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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而活跃的校园生活
除了学生自治会以外，各种各样的学生社团也非常活跃。早年的南开大学，属于研究学问的有文学会、教育研究会、政治学会、哲学会、科学会、经济学会、商学会、星会、寻光会、英文学会、国语演说会等等；属于服务类的有毕业同学会、校役夜校、平民学校、各省同乡会等等；属于文化娱乐型的有音乐会、唱歌会、新剧团、旧剧研究会和各种临时性游艺会。此外还有各种类型的运动会、考查团和旅行团等临时性组织。
成立这么多学生社团有什么作用呢？第一，它可以培养学生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校里有那么多社团，可以让学生在团体活动中找到各自的兴趣所在。曹禺小时候本来想学医，后来考入南开大学后读的是政治学。但由于他在南开中学时就受到话剧的熏陶，最终还是在话剧创作上取得了巨大成就。第二，它可以抵制功利主义的影响，改变读死书、死读书的学风。1921年科学会成立时，大学部主任凌冰到会祝贺。他说：“本大学自开学以来，学生均忙于功课，是以课外组织颇少，今日诸君自动地组织之科学研究会，实胜庆幸。研究学问要自动地研究。研究科学，要为科学而研究科学。不可杂以实用的思想，研究科学要问‘怎样’——How，不可问‘为什么’——Why。因为研究科学若问‘为什么’，一定引到不可思议的地步，而为科学进步的阻碍。”（同上，第446页）凌先生的意思，是说研究科学是没有理由的。如果事先设定一个堂而皇之的目的，比如说为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之类，就会把科学引上歧途。第三，它有利于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增进友谊，从而培养一种合作向上、不断进取的团体精神。
在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中，张伯苓的表现给同学们留下深刻印象。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张伯苓就把话剧当作练习演说、改良社会的一种好形式。为此，他自编自导自演了南开公演的第一个话剧《用非所学》。该剧写了一个从欧美留学归来的贾有志，他本来抱着“工程救国”的理想，却在名利诱惑下混迹于官场，成为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典型。多少年后，人们还是对它的现实意义给予高度评价，并说张伯苓“可谓我国话剧第一人”（《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第58页）。从此以后，每逢校庆南开都要上演话剧。另外，张伯苓的弟弟张彭春在戏剧理论和创作上贡献很大，也是南开出身的大师级人物。
张伯苓对体育极为重视。他曾经促成第一届远东运动会的召开，并担任在上海举办的第二届远东运动会总裁判。他还担任过华北体育运动会会长，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名誉会长，国民政府教育部体育委员会委员以及许多大型运动会总裁判。至于学校运动会的总裁判，更是非他莫属。了解这些情况的人都说，张伯苓先生对中国现代体育运动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他的领导才能与精神感召力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南开的体育，在抗日战争前是很有名的。从校史资料看，在球类方面，它有“执全国牛耳”并号称“五虎”的篮球队，有“雄视华北”而且是“球输精神不输”的足球队，还有至今在许多公立大学都很少拥有的垒球队、棒球队、网球队。在田径方面，南开曾多次参加远东运动会、华北运动会等国际国内比赛，并获得许多锦标。这一切与张伯苓对普及体育活动、弘扬体育精神的深刻理解有关。他说：“我‘提倡运动目的，不仅在学校，而在社会；不仅在少数选手，而在全体学生。学生在校，固应有良好运动习惯；学生出校，亦应能促进社会运动风气。少数学生之运动技术，固应提高，全体学生之身体锻炼，尤应注意。最要者学校体育不仅在技术之专长，尤重在体德之兼进，体与育并重，庶不致发生流弊。’”（同上，第65页）
为了让同学们在运动中获得身体和心灵的愉悦，张伯苓提倡“仁侠”的运动精神。“仁侠”精神的含义很丰富，简单说就是在运动中要有诚实公平的态度、光明磊落的行为、胜不骄败不馁的作风。他认为，在比赛中获胜固然重要，但千万不要使用不道德的手段。因此他反复告诫学生：“正当的失败比不正当的胜利更有价值”（《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第547页）。这正是体育精神的真谛所在。
此外，南开的“壁报生活”也很活跃。据统计，1947年全校有20多个壁报社团，其中有系办的，也有社团办的。有三日刊，有周刊，也有旬刊。这些壁报为大家提供了寻求真理、发表意见的园地，“完全是青年人爱民主、爱真理之表现”。（同上，第466页）
