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个在城市工作的儿子， 一位在乡下耕种的父亲，一块“父亲的水稻田”把城市与乡村连结起来， 所有的故事，就从这块稻田里生长出来。
新农人 新下田
一开始我跟父亲说“想在2014年在老家乡下种一小片田、跟城里人分享大米”的时候，父亲惊讶极了。
当我说到一斤大米30元的价格时，他嘴巴都张大了。
这件事太异想天开了。他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当然后来他相信了。
因为这个在城市里生活的儿子，不仅自己回来种田，还把城市里的大人和小孩一起带来，几十个人高高兴兴干农活，大家一起插秧，一起割稻。这个国庆节，一家人一起，把刚刚收获的1000斤大米仔细地打包、装箱，然后快递送到了全国各地朋友的手中。
在寄快递的时候，收件小哥也是怎么都不信。他问我父亲：“你们家的田，是不是含有特别的微量元素，要不然怎么会有人买你们的米？”
父亲笑笑说，是啊，我们种的可不是一般的大米！
我知道，父亲心里自豪着呢。
其实，“父亲的水稻田”这个项目，不仅是我个人的一项村庄纪录行动，更可以视作一个小小的村庄试验项目。从去年冬天开始到这个国庆节，这一季水稻从种到收，基本上得以圆满完结。但是，它给我留下的思考还有很多。
我的村庄
2013年冬天，我在网上发起这个叫“父亲的水稻田”的众筹项目，就是想在家乡和父亲一起，用最朴素的耕种办法，种上一小片田。
为什么会冒出这个想法？
我的老家，在浙江西部、钱塘江的源头衢州。有一个叫“溪口”的小村庄，是我长大的地方。那里四面青山，一溪碧水环绕。那里没有工厂、没有雾霾，只有田野、村庄、大树、炊烟。
小时候，我就在村小学读书。每天清晨，我们穿过稻田，过一条河，爬一道山岭，走三四里路去上学，河边的鹅还会怪叫着追咬我们。
后来我去了离村子三十里路远的镇子上读书。初中毕业后，我到了离家六百里的省城杭州读书。
我后来发现，我长大的过程，就是离村庄越来越远的过程。
现在我在杭州生活。我记得小时候，每个暑假都要帮家里人下田干农活，那对小孩子来说，简直是苦不堪言，我们读书的目的也只有一个：跳出农门。当我们在田间挥汗如雨几乎快吃不消的时候，父母就会说，你看，如果不好好读书，就只有一辈子下田！
什么话都不说，咬咬牙，继续干。但心里知道了，一定要努力读书。
算了算，从小学到工作，我几乎用了20年时间，才终于摆脱了农村下田干活的“苦日子”。我终于在城市拥有了一份安稳的工作，也拥有舒适的生活。但是很奇怪，我的心却时常回到老家，回到那个叫“溪口”的小村庄。
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高中毕业，他是一个农民。他种了一辈子田。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父亲就变老了。
父亲一直在乡下生活。我曾想过，要把父亲接到城市来，跟我们住在一起。但是父亲住了两三天就不习惯了。他住不惯高楼，也不喜欢城市里的平淡人情。他无事可做，整天发呆，他说这样下去人都要变傻了。
我知道，种了一辈子田的父亲，是离不开他的土地。为此，三四年前我还跟父亲生过气，吵了一架。
我们还吵得很厉害。我对父亲说，等你年纪大了，还不是要跟我们住到一起。在乡下，天远地远，生个小病，谁来照顾你！你早晚都得适应城市生活啊。
其实我那时候不懂得父亲。父亲是有土地情结的。他有点文化，当过几十年农村电工，现在退休了，还有2000元的退休工资可以领。可是，他的身份终究还是农民，他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土地。他看着自家的一亩三分地荒了，长草了，比谁都着急。
