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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世界上正在流行的疫情,最初被称为“猪流感”,后来名称有了一些变化,出现了几种名称:国外称为“A(H1N1)”,中国称为“甲型H1N1”,还有的国家和地区称呼为“墨西哥流感”“北美流感”等等。作为一种对疫情命名的科学术语,“猪流感”并不科学,“猪流感”的名字不应该再叫下去了。怎样命名最为科学,怎样称呼最为准确,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目前这次疫情,国际上标写为“A(H1N1)”, 国外呼读可以按字母名称读,中国不能照搬,必须对“A”这一类型进行呼读,因而呼读为“A型”。“A型H1N1”,是中国对这次疫情流感病毒“A(H1N1)”的呼读。
“H1N1”的读法只能沿用国际读音[eit1en1],与国际保持一致,不宜用本国拼音字母去称呼,否则会给准确表达和准确理解增加困难。
国外指称这次疫情的病毒类型为“A(H1N1)”,如果直接呼读,中国读为“A型H1N1”,加进了一个“型”字。这是因为中国文字属于非拼音文字,如果呼读[ei(eit1en1)],为一连串的英文字母,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也缺少全民性基础,即对于不懂英文的人来说,不会读或者读不准确。中国在一连串的英文字母中间夹上一个汉字“型”,呼读为“A型[eit1en1]”,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视觉和听觉,使看、读和听都有了汉语的某些特点。
“H1N1”的呼读不宜改动,那为什么中国把“A型(H1N1)”当中的“A型”变读为“甲型”呢?
在中国,如果用一个字符表示次序的排列,可以是“一、二、三、四”,也可以是“甲、乙、丙、丁”,在某些特定场合可以使用英文字母“A、B、C、D”或者罗马数字“Ⅰ、Ⅱ、Ⅲ、Ⅳ”,等等。汉语传统的排序表达往往用“一、二、三、四”或者“甲、乙、丙、丁”为多,一般不用外文字母或者外文数字。
以拉丁字母为文字的国家,表示次序往往首先使用“A、B、C、D”。比如对当前世界流行的这次流感疫情病毒类型的划分,西方国家就是用A、B、C分出等级,用以表示其间的等级差别。
汉语表达这次疫情的病毒,当然可以沿用国外A型、B型、C型的表述和排列方式,但是,使用汉民族传统的表示方法更具有民族性。即把A型、B型、C型称为甲型、乙型、丙型,把英文表达的“A(H1N1)”表达为“甲型H1N1”。中国所说的“甲型”,与英文所说的“A 型”,完全是同一内涵,实质内容完全一样,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副主任杨维中告诉记者:中国这一名称与国际的称说其实是一回事,只是按中文表述的惯例称为“甲型”。
或许有人质疑为什么用“甲、乙、丙”替代“A、B、C”,而不用“一、二、三”去替代,例如把这次疫情的病毒称为“一型H1N1”。这是因为“一、二、三、四”和“甲、乙、丙、丁”这两种排序方式有所区别:当单纯表示分别叙述、几个方面平等并列的时候,往往使用“一、二、三、四”;当既表示分别叙述、又表示有等级次序逐步下降的时候,往往使用“甲、乙、丙、丁”。“甲、乙、丙、丁”的次序,就如同“A、B、C、D”次序,有“降幂”排列的内涵。因而,用“甲型”替代“A型”,完全可以表示出“A型”所表达的“排在第一位、非常重要、最为严重”的意思。再者,如果使用“一型H1N1”表述,其中有多处“yi”音,音感不好,表达远不如“甲型”明确、直接,甚至方言区还可能把“一型H1N1”读的如同“乙型H1N1”,就更加影响了表达和理解,因为“乙型H1N1”等同于“B型H1N1”。
截至目前来说,中国把这次疫情称呼为“甲型H1N1流感”,就是比较科学的命名。当然,如果研究有新的重大发现,还可以重新命名。
汉语借用外来词,通常有以下几种方式:
1)照搬外民族词语的声音和意义,这一方式借来的词可以称为音译词。例如汉语从英语中吸收来的“沙发”,就是照搬英语的“sofa”声音,照搬的英语sofa所表示的“内有弹簧衬垫的靠背椅”的词义。“扑克”就是照搬英语的“poker”的声音,照搬poker所表示的“54张游戏纸牌”的词义。汉语把俄语的“Катюша”翻译为“喀秋莎”,用以表达“火箭炮”的意义,也是这种类型。
2)不借用外民族词语的词形和声音,而是用本民族语言的构词材料和规则构成新词,把外语里某词的意义借过来,用这一方式借来的词可以称为意译词。例如对英语单词“microphone”,汉语不用“麦克风”而是用“扩音器”表示该词的意义,对“telephone”,用“电话”表达这一单词的意义。
3)用本民族语言材料逐一翻译原词语素的意义,同时仿照外语词语的构词形式进行借词,这样借来的词可以称为仿译词。例如英语单词“blackboard ”本身就是“black”+“board”,即“黑”+“板”,汉语就翻译为“黑板”。把“football”翻译为“足球”,也属这种类型。