校园被毁，精神还在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违背国际公约，公然派飞机轰炸南开大学。随后，日本兵又进入校园到处放火，使学校变成一片废墟。1937年7月31日，《中央日报》报道说：“两日来日机在天津投弹，惨炸各处，而全城视线，犹注意于八里台南开大学之烟火。缘日方因二十九日之轰炸，仅及两三处大楼，为全部毁灭计，乃于三十日下午三时许，日方派骑兵百余名，汽车数辆，满载煤油到处放火，秀山堂、思源堂（以上两大厦均系该校之学堂）、图书馆、教授宿舍及邻近民房，尽在烟火之中。烟火十余处，红黑相接，黑白相同，烟火蔽天，翘首观火者，皆嗟叹不已。”（同上，第82页）
日本军队为什么对南开大学下此毒手呢？这与他们对南开的特殊忌恨有关。
早在1916年，张伯苓曾在沈阳作了题为《中国之希望》的演讲。出于好奇，张学良听了这次演讲。在谈到中国面临的危机时，张伯苓说：“每个人都要自强，只要人人有了自我，中国就亡不了。我们必须有这么想的气概，不管人家怎么说，自己要有这种信念！”这些话使十几岁的张学良感到强烈的震撼。后来他谈到这一经历时说：“我能有今天，全是张校长当年的话起了作用。”
1927年，日本窥视东北的野心日益明显，张伯苓到沈阳、大连考察后，在南开大学成立“满蒙研究会”（后改为东北研究会）。研究会的活动得到张学良的支持。毕业于南开中学的著名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说，在东北研究会主持下，编写了一本《东北经济地理》的教材，非常系统地介绍了东三省的自然和人文地理。何先生认为：“这本教材无疑是当时国内有关东北地理有限著作之中最好的一部。……南开中学能如此爱国，编印出专门教材，开一专门新课——这个纪录，可以向近代世界各国所有的中学‘挑战’。”（同上，第392页） 1930年，张学良改组东北大学，张伯苓派出身于南开、后来又留学英国的宁恩承前去担任执行校长，对张学良帮助很大。在这前后，张学良也捐赠土地、巨款，支持南开大学。“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大学迁入关内，南开大学接收该校不少学生。当时，张伯苓还出任天津抗日救国会领导人，积极组织声援东北同胞的活动。长城抗战期间，他又多次派学生去前线慰问抗日将士，并亲自写信鼓励他们努力杀敌，为国争光。西安事变爆发后，张伯苓致信张学良，希望他以大局为重，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危机。
值得一提的是，1934年第18届华北运动会在天津召开，“南开啦啦队”在看台上突然打出“勿忘国耻”、“收复失地”的标语，并发出激越的呼喊。全场三万多人为之震惊，并报以震天动地的掌声。当时日本驻天津的最高长官梅津就坐在主席台上，他当即向运动会副会长兼总裁判张伯苓提出抗议，但张伯苓反驳说：“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爱国活动，这是学生们的自由，外国人无权干涉。”梅津愤然退席后，向天津当局提出抗议。日本驻华使馆也向南京政府进行交涉。据说当局要张伯苓管束学生，于是张把学生领袖召来，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讨厌”；第二句话是“你们讨厌得好”；第三句是“下次还这么讨厌”，但“要更巧妙地讨厌”（《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第46页）。此外，驻扎在八里台附近的日本军队经常骚扰南开大学，双方还发生过较大冲突。这显然是日本侵略者对南开恨之入骨的原因。
对于南开面临的危险，张伯苓早有预料。1935年他去南京，在南开校友聚会时说：“‘九·一八’以后，尤其何梅协定签字以来，平津一带随时可有战局。同学们固应爱护母校，但尤应爱国。天津如被侵袭，早受日人嫉恨的南开学校，其遭遇破坏自属必然。但我们不可因此对抗日有所顾虑。南开学校与国家比，实不算顶重要。有中国在，则南开纵使遭到破坏，何患不能恢复。”（同上，第302-303页）南开校园被毁后，蒋介石对张伯苓说：“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就有南开。”可见在抗日问题上，二人的意见多么一致。张伯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张伯苓纪念文集》第261页）后来，蒋介石所说的“有中国就有南开”，曾经广为流传。这句话，他好像反复说过。南开校友唐贤可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每逢南开校庆，蒋介石都要亲临祝贺。1944年校庆时，他看到蒋介石到重庆南开中学探望张伯苓，临走时，他清楚地听到蒋介石对张伯苓大声说：“有中国就有南开在。”（《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第264页）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开大学与北大、清华在长沙共同组建临时大学，随后又转移云南，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为国家保存了学术文化命脉，谱写了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弦歌不绝的佳话。在这方面，允公允能、愈挫愈奋的南开精神起了不容低估的作用。
办学五十年，美名传天下