其实，那一点田地，能有多少收成啊？我跟父亲算过一笔账，一年忙到头，也就够自家吃的。我说，那点粮食，那点水稻，我花点钱就买来了，你愁什么啊？你儿子在大城市里，一年收入十几万，你还怕买不起米吗？
父亲说，那不一样，不一样的。
田园将芜
我后来知道了，父亲说的“不一样”是什么。
最近20年，物价飞涨，大家的收入都涨，只有农民的收入没有涨。十年前我是一名机关干部，我一年收入只有3万元，现在涨到5倍以上。十年前，一个建筑工地上的小工，一天只有30块，现在200块都难招到工。但是，大米的价格没有涨，农民的收入没有涨。
袁隆平都说，现在种水稻，种子、化肥、农药的价格翻跟头涨价，粮食的价格能涨上去吗？不能。为什么？很简单，如果大米价格卖到7元、10元，城里人受得了吗？这社会能稳定吗？
所以，中国农民永远是生活在最低层的弱势群体。
我的父亲，还有许许多多跟我父亲一样的农民，如果还守着自己的稻田，就会连自己的生存都困难。我回到老家去，发现老家的田地，大多数都抛荒了，长草了。
村庄里的青壮年劳力，都进城市打工去了。进城打工，再怎么没本事，都比种田强！留守在村里的，只有老人和小孩。村庄成了空心村。留守儿童的成长，空巢老人的赡养，带来了多少社会问题啊！
村庄里的少年，优秀一点，学习成绩好的，考上了大学，成了城市人，再也不回来了；不那么优秀的，学习成绩不太好的，没考上好大学的，都进城打工去了。打工几十年，老了回来，他们已经不会种田了。
我在村子里看看，村里已经没有年轻人会种田了。跟我一样的70后、80后以及更小的90后、00后，全在外头工作或打工。他们能认出哪个是水稻，哪个是小麦，已经不错了。他们不晓得节气，不知道水稻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割。他们也不知道油菜什么时候开花，不知道白菜怎么生长。
这就意味着，再过不了几年，等这批会种田的老人吃不消下田的时候，村庄里就不会再有人种田。
2013年末我回老家过年，除夕及大年初一我都没有闲着，开始做村庄调查——我去寻访耕田佬。在我的记忆中，耕田佬穿着蓑衣、赶着牛、扛着犁，走在烟雨蒙蒙的田间小道上，那是最江南、最唐诗的画面。我们村曾经有三四十头耕牛。 但是很遗憾，我去寻访的时候，这才知道，我们一千多人口的村庄，只有两家人还有耕田犁具。一户把五六头牛都卖掉了。另一户还养着一头牛。
曾经耕田的老农，老的老了，去世的去世了，牛呢，卖了，杀了。再过两年——或者用不了两年，全村就再也没有耕牛了，再也不会有人耕田了。沉重的犁、耙、耖，没有人拿得起了。
古诗里写的，“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的场景再也不会出现了；“牧童遥指杏花村”的儿童，再也看不到了；“朝耕及露下，暮耕连月出”的场景，也只有在梦中才有了。
水稻的时光
去年冬天，我在众筹网上发起“父亲的水稻田”这个项目。让我没想到的是，会有630多人点赞或支持。
那时候，“众筹”这种互联网新鲜事物刚刚兴起，那时还有很多人甚至都没有听说过它。简单说，众筹就是你想做一件什么事，把它说出来，看有多少人会被你打动，并且来支持你。如果支持你的人达到一定数量，那么，你就可以去做。
我在城市生活，我知道城市人其实很想吃到真正“纯净”的食物，但是这个愿望很难很难实现。同时，我也想借这件事，挽留、传播在我看来即将消逝的传统农耕文化。这个事情里面，蕴藏了一份对于土地与农村的感情。
所以，我把“父亲的水稻田”的大米价格，定在30元一斤。
天价吗？不是的。单位里曾经发过一种精品大米，5斤礼盒装的价格是260元。而我父亲用最朴素的古法耕种出的大米，又怎么会太贵呢！
