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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云南楚雄地区是一个既闭塞，又开放的边疆民族地区。说其闭塞，是指该地区地理条件复杂，交通闭塞，居住在深山密林中的彝族先民们刀耕火种，自给自足。言其开放，是指该区域先秦以前就与中原地区产生了密切联系，并凭借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与缅甸、印度等一些国家和地区友好往来。
陆韧、凌永忠研究认为，明代云南政区具有“内”“外”分野的特征。《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正德《云南志》、万历《云南通志》、天启《滇志》对明代云南行政建制的记载，“内”“外”分野的特征非常明显。对于楚雄彝族地区来说，所辖楚雄府、姚安军民府和武定军民府均属于“内”的范畴。之所以将蛮夷之地的楚雄地区称之为“内”，可以分别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解释。历史上楚雄地区与中原王朝关系密切，尤其秦汉置立郡县以来，两者不断交融个，内地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逐渐对当地土著民族产生影响。从地理上来看，楚雄地区比较靠近内地，是由川入滇的必经之地，也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尤其明代建立府县，改土归流以来，蛮夷与移民之间、楚雄地区与中原地区之间有了更深的交流与融合。所谓“汉僰同风”，明代之前是汉族移民“变服从俗”融入土著民族，此后是蛮夷渐渐接受中原移民的文化。
一 从“变服从俗”到“以夏化夷”
自秦汉在西南夷居住地区设郡县以来，西南夷与中原地区有了更多交流。政府亦采取积极的引导政策，如东汉章帝元和年间，王追为益州郡太守，始“兴起学校，渐迁其俗”。汉王朝在云南设置郡县的同时，还以屯垦戍边的方式进行移民，推行屯田制度，并“募豪民田南夷”，将内地穷苦百姓及“死罪”、“奔命”、“谪民”、“罪人”移至云南。移民不仅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将中原文化移植到边疆地区。今楚雄部分区域所在的晋宁郡，“汉乃募、徙死罪及奸豪实之”。
当时到南中地区戍守屯田的孟、霍、雍、爨等汉族大姓发展起来，其中尤以爨氏实力最盛。公元339年，爨氏统一南中地区后，与彝族土著通婚，接受其民族文化。《华阳国志》云：“与夷为婚曰‘遑耶’，诸姓婚为‘自有耶’。世乱犯法，辄依之藏匿。或曰有为官所法，夷或为之报仇。与夷至厚者，谓之‘百世遑耶’，恩若骨肉，为其逋逃之薮，故南人轻为祸变，恃此也。”云南成为内地人民因战乱而迁居的避难场所。先是移民聚族而居，各有宗姓，互通婚姻;后移民与土著交往增多，彼此依赖，进而相互通婚，以致于夷汉莫辨。
南诏与大理国时期，虽然云南为独立政权所控制，但战争掳掠、商人贸迁的情况也不鲜见。唐朝在姚州设立姚州都督府，姚州是内地人民从北面进入云南的唯一通道。元代之前，虽然内地移民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逐渐对当地土著民族产生影响，但由于移民人口处于劣势，汉族移民因“变服从俗”而“夷化”，逐渐融入土著民族中。
元代这种“夷化”的现象仍复如是。根据美籍华裔学者李中清研究，自1253年蒙古军攻克大理始，政府派军队进行大规模的边疆屯垦便开始了。13世纪末期，元朝发五万多军队及其眷属屯垦西南，掀起移民进入云南的第一次高潮。《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一说：“云南土著之民，不独僰人而已，有曰白罗罗、曰达达、曰色目人及四方之商贾军旅移徙者曰汉人，错杂而处焉。”又正德《云南志》引楚雄《郡志》称“旧多汉人，乃元时移徙者，与僰人杂处，而服食、器用及婚姻、丧葬、燕会、馈饷之俗，大抵同风”。一般认为，明前期成为土著的汉人多是元代迁入的移民后裔，而他们多半已为当地土著同化了。因此元及以前汉夷关系是汉民不断融人彝族文化，传入的儒家文化大多与彝族土著文化融合。
