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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阅历即境界。
系统地看完郝大微先生的中国画人物、花鸟新作，这是我想起的第一句话。
我跟郝先生有师生之谊。20年前，在河南大学工艺美术系，他是先生，我是学生，他教过我们班的素描、中国画。当时，工艺美术系新创，学术气息贫瘠，郝先生是能够留给学生深刻印象的先生之一——至少，在我心目中一直是这样的。比起只注重传授技艺给学生，或者喜欢夸夸其谈、故弄玄虚，以及“无为而治”的先生，郝先生擅长从艺术个性的角度启发学生的艺术感受。他讲求教学相长，不仅有为人师的学识，亦注重师者的风范和襟怀，有一个细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这些学生的绘画水平当然是不高的，但是我们都练就了眼高手低的“本事”，所以前来上课的先生一般是不给我们做示范的，强烈要求也不，说不清是不敢还是不屑。但郝先生是为数不多的例外。他做示范，难免也有献丑的时候。现在想起来，愈发感觉到他对学生、对艺术的坦然和真诚。
因为喜欢，所以就跟这个先生在课下有了经常的来往，说我们“亦师亦友”，即使在那时我也不觉得是高攀。我经常到他家去，蹭他的饭，借他的书……记得当时我最喜欢看他学生时代的习作，有素描、线描，写生画稿，也有创作，我对此的喜欢超过了印刷品的画册。当然，并不是说他的这些就全部比印刷品高明，因为我认为，他的这些东西对后学者有着独特的启迪。
郝先生出生在书画世家，他本人有着比较复杂的人生阅历：下过乡，做过工，当过兵，河南大学中国画专业毕业后在河南省广告公司做过设计师，然后又到河南大学任教。
郝先生是一个能够深刻认识自我的人。他渴望诚实的、纯净的、理性的、有品位的生活，待人随和但心灵深处的信念和底线不轻易为别人所改变。当时，浮躁、作秀等风气已经开始浸淫中国艺术界，表现之一就是，很多人都忽视基础训练，而忙于所谓的“创新”“表现自我”。郝先生却背道而驰，记得那时候他几乎不搞创作，但是坚持每天画素描。那时的我，说实话对此是有些不屑的，又自以为是，所以就在心里给他贴上了“可能是个优秀的美术教授，不可能是个好画家”的标签。后来也当面告诉过他这种看法，他笑而不答。
转眼，我的大学生活结束了。也就是在这一年，郝先生调往中国嵩山书画院工作。我们依旧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但是人生的景遇已经改变，我终日被生存这只猛兽追赶得疲于奔命，无暇也无颜再去见郝先生。后来，我才知道，郝先生也很少画画了，他的生活在这个转型时代也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喧嚣：一会儿晋升二级画家了，一会儿出任画院副院长了，一会儿买车置房了，一会儿换老婆了……后来他还开了一家广告公司。这样算下来，工、农、商、学、兵、仕，以及多种人生况味，他都尝试了。
复杂的阅历，可以成就一个人，亦能够毁掉一个人。对绘画更是如此。
在这座城市里，我们偶然见面，抽烟、喝酒，指点江山、粪土万户侯，但是都心照不宣地小心翼翼地回避着绘画的话题。绘画，对我是一种伤心的记忆，对他可能也是如此。直到他南行，到广州某大学任教。
2
南中国可能真的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唤醒人的才华和理想。这次，郝先生从南国寄来他的新作，我看完后百感交集。
工笔重彩人物画是郝先生始终的最爱。他有着依靠素描功底建立起来的很强的写实能力，对中国传统工笔人物画、日本的浮世绘，以及西方优秀的写实风格有着精到的、个性化的研究，再加上他对生活的敏锐的感受能力，所以他的作品是别开生面的，与传统、与别人有着明显不同的风貌和意趣。他的作品，不再像以往那样朴素，而是在沉着、含蓄的表象下追求华美、斑斓、张扬的视觉冲击力。在注重力量的同时，更注重力量的控制。
与油画等画种相比，传统的中国画受材料、造型观念等的影响，在“再现生活”、刻画细节方面有着先天的局限性。郝先生一直在这方面寻求突破，他在全国性美术展览上荣获大奖的《总书记与冠军》《忘年交》等作品就体现了这种探索的轨迹和成绩。