当然，30元除了一斤大米的回报，还有一些别的“附加值”——比如，通过网络分享稻田全程种植纪录，一起见证从一粒种子到一捧大米的过程；分享水稻和农具的相关知识；还有一张父亲亲笔签名的“我们的水稻田”明信片。对于预订10斤以上的支持者，还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到水稻田感受插秧、收割（费用自理），20斤以上则还能分享粮食烧酒。
“父亲的水稻田”这个种田项目上线两个月，限量1000斤的大米就被大家订完了。那些支持者来自全国各地，南到海南海口，北到东北三省，西到贵州遵义，东到东海之滨；而且绝大部分都是我根本不认识的。
种田，就这样开始了。
早春时候，我带上我的女儿，和我父亲一起去田里用锄头翻地。这块田是“父亲的水稻田”项目实施地，面积不大，只有不到两亩。我也跟在耕田佬后面，拍他怎么犁、铧、耙、耖，采访记录写了十几页。
2014年5月11日，父亲把稻谷种子浸湿、保温、催芽。到了第三天，谷种冒出了白色的乳芽，然后播种到秧田。一个月后，秧苗长齐了，就可以插秧了，我又在网上发了一个通知，让有趣的朋友带上孩子，一起来我们的稻田里体验插秧。
结果，6月14日那一天，从杭州、衢州、常山等地来了三四十位朋友。大家卷起裤腿，兴高采烈地下田。有的孩子从没下过水田，一站到田里就哭了起来。
在这整个种植过程中，我要尽可能全面地用文字和图片记录下来，同时，还要把这些文图与大家分享。这个分享的过程本身，也是传播农耕文化的过程。为此我还建立了一个微信公众号，每次记录的文图我都及时在这个公众平台上给大家推送。
从耕田、备种、催芽、播种，到插秧、灌溉、除草、抽穗、扬花，再到成熟、收割，我只要有时间，就会从杭州回到老家，在田间观察与记录。正是这个过程的透明及与支持者的良好互动，使得稻田的状况随时都可以被大家看到。这也使得种植者与支持者之间实现了无缝的链接。大家关切着那片小小的水稻田。
有一次，老天连续大雨，把我们插秧不久的稻田全淹了，大家和我一样忧心忡忡，有的就在微信上询问我会不会有影响。等到三四天后雨停，大水退去，看到水稻没有被淹死之后，大家才放下心来。
土地上的代际
父亲用上了智能手机。
我教会了他使用相机、微信，以及怎么用家里的WIFI传图片、上网看新闻以及视频聊天。他的微信名字是“稻田大学校长”。
后来他每隔一两天就会把水稻的生长情况拍成照片传给我。稻谷发芽了，秧田水淹了，水稻开花了，需要灌水了，他都会拍下照片告诉我。
开始种田之后，我回老家的频率大大增多。从杭州开车回老家，路上要3个小时。原先大概两个月左右才回一趟老家，种上水稻以后，我几乎每半个月就要回家一趟，有时一个多星期就回去，和父亲了解农事的要点，记录水稻的生长变化。
水淹了稻田的那几天，我每天都会打电话回去，问父亲还在下雨吗。后来大概老天开眼，就把雨停了。田中的水渐渐退去，秧苗重新露出头来呼吸。我们也就顺应天意，让秧苗自然生长。
今年夏天，气候特别凉爽，很多城市人都觉得真不错。8月中旬的一天，我坐在车里打电话回家，却听到父亲叹一口气说，唉，还下雨。
父亲说，久雨不停，稻禾又被淹了半截。这会儿正是大肚、抽穗的关键时节，天气如果不热起来，水稻的收成可就不好了。
不种田，不知道父亲想什么。我一下子觉得不安。
旱了，渴雨；雨了，盼晴。一介农民，几千几百年来，哪一季不是在焦虑与期盼中度过？因为种了这一小片田，我跟父亲贴得更近了。我们曾经那样自以为是，那样心比天高，哪里会像父亲一样，会像农民一样思考问题呢！
女儿和我回到老家，她爷爷认真教她分辨水稻秧苗与杂草，也教她怎么插秧。
父亲告诉我，他小时候，每到农忙时节，整个村的孩子都会出现在田地里。大人会手把手教孩子犁田、耙田、插秧、收割，因为在那时的父辈们看来，种田是一种吃饭的技能，自己的孩子以后也是要靠此为生的，所以一定要掌握得娴熟才行。