4)音译外语单词后,再加上汉语表义的语素加以注释,用这种方式借来的词可以称为音译加注释词。例如英语单词“beer”,是“啤酒”的意思,尽管单词中包含了“酒”的内涵,但是汉语在翻译时又加上了一个“酒”字,以明确意义。因为只音译为“啤”,不能清晰表义,也不符合汉语的双音词习惯。汉语翻译英语单词“car”为“卡车”也是这种类型。汉语翻译俄语“карабин”为“卡宾枪”、“трактор”为“拖拉机”也是如此。
5)借用外语词语的时候,对外语词语的一部分采用音译的办法,一部分采用意译的办法,这样借来的词可以称为音译加意译词。例如汉语词语“剑桥大学”中的“剑桥”,是英语“Cambridge”这一词语的借用:汉语把“Cam”翻译为近似的音“剑”,而把“bridge”英文意义的“桥”翻译过来,“剑”和“桥”组成“剑桥”。再比如汉语翻译“New Zealand”为“新西兰”,也是这样处理的。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汉语借入一些外来词,如果运用汉语的简短词语翻译难以将词义表述明白,那么运用音译方法更为适宜。比如英文“沙发”“扑克”“雷达”,俄语“拖拉机”当中的“拖拉”,蒙语“哈巴狗”中的“哈巴”,如果用汉语词语表意,很难清楚确切,因而都是利用音译方式产生,即把外语单词的读音照搬过来,用外语的声音表达外语的意义,形成一个固定的“借音又借意”的方式。当然,当汉语不能准确表示外语声音的时候,不得不采用近似的声音予以表达。
对一些专业性比较强、汉语又不容易用简短词语表达清楚,更不容易表达准确的外来词,如果用一串汉字字符去表达,就会啰唆、臃肿,不容易让人们记忆。而且,有的专有名词例如科学术语,很难能采用意译、仿译等方法引入。
作为一个科学术语,在命名上最好是具有科学性,又简洁、准确、容易理解和记忆,并具有比较大的方便普及的特性,即具有全民性。有时,二者难以兼顾,应该以具有科学性为第一位。目前国际上用“A(H1N1)”作为这场疫情病毒的命名,科学地揭示了疫情的内涵,准确地表达出了疫情的特性,明确地表达了病毒的具体类型情况。
中国对“A(H1N1)”这一命名略作变动,把“A”型改为“甲型”,体现了民族特色,符合汉语实际,因为如果用一连串的英文字母“A、H、N”去呼读,对于中国使用非拼音文字语言的大众来说,不够通俗易懂,看上去和读出来都不自然。命名当中,“H、N”的病毒结构表达不可更改,不得不使用这两个字母,但是“A(H1N1)”中的“A”,中国用民族的、表示次序排在第一位的“甲”去表示,就减少了英文字母出现,相对地减少了普及的障碍,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容易流传的因素,既显示出了我们民族借用词语和构成词语的特点,又毫不损伤词义的表达,具有中文、英文合璧的意味,是值得肯定的一种变通。
在目前情况下,不把这场疫情称为“A型H1N1流感”或者“甲型H1N1流感”,而改称其他名字,是不适宜的。比如改称“北美病毒”“墨西哥流感”“欧亚病毒流感”等等,都不能揭示这场疫情的内涵,都不能准确表达病毒信息,不能给人们以直接明了的视觉信息和准确的概念本质属性的表达。假如改称“人工合成病毒”(man-made compound virus)之类的表达,虽然指出了这次疫情和病毒的某种性质,但作为科学术语也不尽恰当,因为这种命名没能揭示病毒的具体合成结构,不能传递清楚确切的病毒情况,不能让人得到具体准确的相关信息。
总结以上分析,在世界范围上以“A型H1N1流感”指称这次疫情,其他词语不可替代,可以定性。在中国,以“甲型H1N1”指称这次疫情和病毒情况,准确、清楚、具有民族特点,具有中文、英文合璧的意味,完全可以作为科学术语存在。
刘如正:河北省衡水师专中文系,053000
目前这次疫情,国际上标写为“A(H1N1)”, 国外呼读可以按字母名称读,中国不能照搬,必须对“A”这一类型进行呼读,因而呼读为“A型”。“A型H1N1”,是中国对这次疫情流感病毒“A(H1N1)”的呼读。
“H1N1”的读法只能沿用国际读音[eit1en1],与国际保持一致,不宜用本国拼音字母去称呼,否则会给准确表达和准确理解增加困难。
国外指称这次疫情的病毒类型为“A(H1N1)”,如果直接呼读,中国读为“A型H1N1”,加进了一个“型”字。这是因为中国文字属于非拼音文字,如果呼读[ei(eit1en1)],为一连串的英文字母,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也缺少全民性基础,即对于不懂英文的人来说,不会读或者读不准确。中国在一连串的英文字母中间夹上一个汉字“型”,呼读为“A型[eit1en1]”,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视觉和听觉,使看、读和听都有了汉语的某些特点。
“H1N1”的呼读不宜改动,那为什么中国把“A型(H1N1)”当中的“A型”变读为“甲型”呢?