其实，早在1935年张伯苓就因为华北形势紧张，想把南开迁往四川。当时他利用开会之机到重庆考察，决定在沙坪坝建立分校。第二年年初，张伯苓赴南京筹款，蒋介石表示支持，并认捐5万元。这样一来，各级官员如孔祥熙、张群、刘湘等政界要人以及社会名流都纷纷捐款资助。当年8月，重庆南渝中学（后改名重庆南开中学）正式建成，张伯苓自任校长，并成立南渝中学董事会，张群、吴鼎昌、卢作孚、胡子昂等人担任董事。
1938年4月西南联大成立后，张伯苓与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担任校务委员会常委，共同负责学校工作。不过，自从当年7月张伯苓出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之后，他的主要精力就放在了国民参政会方面。国民参政会是抗战期间成立的一个具有战时国会性质的机构，其成员为社会各界的领袖人物。张伯苓以私人力量办学数十年，能够获此殊荣，可谓名至实归。尽管如此，他还是身在江湖，不忘教育。1940年，他在病中对南开同仁说：“我个人一生从事教育，此志不渝，虽近因参政会事和政治发生关系，但绝不忘掉本身事业。”1943年4月5日是他68岁（虚岁）寿辰，他还立下这样的誓言：“为国家，为南开，当再努力十二年，至八十岁再退休。”（《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第306-307页）
这时的张伯苓，已经是誉满中外的教育家了。1942年10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威尔基来中国访问，专门参观了重庆的南开中学。他回国后撰写《天下一家》，高度评价了张伯苓的办学成就。
1944年1月，国民政府为褒奖张伯苓终身从事教育所取得的成就，向他颁发一等景星勋章。
同年4月，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为张伯苓祝寿时，引用蒋介石的话写了一首贺诗：“‘有中国必有南开’，两园桃李一手栽。从心所欲不逾矩，凯歌重上八里台。”从感人的诗句中不难看出，人们早已把张伯苓的奋斗精神与抗战必胜的信念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宣布南开大学改为国立，张伯苓仍然担任校长。但是张伯苓向蒋介石表示：南开大学“愿仍以人民社团立场，继续努力，以贯彻为国服务之初衷”。后来他还说：“南大因为经济关系暂行改为国立，十年后仍将改为私立。”
人们对张伯苓不愿意把南开变为国立大学作过种种解释，比如说不愿意受蒋介石控制等等，实际上都有误读之嫌。一所大学由私立变成国立，不仅经费有了保障，而且地位大大提高，这本来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张伯苓却要坚持改为私立呢？这与他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以民间办学的方式，“贯彻为国服务之初衷”有关。事实上，不用说社会发展到今天，就是在古代，中国也有“学在民间”的传统。也就是说，如果无视民间的力量，什么事情都由政府包办代替，不但不会把事情办好，还会挫伤每一个人的爱国心和积极性。国外的许多私立大学，都办成世人仰慕的名牌大学，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张伯苓要走的也是这样一条道路。他希望大家都要对社会尽一份义务和责任，而不要把什么事情都推给国家，由政府来包办。对于这个问题，缺乏“允公允能”精神的人，以及没有现代社会理念之辈，是不会理解的。 1946年，张伯苓赴美国治病，被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6月9日，南开旅美校友会七十余人在纽约集会，为张伯苓补祝七十周岁大寿。会上，老舍、曹禺朗诵亦庄亦谐的长诗一首，歌颂了老校长的伟业，表达了大家对他的钦佩——
知道有中国的，
便知道有个南开。
这不是吹，也不是嗙，
真的，天下谁人不知，
南开有个张校长？！
不是胡吹，不是乱讲，
一提起我们的张校长，
就仿佛提到华盛顿，
或莎士比亚那个样。
虽然他并不稀罕作几任总统，
或写几部剧教人鼓掌。
可是他会把成千论万的小淘气儿，
用人格的薰陶，
与身心的教养，
造成华盛顿或不朽的写家，
把古老的中华，
变得比英美还更棒！
…………
诗中还写到日本鬼子对张伯苓恨得要命，他们甚至说：“有这老头子，我们吃天津萝卜也不消化！”但是，在南开校园被毁后，老校长“抹一抹鼻梁”说：“哼！咱老子还有昆明和沙坪坝！”（《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第249-253页）
1947年1月，美国加利福尼亚某大学还授予张伯苓名誉法学博士学位，第二年，上述《另一个中国》在美国出版，胡适著文全面介绍了南开的诞生经过。在文章最后，他引用了张伯苓的一段话：“我对未来充满希望。南开事业是无止境的，发展是无限的。让我们拿出以往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同心协力，使南开在建设祖国的事业中，成为重要的一员。”（同上，第97页）
晚景凄凉与遗嘱之争
然而，未来是否就像张伯苓希望的那样呢？
1950年3月，张伯苓回到阔别多年的南开大学，还对未来充满希望。在巡视校园以后，他对记者发表谈话说：“四十九年前，因感于帝国主义之压迫，而决心从事教育。初与严范孙先生办学，学生不过五人，今日南开学生已不可胜计，中国经此次抗战，不平等条约终获解除，此即为余数十年前办学之目的。”他还说，我深信中国前途非常光明，因为中国人有智慧，能吃苦，又有古老的文化传统。这个文化传统与各国比较虽然各有短长，但我们决不能丢弃。（同上，第310页）
