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上世纪60年代,“大跃进”给国家和人民生活带来的困难开始显现,经济形势日趋恶化。但是,一“左”到底的柯庆施仍坚持认为困难并不大,形势仍然是好的。1961年,安徽部分地区农民渴望种上“责任田”,实行责任制。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向柯庆施汇报,柯的态度暧昧,说这个办法不要推广,可以试验。可当后来上面对包产到户持否定态度时,柯庆施就在会上发言说:现在看,单干不行,这个方向必须批判。
　　陈云1949年后一直主管全国的财经工作,他与柯庆施在一些重大经济问题的看法上发生了根本分歧。
　　1956年下半年起,陈云主持制定了“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养猪方针,并给养猪的农民多留一点儿自留地。而柯庆施却认为这是搞修正主义,反对“私养猪”的方针。
　　1961年初,陈云来到上海,找副市长宋季文汇报上海养猪的情况。宋季文此前对农民养猪问题也下乡搞过调查研究,他十分拥护陈云的主张。宋季文汇报期间,柯庆施也来了。当宋季文汇报到长兴岛有个叫冯二郎的人养了70头猪,赚钱很多,而郊区“大跃进”搞起来的国营养猪场全部亏本了,柯庆施说:“你懂得什么。我就是要公养为主,不能私养为主。”陈云说:“公养猪养的是多,但是养得那么瘦,没肉吃!”“养猪就不能像我这么瘦,要养得像柯庆施那样壮……”宋季文当场为之一惊。
　　陈云由于没有像柯庆施那样,对毛泽东“浪漫”的空想“共产主义”步步紧跟、无条件服从,遭到了毛泽东的怀疑和冷遇。在“文革”期间,陈云被解除了一切领导职务,只保留了一个中央委员的空名头。
　　1980年11月,陈云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的负责人讲: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待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他愿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
　　
　　(涧青摘自陈小津著《我的“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转自2010年1月6日《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