在中国,如果用一个字符表示次序的排列,可以是“一、二、三、四”,也可以是“甲、乙、丙、丁”,在某些特定场合可以使用英文字母“A、B、C、D”或者罗马数字“Ⅰ、Ⅱ、Ⅲ、Ⅳ”,等等。汉语传统的排序表达往往用“一、二、三、四”或者“甲、乙、丙、丁”为多,一般不用外文字母或者外文数字。
以拉丁字母为文字的国家,表示次序往往首先使用“A、B、C、D”。比如对当前世界流行的这次流感疫情病毒类型的划分,西方国家就是用A、B、C分出等级,用以表示其间的等级差别。
汉语表达这次疫情的病毒,当然可以沿用国外A型、B型、C型的表述和排列方式,但是,使用汉民族传统的表示方法更具有民族性。即把A型、B型、C型称为甲型、乙型、丙型,把英文表达的“A(H1N1)”表达为“甲型H1N1”。中国所说的“甲型”,与英文所说的“A 型”,完全是同一内涵,实质内容完全一样,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副主任杨维中告诉记者:中国这一名称与国际的称说其实是一回事,只是按中文表述的惯例称为“甲型”。
或许有人质疑为什么用“甲、乙、丙”替代“A、B、C”,而不用“一、二、三”去替代,例如把这次疫情的病毒称为“一型H1N1”。这是因为“一、二、三、四”和“甲、乙、丙、丁”这两种排序方式有所区别:当单纯表示分别叙述、几个方面平等并列的时候,往往使用“一、二、三、四”;当既表示分别叙述、又表示有等级次序逐步下降的时候,往往使用“甲、乙、丙、丁”。“甲、乙、丙、丁”的次序,就如同“A、B、C、D”次序,有“降幂”排列的内涵。因而,用“甲型”替代“A型”,完全可以表示出“A型”所表达的“排在第一位、非常重要、最为严重”的意思。再者,如果使用“一型H1N1”表述,其中有多处“yi”音,音感不好,表达远不如“甲型”明确、直接,甚至方言区还可能把“一型H1N1”读的如同“乙型H1N1”,就更加影响了表达和理解,因为“乙型H1N1”等同于“B型H1N1”。
截至目前来说,中国把这次疫情称呼为“甲型H1N1流感”,就是比较科学的命名。当然,如果研究有新的重大发现,还可以重新命名。
汉语借用外来词,通常有以下几种方式:
1)照搬外民族词语的声音和意义,这一方式借来的词可以称为音译词。例如汉语从英语中吸收来的“沙发”,就是照搬英语的“sofa”声音,照搬的英语sofa所表示的“内有弹簧衬垫的靠背椅”的词义。“扑克”就是照搬英语的“poker”的声音,照搬poker所表示的“54张游戏纸牌”的词义。汉语把俄语的“Катюша”翻译为“喀秋莎”,用以表达“火箭炮”的意义,也是这种类型。
2)不借用外民族词语的词形和声音,而是用本民族语言的构词材料和规则构成新词,把外语里某词的意义借过来,用这一方式借来的词可以称为意译词。例如对英语单词“microphone”,汉语不用“麦克风”而是用“扩音器”表示该词的意义,对“telephone”,用“电话”表达这一单词的意义。
3)用本民族语言材料逐一翻译原词语素的意义,同时仿照外语词语的构词形式进行借词,这样借来的词可以称为仿译词。例如英语单词“blackboard ”本身就是“black”+“board”,即“黑”+“板”,汉语就翻译为“黑板”。把“football”翻译为“足球”,也属这种类型。
4)音译外语单词后,再加上汉语表义的语素加以注释,用这种方式借来的词可以称为音译加注释词。例如英语单词“beer”,是“啤酒”的意思,尽管单词中包含了“酒”的内涵,但是汉语在翻译时又加上了一个“酒”字,以明确意义。因为只音译为“啤”,不能清晰表义,也不符合汉语的双音词习惯。汉语翻译英语单词“car”为“卡车”也是这种类型。汉语翻译俄语“карабин”为“卡宾枪”、“трактор”为“拖拉机”也是如此。
