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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9月，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宣布他打算搬去纽约的时候就抱怨过伦敦文学界的“泼妇相”。几个星期前，移居国外的拉什迪再次出言抨击，言辞更加激烈（估计他的最新小说《狂怒》的遭遇带给他的伤害还未平复）。他宣称，这个“泼妇”已经到了行凶杀人的地步。伦敦的批评家和评论家不仅仅是想要贬低他的书或者刺探他的私人关系：他们是要毁掉他。“我躲过了‘法塔瓦（fatwa）’②，现在生活好过些了，他们却对此心有不甘，”他对《明镜周刊》说，“不幸的是，英国出版界正在经历一个相当恶劣的阶段。他们的新闻观首要的一点就是树靶子，然后使尽浑身解数把它打倒。”
伦敦文学界的文化“风气”也许的确有点问题。当卡尔·米勒(Karl Miller)教授1992年从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③退休并辞去《伦敦书评》的共同编辑职务时，他在《卫报》上撰写的告别文章中对充斥其间的“恶意”提出了警告。并非只有拉什迪一人一再批评伦敦现在成了一个令人不快，不适宜从事文学事业的地方；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也对发表关于他私生活的流言蜚语表示了抗议。
但这个伦敦文学界真的存在吗？它是一贯如此，还是近来堕落了呢？
伦敦的文学界和洛杉矶的电影业（洛城人爱称之为“工业”）一样赫赫有名。它始于帕特诺斯特街（Paternoster Row）——圣保罗大教堂周围的那块地方。十七世纪的印刷商、作者、掮客和书商都云集在此叫卖、成交和谈论书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被德国空军炸毁。
伦敦文学界下流的一面——下层文学界——是从肮脏的格拉布街（Grub Street）的阴沟里的原始污泥中爬出来的，在蒲柏（Pope）的《群愚史诗》中得以永生。它的高雅部分则是在十八世纪咖啡馆的宜人芳香中，在出版商的渊薮和诸如艾迪生的《旁观者》之类的权威评论工具中形成和完善的。伦敦文学界一直是由这两个世界勉强凑合而成：一半是金光闪闪的精致优雅，一半是波希米亚式的放荡不羁。
十九世纪，布莱克伍德（Blackwood's），本特利(Bentley's)和麦克米伦(Macmillan)等出版社融入绅士俱乐部的世界，各领风骚。它们和法庭小旅店（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格兰，不成功的律师乃是文学作家中最大的一支队伍）、巡回图书馆、伦敦大学、议会、重要评论杂志和舰队街（仍然卑鄙肮脏，不可救药）一起形成多种机构的有机联系。威廉·梅克皮斯·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不同时期曾经集多种角色于一身：伟大的作家、编辑、雇佣评论家，并且编杂志，写一行一便士的新闻报道，又是出版商，同时拥有一家报纸，还是一位“绅士”。有多少人能像他那样身兼数职呢？
这样纷繁复杂而又蓬勃繁荣的文学界得益于伦敦享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伦敦是小人国中的大人国首都，“国家”媒体和“大都市”媒体实际上是一回事儿。到纽约看看，住在那儿的一千二百万人只有一份大报——《纽约时报》，它在文化孤独中像神一样超然，颇为自得。而在伦敦每天有五家大报供选择，它们就像装在一只口袋里的猫，打得不可开交。更重要的是，从文学角度来看，算上星期日报和杂志，每星期大约有二十四份带评论的出版物。它们的总部都设在伦敦。同样，生产被评书籍的出版商和作者大多数也住在伦敦。
在伦敦，当时的一本书可能在同一个星期内被评论六次之多——像我们说的“到处”在评。纽约则没有这一说。在这个“大苹果”里，一旦《纽约时报》的周日书评增刊评论过了，演出到此结束。以后城里是更高密度的“p2r"（出版商对读者）书籍广告。英格兰小地方和伦敦大都市的对比意味着构成文学界的各个部分根本不用向地方扩散。并且，十九世纪的两大对手爱丁堡和都柏林被淘汰以后，伦敦文学界再没有遇到英国其它大城市的威胁。出版商、印刷商、作家、文学经纪人、文学编辑、书店和规模可观的读者都拥入同一个城市空间，同一个文化环境，同一本黄页号码簿。伦敦文学界这口高压锅一刻不停地煮着。