《总书记与冠军》画的是江泽民和邓亚萍，《忘年交》画的是萨马兰奇和邓亚萍，三个人都是大家非常熟知的大人物，选择这样的题材的技术风险是很大的：别的不说，能不能“画像”就是第一个挑战，稍有闪失就过不了普通观众这一关；其次，这类题材，很多人、很多画种都曾经有过表现，还不乏佳作，欲求超越谈何容易？还有，这样的题材还容易“出力不讨好”：好了，别人会说是沾了题材的光；不好，各种批评全给了画家个人。但是知难而进的郝先生硬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概括地说，他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显露出了自己的特点和能力：
郝先生的作品注重写实，但又不是对客体的照搬和摹拟，而是注入了画家的视觉取舍和心理感受，用个性化的概括和整合把自然形象化为艺术形象。在对艺术形象的刻画中，他巧妙地借用了年画、版画等旁类艺术的表现手段，并且着意在精致的画面中强调写意笔法的运用，这在中国工笔画中是非常少见的，因此格外别致，给了我们崭新的视觉感受。郝先生主张中国画应该与别的画种拉开距离，但是他不反对借人所长为我所用，只是这种“借”不能是简单的“拿来”，而是经过消化、溶解后的“中国画神韵化的借用”。西方现代绘画观念对郝先生也有影响和渗透。表现在他的作品中，西方现代绘画理论中的造型、构图理论都有体现，但是已经被他很好地融入了自我。
把小画画大、在平面中营造深度，是郝先生的另一个能力。教科书上的工笔画，渲染技法既单调又讲究过多，限制画家表现力的同时也影响画面的感染力量，而郝先生博采众长，长期探索，在构线、渲染、虚实处理方面积累了许多“独家技巧”，经营出与众不同的时空感受，重细节刻画却不刻板，求精致画面却无匠气，用“线”造型的同时，也不忽略在“面”和“点”的辅助下实现西画造型手段和中国造型理念的融合；保持中国画的笔墨传统和美学思想，也不排斥对西方现代绘画的表现力和感染力的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中国工笔人物画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既是个性化的又是大众化的，既是从客体中的提炼又是和客体的和谐统一，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理想主义的。
郝先生的画具有很强的装饰性。按照惯常思维，装饰性和写实性是相对立的，至少是不兼容的。郝先生的突破，在于重新定位了对中国画最重要的造型元素——“线”的把握和运用。在传统人物画中，人们在注意到用“线”造型的同时，往往却忽略“线”构成画面形式美的重要作用。在郝先生的笔下，线是最具有抒情性和装饰性的元素，他特别注意表现“线”的形式美和“线”的独立的美，借此蕴涵并体现画家的精神、意趣等追求。他的作品的装饰性还体现在设色上，落款、题识等细节上也匠心独运，比如，《忘年交》这件作品的落款，他并没有使用中国传统的书法，而是采用了老宋体，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除了为大人物造像，记录重大题材，普通人的艺术形象在郝先生笔下占据着更大的篇幅，《早春二月》等作品就是郝先生在这方面的代表作。郝先生对生活满蕴温情，深深挚爱、孜孜追求人性中最善良最永恒的细节。和中外许多画家一样，对“女性美”的刻画、阐释成了他表达自己审美理想和审美主张的一个载体。跟他的许多作品一样，郝先生在表现女性美时，倾心于对所表现客体的观察和品味，注重捕捉神韵和意韵，在美学和文化的层面上定格特定环境下的某一个刻骨铭心的瞬间，他笔下的女性，总是“满蕴着温柔，略带着哀愁，爱和美交织在一起”，表现着也渴求着真、善、美的理想。
3
花鸟题材是郝先生工笔人物画的一个副产品：起初，他用来作配景，随着运用的日臻成熟，他把它独立出来，成为一家风貌。
