春节、中秋期间或者在李长轩家里“有事”时送出的。不少商人为了生意，争相与李长轩建立关系，并“放长线钓大鱼”，同时也有不少下属以此做足“修桥铺路”的功夫。
对此，当地反贪官员明确表示，“表面上看是礼尚往来，但侦查发现，这种金钱输送是单向的，其回报是李长轩利用职权给行贿人及其单位的利益输送。且他们中绝大多数的礼金会在单位‘报销’，更凸显了其行为的‘行贿’犯罪性质。”
2012年6月被判15年徒刑的广东茂名市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倪俊雄一案中，也让我们看到了行贿者的“攻关”路数。时任茂名市茂港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的杨强，为了获取倪俊雄在工作上的支持，便经常假借节日名义，与其展开人情上的“往而不来”。他这样供述说：“为了搞好关系，每年中秋、春节前必定送钱给倪，一般是二三万元，其他小的节日有时送一二万元，2002年到2009年，总共送了30万元人民币。”2007年春节，想兼任区公安局长的杨强，在倪俊雄办公室把内有30万港币的信封交给倪俊雄，并希望后者多多关照。果然，节后不久，他兼任区公安局长的任命就“如期而至”，对此，杨强心知肚明，“能够兼任公安局局长都是因为倪俊雄的帮助”。时任信宜市公安局局长的李天福也“如法炮制”，“为谋取岗位调动”，除了春节和中秋送钱，他还多次约请倪俊雄吃饭，并在酒后这样的“人情往来”中送出钞票。李天福供述称，“每次送钱送礼，我都选择在请客吃饭等迎来送往中。”春节时，他一般会请倪俊雄到餐馆吃饭，饭后就把“信封”放在烟酒礼品袋内给倪，有时来不及买礼品就直接将“信封”交给倪。中秋节，他就“简化程序”，不吃饭了，一般是把装有现金和烟酒的礼品袋放到倪的车上，有时则直接到办公室把现金给倪。李天福都是“踩准”时间节点，或在“约请倪吃饭”时，完成“人情往来”，最大的一笔“人情”是在饭局上给倪俊雄妻子3万美金。正科级干部陈某，谋动“进步”，也是通过人情往来式的行贿，他除了在吃饭时送钱，主要是“在逢年过节时都会按惯例送钱给倪俊雄”。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些通过“人情往来”幌子行贿给倪俊雄的人最后都“心想事成”。
对此，一位纪检干部认为，“普通人之间的人情往来，大约也就是‘毛毛雨’，谁会动辄送几千、几万的？试想，如果掌权者退休了，还会不会有那么多人过节时跟他‘人情往来’？凡是超出一般人情来往的礼金，就不可能是‘免费的午餐’。”
一语中的。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那些以“人情往来”搞送礼送钱的，原是将之作为“投资”的。“投入”自然是为了“产出”，贿送者根本不是因为领导干部的“身材魁梧”或“人格魅力”而展开“人情往来”，他们看中的就是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以期以此获取“丰厚利润”。
收获型——直白和暗示“多措并举”
人情往来，因为戴着“人情”的帽子，便常常显得“温情脉脉”。然而，那种变异了的人情，往往会“逻辑”地推导到非常可怕的后果：有人情，就有关系；有关系，就有商量；有商量，就有变通；有变通，政策、制度乃至法律就都会“打折”。所以，这种人情往来，实质就是利益交换。
当然，它的最大“妙用”是与赤裸裸的权钱交易不同，是属于裹着脉脉温情的“糖衣”的“炮弹”。然而，不少党员干部就是倒在了这样的“糖衣炮弹”之下，也即是，腐败分子往往就是从收受“人情往来”式的节礼一步步走向堕落的。也有一些领导干部则是“充分”地利用人情这个幌子，乐此不疲并肆无忌惮地敛财。
2011年5月，江苏苏州市金阊区法院在审理苏州某职业学校后勤与基建处负责人林某因收受“朋友”赠送的购物卡3万余元时，他还坚持认为这些购物卡是朋友间的“人情往来”。当然，到头来，他也不得不承认，如果不是自己手中的权力，这些“朋友”不见得会给自己送如此多的“人情”。
“苍蝇”如此，“老虎”也多有这样认为的。