父亲还说起，他上初中时，我爷爷——也就是他爸爸，身体已经不太好，不过他还是会坚持站在田地边，然后让儿子做农活给他看，告诉他哪里做对了，哪里做错了。
父亲曾经也有过跳出农门的想法。但是一辈子，终究没有跳出去，农事和生活的界限是难以分清的。所以到我这一代，他就寄予希望，让我走出村子，扔掉锄头棒。种田太苦了！我的记忆中，父亲对我农事技艺的要求不再那么高，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读书，然后洗脚上田。到了我的女儿，下田已经是一种娱乐了，每次跟我回乡下老家，正上小学二年级的女儿都特别开心，因为“感觉特别好玩”。稻田里的一切，都跟城市里的不一样，在她看来，都是那么新鲜，她喜欢寻找稻田里新奇的昆虫与野花。 城里人的乡村
秋天到来。“父亲的水稻田”终于可以收割了。
10月2日，稻田里又来了三四十位朋友。大家一起扛出沉重的打稻机，一起用镰刀割稻。这些活儿，不要说孩子们，就是大人很多都是没有体验过的。
不过，我也注意到，来参与收割的朋友们，因为技术不过关，经常是割一把，就落下好几穗在田间。父亲等大家散了，在田间细心地拾稻穗。
只有农民才真正知道，粒粒皆辛苦，粒粒都是汗水凝结而成。那么多艰辛都付出了，终于等来收获，岂肯让稻谷白白地浪费在田间。我想起一幅国外的油画，“拾麦穗者”。麦穗也好，稻穗也好，我相信拾穗的人其实是在弯腰向土地致谢。
这次的收割活动，让那么多来自城市的孩子得以有机会与土地接触，感受劳作的辛苦，也对粮食的种植过程有直接而深刻的感受。这两次活动，大人也好，小孩也好，反馈都很不错，觉得“实在太有意义了”。
7月下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记者专程来到我的家乡，对“父亲的水稻田”整整采访和拍摄了两天。这一片水稻面积不大，“待遇”却挺高，小山村第一次被中央媒体关注。节目后来在央视播出，我的父亲以及几位一起到田间干活的我的朋友，也在央视露了一个小脸，大家都很开心。
稻谷收割后，我们用了三天时间晒干，然后送到古老的碾坊去碾磨。白白的大米捧在手中，每一粒都珍贵极了。
在长假的最后几天，我和父亲母亲、老婆孩子一起，把大米细致地包装好，送到快递点，寄给全国各地的朋友们。
朋友们收到后，都跟我说，“是的，这就是小时候的米的味道！”还有朋友说，“孩子今天吃饭吃得特别用心，从来没这么认真地吃过饭，把每一粒饭都吃掉了。” 也有朋友说，“今天我吃了一碗白饭。真香。”
我把这些朋友的话，都跟我父亲说了。当然，父亲也非常开心。
我也很开心，感觉是真正在和朋友们一起分享最原初和本真的食物味道，以及分享我们各自对于生活的感恩。
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当初“不切实际”又带着“天真”的想法，加上许许多多天遥地远的朋友们的精神鼓励与实际支持，使我把这件事情做了下来。当然，我很庆幸把这件事情做下来了。
我为此感到自豪。
农民的尊严
上个月，有一个在安徽芜湖承包500亩稻田的农业大户找到我，他说自己的大米只能卖低价，更可叹的是，去年大批量的大米发往上海和江苏销售，到今年10月还没有结到款子。这样的农业生产，怎不让经营者伤透脑筋，农业又怎么走向良性循环？
谷贱伤农。我真是非常佩服台湾人，他们非常善于把生意做成文化。台湾的农民也是生活得那样富有尊严。即便是一小包茶叶，一小瓶米酒，一小盏蜂蜜，一小袋咖啡，他们能把它卖得那么精致，那么文艺，而且那么美好。农产品不仅仅是一份简单的农产品，在这份农产品背面，是土地，是文化，是情感。只有把农产品背后的“故事”讲好，才能卖出体现它价值的价格来。