郝先生的花鸟作品的深度、力度和厚度体现在他作品的思想性上。写意笔法，郝先生最爱画鹰和鹫，用拟人的笔法赋予其深刻的人格化倾向，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开掘生命所蕴藏的激情和崇高。他笔下的鹰和鹫，始终保持沉默的神态，但是沉默而不消沉，似乎在沉默中积蓄力量、在沉默中磨炼意志。单纯、安静的画面上，却始终张扬着引吭悲歌、搏击长天的激情。鹰和鹫之于画家，已经不仅是题材取向，更是审美取向、价值取向和品格取向。由此也可以看出，郝先生不是为艺术而艺术，不是为自己而艺术。
郝先生喜欢的花很多，多用工笔来表现，《十月红》《国色天香》等作品都是他的佳构。很可能由于他对美丽的花儿的珍爱，又对人生和生命有着太多的哲学思辨，郝先生在花鸟作品中是有感时伤怀情节的，他笔下的花儿的生机勃勃，但安静的画面总是洋溢忧郁的情调。画家经历了青春易逝、红颜易老，见惯了“花开自有花落时”的宿命，这种淡淡的不可名状的忧伤，也许是画家一个悄悄的情感宣泄渠道吧，但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画家对生命的另一种思考。
4
由于父亲的缘故，郝先生得以多次拜会吴作人、吴冠中、李可染等前辈。这些拜会，不是现在司空见惯了的那种以“贴金”为目的的拜会，前辈们的许多教诲至今仍然影响着郝先生的做人和作画。李可染先生“先以最大的勇气打进去，再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的关于传统的论述，郝先生一直身体力行；吴冠中先生改革传统、超越自我的勇气，也始终是支撑郝先生跋涉的动力之一。
作家肖克凡说：“一个作家与普通人的最大区别是他的精神的溶解力。一个作家究竟能走多远，就看他具备多少精神溶剂。”如果我们承认写作和绘画在精神上是相通的，以郝先生积淀和正在生成的“精神溶剂”，我们相信，他更大的艺术成就还在未来。
阅历即境界。
系统地看完郝大微先生的中国画人物、花鸟新作，这是我想起的第一句话。
我跟郝先生有师生之谊。20年前，在河南大学工艺美术系，他是先生，我是学生，他教过我们班的素描、中国画。当时，工艺美术系新创，学术气息贫瘠，郝先生是能够留给学生深刻印象的先生之一——至少，在我心目中一直是这样的。比起只注重传授技艺给学生，或者喜欢夸夸其谈、故弄玄虚，以及“无为而治”的先生，郝先生擅长从艺术个性的角度启发学生的艺术感受。他讲求教学相长，不仅有为人师的学识，亦注重师者的风范和襟怀，有一个细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这些学生的绘画水平当然是不高的，但是我们都练就了眼高手低的“本事”，所以前来上课的先生一般是不给我们做示范的，强烈要求也不，说不清是不敢还是不屑。但郝先生是为数不多的例外。他做示范，难免也有献丑的时候。现在想起来，愈发感觉到他对学生、对艺术的坦然和真诚。
因为喜欢，所以就跟这个先生在课下有了经常的来往，说我们“亦师亦友”，即使在那时我也不觉得是高攀。我经常到他家去，蹭他的饭，借他的书……记得当时我最喜欢看他学生时代的习作，有素描、线描，写生画稿，也有创作，我对此的喜欢超过了印刷品的画册。当然，并不是说他的这些就全部比印刷品高明，因为我认为，他的这些东西对后学者有着独特的启迪。
郝先生出生在书画世家，他本人有着比较复杂的人生阅历：下过乡，做过工，当过兵，河南大学中国画专业毕业后在河南省广告公司做过设计师，然后又到河南大学任教。
郝先生是一个能够深刻认识自我的人。他渴望诚实的、纯净的、理性的、有品位的生活，待人随和但心灵深处的信念和底线不轻易为别人所改变。当时，浮躁、作秀等风气已经开始浸淫中国艺术界，表现之一就是，很多人都忽视基础训练，而忙于所谓的“创新”“表现自我”。郝先生却背道而驰，记得那时候他几乎不搞创作，但是坚持每天画素描。那时的我，说实话对此是有些不屑的，又自以为是，所以就在心里给他贴上了“可能是个优秀的美术教授，不可能是个好画家”的标签。后来也当面告诉过他这种看法，他笑而不答。