而从明代始，“夷化”的现象有了彻底改变。天启《滇志》称：“官军从大将军南下，及五方之人，或以戍，或以徙，或以侨寓不归，是曰汉人。……总计夷汉，汉人三之，夷人七之。”而占70%的夷人，应当包括了已经被“夷化”的前代移民的后裔。对于楚雄所在的滇中来说，明代移民可能不止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三。谢肇淛《滇略》卷四云：“高皇帝既定滇中，尽徙江左良家闾右以实之，及有辠窜戍者，咸尽室以行。故其人土著者少，寄籍者多。衣冠礼法，言语习尚，大率类建业。二百年来，熏陶所染，彬彬文献，与中州埓矣”。谢氏称移民超过了土著，当然不能尽信此描述性的语言，不过“熏陶所染”“与中州埒”，确可说明“以夏化夷”的程度。
明初移民楚雄者主要有三类：一是屯田戍卒及其家属，二是富室及宦游之人，三是商贾置业者。明代因商迁居云南的汉族移民普遍存在，盐商因在云南开中而定居的当不乏其人，有的支系繁衍，成为当地的大族。据《滇系》载：“自傅、蓝、沐三将军临之以武，胥元之遗黎而荡涤之，不以为光复旧物，而以为手破天荒，在官之典籍，在野之简编，全付之一烬。既奏迁富民以实滇，于是滇之土著皆曰：“我来自江南，我来自南京。”如移民姚安者，其先祖主要来自江西、南京、浙江等江南地区。姚安的卢姓，先祖为江西人，明代因趋盐井之利，“初到姚之白盐井，再分支于前场关”定居，支系繁衍，分为几姓，楚雄的鲁姓“原卢姓，后改鲁姓，初迁黑盐井，再迁于姚，并分住新村衣打拉”。
与元代之前汉人融入土著文化不同，朱元璋治理边疆，其终极目的即“变其土俗同于中国”。而楚雄地区流官治理模式下，来自云南省外的官员普遍采用中原地区的治理方式。而大量汉族及其他民族移民的到来，带来了较为先进的技术和文化。由于移民人数众多，因而他们不仅能够保有其风俗习惯，而且可以对文化和技术相对落后的土著施加影响。康熙《黑盐井志》曰：“井人有自明初谪戍来者，有游宦寄籍者，有商贾置业者，有就近赁居者，故冠、婚、丧、祭，与中州不甚相远。”许多方志都记载了明末清初云南人的节庆活动，如《禄丰县志》：
正月元旦祀天地祖先，亲友交相庆贺。
元宵张灯三日。
清明家家拜扫坟墓。
端陽系长命缕，饮蒲酒，以角黍相馈。
七月中元祀先，焚冥衣。 八月中秋祀月，设果饼，长幼宴饮。
九月朝北斗，重阳登高，饮茱萸酒。
廿四日祀灶。除夕，春联桃符迎灶，祀祖，闭门守岁。
这些年节、婚丧、庐舍、市肆、游乐之俗，是明清迁徙楚雄的汉人和己经“汉化”的夷人的风俗。迨至清代，夷汉交融、汉僰同风的记载就更多了，如：
武纵彝区，较之从前，应有间矣。今日之武，较之二百年来，为何如乎？士君子修身澄源，因时出政，本此心之仁德，而刚柔异用以治之，不以不足，贻风教之憾，即以有馀畀民物之安。俾相尚以仁，相化以俭，将见聿登上理， 与中州媲美无难也。继此以往，人文于焉日起，风俗因之丕变。
滇南多楚俗，而大姚俗近江右，则入籍者吴人为尤多也。国家修养二百年，沐浴涵濡，蒸蒸不变，与中州无殊，又不得以“边远”轻之矣。自城郭以至乡村，凡冠、婚、丧、祭，多遵用朱子“四礼”。其衣冠衣、饰服，因时制宜;室庐起居，与家相称。亦以见国无异政，家无殊俗焉。
彝种有七，居近域郭与汉僰杂处者，为撒摩都，后皆向化，衣服饮食渐与汉僰相同。
清代云南文化变迁有一条重要的主线，即“汉化”与“夷化”交错进行，但总体趋势是“汉化”力度越来越大，深度越来越深，范围越来越广，而“夷化”的力度在减弱，范围在收缩，处于不断衰减和退缩的过程中。楚雄地区在明代隆万时期改土归流即告完成，实际上改土归流的过程，也是夷民本土文化不断“汉化”的过程。而在清代，不仅汉文化话语越来越大，而且清政府也在强力推动少数民族的“汉化”。同时处于“低位文化”的少数民族，往往对处于“高位文化”的汉文化具有一种仰慕、接纳、融摄的态度和心理。因此夷人汉化程度不断加深，还有赖于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主动接纳。
居住在平坝地区的少数民族，一般汉化程度较高。雍正《云南通志》说：“海罗罗，亦名坝罗罗，以共居平川种水田而得名也。土人以平原可垦为田者呼为海，或称为坝，故名。与汉人相杂而居，居处、饮食、衣服悉如汉人。惟与其同类仍作夷语。居家俭朴，情性和纯，且知读书。”当然，离城廓较远或远居山中的白倮?，黑倮?、傈僳、罗婺、摆彝、嫚且等部族，依然刀耕火种、徙居无常，保持着较为原始的生活方式。
二 文化之交融
明代之前的汉夷民族关系，其表现是汉族不断融人少数民族文化之中，而不是相反。彼时彝族处于比较初级的社会形态，地主经济还没有形成和发展，更没有自觉接受儒家文化的基础。因而不论何种原因进入的汉民，因其人口较少，只能“变服从其俗”。因此元及以前汉夷关系是汉民不断融人彝族文化，传入的儒家文化大多与彝族土著文化融合。