我期待我们的村庄也能有那样的一天。
（责编：耿国彪）
新农人 新下田
一开始我跟父亲说“想在2014年在老家乡下种一小片田、跟城里人分享大米”的时候，父亲惊讶极了。
当我说到一斤大米30元的价格时，他嘴巴都张大了。
这件事太异想天开了。他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当然后来他相信了。
因为这个在城市里生活的儿子，不仅自己回来种田，还把城市里的大人和小孩一起带来，几十个人高高兴兴干农活，大家一起插秧，一起割稻。这个国庆节，一家人一起，把刚刚收获的1000斤大米仔细地打包、装箱，然后快递送到了全国各地朋友的手中。
在寄快递的时候，收件小哥也是怎么都不信。他问我父亲：“你们家的田，是不是含有特别的微量元素，要不然怎么会有人买你们的米？”
父亲笑笑说，是啊，我们种的可不是一般的大米！
我知道，父亲心里自豪着呢。
其实，“父亲的水稻田”这个项目，不仅是我个人的一项村庄纪录行动，更可以视作一个小小的村庄试验项目。从去年冬天开始到这个国庆节，这一季水稻从种到收，基本上得以圆满完结。但是，它给我留下的思考还有很多。
我的村庄
2013年冬天，我在网上发起这个叫“父亲的水稻田”的众筹项目，就是想在家乡和父亲一起，用最朴素的耕种办法，种上一小片田。
为什么会冒出这个想法？
我的老家，在浙江西部、钱塘江的源头衢州。有一个叫“溪口”的小村庄，是我长大的地方。那里四面青山，一溪碧水环绕。那里没有工厂、没有雾霾，只有田野、村庄、大树、炊烟。
小时候，我就在村小学读书。每天清晨，我们穿过稻田，过一条河，爬一道山岭，走三四里路去上学，河边的鹅还会怪叫着追咬我们。
后来我去了离村子三十里路远的镇子上读书。初中毕业后，我到了离家六百里的省城杭州读书。
我后来发现，我长大的过程，就是离村庄越来越远的过程。
现在我在杭州生活。我记得小时候，每个暑假都要帮家里人下田干农活，那对小孩子来说，简直是苦不堪言，我们读书的目的也只有一个：跳出农门。当我们在田间挥汗如雨几乎快吃不消的时候，父母就会说，你看，如果不好好读书，就只有一辈子下田！
什么话都不说，咬咬牙，继续干。但心里知道了，一定要努力读书。
算了算，从小学到工作，我几乎用了20年时间，才终于摆脱了农村下田干活的“苦日子”。我终于在城市拥有了一份安稳的工作，也拥有舒适的生活。但是很奇怪，我的心却时常回到老家，回到那个叫“溪口”的小村庄。
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高中毕业，他是一个农民。他种了一辈子田。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父亲就变老了。
父亲一直在乡下生活。我曾想过，要把父亲接到城市来，跟我们住在一起。但是父亲住了两三天就不习惯了。他住不惯高楼，也不喜欢城市里的平淡人情。他无事可做，整天发呆，他说这样下去人都要变傻了。
我知道，种了一辈子田的父亲，是离不开他的土地。为此，三四年前我还跟父亲生过气，吵了一架。
我们还吵得很厉害。我对父亲说，等你年纪大了，还不是要跟我们住到一起。在乡下，天远地远，生个小病，谁来照顾你！你早晚都得适应城市生活啊。
其实我那时候不懂得父亲。父亲是有土地情结的。他有点文化，当过几十年农村电工，现在退休了，还有2000元的退休工资可以领。可是，他的身份终究还是农民，他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土地。他看着自家的一亩三分地荒了，长草了，比谁都着急。
其实，那一点田地，能有多少收成啊？我跟父亲算过一笔账，一年忙到头，也就够自家吃的。我说，那点粮食，那点水稻，我花点钱就买来了，你愁什么啊？你儿子在大城市里，一年收入十几万，你还怕买不起米吗？