转眼，我的大学生活结束了。也就是在这一年，郝先生调往中国嵩山书画院工作。我们依旧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但是人生的景遇已经改变，我终日被生存这只猛兽追赶得疲于奔命，无暇也无颜再去见郝先生。后来，我才知道，郝先生也很少画画了，他的生活在这个转型时代也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喧嚣：一会儿晋升二级画家了，一会儿出任画院副院长了，一会儿买车置房了，一会儿换老婆了……后来他还开了一家广告公司。这样算下来，工、农、商、学、兵、仕，以及多种人生况味，他都尝试了。
复杂的阅历，可以成就一个人，亦能够毁掉一个人。对绘画更是如此。
在这座城市里，我们偶然见面，抽烟、喝酒，指点江山、粪土万户侯，但是都心照不宣地小心翼翼地回避着绘画的话题。绘画，对我是一种伤心的记忆，对他可能也是如此。直到他南行，到广州某大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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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中国可能真的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唤醒人的才华和理想。这次，郝先生从南国寄来他的新作，我看完后百感交集。
工笔重彩人物画是郝先生始终的最爱。他有着依靠素描功底建立起来的很强的写实能力，对中国传统工笔人物画、日本的浮世绘，以及西方优秀的写实风格有着精到的、个性化的研究，再加上他对生活的敏锐的感受能力，所以他的作品是别开生面的，与传统、与别人有着明显不同的风貌和意趣。他的作品，不再像以往那样朴素，而是在沉着、含蓄的表象下追求华美、斑斓、张扬的视觉冲击力。在注重力量的同时，更注重力量的控制。
与油画等画种相比，传统的中国画受材料、造型观念等的影响，在“再现生活”、刻画细节方面有着先天的局限性。郝先生一直在这方面寻求突破，他在全国性美术展览上荣获大奖的《总书记与冠军》《忘年交》等作品就体现了这种探索的轨迹和成绩。
《总书记与冠军》画的是江泽民和邓亚萍，《忘年交》画的是萨马兰奇和邓亚萍，三个人都是大家非常熟知的大人物，选择这样的题材的技术风险是很大的：别的不说，能不能“画像”就是第一个挑战，稍有闪失就过不了普通观众这一关；其次，这类题材，很多人、很多画种都曾经有过表现，还不乏佳作，欲求超越谈何容易？还有，这样的题材还容易“出力不讨好”：好了，别人会说是沾了题材的光；不好，各种批评全给了画家个人。但是知难而进的郝先生硬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概括地说，他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显露出了自己的特点和能力：
郝先生的作品注重写实，但又不是对客体的照搬和摹拟，而是注入了画家的视觉取舍和心理感受，用个性化的概括和整合把自然形象化为艺术形象。在对艺术形象的刻画中，他巧妙地借用了年画、版画等旁类艺术的表现手段，并且着意在精致的画面中强调写意笔法的运用，这在中国工笔画中是非常少见的，因此格外别致，给了我们崭新的视觉感受。郝先生主张中国画应该与别的画种拉开距离，但是他不反对借人所长为我所用，只是这种“借”不能是简单的“拿来”，而是经过消化、溶解后的“中国画神韵化的借用”。西方现代绘画观念对郝先生也有影响和渗透。表现在他的作品中，西方现代绘画理论中的造型、构图理论都有体现，但是已经被他很好地融入了自我。
把小画画大、在平面中营造深度，是郝先生的另一个能力。教科书上的工笔画，渲染技法既单调又讲究过多，限制画家表现力的同时也影响画面的感染力量，而郝先生博采众长，长期探索，在构线、渲染、虚实处理方面积累了许多“独家技巧”，经营出与众不同的时空感受，重细节刻画却不刻板，求精致画面却无匠气，用“线”造型的同时，也不忽略在“面”和“点”的辅助下实现西画造型手段和中国造型理念的融合；保持中国画的笔墨传统和美学思想，也不排斥对西方现代绘画的表现力和感染力的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中国工笔人物画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既是个性化的又是大众化的，既是从客体中的提炼又是和客体的和谐统一，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理想主义的。