西方世界没有哪个城市有如此高度集中的百家争鸣的文学评论——从重头评论文章，发布会到闲话专栏（“闲人（The Loafer）”①，“书虫”等）。没有哪个阶层比伦敦文学阶层更喋喋不休。
这个文学世界没有具体的形态，所以我们容易忽视是什么在使它运转。我要说，就我一生所见，卡尔·米勒对提高文学品味做出的贡献最大。他无疑是战后最伟大的文学编辑。然而，很多在过去数十年中凭直觉受到他的提升影响的人不会马上就认出他的名字。他的编辑之手往往是看不见的。
米勒的职业生涯是推动伦敦文学界运转的流动性和机构间相互渗透性的典型说明。他在爱丁堡长大，苏格兰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在剑桥的唐宁学院研究英文，当时该“学科”（discipline，恰如其名）②被讲求严格的F.R.利维斯（Leavis）和他的杂志《细究》（Scrutiny）统治。在“细究者”看来，伦敦是罪恶之城蛾摩拉、奢华淫糜的巴比伦和名利场三者合一。米勒采纳了利维斯学说中高尚的和阿诺德式严肃的主张，但是没有接受其中小气的乡下清教徒思想。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评论普遍萧条而且少有严谨的纯文学评论。为此，利维斯和他的夫人昆妮（Queenie）奋笔疾书，大肆讥讽。伦敦文学界需要一点严肃。1958年之后的十年，米勒确立了新的标准。他先是《旁观者》，后任《新政治家》的文学编辑。在他那里唱主角的有E.M.福斯特（Forster），威廉·恩普森(William Empson)，V.S.普利契特(Pritchett)，克里斯托夫·里克斯(Christopher Ricks)和弗兰克·柯摩德(Frank Kermode)等人——虽然他们的某些批评文章的“难度”令编辑或有怨言。在米勒看来，学术评论和大都市评论之间的鸿沟并不存在。好的评论就是好的评论，无论源于何处。
后来，米勒当了《听众》(Listener)的编辑。这期间他事实上创造了现代的电视评论风格，招募了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约翰·卡雷(John Carey)和克莱夫·詹姆斯(Clive James)。1974年，他离开了每周新闻业，到伦敦大学学院坐了现代英国文学的“诺斯克利夫大人”(Lord Northcliffe)教授的席位。那儿的英文研究始于1832年，而且伦敦大学学院有着高深的学术和高雅的新闻（肯定比和诺斯克利夫有关的那些新闻要高雅多了）相结合的悠久传统。它与伦敦文学界始终联系紧密，不反对教授“脚踏两只船”。这样，米勒继续影响着文学新闻业。他任命了杰瑞米·特瑞格劳恩（Jeremy Treglown），后者后来担任了《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编辑。他的博士生中包括布莱克·莫里森（Blake Morrison）,他随后也做了一名文学编辑。最后，1979年，米勒帮助创办了《伦敦书评》，并担任编辑（后来是共同编辑）直至退休。
除了伦敦文学界，米勒的职业生涯在别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实现。在纽约、芝加哥、巴黎或罗马压根儿就没有那么多顶级的文学工作，也不存在大学和新格拉布街之间那样轻易的流动。
英国的（就是伦敦的）书籍业战后以来取得了巨大成功。创作和制作的书目，产生的收益和出口的产品年年增长（要是我们的汽车、电子和航空业也同样高效就好了）。其中激发和培养公众爱好的人主要是编辑和评论家，他们的贡献不容忽视。文化选择越是丰富多样，商业压力(或“天花乱坠的宣传”)越急迫，我们就越是需要公正可靠和有辨别力的看门人。
伦敦的评论机构是否还能胜任这个角色呢？我认为，显而易见，2002年的评论质量普遍高于古老辉煌的《爱丁堡》和《季刊》评论时代以来的任何时期。值得称道的是，伦敦文学界吸收了女性担任领导职位，例如：简·黛丽（Jan Dalley）（《金融时报》），玛丽—凯·维尔摩斯(Mary-Kay Wilmers)（《伦敦书评》），苏西·费伊(Suzi Feay)（《周日独立报》），克莱尔·艾米特斯泰德(Claire Armitstead)（《卫报》），卡罗琳·加斯科涅(Caroline Gascoigne)（《周日泰晤士报》）和米里亚姆·格罗斯(Miriam Gross)（《周日电讯》）。我敢斗胆说，比较像大学、政治、行政或广播媒体等领域，高雅新闻界的机会均等更为明显。