父亲说，那不一样，不一样的。
田园将芜
我后来知道了，父亲说的“不一样”是什么。
最近20年，物价飞涨，大家的收入都涨，只有农民的收入没有涨。十年前我是一名机关干部，我一年收入只有3万元，现在涨到5倍以上。十年前，一个建筑工地上的小工，一天只有30块，现在200块都难招到工。但是，大米的价格没有涨，农民的收入没有涨。
袁隆平都说，现在种水稻，种子、化肥、农药的价格翻跟头涨价，粮食的价格能涨上去吗？不能。为什么？很简单，如果大米价格卖到7元、10元，城里人受得了吗？这社会能稳定吗？
所以，中国农民永远是生活在最低层的弱势群体。
我的父亲，还有许许多多跟我父亲一样的农民，如果还守着自己的稻田，就会连自己的生存都困难。我回到老家去，发现老家的田地，大多数都抛荒了，长草了。
村庄里的青壮年劳力，都进城市打工去了。进城打工，再怎么没本事，都比种田强！留守在村里的，只有老人和小孩。村庄成了空心村。留守儿童的成长，空巢老人的赡养，带来了多少社会问题啊！
村庄里的少年，优秀一点，学习成绩好的，考上了大学，成了城市人，再也不回来了；不那么优秀的，学习成绩不太好的，没考上好大学的，都进城打工去了。打工几十年，老了回来，他们已经不会种田了。
我在村子里看看，村里已经没有年轻人会种田了。跟我一样的70后、80后以及更小的90后、00后，全在外头工作或打工。他们能认出哪个是水稻，哪个是小麦，已经不错了。他们不晓得节气，不知道水稻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割。他们也不知道油菜什么时候开花，不知道白菜怎么生长。
这就意味着，再过不了几年，等这批会种田的老人吃不消下田的时候，村庄里就不会再有人种田。
2013年末我回老家过年，除夕及大年初一我都没有闲着，开始做村庄调查——我去寻访耕田佬。在我的记忆中，耕田佬穿着蓑衣、赶着牛、扛着犁，走在烟雨蒙蒙的田间小道上，那是最江南、最唐诗的画面。我们村曾经有三四十头耕牛。 但是很遗憾，我去寻访的时候，这才知道，我们一千多人口的村庄，只有两家人还有耕田犁具。一户把五六头牛都卖掉了。另一户还养着一头牛。
曾经耕田的老农，老的老了，去世的去世了，牛呢，卖了，杀了。再过两年——或者用不了两年，全村就再也没有耕牛了，再也不会有人耕田了。沉重的犁、耙、耖，没有人拿得起了。
古诗里写的，“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的场景再也不会出现了；“牧童遥指杏花村”的儿童，再也看不到了；“朝耕及露下，暮耕连月出”的场景，也只有在梦中才有了。
水稻的时光
去年冬天，我在众筹网上发起“父亲的水稻田”这个项目。让我没想到的是，会有630多人点赞或支持。
那时候，“众筹”这种互联网新鲜事物刚刚兴起，那时还有很多人甚至都没有听说过它。简单说，众筹就是你想做一件什么事，把它说出来，看有多少人会被你打动，并且来支持你。如果支持你的人达到一定数量，那么，你就可以去做。
我在城市生活，我知道城市人其实很想吃到真正“纯净”的食物，但是这个愿望很难很难实现。同时，我也想借这件事，挽留、传播在我看来即将消逝的传统农耕文化。这个事情里面，蕴藏了一份对于土地与农村的感情。
所以，我把“父亲的水稻田”的大米价格，定在30元一斤。
天价吗？不是的。单位里曾经发过一种精品大米，5斤礼盒装的价格是260元。而我父亲用最朴素的古法耕种出的大米，又怎么会太贵呢！