正当张伯苓全力以赴重建南开的时候，蒋介石邀请他出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并辞去南开大学校长。考试院院长本来想请胡适担任，但胡适执意不肯。尽管张伯苓再三推辞，却还是拗不过蒋，只好勉强赴任。行前，他召集骨干教师嘱咐两点：其一，本校各院系聘请教师，素有和衷共济精神，今后也应该如此；其二，本校私立时代，节省人力，用人少而效率高，如今改为国立，也要保持这一传统。可见他念兹在兹的还是“私立”二字。
张伯苓是在1948年6月内战最激烈的时候出任考试院院长的。大概是由于时局和身体的双重原因吧，他在南京呆了不到半年，就飞往重庆养病。一年后，南京国民政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追击下，先迁广州，再迁重庆，但还是难以立足。这时蒋介石父子多次动员张伯苓前往台湾或美国，张以衰老多病谢绝了他们的好意。据说，当时傅作义曾向周恩来反映张伯苓还在重庆，周便托人给张捎来“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同上，第260页）的书信，从而坚定了张伯苓留下来的决心。
1950年5月，张伯苓从重庆返回天津时路过北京，他在老朋友傅作义家逗留好几个月。“之所以如此，是周恩来考虑到张伯苓即时返津，可能会遭到激进学生的斗争。”（《张伯苓的最后五年》，《逝去的大学》第72页，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事实果然如此，当张伯苓于9月中旬返回南开时，南开大学的“进步师生”对他并不欢迎。
如果说这些遭遇对于“愈挫愈奋”的张伯苓还可以忍受的话，那么下面的情况对于这位古稀的老人来说，则是致命的一击。这一年10月17日是南开46周年校庆，张伯苓很早就做好了参加校庆活动的准备。但是到了那一天，“南开中学不允许他进入，而南开大学也只安排他在相关活动中坐一般座席。自此，他变得沉默孤独，常常呆坐在居室，以手击头，神情颓丧，叹息不已，自感平生工作全被否定……”（同上）。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精神世界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经过一个凄凉而漫长的冬天，到了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与世长辞，享年75岁。前几年他立下的“为国家，为南开，当再努力十二年，至八十岁再退休”的誓言，也同时化为泡影。
张伯苓去世后，有几件事非常蹊跷：一是国内媒体的反应十分冷淡，即使是周恩来亲临吊唁，也未公开报道；二是直到张伯苓逝世之后44天，追悼会才正式举行；三是在张伯苓身后，居然出现大陆版和台湾版两份遗嘱。
关于第一件事，媒体的反应说明它们的功能已经完全改变，《大公报》所代表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至于周恩来的活动为什么没有报道，还有待于相关档案公开后才能了解事情真相。
关于第二件事，显然与前一件事有关。有意思的是追悼会既不在南开大学，也不在南开中学，而是在南开女中的礼堂举行。悼词由多年担任南开大学秘书长的黄钰生宣读，也可以看出其规格低到不能再低的程度。悼词开头有这样的话：“这个追悼会，适应了许多人感情上的要求；这个追悼会，可以起团结和教育的作用，”（《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第273页）这些话似乎暗含着许多难言之隐，也表现出在政治高压下，知识界残存的一点顽强的个性。
至于第三件事，则需要多说几句。据黄钰生介绍，大陆版的张伯苓遗嘱是由他执笔的。他说：“张校长是1951年2月14日中风的，当时已经口角歪斜，不能说话了，但神智还清楚，”有人提议应该为校长写一个遗嘱，“比较起来，我和张校长最接近，在南开的时间也较久，所以大家推我起草。”他还说：“在伯苓先生逝世前三四天，我拿了遗嘱草稿，读给他听，那时他虽然不能说话，但听力还好，心里也很清楚。我一段一段地念，他一段一段地表示同意；念完全篇之后，他挑大姆指，表示赞赏。”（《张伯苓纪念文集》第40-41页）当时在场的人，除了张伯苓的家属和黄钰生之外，没有其他人。
尽管黄钰生在遗嘱中以张伯苓的口吻对新政权予以高度评价，说“今日之人民政府为中国前所未有之廉洁的政府，其发展生产，友好苏联之政策，实为高瞻远瞩之政策。凡我同学，允宜竭尽所能，合群团结，为公为国，拥护人民政府，以建设富强康乐之新中国。无限光明远景，余将含笑九泉以待之。”但是对于这份遗嘱，周恩来在审读时还是表示遗憾。
据说台湾版遗嘱的落款日期是“中华民国四十年二月二十二日”，即张伯苓逝世的前一天。黄钰生把这份遗嘱斥为伪造。他举例说，其中有些骈体排比的句子，比如“惟始皇阴狠，秦廷终于覆亡；巢闯跳梁，沐猴宁能成事？”显然“不是张伯苓先生的口吻和笔调”。当然，台湾方面也不相信大陆版的遗嘱是张本人的意愿。有人说，当时张伯苓已经是“身为楚囚，失去个人行动与说话自由”了（同上，第41-42页）。
除了这些众说纷纭的历史之谜之外，唯一不用争论的是：张伯苓走了，连同造就他的那个时代。于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尽管南开的名字还在，校园还在，但是张伯苓对私立大学的理解，以及他创办私立大学的精神，却再也没有出现……（下）