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在狱中所写的材料说：“我在沈阳市任职的四年中，有180余人，其中85%以上是各级各类干部，每逢年节，大事小事，以各种名义给我送钱送物多达600余万元。这是一组十分可怕的数字。但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把这种送礼行为看作是‘人情往来’而坦然待之。”云南楚雄州原州长杨红卫也曾向办案人员说：“我手中有了权力，一些老板就想方设法接近我，逢年过节送个三五千元的红包。礼尚往来，这在官场是平常事，我也没在意，哪知道出事后一加，居然收了这么多。”据查实，杨红卫多达116次受贿中，有不少就属于这种“人情往来”，数额高达上千万元。浙江嘉兴港区管委会原副主任李中杰受贿他人财物总计达278万多元，然而，这么多的财物，主要是在节日期间收受的。因此，庭审时，他的辩护人就提出，李中杰收的不少财物，都属于朋友之间逢年过节的“人情往来”。当然，这样的“人情”其实都是冲着李手中的权力而来的，一则他所收受的对象基本都是企业或个体老板，二则“红包”份量远远超出朋友之间的馈赠，且除了代价券、人民币，还有美元、港币和欧元等，三则收受的地方居然基本都在办公室。更“直率”的是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他就这样为自己“辩解”：“这些年来，逢年过节，总会有人前来表示一下心意，我有时也有所表示，这些都是礼尚往来，怎么能认定是受贿呢？”也正因为有这样的“理由”，许多贪官便将春节等节日视为“黄金周”。福建政和县原县委书记丁仰宁，到政和县任职的第一个春节，就收了拜年“红包”近10万元。广东徐闻县原县委书记徐凤娟，在徐闻工作四年，四个春节她都在徐闻“守株待兔”，“兔子”也确实年年“如约而至”，第一年“守”到3万元，第二年“守”到15万元，第三年“守”到20万元，第四年“守”到18万元。
总之，在所谓“人情往来”的遮臭布下，腐败不可避免，无论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每年春节前后，一些想打通关节的单位和个人，便利用人情往来的传统习俗，大肆请客送礼，而那些平时尚能对送礼行贿保持警惕的领导干部，此时也放松了警惕，容易接受“看望费”“贺礼费”、子女的“压岁钱”，最后一发而不可收拾，倒在人情往来的泥潭里。
确实，由于人情往来覆盖着温情脉脉的面纱，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一方面，给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提供了借口，将之“异变”成联络感情的大好机会并以各种名义进行“投资”；另一方面，又使某些领导干部淡漠、混淆了感情与法纪的界限，放松了警惕，以为是人情往来而在一片“深情”中坦然地收受，乃至完全将人情往来当作遮羞布，主动出击，利用人情往来，在逢年过节之际，大肆索贿受贿，并企图借此逃避法律的制裁。
中央八项规定的出台，就是要制止这种现象。
今年9月3日，中央纪委和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切实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刹住中秋国庆期间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这是中央20日内三次发出公款请客送礼禁令，表明中央对贯彻八项规定、反对“四风”的坚决态度。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四风’是违背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是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不久前，他在辽宁考察时又强调，重大节日期间，是对干部作风的重要检验……要坚决刹住公款送节礼、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和奢侈浪费。
刹住了这样的不正之风，也就能够有效遏制人情往来中的腐败。
当然，除了颁布禁令，从长远来看，还需着力于制度建设，构建长效机制。关键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通过健全权力的分解制衡机制，推进决策的民主、公开，规范职权行使过程，防范公权力私人化；通过完善党纪法规，加大对贿送者、受贿者的惩处力度；同时，从源头上约束并管好公共财政，更加科学地编制财政预决算、详细地公开财政预决算，接受公众的有效监督。通过这样的体制机制建设，以最大限度地“挤压”权力的可操作空间，杜绝“人情往来”与“权钱交易”之间的灰色地带，有效遏制并努力最终消除人情往来面纱中的腐败。
当下，尤其要警惕的是人情往来中“夹带”礼尚往来中“掩藏”着的腐败。
通常，人情往来中的腐败，主要发生在传统佳节，因为这往往是国人传统中礼尚往来的高峰，一些人以过年过节人情所需这种传统习俗为借口送礼，从土特产到礼品，从购物卡到红包，堂而皇之地搞不正之风，导致腐败发生。