明清时期，各级学校的举办，儒学的广泛传播，逐渐改变了这种局面。各级儒学和书院，以儒家的经典为教育内容，以儒家的理想人格为培养目标，因而儒学教育的广泛传播使彝族先民与移民之间，儒家文化与土著传统，有了更多的接触、交流和融合。儒家思想文化和彝族思想观念，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两者都是依靠“礼”或“仪式”维系社会等级秩序，并藉此涵养宗族或民族认同感。虽然夷夏有别，但通过“德化”或“教化”，让少数民族接受儒家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就能把他们的礼仪、思想、行为规范等统一到正统的儒学文化体系中。
明代著名学者杨慎、李贽居滇期间，皆为楚雄地区的文化进步做出过贡献。明代嘉靖以前，儒学教育在云南普及率甚低，如武定府，彼时其所辖府州县皆未设庙学和书院。杨慎入滇后，认识到建学育才的重要性，因而极力呼吁兴教重学之事，且多被采纳并付诸实施，如楚雄府设南峰书院。杨慎《楚雄府定远县新建儒学记》一文说：“云南楚雄府属县曰定远，旧未有学。按擦司提学副使仰斋胡公尧时，建议上请于朝，始命建学，盛举也。……皇明文治之遥，声名之盛，使仲尼之道与王化远迩，多士生斯时斯地，亦厚幸矣。”
明代的社学、清代的义学不同于府州县儒学和书院，不以为国家输送科举人才为务，主要是承担初等教育的功能，不仅促使了明清教育的普及化，还直接导致了教育平民化的趋势。其教化对象不再局限于培养贵胄子弟和土司上层的后代，而是针对大众推行“广行教读”。这样在提高边疆地区人口素质的同时，也对当地的文化习俗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维护边疆的稳定、巩固国家统一的角度看，在边疆民族地区兴办官办初等教育，普及汉文化，是明清两朝维护边疆统一安定，加速边疆社会进步和文明化进程的重要举措，虽然主观上具有明显的政治教化的目的，但在客观上促进了汉夷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如前所述楚雄府在明代由于汉夷交融，即有“土俗同川陕，衣冠拟汉唐”，“远夷归化边尘净，觅得巡兵尽日闲”的诗句流传。
武定府“土人有黑爨罗或白爨罗、□木察、百夷、僰人，种类不一。其婚姻丧祭之礼甚陋。……后知府凤英葬母以用家礼，又延师教子，习读经书，自是民多慕之，鄙陋之俗少革，而近府乡塾习汉字者亦多”。“富者多聘汉儒為师，习六艺，补博士弟子，次则学为吏典。衣服冠带如汉仪，讳言其利，丧葬多如汉礼，累世相承，无复侏□之习，不辨其为乌蛮矣”。
姚安府为汉夷杂居区，社学设立之后，该地出现了“用夏变夷……以敷文教”，“文教之盛，猗欤休哉”的状况。在大姚县的苴却（今永仁县），由于“滇云远居天末，而苴却又极末之末”，其地“异端邪说”、“惑世诬民”，在该地建社学乃为“阐明先王之道”，“入其门者，以讲以射，兴仁兴让，咸知君臣父子之纲，共晓春秋礼乐之义。
禄丰县“元明以前尽属蛮夷，宜乎文章不闻，礼乐不兴也。嗣后，风气渐开，凡冠婚丧祭诸要事，与中州不甚相远”。“汉人多属客寓，服勤力穑，横经教读，未有不从王化者。至本朝，文德覃敷，礼教论洽，彝民亦知修冠带，习礼义，列黉宫而登仕籍者，接武有人”。
定远县“有撒摩都者，即白罗罗之类。近年以来，稍变其俗，而衣服饮食，亦同汉、僰。更慕诗书，多遣子入学，今亦有中科第者”。其“居室器用与汉人同，其性颇淳。自元迤今，皆知读书，有贡举生员辈出”。 元谋县“昔多彝俗，数年来习文教者，每村有馆，而诗书之泽，日新月盛。业耕凿者，尚勤贵俭。而诸彝俱通汉语，衣冠俱如时制，和乐之风，息争少讼，是皆朝廷治化，无远弗届者也”。“向之所谓瘴烟蛮雨者，且为礼乐之乡。人文则郁郁乎盛矣，政事则肃肃乎理矣，习尚则朴朴乎茂矣，讼狱则寂寂乎无矣”。
广通县罗武状类倮?、摆彝、蒲蛮、摩察数种，“各有方言，近多习汉语。务本业，知耕读，安分畏法，颇有古风”。
白盐井“多以卤代耕，其余若读书若贸易，莫不沐浴圣化，习礼让而安升业”。
清代的云南，无论学宫、书院还是义学，授课语言均是汉语，课文均用汉字书写。少数民族儒学启蒙教育的第一步就是“先通汉音，渐识汉字”。这对汉语汉字的推广作用巨大。另一方面，由于汉民族及汉文化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强势和主导地位，少数民族也需要学习汉语和汉字，才能在经济贸易、科举考试、仕途等方面更好地融入汉族社会。
在汉夷文化交融过程中，由楚雄儒学教育培养出的当地学者居功至伟，其中名声最著者是明末姚安府的陶珽、陶珙兄弟和清初学术大师高奣映。他们的成就离不开姚安这片汉夷文化交融沃土的滋养。民国《姚安县史地概要》总结其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史，称“姚安自唐初置都督，江都选学大家李善来姚，想姚人必蒙其启迪，但书阙有间，已难征考。虽杨才照《德化碑》稍具选学规范。但杨亦非姚人。迨宋徽宗时，高泰运入朝求经。元末姚安总管高明骋荆益关陕之士，以为民师，购洙泗濂洛之书以为民学”。姚安自唐初文化已启，迨至元季，学术渐有可观。而“明永乐间开科取士，江南湖广移民渐多，风之所届，文化大启，学术始可及言焉”。