除了学生自治会以外，各种各样的学生社团也非常活跃。早年的南开大学，属于研究学问的有文学会、教育研究会、政治学会、哲学会、科学会、经济学会、商学会、星会、寻光会、英文学会、国语演说会等等；属于服务类的有毕业同学会、校役夜校、平民学校、各省同乡会等等；属于文化娱乐型的有音乐会、唱歌会、新剧团、旧剧研究会和各种临时性游艺会。此外还有各种类型的运动会、考查团和旅行团等临时性组织。
成立这么多学生社团有什么作用呢？第一，它可以培养学生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校里有那么多社团，可以让学生在团体活动中找到各自的兴趣所在。曹禺小时候本来想学医，后来考入南开大学后读的是政治学。但由于他在南开中学时就受到话剧的熏陶，最终还是在话剧创作上取得了巨大成就。第二，它可以抵制功利主义的影响，改变读死书、死读书的学风。1921年科学会成立时，大学部主任凌冰到会祝贺。他说：“本大学自开学以来，学生均忙于功课，是以课外组织颇少，今日诸君自动地组织之科学研究会，实胜庆幸。研究学问要自动地研究。研究科学，要为科学而研究科学。不可杂以实用的思想，研究科学要问‘怎样’——How，不可问‘为什么’——Why。因为研究科学若问‘为什么’，一定引到不可思议的地步，而为科学进步的阻碍。”（同上，第446页）凌先生的意思，是说研究科学是没有理由的。如果事先设定一个堂而皇之的目的，比如说为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之类，就会把科学引上歧途。第三，它有利于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增进友谊，从而培养一种合作向上、不断进取的团体精神。
在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中，张伯苓的表现给同学们留下深刻印象。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张伯苓就把话剧当作练习演说、改良社会的一种好形式。为此，他自编自导自演了南开公演的第一个话剧《用非所学》。该剧写了一个从欧美留学归来的贾有志，他本来抱着“工程救国”的理想，却在名利诱惑下混迹于官场，成为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典型。多少年后，人们还是对它的现实意义给予高度评价，并说张伯苓“可谓我国话剧第一人”（《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第58页）。从此以后，每逢校庆南开都要上演话剧。另外，张伯苓的弟弟张彭春在戏剧理论和创作上贡献很大，也是南开出身的大师级人物。
张伯苓对体育极为重视。他曾经促成第一届远东运动会的召开，并担任在上海举办的第二届远东运动会总裁判。他还担任过华北体育运动会会长，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名誉会长，国民政府教育部体育委员会委员以及许多大型运动会总裁判。至于学校运动会的总裁判，更是非他莫属。了解这些情况的人都说，张伯苓先生对中国现代体育运动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他的领导才能与精神感召力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南开的体育，在抗日战争前是很有名的。从校史资料看，在球类方面，它有“执全国牛耳”并号称“五虎”的篮球队，有“雄视华北”而且是“球输精神不输”的足球队，还有至今在许多公立大学都很少拥有的垒球队、棒球队、网球队。在田径方面，南开曾多次参加远东运动会、华北运动会等国际国内比赛，并获得许多锦标。这一切与张伯苓对普及体育活动、弘扬体育精神的深刻理解有关。他说：“我‘提倡运动目的，不仅在学校，而在社会；不仅在少数选手，而在全体学生。学生在校，固应有良好运动习惯；学生出校，亦应能促进社会运动风气。少数学生之运动技术，固应提高，全体学生之身体锻炼，尤应注意。最要者学校体育不仅在技术之专长，尤重在体德之兼进，体与育并重，庶不致发生流弊。’”（同上，第65页）
为了让同学们在运动中获得身体和心灵的愉悦，张伯苓提倡“仁侠”的运动精神。“仁侠”精神的含义很丰富，简单说就是在运动中要有诚实公平的态度、光明磊落的行为、胜不骄败不馁的作风。他认为，在比赛中获胜固然重要，但千万不要使用不道德的手段。因此他反复告诫学生：“正当的失败比不正当的胜利更有价值”（《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第547页）。这正是体育精神的真谛所在。
此外，南开的“壁报生活”也很活跃。据统计，1947年全校有20多个壁报社团，其中有系办的，也有社团办的。有三日刊，有周刊，也有旬刊。这些壁报为大家提供了寻求真理、发表意见的园地，“完全是青年人爱民主、爱真理之表现”。（同上，第466页）
校园被毁，精神还在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违背国际公约，公然派飞机轰炸南开大学。随后，日本兵又进入校园到处放火，使学校变成一片废墟。1937年7月31日，《中央日报》报道说：“两日来日机在天津投弹，惨炸各处，而全城视线，犹注意于八里台南开大学之烟火。缘日方因二十九日之轰炸，仅及两三处大楼，为全部毁灭计，乃于三十日下午三时许，日方派骑兵百余名，汽车数辆，满载煤油到处放火，秀山堂、思源堂（以上两大厦均系该校之学堂）、图书馆、教授宿舍及邻近民房，尽在烟火之中。烟火十余处，红黑相接，黑白相同，烟火蔽天，翘首观火者，皆嗟叹不已。”（同上，第82页）