然而，放松自律却令人担心。自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废除了“净价协议”后（它规定了书籍的零售价格），书店总是不顾出版日期，急忙争夺提早销售的高额利润（有时疯狂打折）。文学编辑们也被迫干这样损人利己的事情。要求“不得在某日之前评论某书”的禁令遭到普遍的藐视。也许这就是拉什迪愤懑的根源。他的《狂怒》早早地就到处在评论了，因为绝大多数是尖锐的批评，这种一窝蜂似的赶忙下判断造成的损害更大。书上溅满了批评的胆汁，运到书店时已经完蛋了。过早的评论导致匆忙、不慎重的结论。一个恶意的评论人要是提早持刀在手，操刀熟练的话，就能使一本书胎死腹中。
一些评论人还对文学经纪人的影响感到担忧。他们往往在写作之前就把版权拍卖给出价最高的买家。人们认为这种做法打破了出版商和作者之间的“有机”的联系，这曾是过去伦敦文学界的基础之一。为什么要把你的时间、财富和友谊投资在作家身上呢？一旦你使他们成名，这些忘恩负义的人就会把他们的作品带给付钱更多的对手。为什么还要费力气发掘新人呢？只要你口袋更鼓，你可以从不够精明的邻居那儿偷偷把他挖过来。
不过，在我看来，作品公开销售使得作者的工作得到更公平的回报。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作家协会的创始人瓦尔特·比桑特（Walter Besant）估计英格兰能完全靠文学写作谋生的作家不超过二百人。现在多了，因为什么都比从前多，但是还是少于两千人。写作这一行和表演一样，不是出类拔萃的成功就等于失败。英国给文学创作者的待遇是一大丑闻。读读玛格丽特·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写的安格斯·威尔逊(Angus Wilson)的生平就知道了。威尔逊属于因为对英国文学贡献卓著而受封爵士的精英人物。他在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里和一个中、小学校长挣的差不多。他长期患早老性痴呆症，去世前靠朋友和皇家文学基金的接济。没有这些，他的遗产还不够支付一场体面的葬礼。苏联尽管对自由精神有种种压迫，但至少给退休作家付养老金慷慨大方。
因此，虽然伦敦文学界在国内富有活力，可是大西洋彼岸的金钱的拉力难以抗拒。这不仅仅局限于那些写出有轰动效应作品的人，如肯·佛莱特（Ken Follett）和杰克·希金斯（Jack Higgins）。兰登书屋本月宣布为查尔斯·弗雷泽（Charles Frazier）的第二本小说出了整整八百万美金的预付款——这是弗雷泽的新任经纪人“国际创作管理公司”组织的封闭拍卖会的成果。这座绿色美钞堆成的珠穆朗玛峰换得的只是作者提供的一页大纲。
弗雷泽和斯蒂芬·金（Stephen King）不同，他是“文学作家”。他的小说作品会在大幅文学刊物上受到恭恭敬敬的礼遇，最后会出现在教学的课程提纲上。但是他的第一部小说《寒山》（Cold Mountain）,一个关于美国内战中一个南方逃亡者返乡旅程的历史浪漫故事，竟售出了一百五十万本硬皮精装本。不消说，弗雷泽离开了他的第一家出版商，中等规模的“格罗夫—大西洋”。如果他得了八百万，那么在《纠错》（The Corrections）大获成功之后，乔纳森·弗兰琛（Jonathan Franzen）又会得多少呢？
没有一个身在本土的英国“文学”小说家能指望从一家英国出版商那儿得到这样的大数目。锅子根本就没有那么大。只有像哈珀·柯林斯和兰登书屋这样的，往往基于海外，特别是纽约的跨国巨头才出得起这样一大笔钱。与此同时萎缩的是中等规模的出版社，它们曾是伦敦文学界的一大特色。它们合并成为大型的、跨国的、没有文化特征的公司，大大抹煞了鲜明的“书屋风格”和多样的个性色彩。像维克多·戈兰兹（Victor Gollancz）,安德勒·迪乌齐（Andre Deutsch）,弗雷德·瓦伯格（Fred Warburg）和乔治·威登菲尔德（George Weidenfeld）等独裁（但是高雅脱俗）的私营业主不再统治书籍出版业。以出版创作性作品为业，像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时“海岬”（Cape）的汤姆·马斯切勒（Tom Maschler）,“瑟克·瓦伯格”（“Secker Warburg”）的汤姆·罗森塞尔（Tom Rosenthal）,“查图”（“Chatto”）的卡门·凯丽尔（Carmen Callil）那样，在今天是不太可能了——因为英国出版业不再有独立、各具特色的中型商号，像他们那样的出版商不能再在其中主宰乾坤了。一家中型出版社越成功，就越是有被大公司吞并的危险。