陶珽，字紫阗，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是明末诗人、古文家，官至武昌兵备道。曾居鸡足山，与邢侗齐名。陶珽一生交游广泛，与名僧大儒交往频繁，故其思想带有鲜明的援释入儒的倾向。诗文创作宗主公安派，超脱隐逸，并与袁宏道、董其昌、陈继儒时以诗文唱和。其著述丰富，但大多佚失，惟题署陶珽的《说郛续》流传最广。陶珙，字紫阎，陶珽之弟，天启初举人。官南工部，出守宝庆。心慕空宗，有《寄园集》传世。前人在谈到陶氏兄弟时，赞曰：“明代邑中学术，自以陶珽、陶珙兄弟为最。珽受业晋江李卓吾，并与公安袁中郎兄弟为友，文章则以白乐天、苏子瞻为宗，且好谈佛学，亦受袁氏薰染。同时并有彻庸，为方外交，故学术实结合儒释。”李卓吾，即李贽，明代思想家、文学家，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万历五年（1577）至八年（1580），李贽任姚安知府，建三台书院并在此讲学。而陶珽生于万历三年（1575），若说珽直接受业李贽虽不足为信，但其学业受李贽影响，则非常可信的。
此后“高奣映继起，博览广窥，著书七十九种，凡经史释老、天文舆地、文学诗词，均有著作诠解”。高奣映（1647—1707），字雪君，彝族，清初姚安府土同知，乃明代土同知高氏之后。姚安高氏是明清时期受汉文化影响至的云南土司，在传播汉文化、提携后学方面也颇有成就。高奣映生性警悟，博极群书，其平生著书八十一种， 涉及性理、经济、玄释、医术以及诗词歌赋，实为邑中先正著述之冠。故清季北平名流有谓：“清初诸儒，应以顾、黄、王、颜、高五氏并列，非过论也”，而高氏“及门之士，成进士者二十二人，登乡荐者四十七人”。
“人才蔚起，出为国桢”，“曲靖、楚雄、姚安、澄江之间，山川夷旷，民富足而生礼仪，人文日益兴起”。明清时期儒学教育在楚雄的推广和传播，在人才培养、文化交融方面已然写下较为辉煌的篇章。与此相适应的是汉文典籍的大量涌现，这是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文化变迁，文化格局发生转变直观而深刻的证明。据钱秉毅研究，明代云南汉文典籍数量众多，其中楚雄府24部，姚安府12部，武定府1部，合计占云南全省的7.4%。天启时期，武定府儒学生员龙允生，曾参与天启《滇志》的编纂。康熙时期楚雄地区各府州县均编纂了地方志书，保留了大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资料。赖于上述汉文典籍、地方志书的编纂与流传，今人才能睽知书写历史的点滴，并将优秀的文化研究、传承下去。
作者侯官响，楚雄师范学院副教授，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理事
参考文献
[1] （明）谢肇淛：《滇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9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
[2] （晋）常璩：《华阳国志》，《二十五别史》，齐鲁书社2000年标点本。
[3]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
[4]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一《云南府》，《续修四库全书》第68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
[5] 正德《云南志》卷五《楚雄府·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70册，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本。
[6] 康熙《楚雄府志》卷一《地理志·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58册，凤凰出版社2009年影印本。
[7] 康熙《定远县志》，《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牟定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标点本。