日本军队为什么对南开大学下此毒手呢？这与他们对南开的特殊忌恨有关。
早在1916年，张伯苓曾在沈阳作了题为《中国之希望》的演讲。出于好奇，张学良听了这次演讲。在谈到中国面临的危机时，张伯苓说：“每个人都要自强，只要人人有了自我，中国就亡不了。我们必须有这么想的气概，不管人家怎么说，自己要有这种信念！”这些话使十几岁的张学良感到强烈的震撼。后来他谈到这一经历时说：“我能有今天，全是张校长当年的话起了作用。”
1927年，日本窥视东北的野心日益明显，张伯苓到沈阳、大连考察后，在南开大学成立“满蒙研究会”（后改为东北研究会）。研究会的活动得到张学良的支持。毕业于南开中学的著名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说，在东北研究会主持下，编写了一本《东北经济地理》的教材，非常系统地介绍了东三省的自然和人文地理。何先生认为：“这本教材无疑是当时国内有关东北地理有限著作之中最好的一部。……南开中学能如此爱国，编印出专门教材，开一专门新课——这个纪录，可以向近代世界各国所有的中学‘挑战’。”（同上，第392页） 1930年，张学良改组东北大学，张伯苓派出身于南开、后来又留学英国的宁恩承前去担任执行校长，对张学良帮助很大。在这前后，张学良也捐赠土地、巨款，支持南开大学。“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大学迁入关内，南开大学接收该校不少学生。当时，张伯苓还出任天津抗日救国会领导人，积极组织声援东北同胞的活动。长城抗战期间，他又多次派学生去前线慰问抗日将士，并亲自写信鼓励他们努力杀敌，为国争光。西安事变爆发后，张伯苓致信张学良，希望他以大局为重，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危机。
值得一提的是，1934年第18届华北运动会在天津召开，“南开啦啦队”在看台上突然打出“勿忘国耻”、“收复失地”的标语，并发出激越的呼喊。全场三万多人为之震惊，并报以震天动地的掌声。当时日本驻天津的最高长官梅津就坐在主席台上，他当即向运动会副会长兼总裁判张伯苓提出抗议，但张伯苓反驳说：“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爱国活动，这是学生们的自由，外国人无权干涉。”梅津愤然退席后，向天津当局提出抗议。日本驻华使馆也向南京政府进行交涉。据说当局要张伯苓管束学生，于是张把学生领袖召来，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讨厌”；第二句话是“你们讨厌得好”；第三句是“下次还这么讨厌”，但“要更巧妙地讨厌”（《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第46页）。此外，驻扎在八里台附近的日本军队经常骚扰南开大学，双方还发生过较大冲突。这显然是日本侵略者对南开恨之入骨的原因。
对于南开面临的危险，张伯苓早有预料。1935年他去南京，在南开校友聚会时说：“‘九·一八’以后，尤其何梅协定签字以来，平津一带随时可有战局。同学们固应爱护母校，但尤应爱国。天津如被侵袭，早受日人嫉恨的南开学校，其遭遇破坏自属必然。但我们不可因此对抗日有所顾虑。南开学校与国家比，实不算顶重要。有中国在，则南开纵使遭到破坏，何患不能恢复。”（同上，第302-303页）南开校园被毁后，蒋介石对张伯苓说：“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就有南开。”可见在抗日问题上，二人的意见多么一致。张伯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张伯苓纪念文集》第261页）后来，蒋介石所说的“有中国就有南开”，曾经广为流传。这句话，他好像反复说过。南开校友唐贤可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每逢南开校庆，蒋介石都要亲临祝贺。1944年校庆时，他看到蒋介石到重庆南开中学探望张伯苓，临走时，他清楚地听到蒋介石对张伯苓大声说：“有中国就有南开在。”（《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第264页）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开大学与北大、清华在长沙共同组建临时大学，随后又转移云南，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为国家保存了学术文化命脉，谱写了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弦歌不绝的佳话。在这方面，允公允能、愈挫愈奋的南开精神起了不容低估的作用。
办学五十年，美名传天下
其实，早在1935年张伯苓就因为华北形势紧张，想把南开迁往四川。当时他利用开会之机到重庆考察，决定在沙坪坝建立分校。第二年年初，张伯苓赴南京筹款，蒋介石表示支持，并认捐5万元。这样一来，各级官员如孔祥熙、张群、刘湘等政界要人以及社会名流都纷纷捐款资助。当年8月，重庆南渝中学（后改名重庆南开中学）正式建成，张伯苓自任校长，并成立南渝中学董事会，张群、吴鼎昌、卢作孚、胡子昂等人担任董事。