5)借用外语词语的时候,对外语词语的一部分采用音译的办法,一部分采用意译的办法,这样借来的词可以称为音译加意译词。例如汉语词语“剑桥大学”中的“剑桥”,是英语“Cambridge”这一词语的借用:汉语把“Cam”翻译为近似的音“剑”,而把“bridge”英文意义的“桥”翻译过来,“剑”和“桥”组成“剑桥”。再比如汉语翻译“New Zealand”为“新西兰”,也是这样处理的。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汉语借入一些外来词,如果运用汉语的简短词语翻译难以将词义表述明白,那么运用音译方法更为适宜。比如英文“沙发”“扑克”“雷达”,俄语“拖拉机”当中的“拖拉”,蒙语“哈巴狗”中的“哈巴”,如果用汉语词语表意,很难清楚确切,因而都是利用音译方式产生,即把外语单词的读音照搬过来,用外语的声音表达外语的意义,形成一个固定的“借音又借意”的方式。当然,当汉语不能准确表示外语声音的时候,不得不采用近似的声音予以表达。
对一些专业性比较强、汉语又不容易用简短词语表达清楚,更不容易表达准确的外来词,如果用一串汉字字符去表达,就会啰唆、臃肿,不容易让人们记忆。而且,有的专有名词例如科学术语,很难能采用意译、仿译等方法引入。
作为一个科学术语,在命名上最好是具有科学性,又简洁、准确、容易理解和记忆,并具有比较大的方便普及的特性,即具有全民性。有时,二者难以兼顾,应该以具有科学性为第一位。目前国际上用“A(H1N1)”作为这场疫情病毒的命名,科学地揭示了疫情的内涵,准确地表达出了疫情的特性,明确地表达了病毒的具体类型情况。
中国对“A(H1N1)”这一命名略作变动,把“A”型改为“甲型”,体现了民族特色,符合汉语实际,因为如果用一连串的英文字母“A、H、N”去呼读,对于中国使用非拼音文字语言的大众来说,不够通俗易懂,看上去和读出来都不自然。命名当中,“H、N”的病毒结构表达不可更改,不得不使用这两个字母,但是“A(H1N1)”中的“A”,中国用民族的、表示次序排在第一位的“甲”去表示,就减少了英文字母出现,相对地减少了普及的障碍,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容易流传的因素,既显示出了我们民族借用词语和构成词语的特点,又毫不损伤词义的表达,具有中文、英文合璧的意味,是值得肯定的一种变通。
在目前情况下,不把这场疫情称为“A型H1N1流感”或者“甲型H1N1流感”,而改称其他名字,是不适宜的。比如改称“北美病毒”“墨西哥流感”“欧亚病毒流感”等等,都不能揭示这场疫情的内涵,都不能准确表达病毒信息,不能给人们以直接明了的视觉信息和准确的概念本质属性的表达。假如改称“人工合成病毒”(man-made compound virus)之类的表达,虽然指出了这次疫情和病毒的某种性质,但作为科学术语也不尽恰当,因为这种命名没能揭示病毒的具体合成结构,不能传递清楚确切的病毒情况,不能让人得到具体准确的相关信息。
总结以上分析,在世界范围上以“A型H1N1流感”指称这次疫情,其他词语不可替代,可以定性。在中国,以“甲型H1N1”指称这次疫情和病毒情况,准确、清楚、具有民族特点,具有中文、英文合璧的意味,完全可以作为科学术语存在。
刘如正:河北省衡水师专中文系,053000