[8]（清）师范：《滇系》，嘉庆十三年修，光绪十三年重刊本，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8年影印本。
[9] 康熙《元謀县志》，《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元谋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标点本。
[10] 康熙《武定府志》，《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武定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标点本。
[11] 康熙《姚州志》，《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姚安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标点本。
[12] 康熙《黑盐井志》卷一《风俗》，《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禄丰卷下》，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标点本。
[13] 廖国强：《清代云南少数民族之“汉化”与汉族之“夷化”》，《思想战线》2015年第2期。
[14] 陆韧、凌永忠：《元明清西南边疆特殊政区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15] 侯官响：《明代云南赋役征银与财政转型》，《地方财政研究》2018年第12期。 [17]
[16] 杨甫旺：《儒学在彝族地区的传播与彝族社会文化的变迁》，《贵州民族研究》2009年第5期。
陆韧、凌永忠研究认为，明代云南政区具有“内”“外”分野的特征。《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正德《云南志》、万历《云南通志》、天启《滇志》对明代云南行政建制的记载，“内”“外”分野的特征非常明显。对于楚雄彝族地区来说，所辖楚雄府、姚安军民府和武定军民府均属于“内”的范畴。之所以将蛮夷之地的楚雄地区称之为“内”，可以分别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解释。历史上楚雄地区与中原王朝关系密切，尤其秦汉置立郡县以来，两者不断交融个，内地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逐渐对当地土著民族产生影响。从地理上来看，楚雄地区比较靠近内地，是由川入滇的必经之地，也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尤其明代建立府县，改土归流以来，蛮夷与移民之间、楚雄地区与中原地区之间有了更深的交流与融合。所谓“汉僰同风”，明代之前是汉族移民“变服从俗”融入土著民族，此后是蛮夷渐渐接受中原移民的文化。
一 从“变服从俗”到“以夏化夷”
自秦汉在西南夷居住地区设郡县以来，西南夷与中原地区有了更多交流。政府亦采取积极的引导政策，如东汉章帝元和年间，王追为益州郡太守，始“兴起学校，渐迁其俗”。汉王朝在云南设置郡县的同时，还以屯垦戍边的方式进行移民，推行屯田制度，并“募豪民田南夷”，将内地穷苦百姓及“死罪”、“奔命”、“谪民”、“罪人”移至云南。移民不仅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将中原文化移植到边疆地区。今楚雄部分区域所在的晋宁郡，“汉乃募、徙死罪及奸豪实之”。
当时到南中地区戍守屯田的孟、霍、雍、爨等汉族大姓发展起来，其中尤以爨氏实力最盛。公元339年，爨氏统一南中地区后，与彝族土著通婚，接受其民族文化。《华阳国志》云：“与夷为婚曰‘遑耶’，诸姓婚为‘自有耶’。世乱犯法，辄依之藏匿。或曰有为官所法，夷或为之报仇。与夷至厚者，谓之‘百世遑耶’，恩若骨肉，为其逋逃之薮，故南人轻为祸变，恃此也。”云南成为内地人民因战乱而迁居的避难场所。先是移民聚族而居，各有宗姓，互通婚姻;后移民与土著交往增多，彼此依赖，进而相互通婚，以致于夷汉莫辨。
南诏与大理国时期，虽然云南为独立政权所控制，但战争掳掠、商人贸迁的情况也不鲜见。唐朝在姚州设立姚州都督府，姚州是内地人民从北面进入云南的唯一通道。元代之前，虽然内地移民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逐渐对当地土著民族产生影响，但由于移民人口处于劣势，汉族移民因“变服从俗”而“夷化”，逐渐融入土著民族中。