1938年4月西南联大成立后，张伯苓与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担任校务委员会常委，共同负责学校工作。不过，自从当年7月张伯苓出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之后，他的主要精力就放在了国民参政会方面。国民参政会是抗战期间成立的一个具有战时国会性质的机构，其成员为社会各界的领袖人物。张伯苓以私人力量办学数十年，能够获此殊荣，可谓名至实归。尽管如此，他还是身在江湖，不忘教育。1940年，他在病中对南开同仁说：“我个人一生从事教育，此志不渝，虽近因参政会事和政治发生关系，但绝不忘掉本身事业。”1943年4月5日是他68岁（虚岁）寿辰，他还立下这样的誓言：“为国家，为南开，当再努力十二年，至八十岁再退休。”（《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第306-307页）
这时的张伯苓，已经是誉满中外的教育家了。1942年10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威尔基来中国访问，专门参观了重庆的南开中学。他回国后撰写《天下一家》，高度评价了张伯苓的办学成就。
1944年1月，国民政府为褒奖张伯苓终身从事教育所取得的成就，向他颁发一等景星勋章。
同年4月，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为张伯苓祝寿时，引用蒋介石的话写了一首贺诗：“‘有中国必有南开’，两园桃李一手栽。从心所欲不逾矩，凯歌重上八里台。”从感人的诗句中不难看出，人们早已把张伯苓的奋斗精神与抗战必胜的信念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宣布南开大学改为国立，张伯苓仍然担任校长。但是张伯苓向蒋介石表示：南开大学“愿仍以人民社团立场，继续努力，以贯彻为国服务之初衷”。后来他还说：“南大因为经济关系暂行改为国立，十年后仍将改为私立。”
人们对张伯苓不愿意把南开变为国立大学作过种种解释，比如说不愿意受蒋介石控制等等，实际上都有误读之嫌。一所大学由私立变成国立，不仅经费有了保障，而且地位大大提高，这本来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张伯苓却要坚持改为私立呢？这与他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以民间办学的方式，“贯彻为国服务之初衷”有关。事实上，不用说社会发展到今天，就是在古代，中国也有“学在民间”的传统。也就是说，如果无视民间的力量，什么事情都由政府包办代替，不但不会把事情办好，还会挫伤每一个人的爱国心和积极性。国外的许多私立大学，都办成世人仰慕的名牌大学，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张伯苓要走的也是这样一条道路。他希望大家都要对社会尽一份义务和责任，而不要把什么事情都推给国家，由政府来包办。对于这个问题，缺乏“允公允能”精神的人，以及没有现代社会理念之辈，是不会理解的。 1946年，张伯苓赴美国治病，被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6月9日，南开旅美校友会七十余人在纽约集会，为张伯苓补祝七十周岁大寿。会上，老舍、曹禺朗诵亦庄亦谐的长诗一首，歌颂了老校长的伟业，表达了大家对他的钦佩——
知道有中国的，
便知道有个南开。
这不是吹，也不是嗙，
真的，天下谁人不知，
南开有个张校长？！
不是胡吹，不是乱讲，
一提起我们的张校长，
就仿佛提到华盛顿，
或莎士比亚那个样。
虽然他并不稀罕作几任总统，
或写几部剧教人鼓掌。
可是他会把成千论万的小淘气儿，
用人格的薰陶，
与身心的教养，
造成华盛顿或不朽的写家，
把古老的中华，
变得比英美还更棒！
…………
诗中还写到日本鬼子对张伯苓恨得要命，他们甚至说：“有这老头子，我们吃天津萝卜也不消化！”但是，在南开校园被毁后，老校长“抹一抹鼻梁”说：“哼！咱老子还有昆明和沙坪坝！”（《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第249-253页）
1947年1月，美国加利福尼亚某大学还授予张伯苓名誉法学博士学位，第二年，上述《另一个中国》在美国出版，胡适著文全面介绍了南开的诞生经过。在文章最后，他引用了张伯苓的一段话：“我对未来充满希望。南开事业是无止境的，发展是无限的。让我们拿出以往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同心协力，使南开在建设祖国的事业中，成为重要的一员。”（同上，第97页）
晚景凄凉与遗嘱之争
然而，未来是否就像张伯苓希望的那样呢？
1950年3月，张伯苓回到阔别多年的南开大学，还对未来充满希望。在巡视校园以后，他对记者发表谈话说：“四十九年前，因感于帝国主义之压迫，而决心从事教育。初与严范孙先生办学，学生不过五人，今日南开学生已不可胜计，中国经此次抗战，不平等条约终获解除，此即为余数十年前办学之目的。”他还说，我深信中国前途非常光明，因为中国人有智慧，能吃苦，又有古老的文化传统。这个文化传统与各国比较虽然各有短长，但我们决不能丢弃。（同上，第310页）