投入型——物质和感情“双管齐下”
国人因为讲究人情、礼尚往来，一些人便充分利用这一“文化传统”，并“做足文章”，以人情往来作掩护，将请客送礼，包括贿送钱物，作为“投资”——既是不折不扣的“物质投资”，又隐藏着“感情投资”。从近年查处的案件看，人情往来中的腐败行为中的行贿者，有的利用节日的人情往来淡化“办事”——既有私人之事，也有为公家（部门、单位）争取项目和资金。其目的，有的以节日“小意思”而图日后“钓大鱼”，有的还走“迂回”路线，在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身上“下功夫”……于是，人情变质为腐败，具体说，就是把人情往来异变为了利益交换，在送礼一方，变成了贿送，在领导干部一方，则变成了寻租（受贿）。
细分起来，人情往来分为两类，一类是私钱贿送，一类是公款贿送。目的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为私，一类是为公。然而，不管是私钱还是公款，也不管是为私还是为公，最终都导致了腐败。
最近，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通报了多起查处的违纪案件。其中，湖南省司法厅副厅长为其子大办婚宴收取礼金，受到党内警告处分。今年1月3日，王亲生副厅长儿子举行婚宴，“奇”的是，照该副厅长的说法是“我没发请帖，不知道他们怎么就来了”，结果是，当天，省司法厅及株洲、张家界、常德、郴州等地司法机关的“至少八辆警车”齐聚长沙圣爵菲斯大酒店楼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最后司法系统还是来了二三十人”。当天，宴开28桌，可谓“济济一堂”。
中央对这样的“小事”如此高度重视，严肃处理，就是因为近些年来，这种通过红白喜事的人情往来，而导致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已属于“公开的秘密”。确实，那种表面上看是民间的风俗习惯，举办者和参加者也往往认为是人情往来，其实，背后却是权力在发生作用。或者说，是权力像磁铁一样强力“吸引”着利益相关人员前来“贺喜”，或“拜年”，或“探望”……
湖南湘潭市原副市长朱少中就是如此。他收受钱财的次数仅检察机关指控的就有60多次，但他每次收受的数额并不大，且大都是在各种年节假日、生日及他家办婚丧事宜期间收下的。也因此，朱少中称：“这些人和我的关系都很好，我收的钱很多是他们以‘人情’的名义送的。”
“目的性”明确的，则更多了。
某私营煤厂的小老板希望一家大型国有煤厂帮自己代销，为此，小老板费尽心机找到国有煤厂的厂长、财务科长、经营科长等一干“实权”人物，先是趁过年上这些干部的家里拜年，给孩子的红包也就千儿八百。熟悉后，往来便逐渐频繁，发展到平时也不时登门拜访、探望老人。等到大家熟悉到不分彼此之后，他便提出了代销的要求，厂长、科长们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就这样，人情往来之后，小老板生意红火。到案发，小老板已经挣了150万元，而国有煤厂的几个“实权”人物也“各得其所”，厂长“获利”也不少，有13万元左右。最后，自然是厂长和其他五名干部都一起跌进了人情往来的腐败泥潭。
当然，更多的是利用节日的人情搞腐败。每逢节日，一些个人和单位就抓住“机会”，带着厚礼到领导家里或上级机关拜访，其中，有的甚至以单位名义公开“活动”。某年春节前夕，湖南省国土测绘局就向相关党政机关的149人赠送礼物礼金，对象绝大多数是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还有，一些单位和个人出钱为领导节假日出游“埋单”。有的是公家解决部分车船费和住宿费，有的完全由公费报销旅游费用，有的将旅游费用摊派给下属单位及有关企业。江苏赣榆县原县委书记鹿崇友逢年过节喜欢携全家外出旅游，在当地是“公开的秘密”。许多人都知道他有这个“雅好”，于是，一到过年过节，许多单位和老板就主动出钱，或者索性安排妥帖旅游事宜。在任期间，他先后到北京、上海、西安、大连、深圳、青岛等地过年过节，吃、住、行全由单位和老板包了。此外，一些人尤其是老板喜欢逢年过节邀请领导干部到宾馆酒楼吃喝玩乐，有的干脆买好年夜饭的订单，作为贺礼送给领导。