当然，30元除了一斤大米的回报，还有一些别的“附加值”——比如，通过网络分享稻田全程种植纪录，一起见证从一粒种子到一捧大米的过程；分享水稻和农具的相关知识；还有一张父亲亲笔签名的“我们的水稻田”明信片。对于预订10斤以上的支持者，还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到水稻田感受插秧、收割（费用自理），20斤以上则还能分享粮食烧酒。
“父亲的水稻田”这个种田项目上线两个月，限量1000斤的大米就被大家订完了。那些支持者来自全国各地，南到海南海口，北到东北三省，西到贵州遵义，东到东海之滨；而且绝大部分都是我根本不认识的。
种田，就这样开始了。
早春时候，我带上我的女儿，和我父亲一起去田里用锄头翻地。这块田是“父亲的水稻田”项目实施地，面积不大，只有不到两亩。我也跟在耕田佬后面，拍他怎么犁、铧、耙、耖，采访记录写了十几页。
2014年5月11日，父亲把稻谷种子浸湿、保温、催芽。到了第三天，谷种冒出了白色的乳芽，然后播种到秧田。一个月后，秧苗长齐了，就可以插秧了，我又在网上发了一个通知，让有趣的朋友带上孩子，一起来我们的稻田里体验插秧。
结果，6月14日那一天，从杭州、衢州、常山等地来了三四十位朋友。大家卷起裤腿，兴高采烈地下田。有的孩子从没下过水田，一站到田里就哭了起来。
在这整个种植过程中，我要尽可能全面地用文字和图片记录下来，同时，还要把这些文图与大家分享。这个分享的过程本身，也是传播农耕文化的过程。为此我还建立了一个微信公众号，每次记录的文图我都及时在这个公众平台上给大家推送。
从耕田、备种、催芽、播种，到插秧、灌溉、除草、抽穗、扬花，再到成熟、收割，我只要有时间，就会从杭州回到老家，在田间观察与记录。正是这个过程的透明及与支持者的良好互动，使得稻田的状况随时都可以被大家看到。这也使得种植者与支持者之间实现了无缝的链接。大家关切着那片小小的水稻田。
有一次，老天连续大雨，把我们插秧不久的稻田全淹了，大家和我一样忧心忡忡，有的就在微信上询问我会不会有影响。等到三四天后雨停，大水退去，看到水稻没有被淹死之后，大家才放下心来。
土地上的代际
父亲用上了智能手机。
我教会了他使用相机、微信，以及怎么用家里的WIFI传图片、上网看新闻以及视频聊天。他的微信名字是“稻田大学校长”。
后来他每隔一两天就会把水稻的生长情况拍成照片传给我。稻谷发芽了，秧田水淹了，水稻开花了，需要灌水了，他都会拍下照片告诉我。
开始种田之后，我回老家的频率大大增多。从杭州开车回老家，路上要3个小时。原先大概两个月左右才回一趟老家，种上水稻以后，我几乎每半个月就要回家一趟，有时一个多星期就回去，和父亲了解农事的要点，记录水稻的生长变化。
水淹了稻田的那几天，我每天都会打电话回去，问父亲还在下雨吗。后来大概老天开眼，就把雨停了。田中的水渐渐退去，秧苗重新露出头来呼吸。我们也就顺应天意，让秧苗自然生长。
今年夏天，气候特别凉爽，很多城市人都觉得真不错。8月中旬的一天，我坐在车里打电话回家，却听到父亲叹一口气说，唉，还下雨。
父亲说，久雨不停，稻禾又被淹了半截。这会儿正是大肚、抽穗的关键时节，天气如果不热起来，水稻的收成可就不好了。
不种田，不知道父亲想什么。我一下子觉得不安。
旱了，渴雨；雨了，盼晴。一介农民，几千几百年来，哪一季不是在焦虑与期盼中度过？因为种了这一小片田，我跟父亲贴得更近了。我们曾经那样自以为是，那样心比天高，哪里会像父亲一样，会像农民一样思考问题呢！
女儿和我回到老家，她爷爷认真教她分辨水稻秧苗与杂草，也教她怎么插秧。
父亲告诉我，他小时候，每到农忙时节，整个村的孩子都会出现在田地里。大人会手把手教孩子犁田、耙田、插秧、收割，因为在那时的父辈们看来，种田是一种吃饭的技能，自己的孩子以后也是要靠此为生的，所以一定要掌握得娴熟才行。
父亲还说起，他上初中时，我爷爷——也就是他爸爸，身体已经不太好，不过他还是会坚持站在田地边，然后让儿子做农活给他看，告诉他哪里做对了，哪里做错了。