马丁·艾米斯早年曾一口咬定（在《纽约时报》上，1981年4月）：“伦敦文学界不存在。伦敦文学界是凭空臆想。人们假定我属于其中的时候，我总是想：‘那我是个妄想出来的怪物’。伦敦文学界是满怀迫切的文学抱负的人的集体幻想，其中含有强烈的妄想因素。”
尽管他这么说，对厄文·威尔什（Irvine Welsh）这样粗暴的野蛮人来说，艾米斯还是伦敦文学界的化身——牛津/剑桥生，大城市人，上流社会的英格兰人。威尔什这样说：“伦敦文学界所有这些TMD伪君子都在说，‘啊，我们一定要使更多的人看书……’一旦有像我这样的人来了，真的使人看书了，他们却都嗤之以鼻。他们实际是说他们想要一个市场，给他们认为人们应该读的那些书。”
艾米斯现在好像同意还是存在伦敦文学界。但是，他认为它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弹丸之地，是个比一片教区还小的价值观狭隘的世界。艾米斯在1999年5月的《洛杉矶时报》上雄辩而愤怒地表达了这些观点。他对他认为是乡巴佬乱伦的布克奖评审过程尤其恼火，还写了《情报》（The Information）一书加以还击（有点像我们当代的《群愚史诗》）。
我认为拉什迪的分析很可能是对的。伦敦文学生活的确处于“一个相当恶劣的阶段”。但是他暗含的诊断也没错。这只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个终结的状态。让我们希望我们熬过这段时间，同时拉什迪还能写出一些好书——比《狂怒》更好的书，我们中比较恶劣的人也许会这么说。
注：
①约翰·萨瑟兰是伦敦大学学院现代英国文学的"诺斯克利夫大人"教授。
②伊斯兰教的裁决。
③UCL大学创立于1826年，是伦敦大学所有成员中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所大学，是继牛津、剑桥之后创立的英国第一所打破阶级、宗教、种族和性别的大学。
①英国《卫报》的每周文学新闻和闲话专栏。
②" 学科"，又作"纪律"讲。)
伦敦文学界的文化“风气”也许的确有点问题。当卡尔·米勒(Karl Miller)教授1992年从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③退休并辞去《伦敦书评》的共同编辑职务时，他在《卫报》上撰写的告别文章中对充斥其间的“恶意”提出了警告。并非只有拉什迪一人一再批评伦敦现在成了一个令人不快，不适宜从事文学事业的地方；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也对发表关于他私生活的流言蜚语表示了抗议。
但这个伦敦文学界真的存在吗？它是一贯如此，还是近来堕落了呢？
伦敦的文学界和洛杉矶的电影业（洛城人爱称之为“工业”）一样赫赫有名。它始于帕特诺斯特街（Paternoster Row）——圣保罗大教堂周围的那块地方。十七世纪的印刷商、作者、掮客和书商都云集在此叫卖、成交和谈论书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被德国空军炸毁。
伦敦文学界下流的一面——下层文学界——是从肮脏的格拉布街（Grub Street）的阴沟里的原始污泥中爬出来的，在蒲柏（Pope）的《群愚史诗》中得以永生。它的高雅部分则是在十八世纪咖啡馆的宜人芳香中，在出版商的渊薮和诸如艾迪生的《旁观者》之类的权威评论工具中形成和完善的。伦敦文学界一直是由这两个世界勉强凑合而成：一半是金光闪闪的精致优雅，一半是波希米亚式的放荡不羁。