元代这种“夷化”的现象仍复如是。根据美籍华裔学者李中清研究，自1253年蒙古军攻克大理始，政府派军队进行大规模的边疆屯垦便开始了。13世纪末期，元朝发五万多军队及其眷属屯垦西南，掀起移民进入云南的第一次高潮。《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一说：“云南土著之民，不独僰人而已，有曰白罗罗、曰达达、曰色目人及四方之商贾军旅移徙者曰汉人，错杂而处焉。”又正德《云南志》引楚雄《郡志》称“旧多汉人，乃元时移徙者，与僰人杂处，而服食、器用及婚姻、丧葬、燕会、馈饷之俗，大抵同风”。一般认为，明前期成为土著的汉人多是元代迁入的移民后裔，而他们多半已为当地土著同化了。因此元及以前汉夷关系是汉民不断融人彝族文化，传入的儒家文化大多与彝族土著文化融合。
而从明代始，“夷化”的现象有了彻底改变。天启《滇志》称：“官军从大将军南下，及五方之人，或以戍，或以徙，或以侨寓不归，是曰汉人。……总计夷汉，汉人三之，夷人七之。”而占70%的夷人，应当包括了已经被“夷化”的前代移民的后裔。对于楚雄所在的滇中来说，明代移民可能不止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三。谢肇淛《滇略》卷四云：“高皇帝既定滇中，尽徙江左良家闾右以实之，及有辠窜戍者，咸尽室以行。故其人土著者少，寄籍者多。衣冠礼法，言语习尚，大率类建业。二百年来，熏陶所染，彬彬文献，与中州埓矣”。谢氏称移民超过了土著，当然不能尽信此描述性的语言，不过“熏陶所染”“与中州埒”，确可说明“以夏化夷”的程度。
明初移民楚雄者主要有三类：一是屯田戍卒及其家属，二是富室及宦游之人，三是商贾置业者。明代因商迁居云南的汉族移民普遍存在，盐商因在云南开中而定居的当不乏其人，有的支系繁衍，成为当地的大族。据《滇系》载：“自傅、蓝、沐三将军临之以武，胥元之遗黎而荡涤之，不以为光复旧物，而以为手破天荒，在官之典籍，在野之简编，全付之一烬。既奏迁富民以实滇，于是滇之土著皆曰：“我来自江南，我来自南京。”如移民姚安者，其先祖主要来自江西、南京、浙江等江南地区。姚安的卢姓，先祖为江西人，明代因趋盐井之利，“初到姚之白盐井，再分支于前场关”定居，支系繁衍，分为几姓，楚雄的鲁姓“原卢姓，后改鲁姓，初迁黑盐井，再迁于姚，并分住新村衣打拉”。
与元代之前汉人融入土著文化不同，朱元璋治理边疆，其终极目的即“变其土俗同于中国”。而楚雄地区流官治理模式下，来自云南省外的官员普遍采用中原地区的治理方式。而大量汉族及其他民族移民的到来，带来了较为先进的技术和文化。由于移民人数众多，因而他们不仅能够保有其风俗习惯，而且可以对文化和技术相对落后的土著施加影响。康熙《黑盐井志》曰：“井人有自明初谪戍来者，有游宦寄籍者，有商贾置业者，有就近赁居者，故冠、婚、丧、祭，与中州不甚相远。”许多方志都记载了明末清初云南人的节庆活动，如《禄丰县志》：
正月元旦祀天地祖先，亲友交相庆贺。
元宵张灯三日。
清明家家拜扫坟墓。
端陽系长命缕，饮蒲酒，以角黍相馈。
七月中元祀先，焚冥衣。 八月中秋祀月，设果饼，长幼宴饮。
九月朝北斗，重阳登高，饮茱萸酒。
廿四日祀灶。除夕，春联桃符迎灶，祀祖，闭门守岁。
这些年节、婚丧、庐舍、市肆、游乐之俗，是明清迁徙楚雄的汉人和己经“汉化”的夷人的风俗。迨至清代，夷汉交融、汉僰同风的记载就更多了，如：
武纵彝区，较之从前，应有间矣。今日之武，较之二百年来，为何如乎？士君子修身澄源，因时出政，本此心之仁德，而刚柔异用以治之，不以不足，贻风教之憾，即以有馀畀民物之安。俾相尚以仁，相化以俭，将见聿登上理， 与中州媲美无难也。继此以往，人文于焉日起，风俗因之丕变。
滇南多楚俗，而大姚俗近江右，则入籍者吴人为尤多也。国家修养二百年，沐浴涵濡，蒸蒸不变，与中州无殊，又不得以“边远”轻之矣。自城郭以至乡村，凡冠、婚、丧、祭，多遵用朱子“四礼”。其衣冠衣、饰服，因时制宜;室庐起居，与家相称。亦以见国无异政，家无殊俗焉。
彝种有七，居近域郭与汉僰杂处者，为撒摩都，后皆向化，衣服饮食渐与汉僰相同。
清代云南文化变迁有一条重要的主线，即“汉化”与“夷化”交错进行，但总体趋势是“汉化”力度越来越大，深度越来越深，范围越来越广，而“夷化”的力度在减弱，范围在收缩，处于不断衰减和退缩的过程中。楚雄地区在明代隆万时期改土归流即告完成，实际上改土归流的过程，也是夷民本土文化不断“汉化”的过程。而在清代，不仅汉文化话语越来越大，而且清政府也在强力推动少数民族的“汉化”。同时处于“低位文化”的少数民族，往往对处于“高位文化”的汉文化具有一种仰慕、接纳、融摄的态度和心理。因此夷人汉化程度不断加深，还有赖于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主动接纳。