今年7月因收受60余人贿赂款1407.9万元、另有893.6万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而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河南公司原董事长李长轩，就是一个在人情往来中积聚巨额财富的官员。绝大部分送钱的人都是披着人情往来的外衣在春节、中秋期间或者在李长轩家里“有事”时送出的。不少商人为了生意，争相与李长轩建立关系，并“放长线钓大鱼”，同时也有不少下属以此做足“修桥铺路”的功夫。
对此，当地反贪官员明确表示，“表面上看是礼尚往来，但侦查发现，这种金钱输送是单向的，其回报是李长轩利用职权给行贿人及其单位的利益输送。且他们中绝大多数的礼金会在单位‘报销’，更凸显了其行为的‘行贿’犯罪性质。”
2012年6月被判15年徒刑的广东茂名市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倪俊雄一案中，也让我们看到了行贿者的“攻关”路数。时任茂名市茂港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的杨强，为了获取倪俊雄在工作上的支持，便经常假借节日名义，与其展开人情上的“往而不来”。他这样供述说：“为了搞好关系，每年中秋、春节前必定送钱给倪，一般是二三万元，其他小的节日有时送一二万元，2002年到2009年，总共送了30万元人民币。”2007年春节，想兼任区公安局长的杨强，在倪俊雄办公室把内有30万港币的信封交给倪俊雄，并希望后者多多关照。果然，节后不久，他兼任区公安局长的任命就“如期而至”，对此，杨强心知肚明，“能够兼任公安局局长都是因为倪俊雄的帮助”。时任信宜市公安局局长的李天福也“如法炮制”，“为谋取岗位调动”，除了春节和中秋送钱，他还多次约请倪俊雄吃饭，并在酒后这样的“人情往来”中送出钞票。李天福供述称，“每次送钱送礼，我都选择在请客吃饭等迎来送往中。”春节时，他一般会请倪俊雄到餐馆吃饭，饭后就把“信封”放在烟酒礼品袋内给倪，有时来不及买礼品就直接将“信封”交给倪。中秋节，他就“简化程序”，不吃饭了，一般是把装有现金和烟酒的礼品袋放到倪的车上，有时则直接到办公室把现金给倪。李天福都是“踩准”时间节点，或在“约请倪吃饭”时，完成“人情往来”，最大的一笔“人情”是在饭局上给倪俊雄妻子3万美金。正科级干部陈某，谋动“进步”，也是通过人情往来式的行贿，他除了在吃饭时送钱，主要是“在逢年过节时都会按惯例送钱给倪俊雄”。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些通过“人情往来”幌子行贿给倪俊雄的人最后都“心想事成”。
对此，一位纪检干部认为，“普通人之间的人情往来，大约也就是‘毛毛雨’，谁会动辄送几千、几万的？试想，如果掌权者退休了，还会不会有那么多人过节时跟他‘人情往来’？凡是超出一般人情来往的礼金，就不可能是‘免费的午餐’。”
一语中的。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那些以“人情往来”搞送礼送钱的，原是将之作为“投资”的。“投入”自然是为了“产出”，贿送者根本不是因为领导干部的“身材魁梧”或“人格魅力”而展开“人情往来”，他们看中的就是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以期以此获取“丰厚利润”。
收获型——直白和暗示“多措并举”
人情往来，因为戴着“人情”的帽子，便常常显得“温情脉脉”。然而，那种变异了的人情，往往会“逻辑”地推导到非常可怕的后果：有人情，就有关系；有关系，就有商量；有商量，就有变通；有变通，政策、制度乃至法律就都会“打折”。所以，这种人情往来，实质就是利益交换。
当然，它的最大“妙用”是与赤裸裸的权钱交易不同，是属于裹着脉脉温情的“糖衣”的“炮弹”。然而，不少党员干部就是倒在了这样的“糖衣炮弹”之下，也即是，腐败分子往往就是从收受“人情往来”式的节礼一步步走向堕落的。也有一些领导干部则是“充分”地利用人情这个幌子，乐此不疲并肆无忌惮地敛财。
2011年5月，江苏苏州市金阊区法院在审理苏州某职业学校后勤与基建处负责人林某因收受“朋友”赠送的购物卡3万余元时，他还坚持认为这些购物卡是朋友间的“人情往来”。当然，到头来，他也不得不承认，如果不是自己手中的权力，这些“朋友”不见得会给自己送如此多的“人情”。
“苍蝇”如此，“老虎”也多有这样认为的。