十九世纪，布莱克伍德（Blackwood's），本特利(Bentley's)和麦克米伦(Macmillan)等出版社融入绅士俱乐部的世界，各领风骚。它们和法庭小旅店（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格兰，不成功的律师乃是文学作家中最大的一支队伍）、巡回图书馆、伦敦大学、议会、重要评论杂志和舰队街（仍然卑鄙肮脏，不可救药）一起形成多种机构的有机联系。威廉·梅克皮斯·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不同时期曾经集多种角色于一身：伟大的作家、编辑、雇佣评论家，并且编杂志，写一行一便士的新闻报道，又是出版商，同时拥有一家报纸，还是一位“绅士”。有多少人能像他那样身兼数职呢？
这样纷繁复杂而又蓬勃繁荣的文学界得益于伦敦享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伦敦是小人国中的大人国首都，“国家”媒体和“大都市”媒体实际上是一回事儿。到纽约看看，住在那儿的一千二百万人只有一份大报——《纽约时报》，它在文化孤独中像神一样超然，颇为自得。而在伦敦每天有五家大报供选择，它们就像装在一只口袋里的猫，打得不可开交。更重要的是，从文学角度来看，算上星期日报和杂志，每星期大约有二十四份带评论的出版物。它们的总部都设在伦敦。同样，生产被评书籍的出版商和作者大多数也住在伦敦。
在伦敦，当时的一本书可能在同一个星期内被评论六次之多——像我们说的“到处”在评。纽约则没有这一说。在这个“大苹果”里，一旦《纽约时报》的周日书评增刊评论过了，演出到此结束。以后城里是更高密度的“p2r"（出版商对读者）书籍广告。英格兰小地方和伦敦大都市的对比意味着构成文学界的各个部分根本不用向地方扩散。并且，十九世纪的两大对手爱丁堡和都柏林被淘汰以后，伦敦文学界再没有遇到英国其它大城市的威胁。出版商、印刷商、作家、文学经纪人、文学编辑、书店和规模可观的读者都拥入同一个城市空间，同一个文化环境，同一本黄页号码簿。伦敦文学界这口高压锅一刻不停地煮着。
西方世界没有哪个城市有如此高度集中的百家争鸣的文学评论——从重头评论文章，发布会到闲话专栏（“闲人（The Loafer）”①，“书虫”等）。没有哪个阶层比伦敦文学阶层更喋喋不休。
这个文学世界没有具体的形态，所以我们容易忽视是什么在使它运转。我要说，就我一生所见，卡尔·米勒对提高文学品味做出的贡献最大。他无疑是战后最伟大的文学编辑。然而，很多在过去数十年中凭直觉受到他的提升影响的人不会马上就认出他的名字。他的编辑之手往往是看不见的。
米勒的职业生涯是推动伦敦文学界运转的流动性和机构间相互渗透性的典型说明。他在爱丁堡长大，苏格兰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在剑桥的唐宁学院研究英文，当时该“学科”（discipline，恰如其名）②被讲求严格的F.R.利维斯（Leavis）和他的杂志《细究》（Scrutiny）统治。在“细究者”看来，伦敦是罪恶之城蛾摩拉、奢华淫糜的巴比伦和名利场三者合一。米勒采纳了利维斯学说中高尚的和阿诺德式严肃的主张，但是没有接受其中小气的乡下清教徒思想。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评论普遍萧条而且少有严谨的纯文学评论。为此，利维斯和他的夫人昆妮（Queenie）奋笔疾书，大肆讥讽。伦敦文学界需要一点严肃。1958年之后的十年，米勒确立了新的标准。他先是《旁观者》，后任《新政治家》的文学编辑。在他那里唱主角的有E.M.福斯特（Forster），威廉·恩普森(William Empson)，V.S.普利契特(Pritchett)，克里斯托夫·里克斯(Christopher Ricks)和弗兰克·柯摩德(Frank Kermode)等人——虽然他们的某些批评文章的“难度”令编辑或有怨言。在米勒看来，学术评论和大都市评论之间的鸿沟并不存在。好的评论就是好的评论，无论源于何处。
后来，米勒当了《听众》(Listener)的编辑。这期间他事实上创造了现代的电视评论风格，招募了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约翰·卡雷(John Carey)和克莱夫·詹姆斯(Clive James)。1974年，他离开了每周新闻业，到伦敦大学学院坐了现代英国文学的“诺斯克利夫大人”(Lord Northcliffe)教授的席位。那儿的英文研究始于1832年，而且伦敦大学学院有着高深的学术和高雅的新闻（肯定比和诺斯克利夫有关的那些新闻要高雅多了）相结合的悠久传统。它与伦敦文学界始终联系紧密，不反对教授“脚踏两只船”。这样，米勒继续影响着文学新闻业。他任命了杰瑞米·特瑞格劳恩（Jeremy Treglown），后者后来担任了《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编辑。他的博士生中包括布莱克·莫里森（Blake Morrison）,他随后也做了一名文学编辑。最后，1979年，米勒帮助创办了《伦敦书评》，并担任编辑（后来是共同编辑）直至退休。