居住在平坝地区的少数民族，一般汉化程度较高。雍正《云南通志》说：“海罗罗，亦名坝罗罗，以共居平川种水田而得名也。土人以平原可垦为田者呼为海，或称为坝，故名。与汉人相杂而居，居处、饮食、衣服悉如汉人。惟与其同类仍作夷语。居家俭朴，情性和纯，且知读书。”当然，离城廓较远或远居山中的白倮?，黑倮?、傈僳、罗婺、摆彝、嫚且等部族，依然刀耕火种、徙居无常，保持着较为原始的生活方式。
二 文化之交融
明代之前的汉夷民族关系，其表现是汉族不断融人少数民族文化之中，而不是相反。彼时彝族处于比较初级的社会形态，地主经济还没有形成和发展，更没有自觉接受儒家文化的基础。因而不论何种原因进入的汉民，因其人口较少，只能“变服从其俗”。因此元及以前汉夷关系是汉民不断融人彝族文化，传入的儒家文化大多与彝族土著文化融合。
明清时期，各级学校的举办，儒学的广泛传播，逐渐改变了这种局面。各级儒学和书院，以儒家的经典为教育内容，以儒家的理想人格为培养目标，因而儒学教育的广泛传播使彝族先民与移民之间，儒家文化与土著传统，有了更多的接触、交流和融合。儒家思想文化和彝族思想观念，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两者都是依靠“礼”或“仪式”维系社会等级秩序，并藉此涵养宗族或民族认同感。虽然夷夏有别，但通过“德化”或“教化”，让少数民族接受儒家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就能把他们的礼仪、思想、行为规范等统一到正统的儒学文化体系中。
明代著名学者杨慎、李贽居滇期间，皆为楚雄地区的文化进步做出过贡献。明代嘉靖以前，儒学教育在云南普及率甚低，如武定府，彼时其所辖府州县皆未设庙学和书院。杨慎入滇后，认识到建学育才的重要性，因而极力呼吁兴教重学之事，且多被采纳并付诸实施，如楚雄府设南峰书院。杨慎《楚雄府定远县新建儒学记》一文说：“云南楚雄府属县曰定远，旧未有学。按擦司提学副使仰斋胡公尧时，建议上请于朝，始命建学，盛举也。……皇明文治之遥，声名之盛，使仲尼之道与王化远迩，多士生斯时斯地，亦厚幸矣。”
明代的社学、清代的义学不同于府州县儒学和书院，不以为国家输送科举人才为务，主要是承担初等教育的功能，不仅促使了明清教育的普及化，还直接导致了教育平民化的趋势。其教化对象不再局限于培养贵胄子弟和土司上层的后代，而是针对大众推行“广行教读”。这样在提高边疆地区人口素质的同时，也对当地的文化习俗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维护边疆的稳定、巩固国家统一的角度看，在边疆民族地区兴办官办初等教育，普及汉文化，是明清两朝维护边疆统一安定，加速边疆社会进步和文明化进程的重要举措，虽然主观上具有明显的政治教化的目的，但在客观上促进了汉夷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如前所述楚雄府在明代由于汉夷交融，即有“土俗同川陕，衣冠拟汉唐”，“远夷归化边尘净，觅得巡兵尽日闲”的诗句流传。
武定府“土人有黑爨罗或白爨罗、□木察、百夷、僰人，种类不一。其婚姻丧祭之礼甚陋。……后知府凤英葬母以用家礼，又延师教子，习读经书，自是民多慕之，鄙陋之俗少革，而近府乡塾习汉字者亦多”。“富者多聘汉儒為师，习六艺，补博士弟子，次则学为吏典。衣服冠带如汉仪，讳言其利，丧葬多如汉礼，累世相承，无复侏□之习，不辨其为乌蛮矣”。
姚安府为汉夷杂居区，社学设立之后，该地出现了“用夏变夷……以敷文教”，“文教之盛，猗欤休哉”的状况。在大姚县的苴却（今永仁县），由于“滇云远居天末，而苴却又极末之末”，其地“异端邪说”、“惑世诬民”，在该地建社学乃为“阐明先王之道”，“入其门者，以讲以射，兴仁兴让，咸知君臣父子之纲，共晓春秋礼乐之义。
禄丰县“元明以前尽属蛮夷，宜乎文章不闻，礼乐不兴也。嗣后，风气渐开，凡冠婚丧祭诸要事，与中州不甚相远”。“汉人多属客寓，服勤力穑，横经教读，未有不从王化者。至本朝，文德覃敷，礼教论洽，彝民亦知修冠带，习礼义，列黉宫而登仕籍者，接武有人”。
定远县“有撒摩都者，即白罗罗之类。近年以来，稍变其俗，而衣服饮食，亦同汉、僰。更慕诗书，多遣子入学，今亦有中科第者”。其“居室器用与汉人同，其性颇淳。自元迤今，皆知读书，有贡举生员辈出”。 元谋县“昔多彝俗，数年来习文教者，每村有馆，而诗书之泽，日新月盛。业耕凿者，尚勤贵俭。而诸彝俱通汉语，衣冠俱如时制，和乐之风，息争少讼，是皆朝廷治化，无远弗届者也”。“向之所谓瘴烟蛮雨者，且为礼乐之乡。人文则郁郁乎盛矣，政事则肃肃乎理矣，习尚则朴朴乎茂矣，讼狱则寂寂乎无矣”。