父亲曾经也有过跳出农门的想法。但是一辈子，终究没有跳出去，农事和生活的界限是难以分清的。所以到我这一代，他就寄予希望，让我走出村子，扔掉锄头棒。种田太苦了！我的记忆中，父亲对我农事技艺的要求不再那么高，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读书，然后洗脚上田。到了我的女儿，下田已经是一种娱乐了，每次跟我回乡下老家，正上小学二年级的女儿都特别开心，因为“感觉特别好玩”。稻田里的一切，都跟城市里的不一样，在她看来，都是那么新鲜，她喜欢寻找稻田里新奇的昆虫与野花。 城里人的乡村
秋天到来。“父亲的水稻田”终于可以收割了。
10月2日，稻田里又来了三四十位朋友。大家一起扛出沉重的打稻机，一起用镰刀割稻。这些活儿，不要说孩子们，就是大人很多都是没有体验过的。
不过，我也注意到，来参与收割的朋友们，因为技术不过关，经常是割一把，就落下好几穗在田间。父亲等大家散了，在田间细心地拾稻穗。
只有农民才真正知道，粒粒皆辛苦，粒粒都是汗水凝结而成。那么多艰辛都付出了，终于等来收获，岂肯让稻谷白白地浪费在田间。我想起一幅国外的油画，“拾麦穗者”。麦穗也好，稻穗也好，我相信拾穗的人其实是在弯腰向土地致谢。
这次的收割活动，让那么多来自城市的孩子得以有机会与土地接触，感受劳作的辛苦，也对粮食的种植过程有直接而深刻的感受。这两次活动，大人也好，小孩也好，反馈都很不错，觉得“实在太有意义了”。
7月下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记者专程来到我的家乡，对“父亲的水稻田”整整采访和拍摄了两天。这一片水稻面积不大，“待遇”却挺高，小山村第一次被中央媒体关注。节目后来在央视播出，我的父亲以及几位一起到田间干活的我的朋友，也在央视露了一个小脸，大家都很开心。
稻谷收割后，我们用了三天时间晒干，然后送到古老的碾坊去碾磨。白白的大米捧在手中，每一粒都珍贵极了。
在长假的最后几天，我和父亲母亲、老婆孩子一起，把大米细致地包装好，送到快递点，寄给全国各地的朋友们。
朋友们收到后，都跟我说，“是的，这就是小时候的米的味道！”还有朋友说，“孩子今天吃饭吃得特别用心，从来没这么认真地吃过饭，把每一粒饭都吃掉了。” 也有朋友说，“今天我吃了一碗白饭。真香。”
我把这些朋友的话，都跟我父亲说了。当然，父亲也非常开心。
我也很开心，感觉是真正在和朋友们一起分享最原初和本真的食物味道，以及分享我们各自对于生活的感恩。
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当初“不切实际”又带着“天真”的想法，加上许许多多天遥地远的朋友们的精神鼓励与实际支持，使我把这件事情做了下来。当然，我很庆幸把这件事情做下来了。
我为此感到自豪。
农民的尊严
上个月，有一个在安徽芜湖承包500亩稻田的农业大户找到我，他说自己的大米只能卖低价，更可叹的是，去年大批量的大米发往上海和江苏销售，到今年10月还没有结到款子。这样的农业生产，怎不让经营者伤透脑筋，农业又怎么走向良性循环？
谷贱伤农。我真是非常佩服台湾人，他们非常善于把生意做成文化。台湾的农民也是生活得那样富有尊严。即便是一小包茶叶，一小瓶米酒，一小盏蜂蜜，一小袋咖啡，他们能把它卖得那么精致，那么文艺，而且那么美好。农产品不仅仅是一份简单的农产品，在这份农产品背面，是土地，是文化，是情感。只有把农产品背后的“故事”讲好，才能卖出体现它价值的价格来。
我期待我们的村庄也能有那样的一天。
（责编：耿国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