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乡经济失衡、农村凋敝、土地抛荒、粮食危机等一系列复杂的社会背景下，中国的土地改革已经箭在弦上，势在必发。
　　中央连续多年“一号文件”关注“三农”问题，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引导城市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官方和主流舆论一致认为，这是破解“未来谁来种地”，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必由之路。
　　鼓励资本下乡，对于“差钱”的“三农”而言，的确堪称久旱逢甘霖。而对资本方来说，数百亿的资金砸向农业，产业化和专业化的趋向、大把的国家补贴，黄金机遇仿佛唾手可得，如同当年的互联网，在狂飙突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中日渐边缘冷落的农村和农业正在成为资本的新宠儿。
　　然而，资本下乡可能的利润空间和发展想象力，让大家忽视了资本的逐利属性。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是其中较为清醒的，“资本进入农业是好事，但有些资本进入农业，本身就心术不正，就是想拿地。并且，还有些人拿地不是想种庄稼，是想‘种房子’。”
　　借土地流转之名圈地，改变农地用途，大搞“非农化”和“非粮化”，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最近被媒体曝光的中信信托。资料显示，其在安徽的土地流转信托项目并非完全以种粮为主，其中涉及流转的5400亩试点土地和远期目标的2.5万亩土地，拟建设成现代农业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园，园区规划为五大板块，涉及20多个子项目，现代农业种植只是其中一部分。
　　陈锡文说：“三中全会《决定》对什么样的工商资本能下乡，表述更加明确，限定也更加严格。企业进来就是要搞现代种养业，不能搞房地产，也不能搞旅游业。”规定很明确，企业为什么偏离“跑道”？很简单，利润。
　　从来，资本都是戴着镣铐跳舞的，资本下乡也不会例外。甚至即便能够破除魔咒，陈锡文仍保持“保守”态度，两会期间，陈锡文说：“不看好公司企业大规模搞农业。”他认为，农业规模化经营主体仍应以家庭农户为主，农户家庭经营比公司雇工经营更有效率，更能保障粮食产出。资本进入，一旦规模化，原本的精耕细作很容易转变为粗放型模式——老板不懂农业种植，也不下田，都是请农民做，而农民因为不是种自家的地，“干吗费那么大劲”，结果很可能出现和集体农业一样，出工不出力。
　　这是一种恶性循环。资本下乡是旨在解决“粮食”问题，现实似乎不容乐观——政策补贴在继续，粮食规模化经营面积在增加，而粮食产量却在逐年大幅减少，甚至，几千年来，以沃野千里闻名的成都平原都在失去它作为“天府之国”的传统意义和光彩。
　　本期我們选用一位对土地改革坚持观察两年的民间研究者ranj先生关于“资本下乡”的稿件。不久前，ranj先生对成都粮食规模化种植做了一个小的样本调查。作为土地改革的国家级先行试验区，成都从2008年起，就率先实施农村土地确权改革，大力推进农村土地市场化流转和规模经营。这5年来成都农村土地经营形势的变化，值得舆论各方跳出政府政绩和一些经济学者学术理论权利主张的偏狭视野，做更客观深入全面的实践层面的调查分析。而ranj先生调查从“家庭经营”和“公司经营”两个方面阐述资本和农业的难以调和之处，其中反映的现象和趋势耐人寻味，或许可以一窥资本下乡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