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一篇题为《中国人民大学孙家洲教授为断绝本人与新招硕士生郝相赫的师生关系告学界朋友与弟子的公开信》的文件在微信朋友圈中广为传播，公开信称，“生之交首重道义”，相关导师因新招收的硕士研究生在朋友圈发布的微信“居然对北大阎步克教授、人大韩树峰教授无端嘲讽”，令导师“极为震怒”，以致决定断绝与该生的“师生关系”云。
　　公开信发出之后，引发媒体和网民的议论。值得关注的是，这一事件并未改善公众对当下中国所谓“学术圈”的不良印象，相反，它加剧了人们对“学者”的恶感，尽管当事人或许有清扫学术的“奥吉尼亚牛圈”的初衷。
　　该导师在公开信中写道，自己“当即发出公开评论，怒斥狂徒。我的评论，无法显示。随后，我发现他把狂言撤销了。但是，问题已经暴露无遗。学界自有学界的规矩与尊严。”暂且不论学界的那些可疑的“规矩”与“尊严”，公开信中的这一番表白，与其说是说给公众听的，不如说是说给那些遭指摘的学术权威人士以及相关的学术同行们听的，同“狂徒”划清界线，以致不惜以公开断绝“师生关系”的方式，来撇清自己。具体的当事人有诸多人事顾忌，或许自有其道理。撇开这个问题不谈，我感兴趣的是这一事件所折射出来的当下“学术生态”之情形。从表面上看，这一事件仅仅是师生之间在为人处事方面的差异，但闹出公开“绝交”的结果来，就不再只是师生之间的私事。
　　在现代大学教育制度下，所谓“师生关系”，并非师生二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大学是公共教育机构，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的权益和表达自由，都有相关的制度保障，并且，它只能是一种公共关系。在这一点上，许多人的观念仍停留在古代的“私塾”概念上。有人用传统的师徒模式来比附现在的研究生与导师的关系，并强调师生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师道尊严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在现代教育条件下，古代的师徒模式并不完全合适。尤其是在带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师徒关系”方面，是一种陈腐的教育理念的残余，甚至是现代学术发展的阻碍。它带来门户之见，将以真理为追求的学术，蜕变为一种人际关系。
　　在我看来，这一场“师生绝交”的闹剧，并非因为观点分歧，跟学术本身几无关联。乃是因为学生狂妄的言论，可能影响到导师的关系网，触动的是学术成功人士的利益圈，破坏了这个利益圈内部的潜规则。
　　对于一些人来说，重要的不是学问，而是“关系学”。如何维持跟学界内部的各种势力之间的良好关系，是其利益的保证。我们常常可以看到，那些善于在学术交际圈里左右逢源、长袖善舞的学术“交际花”们，频频出没于各种跟学术有点沾边的场合，在各种学术论坛、会议上，是他们交际的好时机。他们大多并不在乎交流学术信息和观点，而是先去混个脸熟，伺机寻找利益交换的机会。甚至有老师在一些场合公开向学生传授“关系经”，称搞好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及与学术权威之间的关系，比学术真理本身来得更为重要。与其认真研究学问，不如经营好学术社交圈。这当然是那些“为人师表”的老师们的经验之谈，而且，在实利的层面也确实是行之有效的。
　　由此看见，所谓“学术圈”亦日益“行会化”，依靠所谓行会内部默认的规则，来维持各方面的关系。于是，所谓“清理门户”的行会习气，也就成为学术规则之一。由于种种“行会习气”的存在，学术上正常的学术争鸣和学术批评，也就难以形成，即便有，也是看上去一团和气、隔靴搔痒的“商榷”。导师则依照学生是否听话，是否忠于自己的学术路径，来选定学术继承人，成为自己行将终结的学术生命的延续。行会化的学术圈，进一步“帮会化”，也就是说，是否在行也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要依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纠结成帮，不断扩充同门及其师友在行业内部的势力范围。同时，也因为导师经营多年的交际网络可能会给学生带来更多的便利，学生们也乐意接受与导师之间的依附关系，形成所谓“师门”。一旦出现门徒悖逆的情况，就会祭出“清理门户”的家法，严惩“孽徒”。
　　有趣的是，在这一“师生绝交”事件中，作为当事人的导师，最终采取了求助于行政权力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声称自己本有更多的话要说，但在向单位领导汇报之后，领导不同意他进一步发声。校方企图通过消声来弱化媒体和公众对事件的关注，避免事件进一步升级而导致本单位的声誉受损，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当事导师在事件发生之初，却并未遵照学校的规则行事，而是根据自己的行会化的潜规则，公开宣布师生绝交，置学校的教育规章于不顾，只是在私人性的“家法”被公众指责之后，才将事件当作一个公共事件来处理，求助于学校行政当局，这本身就暴露出这种“行会规矩”的荒谬可笑。它既不应该成为《公开信》中声称的“学界规矩”，更无益于学术“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