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在狱中所写的材料说：“我在沈阳市任职的四年中，有180余人，其中85%以上是各级各类干部，每逢年节，大事小事，以各种名义给我送钱送物多达600余万元。这是一组十分可怕的数字。但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把这种送礼行为看作是‘人情往来’而坦然待之。”云南楚雄州原州长杨红卫也曾向办案人员说：“我手中有了权力，一些老板就想方设法接近我，逢年过节送个三五千元的红包。礼尚往来，这在官场是平常事，我也没在意，哪知道出事后一加，居然收了这么多。”据查实，杨红卫多达116次受贿中，有不少就属于这种“人情往来”，数额高达上千万元。浙江嘉兴港区管委会原副主任李中杰受贿他人财物总计达278万多元，然而，这么多的财物，主要是在节日期间收受的。因此，庭审时，他的辩护人就提出，李中杰收的不少财物，都属于朋友之间逢年过节的“人情往来”。当然，这样的“人情”其实都是冲着李手中的权力而来的，一则他所收受的对象基本都是企业或个体老板，二则“红包”份量远远超出朋友之间的馈赠，且除了代价券、人民币，还有美元、港币和欧元等，三则收受的地方居然基本都在办公室。更“直率”的是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他就这样为自己“辩解”：“这些年来，逢年过节，总会有人前来表示一下心意，我有时也有所表示，这些都是礼尚往来，怎么能认定是受贿呢？”也正因为有这样的“理由”，许多贪官便将春节等节日视为“黄金周”。福建政和县原县委书记丁仰宁，到政和县任职的第一个春节，就收了拜年“红包”近10万元。广东徐闻县原县委书记徐凤娟，在徐闻工作四年，四个春节她都在徐闻“守株待兔”，“兔子”也确实年年“如约而至”，第一年“守”到3万元，第二年“守”到15万元，第三年“守”到20万元，第四年“守”到18万元。
总之，在所谓“人情往来”的遮臭布下，腐败不可避免，无论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每年春节前后，一些想打通关节的单位和个人，便利用人情往来的传统习俗，大肆请客送礼，而那些平时尚能对送礼行贿保持警惕的领导干部，此时也放松了警惕，容易接受“看望费”“贺礼费”、子女的“压岁钱”，最后一发而不可收拾，倒在人情往来的泥潭里。
确实，由于人情往来覆盖着温情脉脉的面纱，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一方面，给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提供了借口，将之“异变”成联络感情的大好机会并以各种名义进行“投资”；另一方面，又使某些领导干部淡漠、混淆了感情与法纪的界限，放松了警惕，以为是人情往来而在一片“深情”中坦然地收受，乃至完全将人情往来当作遮羞布，主动出击，利用人情往来，在逢年过节之际，大肆索贿受贿，并企图借此逃避法律的制裁。
中央八项规定的出台，就是要制止这种现象。
今年9月3日，中央纪委和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切实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刹住中秋国庆期间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这是中央20日内三次发出公款请客送礼禁令，表明中央对贯彻八项规定、反对“四风”的坚决态度。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四风’是违背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是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不久前，他在辽宁考察时又强调，重大节日期间，是对干部作风的重要检验……要坚决刹住公款送节礼、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和奢侈浪费。
刹住了这样的不正之风，也就能够有效遏制人情往来中的腐败。
当然，除了颁布禁令，从长远来看，还需着力于制度建设，构建长效机制。关键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通过健全权力的分解制衡机制，推进决策的民主、公开，规范职权行使过程，防范公权力私人化；通过完善党纪法规，加大对贿送者、受贿者的惩处力度；同时，从源头上约束并管好公共财政，更加科学地编制财政预决算、详细地公开财政预决算，接受公众的有效监督。通过这样的体制机制建设，以最大限度地“挤压”权力的可操作空间，杜绝“人情往来”与“权钱交易”之间的灰色地带，有效遏制并努力最终消除人情往来面纱中的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