除了伦敦文学界，米勒的职业生涯在别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实现。在纽约、芝加哥、巴黎或罗马压根儿就没有那么多顶级的文学工作，也不存在大学和新格拉布街之间那样轻易的流动。
英国的（就是伦敦的）书籍业战后以来取得了巨大成功。创作和制作的书目，产生的收益和出口的产品年年增长（要是我们的汽车、电子和航空业也同样高效就好了）。其中激发和培养公众爱好的人主要是编辑和评论家，他们的贡献不容忽视。文化选择越是丰富多样，商业压力(或“天花乱坠的宣传”)越急迫，我们就越是需要公正可靠和有辨别力的看门人。
伦敦的评论机构是否还能胜任这个角色呢？我认为，显而易见，2002年的评论质量普遍高于古老辉煌的《爱丁堡》和《季刊》评论时代以来的任何时期。值得称道的是，伦敦文学界吸收了女性担任领导职位，例如：简·黛丽（Jan Dalley）（《金融时报》），玛丽—凯·维尔摩斯(Mary-Kay Wilmers)（《伦敦书评》），苏西·费伊(Suzi Feay)（《周日独立报》），克莱尔·艾米特斯泰德(Claire Armitstead)（《卫报》），卡罗琳·加斯科涅(Caroline Gascoigne)（《周日泰晤士报》）和米里亚姆·格罗斯(Miriam Gross)（《周日电讯》）。我敢斗胆说，比较像大学、政治、行政或广播媒体等领域，高雅新闻界的机会均等更为明显。
然而，放松自律却令人担心。自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废除了“净价协议”后（它规定了书籍的零售价格），书店总是不顾出版日期，急忙争夺提早销售的高额利润（有时疯狂打折）。文学编辑们也被迫干这样损人利己的事情。要求“不得在某日之前评论某书”的禁令遭到普遍的藐视。也许这就是拉什迪愤懑的根源。他的《狂怒》早早地就到处在评论了，因为绝大多数是尖锐的批评，这种一窝蜂似的赶忙下判断造成的损害更大。书上溅满了批评的胆汁，运到书店时已经完蛋了。过早的评论导致匆忙、不慎重的结论。一个恶意的评论人要是提早持刀在手，操刀熟练的话，就能使一本书胎死腹中。
一些评论人还对文学经纪人的影响感到担忧。他们往往在写作之前就把版权拍卖给出价最高的买家。人们认为这种做法打破了出版商和作者之间的“有机”的联系，这曾是过去伦敦文学界的基础之一。为什么要把你的时间、财富和友谊投资在作家身上呢？一旦你使他们成名，这些忘恩负义的人就会把他们的作品带给付钱更多的对手。为什么还要费力气发掘新人呢？只要你口袋更鼓，你可以从不够精明的邻居那儿偷偷把他挖过来。
不过，在我看来，作品公开销售使得作者的工作得到更公平的回报。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作家协会的创始人瓦尔特·比桑特（Walter Besant）估计英格兰能完全靠文学写作谋生的作家不超过二百人。现在多了，因为什么都比从前多，但是还是少于两千人。写作这一行和表演一样，不是出类拔萃的成功就等于失败。英国给文学创作者的待遇是一大丑闻。读读玛格丽特·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写的安格斯·威尔逊(Angus Wilson)的生平就知道了。威尔逊属于因为对英国文学贡献卓著而受封爵士的精英人物。他在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里和一个中、小学校长挣的差不多。他长期患早老性痴呆症，去世前靠朋友和皇家文学基金的接济。没有这些，他的遗产还不够支付一场体面的葬礼。苏联尽管对自由精神有种种压迫，但至少给退休作家付养老金慷慨大方。