广通县罗武状类倮?、摆彝、蒲蛮、摩察数种，“各有方言，近多习汉语。务本业，知耕读，安分畏法，颇有古风”。
白盐井“多以卤代耕，其余若读书若贸易，莫不沐浴圣化，习礼让而安升业”。
清代的云南，无论学宫、书院还是义学，授课语言均是汉语，课文均用汉字书写。少数民族儒学启蒙教育的第一步就是“先通汉音，渐识汉字”。这对汉语汉字的推广作用巨大。另一方面，由于汉民族及汉文化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强势和主导地位，少数民族也需要学习汉语和汉字，才能在经济贸易、科举考试、仕途等方面更好地融入汉族社会。
在汉夷文化交融过程中，由楚雄儒学教育培养出的当地学者居功至伟，其中名声最著者是明末姚安府的陶珽、陶珙兄弟和清初学术大师高奣映。他们的成就离不开姚安这片汉夷文化交融沃土的滋养。民国《姚安县史地概要》总结其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史，称“姚安自唐初置都督，江都选学大家李善来姚，想姚人必蒙其启迪，但书阙有间，已难征考。虽杨才照《德化碑》稍具选学规范。但杨亦非姚人。迨宋徽宗时，高泰运入朝求经。元末姚安总管高明骋荆益关陕之士，以为民师，购洙泗濂洛之书以为民学”。姚安自唐初文化已启，迨至元季，学术渐有可观。而“明永乐间开科取士，江南湖广移民渐多，风之所届，文化大启，学术始可及言焉”。
陶珽，字紫阗，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是明末诗人、古文家，官至武昌兵备道。曾居鸡足山，与邢侗齐名。陶珽一生交游广泛，与名僧大儒交往频繁，故其思想带有鲜明的援释入儒的倾向。诗文创作宗主公安派，超脱隐逸，并与袁宏道、董其昌、陈继儒时以诗文唱和。其著述丰富，但大多佚失，惟题署陶珽的《说郛续》流传最广。陶珙，字紫阎，陶珽之弟，天启初举人。官南工部，出守宝庆。心慕空宗，有《寄园集》传世。前人在谈到陶氏兄弟时，赞曰：“明代邑中学术，自以陶珽、陶珙兄弟为最。珽受业晋江李卓吾，并与公安袁中郎兄弟为友，文章则以白乐天、苏子瞻为宗，且好谈佛学，亦受袁氏薰染。同时并有彻庸，为方外交，故学术实结合儒释。”李卓吾，即李贽，明代思想家、文学家，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万历五年（1577）至八年（1580），李贽任姚安知府，建三台书院并在此讲学。而陶珽生于万历三年（1575），若说珽直接受业李贽虽不足为信，但其学业受李贽影响，则非常可信的。
此后“高奣映继起，博览广窥，著书七十九种，凡经史释老、天文舆地、文学诗词，均有著作诠解”。高奣映（1647—1707），字雪君，彝族，清初姚安府土同知，乃明代土同知高氏之后。姚安高氏是明清时期受汉文化影响至的云南土司，在传播汉文化、提携后学方面也颇有成就。高奣映生性警悟，博极群书，其平生著书八十一种， 涉及性理、经济、玄释、医术以及诗词歌赋，实为邑中先正著述之冠。故清季北平名流有谓：“清初诸儒，应以顾、黄、王、颜、高五氏并列，非过论也”，而高氏“及门之士，成进士者二十二人，登乡荐者四十七人”。
“人才蔚起，出为国桢”，“曲靖、楚雄、姚安、澄江之间，山川夷旷，民富足而生礼仪，人文日益兴起”。明清时期儒学教育在楚雄的推广和传播，在人才培养、文化交融方面已然写下较为辉煌的篇章。与此相适应的是汉文典籍的大量涌现，这是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文化变迁，文化格局发生转变直观而深刻的证明。据钱秉毅研究，明代云南汉文典籍数量众多，其中楚雄府24部，姚安府12部，武定府1部，合计占云南全省的7.4%。天启时期，武定府儒学生员龙允生，曾参与天启《滇志》的编纂。康熙时期楚雄地区各府州县均编纂了地方志书，保留了大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资料。赖于上述汉文典籍、地方志书的编纂与流传，今人才能睽知书写历史的点滴，并将优秀的文化研究、传承下去。
作者侯官响，楚雄师范学院副教授，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理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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