郝先生的画具有很强的装饰性。按照惯常思维，装饰性和写实性是相对立的，至少是不兼容的。郝先生的突破，在于重新定位了对中国画最重要的造型元素——“线”的把握和运用。在传统人物画中，人们在注意到用“线”造型的同时，往往却忽略“线”构成画面形式美的重要作用。在郝先生的笔下，线是最具有抒情性和装饰性的元素，他特别注意表现“线”的形式美和“线”的独立的美，借此蕴涵并体现画家的精神、意趣等追求。他的作品的装饰性还体现在设色上，落款、题识等细节上也匠心独运，比如，《忘年交》这件作品的落款，他并没有使用中国传统的书法，而是采用了老宋体，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除了为大人物造像，记录重大题材，普通人的艺术形象在郝先生笔下占据着更大的篇幅，《早春二月》等作品就是郝先生在这方面的代表作。郝先生对生活满蕴温情，深深挚爱、孜孜追求人性中最善良最永恒的细节。和中外许多画家一样，对“女性美”的刻画、阐释成了他表达自己审美理想和审美主张的一个载体。跟他的许多作品一样，郝先生在表现女性美时，倾心于对所表现客体的观察和品味，注重捕捉神韵和意韵，在美学和文化的层面上定格特定环境下的某一个刻骨铭心的瞬间，他笔下的女性，总是“满蕴着温柔，略带着哀愁，爱和美交织在一起”，表现着也渴求着真、善、美的理想。
3
花鸟题材是郝先生工笔人物画的一个副产品：起初，他用来作配景，随着运用的日臻成熟，他把它独立出来，成为一家风貌。
郝先生的花鸟作品的深度、力度和厚度体现在他作品的思想性上。写意笔法，郝先生最爱画鹰和鹫，用拟人的笔法赋予其深刻的人格化倾向，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开掘生命所蕴藏的激情和崇高。他笔下的鹰和鹫，始终保持沉默的神态，但是沉默而不消沉，似乎在沉默中积蓄力量、在沉默中磨炼意志。单纯、安静的画面上，却始终张扬着引吭悲歌、搏击长天的激情。鹰和鹫之于画家，已经不仅是题材取向，更是审美取向、价值取向和品格取向。由此也可以看出，郝先生不是为艺术而艺术，不是为自己而艺术。
郝先生喜欢的花很多，多用工笔来表现，《十月红》《国色天香》等作品都是他的佳构。很可能由于他对美丽的花儿的珍爱，又对人生和生命有着太多的哲学思辨，郝先生在花鸟作品中是有感时伤怀情节的，他笔下的花儿的生机勃勃，但安静的画面总是洋溢忧郁的情调。画家经历了青春易逝、红颜易老，见惯了“花开自有花落时”的宿命，这种淡淡的不可名状的忧伤，也许是画家一个悄悄的情感宣泄渠道吧，但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画家对生命的另一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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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父亲的缘故，郝先生得以多次拜会吴作人、吴冠中、李可染等前辈。这些拜会，不是现在司空见惯了的那种以“贴金”为目的的拜会，前辈们的许多教诲至今仍然影响着郝先生的做人和作画。李可染先生“先以最大的勇气打进去，再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的关于传统的论述，郝先生一直身体力行；吴冠中先生改革传统、超越自我的勇气，也始终是支撑郝先生跋涉的动力之一。
作家肖克凡说：“一个作家与普通人的最大区别是他的精神的溶解力。一个作家究竟能走多远，就看他具备多少精神溶剂。”如果我们承认写作和绘画在精神上是相通的，以郝先生积淀和正在生成的“精神溶剂”，我们相信，他更大的艺术成就还在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