因此，虽然伦敦文学界在国内富有活力，可是大西洋彼岸的金钱的拉力难以抗拒。这不仅仅局限于那些写出有轰动效应作品的人，如肯·佛莱特（Ken Follett）和杰克·希金斯（Jack Higgins）。兰登书屋本月宣布为查尔斯·弗雷泽（Charles Frazier）的第二本小说出了整整八百万美金的预付款——这是弗雷泽的新任经纪人“国际创作管理公司”组织的封闭拍卖会的成果。这座绿色美钞堆成的珠穆朗玛峰换得的只是作者提供的一页大纲。
弗雷泽和斯蒂芬·金（Stephen King）不同，他是“文学作家”。他的小说作品会在大幅文学刊物上受到恭恭敬敬的礼遇，最后会出现在教学的课程提纲上。但是他的第一部小说《寒山》（Cold Mountain）,一个关于美国内战中一个南方逃亡者返乡旅程的历史浪漫故事，竟售出了一百五十万本硬皮精装本。不消说，弗雷泽离开了他的第一家出版商，中等规模的“格罗夫—大西洋”。如果他得了八百万，那么在《纠错》（The Corrections）大获成功之后，乔纳森·弗兰琛（Jonathan Franzen）又会得多少呢？
没有一个身在本土的英国“文学”小说家能指望从一家英国出版商那儿得到这样的大数目。锅子根本就没有那么大。只有像哈珀·柯林斯和兰登书屋这样的，往往基于海外，特别是纽约的跨国巨头才出得起这样一大笔钱。与此同时萎缩的是中等规模的出版社，它们曾是伦敦文学界的一大特色。它们合并成为大型的、跨国的、没有文化特征的公司，大大抹煞了鲜明的“书屋风格”和多样的个性色彩。像维克多·戈兰兹（Victor Gollancz）,安德勒·迪乌齐（Andre Deutsch）,弗雷德·瓦伯格（Fred Warburg）和乔治·威登菲尔德（George Weidenfeld）等独裁（但是高雅脱俗）的私营业主不再统治书籍出版业。以出版创作性作品为业，像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时“海岬”（Cape）的汤姆·马斯切勒（Tom Maschler）,“瑟克·瓦伯格”（“Secker Warburg”）的汤姆·罗森塞尔（Tom Rosenthal）,“查图”（“Chatto”）的卡门·凯丽尔（Carmen Callil）那样，在今天是不太可能了——因为英国出版业不再有独立、各具特色的中型商号，像他们那样的出版商不能再在其中主宰乾坤了。一家中型出版社越成功，就越是有被大公司吞并的危险。
马丁·艾米斯早年曾一口咬定（在《纽约时报》上，1981年4月）：“伦敦文学界不存在。伦敦文学界是凭空臆想。人们假定我属于其中的时候，我总是想：‘那我是个妄想出来的怪物’。伦敦文学界是满怀迫切的文学抱负的人的集体幻想，其中含有强烈的妄想因素。”
尽管他这么说，对厄文·威尔什（Irvine Welsh）这样粗暴的野蛮人来说，艾米斯还是伦敦文学界的化身——牛津/剑桥生，大城市人，上流社会的英格兰人。威尔什这样说：“伦敦文学界所有这些TMD伪君子都在说，‘啊，我们一定要使更多的人看书……’一旦有像我这样的人来了，真的使人看书了，他们却都嗤之以鼻。他们实际是说他们想要一个市场，给他们认为人们应该读的那些书。”
艾米斯现在好像同意还是存在伦敦文学界。但是，他认为它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弹丸之地，是个比一片教区还小的价值观狭隘的世界。艾米斯在1999年5月的《洛杉矶时报》上雄辩而愤怒地表达了这些观点。他对他认为是乡巴佬乱伦的布克奖评审过程尤其恼火，还写了《情报》（The Information）一书加以还击（有点像我们当代的《群愚史诗》）。
我认为拉什迪的分析很可能是对的。伦敦文学生活的确处于“一个相当恶劣的阶段”。但是他暗含的诊断也没错。这只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个终结的状态。让我们希望我们熬过这段时间，同时拉什迪还能写出一些好书——比《狂怒》更好的书，我们中比较恶劣的人也许会这么说。
注：
①约翰·萨瑟兰是伦敦大学学院现代英国文学的"诺斯克利夫大人"教授。
②伊斯兰教的裁决。
③UCL大学创立于1826年，是伦敦大学所有成员中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所大学，是继牛津、剑桥之后创立的英国第一所打破阶级、宗教、种族和性别的大学。
①英国《卫报》的每周文学新闻和闲话专栏。
②" 学科"，又作"纪律"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