正当张伯苓全力以赴重建南开的时候，蒋介石邀请他出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并辞去南开大学校长。考试院院长本来想请胡适担任，但胡适执意不肯。尽管张伯苓再三推辞，却还是拗不过蒋，只好勉强赴任。行前，他召集骨干教师嘱咐两点：其一，本校各院系聘请教师，素有和衷共济精神，今后也应该如此；其二，本校私立时代，节省人力，用人少而效率高，如今改为国立，也要保持这一传统。可见他念兹在兹的还是“私立”二字。
张伯苓是在1948年6月内战最激烈的时候出任考试院院长的。大概是由于时局和身体的双重原因吧，他在南京呆了不到半年，就飞往重庆养病。一年后，南京国民政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追击下，先迁广州，再迁重庆，但还是难以立足。这时蒋介石父子多次动员张伯苓前往台湾或美国，张以衰老多病谢绝了他们的好意。据说，当时傅作义曾向周恩来反映张伯苓还在重庆，周便托人给张捎来“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同上，第260页）的书信，从而坚定了张伯苓留下来的决心。
1950年5月，张伯苓从重庆返回天津时路过北京，他在老朋友傅作义家逗留好几个月。“之所以如此，是周恩来考虑到张伯苓即时返津，可能会遭到激进学生的斗争。”（《张伯苓的最后五年》，《逝去的大学》第72页，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事实果然如此，当张伯苓于9月中旬返回南开时，南开大学的“进步师生”对他并不欢迎。
如果说这些遭遇对于“愈挫愈奋”的张伯苓还可以忍受的话，那么下面的情况对于这位古稀的老人来说，则是致命的一击。这一年10月17日是南开46周年校庆，张伯苓很早就做好了参加校庆活动的准备。但是到了那一天，“南开中学不允许他进入，而南开大学也只安排他在相关活动中坐一般座席。自此，他变得沉默孤独，常常呆坐在居室，以手击头，神情颓丧，叹息不已，自感平生工作全被否定……”（同上）。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精神世界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经过一个凄凉而漫长的冬天，到了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与世长辞，享年75岁。前几年他立下的“为国家，为南开，当再努力十二年，至八十岁再退休”的誓言，也同时化为泡影。
张伯苓去世后，有几件事非常蹊跷：一是国内媒体的反应十分冷淡，即使是周恩来亲临吊唁，也未公开报道；二是直到张伯苓逝世之后44天，追悼会才正式举行；三是在张伯苓身后，居然出现大陆版和台湾版两份遗嘱。
关于第一件事，媒体的反应说明它们的功能已经完全改变，《大公报》所代表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至于周恩来的活动为什么没有报道，还有待于相关档案公开后才能了解事情真相。
关于第二件事，显然与前一件事有关。有意思的是追悼会既不在南开大学，也不在南开中学，而是在南开女中的礼堂举行。悼词由多年担任南开大学秘书长的黄钰生宣读，也可以看出其规格低到不能再低的程度。悼词开头有这样的话：“这个追悼会，适应了许多人感情上的要求；这个追悼会，可以起团结和教育的作用，”（《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第273页）这些话似乎暗含着许多难言之隐，也表现出在政治高压下，知识界残存的一点顽强的个性。
至于第三件事，则需要多说几句。据黄钰生介绍，大陆版的张伯苓遗嘱是由他执笔的。他说：“张校长是1951年2月14日中风的，当时已经口角歪斜，不能说话了，但神智还清楚，”有人提议应该为校长写一个遗嘱，“比较起来，我和张校长最接近，在南开的时间也较久，所以大家推我起草。”他还说：“在伯苓先生逝世前三四天，我拿了遗嘱草稿，读给他听，那时他虽然不能说话，但听力还好，心里也很清楚。我一段一段地念，他一段一段地表示同意；念完全篇之后，他挑大姆指，表示赞赏。”（《张伯苓纪念文集》第40-41页）当时在场的人，除了张伯苓的家属和黄钰生之外，没有其他人。
尽管黄钰生在遗嘱中以张伯苓的口吻对新政权予以高度评价，说“今日之人民政府为中国前所未有之廉洁的政府，其发展生产，友好苏联之政策，实为高瞻远瞩之政策。凡我同学，允宜竭尽所能，合群团结，为公为国，拥护人民政府，以建设富强康乐之新中国。无限光明远景，余将含笑九泉以待之。”但是对于这份遗嘱，周恩来在审读时还是表示遗憾。
据说台湾版遗嘱的落款日期是“中华民国四十年二月二十二日”，即张伯苓逝世的前一天。黄钰生把这份遗嘱斥为伪造。他举例说，其中有些骈体排比的句子，比如“惟始皇阴狠，秦廷终于覆亡；巢闯跳梁，沐猴宁能成事？”显然“不是张伯苓先生的口吻和笔调”。当然，台湾方面也不相信大陆版的遗嘱是张本人的意愿。有人说，当时张伯苓已经是“身为楚囚，失去个人行动与说话自由”了（同上，第41-42页）。
除了这些众说纷纭的历史之谜之外，唯一不用争论的是：张伯苓走了，连同造就他的那个时代。于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尽管南开的名字还在，校园还在，但是张伯苓对私立大学的理解，以及他创办私立大学的精神，却再也没有出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